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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文艺理论研究的综合创新
2015-05-16 14:39:04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尤其是西方近现代美学和文论从观念到方法的全面介绍和引进,以及理论与批评对渐趋多样性发展中的文艺创作现实的主动应对和呼应,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慢慢打破旧有格局长期封冻而成的坚冰,演进到一个多元竞争、多样发展的活跃局面,各种理论批评系统和观念既相互碰撞与冲击又相互渗透与融通,致使开放性与多元性逐渐成为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主导倾向和主要品格。这种格局一方面导致文艺理论与批评分化性多向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基础上提出了走向一体化理论综合的要求。
早在80年代前期,从事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就在“宏观研究”名义下提出了综合研究的要求[1],文论界的一些学者也在相关文章中介绍了前苏联和欧美文论界关于文学综合研究的一些理论主张和具体作法[2]。比如,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就鉴于结构主义的“内在论”批评与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各自的局限和不足,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倡导“对话批评”,随后又明确提出了走向文学的综合研究的主张。他在1985年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谈中说:“60年代,法国文学理论中出现了新的思潮,结构主义理论在这方面有所发现,同时我介绍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著作,影响甚大。60年代结构主义获得重大的发展,但目前就不好说了。现在是综合使用各种方法的时代,新的方法已不占统治地位,各种旧的方法也并未被否定,原因是各种方法的好的方面,都已被普遍接受,学校课堂上都介绍它们,并被文学研究者所使用。所以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从方法论观点看,正走向综合。不存在单一的方法,大家使用各种方法进行研究,所以很难说哪种方法占主导地位。当然,所谓综合,并不是有这样一个专门的方法,而是在研究中采用各种不同方法。综合是一个总的倾向。” [3]可以说正是自身文论发展的要求,再加上外国文论趋势的借鉴及随后兴起的文艺研究方法论热潮的推动,致使综合研究逐渐作为一种文艺研究方法和路向被明确地提了出来。1984年,钱中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较早对此做了理论阐述,他说:“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发展迅猛异常,新的认识事物的方法、研究方法层出不穷。不少人把这些方法移植到了社会科学领域、文艺研究领域,如控制论、符号论、信息论等。文艺现象是极端复杂的,应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最近有些文章介绍了国外的一些文学研究方法,如综合研究、比较文学、文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职能、价值论等方法,而且有的人已开始把其中的某些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实践。如何才能全面、深入了解文学现象,综合研究看来是必由之路,这种宏观的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把文学与其他艺术部门如音乐、绘画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至与其他种类的意识形态部门一起加以综合研究。这种宏观的研究方法在美学领域中已初见端倪。”[4]稍晚一点,刘再复在一篇综述性文章中,把“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作为当时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四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向之一,认为当时侧重于宏观考察的综合研究已提上议事日程[1]。在学理和理论创造两个层面对综合研究问题做出较大推进的是狄其驄先生。狄其驄先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其论著中提出了“面向新的综合”或曰“走向综合一体化”的主张。在《面向新的综合——文艺理论发展的趋向和问题》一文中,他从改革开放促成的文艺理论的多元发展态势入手,分析了多元发展态势给中国当代文论所带来的新气象和一些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新的综合的必然性,认为“目前文艺理论多元发展的关键,已不在量的增多和翻新,而在质的提高和落实,也就是说,不在分化而在综合,分化的深入需要综合,综合是分化的深入。”[5](P48)在以他为主编写的《文艺学新论》“前言”中,他又明确指出:“历史给我们综合的机遇。文学理论发展到20世纪末,文学对象被理解为文学活动的动态过程,文学理论发展史被理解为人类对文学对象的探索历程。在这种理解转变的光照下,历史上分裂、对立甚至相互排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各自的价值: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对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作出了各自的独特研究。当我们对文学对象作全面的、系统的、动态的掌握和研究时,各种不同的理论价值,出现了相互参照、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又说:“我们把这种汲取、批判、改造各种理论价值的综合称之为一体化。具体说来,这种综合一体化,从内在性质看,就是马克思主义化,从外在形式看,就是体系化、科学化。”[6](P10—11、11)《文艺学新论》就是根据这样一种“走向综合一体化”的理论主张而编成的一部具有显著理论创新特色的文艺理论教材。
目前,上述走向新的一体化理论综合的思路和主张,已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认同和践行。比如较早倡导综合研究的钱中文先生把自己最重要的一部理论文选定名为《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另一位著名文艺学家王元骧先生则直接将自己的一部代表性文论选集名之曰《走向综合创造之路》。此外,文论界所提出的许多理论研究问题和学科建设构想,如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主张,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主张,比较文学研究中创建中国学派的主张,尤其是被许多人认同的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主张,以及目前学界对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极度重视等等,都体现了这种面向新的综合的意愿和努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综合研究?怎样才算是综合研究呢?在我国文论研究界,最初一般是把综合研究理解为一种宏观研究方法,这从论者的提法和界定即可看出。比如钱中文先生就把综合研究称为一种“宏观的研究方法”,刘再复提的也是“侧重宏观考察的综合研究”。从宏观研究的角度理解综合研究,主要又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综合研究就是对文学现象的整体性研究,是对通常那种作家作品论个体研究的一种超越。二是从不同艺术门类乃至不同意识形态部门超领域、跨学科联系的角度理解综合研究。应该说,两种看法均有其各自的道理,但前一种看法相对狭隘了一些。因为仅从宏观的整体性角度界定综合研究,容易给人以综合研究否定微观研究的印象,而正是为了校正这种印象,刘再复在其文章中谈到宏观综合研究时又赞同地引述了吴亮在提倡宏观或综合研究时的辩证看法。吴亮认为综合比较的宏观性使我们不再满足于把目光滞留在彼此隔绝的大堆零碎的文学现象里。然而,综合研究不是由宏观的比较所能够完全载负的。综合研究不能仅仅热衷于寻找单纯的统一性,而把最具有艺术魅力的差异、个性、独创性和种种不可再造的复杂性统统蒸发完毕,为了揭示文学本性的丰富性,注意并科学地继续揭示尚未被认识到的文学规律,综合研究还需回到具体,回到个体,回到差异[1]。因此,综合研究不仅是宏观式的,也是微观式的。可见,综合研究不等于单纯的宏观研究。
应该说,上述关于综合研究的第二种看法更为接近综合研究倡导者的初始原意。我们知道,分析与综合是人类感知和认识现实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因此无论古今,一切的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包含着综合的因素在内的。但是,从总体上看,近代以来由自然科学塑形的人类知性思维比较侧重于分析,只是随着科学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对世界全景的科学揭示,随着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对近代形而上学知性思维的超越、对以联系和发展为基本内核的辩证思维规律的揭示,侧重于辩证联系的综合思维才逐渐彰显于科学研究领域。在文艺研究领域也是如此。现代文艺学研究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都侧重于对人类文艺活动的某个环节、某个侧面及某些个别现象做分析性的研究,只是到20世纪中期以后,将文艺活动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对之进行多角度、多侧面、整体性、多学科研究的要求才逐渐生发出来。而较早明确提出对文艺活动对象进行综合研究并形成一种研究学派的是前苏联文艺学界。1962年10月,苏联文艺学家梅拉赫在其发表于《文学报》上的《科学的合作和创作的秘密》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在艺术研究中各门学科密切合作进行综合研究的主张,引起了学术界的反响。为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1968年,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化史学术委员会下面成立了艺术创作综合研究委员会,该学派的第一本论文集《科学协作和创作秘密》也于同年问世。此后,该学派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发表多种论文集和专集,使艺术综合研究成为与苏联历史诗学研究相媲美的学派体系之一。梅拉赫出版于1985年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接受》就是论述综合研究方法论和艺术创作、艺术接受一般规律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梅拉赫指出,尽快先前有不少的学科和理论学派都试图证明自己在揭示创作秘密上的优势,但都未能充分揭示艺术创作的规律性,而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美学、文艺学、艺术学为主导科学,以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学、语言学为边缘学科,并广泛吸取生理学、精神生理学和控制论等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通过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合作,才能真正揭示艺术创作以及艺术接受的规律。这也就是艺术创作的综合研究所追求的目标[7]。由此可见,我国文艺学界一些学者侧重于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角度界定综合研究,与苏联文艺综合研究学派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由前引托多洛夫的说法看,他大致上也是从跨学科方面理解综合研究并展开努力的。
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对文艺活动进行综合研究呢?对此,提出综合研究的托多洛夫和主张在修辞学式文学研究和文学外部关系研究之间作“调停”即“折中行事”的美国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都是从不同倾向的文论系统各自的“缺陷”着眼而提出相互补充的必要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多是在现代文艺研究的取向和方法分化与对立的背景上提出理论对话与综合问题的。可见,超越文论研究与批评在视角、观念与方法上多元分化和对立纷争的格局,而走向文论研究的整体性把握和新的综合已成为西方当代文论与批评的一个具有内在性要求的主体诉求。这从西方现代文论的发展对立与冲突多于对话和交流的历史状况来看,是有其历史缘由的,具有针对性和必然性。而苏联文艺综合研究学派对此则从艺术活动本身的特点出发给出了一个更具学理性的回答。梅拉赫认为,艺术创作综合研究的本质首先在于把艺术创作视为一个复杂的、具有多方面性的客体,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的所有环节是有着内在的关系并且互相制约的。因此,将创作活动看作一个完整的、有着多方面联系的动态过程,是确定艺术创作综合研究方法的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7](P310)。这种从客观对象出发,即从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出发而提出主体的方法论选择的理论主张和观点很有说服力,也很有启发性。
不过,苏联文艺创作综合研究学派的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首先,该派理论具有较强的艺术认识论和反映论色彩,侧重于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于对艺术对象的客观特性和规律的解释方面,而缺乏艺术观念上的创新这样一个更高的要求和理论视野;其次,与前一点相联系,梅拉赫虽然把揭示出世界的艺术图像作为艺术创作综合研究的最高任务,但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索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中人的复杂心理活动和心理机制的综合作用过程,而从心理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所以很难说他已完成了自己所设定的最高任务,与真正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还有距离。造成这两个局限和不足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该派把自己的基本任务聚焦于艺术创作问题,而艺术创作以及对艺术创作成果的感受过程首先需要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加以研究。其实,文艺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艺术创作之外的其他问题也需要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更重要的是,文艺学研究不仅仅解决具体对象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回答艺术应是什么的问题,即艺术的审美价值、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等问题,换言之,文艺学研究有一个相对于对象而言的阐释学的问题,更有一个相对于艺术审美理想而言的观念建构问题,观念建构同样需要理论和思维方法上的创造性综合。因此,今天我们探讨文艺综合研究问题,对苏联文艺创作综合研究学派的理论主张和观点既应充分汲取,也应有所超越。


狄其骢先生在前引《面向新的综合》一文中曾经指出,文艺学综合研究要着眼于新的理论和新的学派的现代性创造。他说:“综合创建的眼光”“是瞄准的创造性和现代性”。“文艺理论的综合创造,也是个文艺理论现代化的问题。文艺理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综合中创建现代化的文艺理论;文艺理论的综合创建也必须瞄准现代化,使其成为现代的综合和现代的创建。”[6](P50、50-51)把现代文艺理论观念的创建作为综合研究的着眼点和目标取向,这就使得综合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方法的层次,而进入到了现代观念系统的建构这样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当然,综合研究以观念的创新为目标取向,却也不等于理论观念上的综合或整合,综合研究本身也包含了其他不同层面的问题,体现于视野、观念、方法诸多方面。以开放性的学术视野,在广泛吸取中外文艺学、美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理论综合,达致文艺观念的更新和文艺研究的新境界,应该是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使命所在。
文艺学研究的综合创新首先需要一种开放性的学术视野和海纳百川的理论胸襟。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应该着眼于在富有时代新质的审美理想光照下的现代文艺观念的创构,这里的现代性或现代化,不纯是一种时间性的规定,即一种时间维度上的追“新”,也包含着对理论创造水准的深度和高度上的要求,而要成就其“新”及“深”和“高”,没有广阔的开放性的学术视野和海纳百川、广吸博取的理论胸襟是无以达到的。在一篇笔谈文章中,笔者曾经指出,高质量高层次的综合创新必须以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交流为前提和条件,没有对话和交流,就不会有真正的有成效的综合创新。中国当下文艺理论研究语境中的对话和交流不应该是局部的,限定在某一范围或某一论题上的,而应是全方位、多层次、在多种领域和关系中展开的。就总体而言,这种对话和交流应该在古今文论之间,中外文论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以及理论和批评与创作实践之间四个向度上展开[8]。这实际上谈的也就是一个视野和胸襟的问题,而这四个方面的对话,也就是综合创新的视野所应顾及到的,是追求学术创造深度和高度的胸襟所应包容的。在理论研究和探索的进程中,无论新论还是旧论,同样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理论思考中得来的还是从实践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只要有助于理论创新,我们都应该有所包容善于取用才是。没有开放性的学术视野,没有多方吸取、融会贯通的胸襟和本领,欲求理论研究的大创辟大境界,显然是不可能的。
视野和胸襟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最关键的当然是要有理论观念的综合,并经由这种综合而实现观念上的创新,为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新的理论学派的产生奠定基础。在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史上,通过对前人和他人不同的美学和艺术观点的理论综合而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并获得成功的事例不胜枚举。远一点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例,康德关于审美判断的四个契机即审美活动的四个基本特性的论断和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基本美学观点,都是他们在克服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综合近代感性派美学与理性派美学的各自美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康德、黑格尔的观点是对感性派美学与理性派美学理论上的继承和综合,也是理论上的超越和创造。就近一点来说,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以及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各自以作品与世界、作者、读者四要素间的不同结构关联来描述文学世界的图景,是对以往的模仿论、实用论、表现论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形式论诸文学观的超越,也是诸论文学观念的一个新的理论整合,这一整合使我们对文艺研究的对象以及文艺活动的性质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再如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把艺术定义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则既是对表现论美学家克罗齐艺术即抒情的直觉说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双重反拨,也是在符号学基础上对表现论和形式主义美学的综合与超越,其代表作《情感与形式》的书名本身便直接显示出理论综合的用心。在我国当代文论建设中,关于艺术本质的界说,80年代中期以后为许多研究者所阐发、接受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正是先前长期流行的意识形态论和80年代兴起的审美本性说的一个理论综合。
在我国学术界,不少人仅从方法论角度理解综合研究,这是不够的。正如前面所述,综合研究的目标取向是现代理论的创建,而理论创建的核心是观念系统的建立。方法是通往对象的阐释和主体观念创造的桥梁,只有从方法层面上升到观念层面,综合研究才能真正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至于说理论观念上的综合,也是有不同层次的。就大处着眼,观念上的综合可以在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学派的形成上显示出来。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很显然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某些观点与西方现代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艺术学、美学的种种观念和方法相综合的产物。德国古典美学对英国经验派美学与大陆理性派美学的综合也属于此种类型。就具体的体系性理论建构而言,一种理论可以在综合前人和他人成果(同时克服其局限)的基础上构建而成,如前引艾布拉姆斯对文学对象的认识和苏珊·朗格的基本艺术观点的形成即属于此类情形。一般来说,任何一位有成就的文艺学家,其理论创造都不会完全出自己心,总是在综合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成就自己的,而且往往是综合的面越广泛,其理论内容就越丰富,理论成就也越高。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从微观处着眼,文艺观念上的综合还体现于人们对某些具体的、个别性的文艺问题的认识和探讨中,就是说,不仅是体系性的理论建构需要综合,个别性的观念生成也常常需要综合。就个别人的文艺研究来说,其观念综合的层次肯定是有所区别的,也可能是有所选择的,而对于我们面向未来的当下文艺理论建设来说,这三个层面的观念综合都是需要的,我们既要有在个别的观念上进行理论综合的实实在在的努力,也要出体系化理论综合的成果,更要有在阔大的视野和大手笔的学术综合中创建与时代需要相适应的、堪与国际著名理论学派相媲美的新型理论形态与学派的追求和气魄。


无疑,文艺学的观念创新还有一个途径问题。也就是说,文艺学综合研究还应落实于综合方法的运用上。对此,苏联的文艺创作综合研究学派和我国的诸多学者都已有了很多的论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潮中,我国文艺学界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尝试和努力,为文艺研究新局面的开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今天,我们谈论文艺学综合研究的方法问题,一方面要身体力行,继续大胆地在超学科、跨学科的多种不同领域中借鉴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和创造中,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运用综合研究的方法,还应该自觉地思考和探索文艺学综合研究方法论问题。在这方面,苏联文艺创作综合研究学派把文艺综合研究方法论问题置于首要的研究位置是很有见地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文艺学综合研究方法论问题涉及到不同层次或层面上的问题,主要包括哲学的层次、科学的层次和实践的层次。首先是哲学的层次或层面,也就是文艺理论的综合创建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综合提炼出现时代向文艺理论提出的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9](P289)。作为具有哲学品质的人文学科,文艺学也应该并且能够通过具体的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深入到时代之中,表现出那些涉及到时代的精神呼声和动向的问题。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作为哲学美学或艺术哲学的不朽经典而为后人尊崇,这不仅因为他们对人类审美活动的性质和艺术发展的规律性等具体美学与艺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还在于他们借助于美学和艺术的研究,深入地触及到了近代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深刻社会矛盾,即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内含着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必然、理论与实践、审美与实用等等的分裂)问题,并试图弥合这种分裂,实际上也正是后一方面,赋予他们的美学研究以深刻的哲学品质,使之具有了一般的美学和艺术学研究难以企及的深度和高度。同样,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论为什么会有持久不衰的影响力,一句“诗意地栖居”为什么会令现代人如此神往,究其根源恐怕也正在于海德格尔借对艺术的思考揭示了在技术理性统治下现代人“遗忘存在”的生存处境,并企图用“诗意”唤醒现代人对生存异化的关注。我们现今的文艺学研究,也应该以这些大师为师,努力地去综合变化、改革中的社会现实向理论创造所提出的时代性问题,把时代性的问题作为理论综合的主攻方向,同时还应紧密地追踪当代哲学的前行步履,以现代哲学的理论成果滋养、丰富自己思辨的头脑,从而在时代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哲学品位的自觉追求中酝酿、培育文艺理论综合的高水平、大格局。当然,为了使我们的思考和哲学追求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结出切实的果实,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是科学的层次或层面,就是要在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背景上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审视和综合具体对象,自觉地了解和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使文艺学研究达到现代科学已经达到的水平。而在科学的层面上考虑方法问题,首先要着眼的是科学的眼光、科学的精神,用科学的眼光去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用科学的精神去指导自己的综合工作。在对具体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中,也不能盲目跟风,唯新是趋,因为任何理论和方法都有其适用的领域和范围,并非所有的科学方法都可以运用到具体的文艺学研究工作之中。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艺理论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这也是衡量方法科学性与否的标准,是方法取舍的依据。这里,有三点需要特别加以注意:一是要确立从对象出发的原则,综合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必须适应研究对象的特点;二是既要大胆地吸取和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有效致知方法,做别开生面的开拓和探究,又要充分注意文艺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自身的特点,方法的选择和运用要能够尽力凸现人文学科的特点,不能脱离开文艺学自身的人文属性和学科规定性;三是要围绕研究的具体目标和所要解决的任务来确定自己的方法选择,不能游离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与任务之外,作猎奇式的方法展示,为方法而方法。应该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方法热潮中,不少的研究者并没有自觉地注意到这些问题,从而暴露出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
哲学层次和科学层次之外,综合研究方法论的考虑还有一个实践层次或层面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学综合研究要密切联系实践,要从现实实践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发提出理论问题,应对时代的呼声,使自己的综合理论创建具有更高的实践内涵和意义,更具有现代气息和现代色彩。这一点,理论界目前的状况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应该说,自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基本上是同步共振、良性互动的。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从现实主义的深化到对人道、人性、异化问题的关注,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潮上的每一步进展几乎都得到了理论与批评的呼应。实践因有理论上的支持而有了精神上的动力,而理论也因有实践上的依托而增强了内在的底气,珠联璧合的局面带来的是实践与理论的双赢,二者共同拥有了在社会生活中的“轰动效应”。自80年代中期以后,文艺创作与思潮进入了多流向、多样性、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而理论与批评也相应随之进入到了类似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文艺实践领域中的各种新的思潮、新的流派和创作探索,一般都能得到相应圈子里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的支持,另一方面,理论与批评也总是试图跟上文艺实践发展的步调,尽可能对新的实践现实做出有效的阐释,从而使得自身获得新的内容,展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此一时期,理论与批评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效的,有其实践上的可操性。然而,从80年代后期以来,理论和批评与文艺实践之间却开始有了游离、脱节,甚至给人渐行渐远之感。这主要表现在,有一些文艺研究者和批评家对新的变化中的文艺创作现象缺乏审美上的敏感和理论上的把握,依然从旧有的惯常的思维定势和文艺观念出发,用老旧的话语来阐释甚至欲图规范新的现象,在理论武器的陈旧与创作实践的新锐之间形成明显的脱节和反差;而另有一些所谓学院派研究者和批评家则热衷于以追“新”逐“后”的心态操练从欧美引进的新潮理论,仅仅把中国的文艺实践作为证明其演练之舶来理论的例证,实际上完全脱离了对中国文艺实践的具体分析,把凌空蹈虚、空谈理论的弊端发展到了极致,这种理论和批评看起来名头很大,云山雾罩,莫测高深,却隔靴搔痒,落不到实处,不能解决任何实践问题。类似状况,至今未有根本好转,实在值得引起文论研究界的重视。理论之树也可能是常青的,但常青的前提是它必须始终保持与文艺实践之间的内在血肉联系,来之于实践又能动地作用于实践,这一点我们始终都不应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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