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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论王国维《〈红楼梦〉评
2015-05-16 14:44:1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近十多年来,关于王国维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出版的专著有十几种,论文就更多,这些成果涉及了王国维和他学术思想的各个侧面。本文仅就他1904年写的《〈红楼梦〉评论》显示出来对传统批评的革新思路,探讨他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中的意义和作用(注:我在狭义上用“批评”一词,系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并列的范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流样式——“理论批评”,在思维方式、理论架构和批评话语等各个方面、层面,是同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样式完全不同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样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评点、妙悟式的批评,如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形式自由、重直觉,重经验和感悟,多为鉴赏式诗意语言,主要是表达一种阅读中的审美经验,启发人去发现美、感受美、评审美,赋予人精神和情感的魅力。一是实证式的考据、注疏和索隐。这样的文学批评样式,不无精微之处,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却缺乏西方那种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系统性。而本世纪初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却已具有西方科学推理的思维特点,是一种“西化”了的“理论批评”,而不是传统的经验性批评。这里,就有一个文学批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问题,我把它称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那么,这一转型始于何时?它是怎样发生?转型前后批评形态有哪些差异?这种新的批评形态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流样式?在这世纪之交,当我们面向未来,正在寻找一种新的自我超越的时候,思考、研究这些问题,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我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始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正是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突破了传统批评的批评样式,自创一种新的批评范式,我将这一范式名之为“理论批评”。这一新的批评范式后来经过许多人的参与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批评的主流样式。关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在文学批评史的创新意义,在这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著作涉及。例如:
叶嘉莹说:
“《〈红楼梦〉评论》一文最初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那是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时代,比蔡元培所写的《〈石头记〉索隐》要早13年(蔡氏索隐初版于1917年),比胡适所写的《〈红楼梦〉考证》要早17年(胡氏考证初稿完成于1921年),比俞平伯写的《〈红楼梦〉辨》要早19年(俞氏文初版于1923年)。蔡氏之书仍不脱旧红学的附会色彩,以猜谜的方法硬指《红楼梦》为康熙朝之政治小说,固早被胡适讥之为牵强附会,至于胡适《〈红楼梦〉考证》之考订作者及版本与俞氏《〈红楼梦〉辨》之考订后四十回高鹗续书的真伪得失,在考证方面虽然有不少可观的成绩,可是对于以文学批评观点来衡定《红楼梦》一书之文艺价值一方面,则二者可以说都并没有什么贡献。而早在他们十几年前之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一文,却是从哲学与美学观点来衡量《红楼梦》一书之文艺价值的一篇专门论著。从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来看,则在静安先生此文之前,在中国一向从没有任何一个曾使用这种理论和方法从事过任何一部文学著作的批评,所以静安先生此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实在乃是一部开山之作。”(1)
郭豫适说: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论述有关《红楼梦》诸问题的重要论文。这篇专论的出现,对于以往《红楼梦》研究来说是一个突破,虽然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思想缺陷,但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却是一篇带有开创意义的著作。”(2)
温儒敏说:
“1904年王国维写的《〈红楼梦〉评论》,就是第一篇具有批评思维方法启蒙意图的论作。”(3)
又说:
“在王国维之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从未有过以如此系统的哲学与美学理论对作品进行批评的论作,其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总体评价中采用的是富于逻辑思辨的分析推理,这种批评眼光与方法,连同它的文章体式,都使当时学术界与批评界感到惊奇不已。”(4)
罗钢说:
“这篇文章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的某种具体结论,而在于它尽管仍然采用的是文言,但却显示了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理论架构和批评话语,因此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5)
这些看法强调的是它的批评思维方法同传统批评的差异及其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开创意义。本文则在这一基础上,将它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来研究。因为中国现代的理论批评是从它开始的(注:所谓“理论批评”和“经验批评”,都只是一种显示“差异”的“事实性陈述”,而不是高下判定的“价值定位”)。
为何称《〈红楼梦〉评论》为理论批评?它与传统批评的差异何在?
首先,理论批评的基础或根据是某种“理论”,而不是读者的感性经验或作者的传记材料。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以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理论作为批评的理论根据,去研究《红楼梦》的精神价值。它既不是以往那种建立在读者感性经验基础上的随感式、妙悟式的评点,也不像旧红学的考据派、索隐派那样,把批评的基础建立在作者传记材料、作品版本和写作背景上,而是把叔本华的“欲望——解脱哲学”和“悲剧美学”作为论文美学建构的思辨基点。王国维在1905年《静庵文集自序》中谈及《〈红楼梦〉评论》这篇论文,就明确地说,其立论“全在叔氏之立脚地”。(6)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少有理论旨趣问题,王国维早有认识。(7)他撰写《〈红楼梦〉评论》,正是他凭借西方既有之理论体系,来革新传统批评样式的一种尝试。他从叔本华那里借来一套理论,将之应用到《红楼梦》研究中,把着眼点放在作品审美和伦理精神的总体评价上,整个思维特点是智性、思辨和逻辑的,这就使他的论文具有理论的色彩和深度。
其次,理论批评的结论是某种理论内涵的展开,被评论的作品主要是某种理论意蕴的“例证”和“见证”。在《〈红楼梦〉评论》中,作品《红楼梦》显然成了叔本华“欲望——解脱哲学”和“悲剧美学”的证明。《〈红楼梦〉评论》全文共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阐述其对人生和美术的看法,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人生观和文艺观的概述。他借用叔本华有关的哲学观点,重点在说明:“‘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认为美术之价值在使人“忘物我之关系”,从日常“生活之欲”所导致的“苦痛”中得到“解脱”,表明自己评论《红楼梦》,正是根据这样的美学与伦理的标准。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论断《红楼梦》一书的精神,是借贾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其解脱的途径,象征说明“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他以叔本华的悲剧理论,阐明《红楼梦》的悲剧类型特征,指出《红楼梦》是中国文学中惟一真正具厌世解脱之精神的“彻头彻尾之悲剧”,是“悲剧中的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承接第二三章所述,说明“解脱”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红楼梦》正是“以解脱为理想者”,此即为《红楼梦》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主要是批评旧红学索隐派、考证派的错误观念。因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所以文学批评需着重于“美术之性质”,引叔本华“美术之源出于先天”之说,说明《红楼梦》一书的价值,不在于书的主人公是谁,而在其所表现的“人类全体之性质”。(8)总观全文,《〈红楼梦〉评论》确是一篇有严密理论体系、有层次、有组织的论作。在文中,理论与作品之间互证互释,批评者以《红楼梦》来证明叔本华的理论,而叔本华的理论又为作品的意义阐释提供了一种“眼界”,一种“理论视野”,使批评者有可能对《红楼梦》作出全新的意义的阐释,如果没有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理论框架,这种意义阐释是不可能的。至于王国维这样来阐释《红楼梦》的意义是否“误读”?我留在本文后面再作评论。这里,我关注的是他“能读出意义”和“为何能读出意义”,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传统的鉴赏批评和考证批评不关注作品的“意义”,前者关注的是作品的审美价值,后者关注的是有关作者和作品的事实,均难以通向文学作品抽象意义的寻找。而理论批评的功能与旨趣,主要是对作品抽象意义的阐释,也就是王国维说的对作品所具有“人类全体之性质”的意义阐释,这种阐释必须具有“理论价值”,是言之有理的。
再次,理论批评话语的基本语词是某些“理论术语”,而不是印象形态的“经验术语”;批评话语的内在结构是基于这些理论术语之上的“逻辑构成”,即是推论式关联而非联想式关联。《〈红楼梦〉评论》所运用批评话语的基本语词,如“本质”、“欲望”、“意志”、“解脱”、“理想”、“苦痛”、“悲剧”、“壮美”、“优美”等等,都是一些具有哲学和美学内涵的“理论术语”,而不是“经验语词”;基于这些理论术语之上的批评话语的内在结构,是由严密的逻辑关系构成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推论式的关联。我们以它的第一章论生活的本质是“欲”的一段论证为例: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尝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尝者一而不尝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尝,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9)
为了说明“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是合而为一的,人生永远是痛苦的,王国维在这节文字里,进行十分精严的论证,一层一层,不断向纵深推进,整体感很强。他先论证“欲”的本性的“无厌”,“无厌”之“欲”使人永处于“不足之状态”,这就给人带来“苦痛”;其次是论证人的欲望即使“悉尝”,就会产生“倦厌之情”,而“倦厌”也为“苦痛之一种”;接着是论证虽存在可除去“苦痛”与“倦厌”的“快乐”,但为求得“快乐”,就“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也苦痛之一种也”;最后进一步指出,“欲”与“世界之文化俱增”,文化愈进,“欲”弥多,“苦痛也弥甚”。整个论证的过程,有明晰的理论术语、概念,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层次与层次之间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反映出作者的一个思维过程,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经验表述。
由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主要立论的基础是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理论,他想完全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解释《红楼梦》,因而在结论上就有许多勉强立说牵强附会之处。例如,他完全以“生活之欲”之“苦痛”与“示人以解脱之道”作为评论《红楼梦》一书的依据,甚至认为贾宝玉之“玉”不过是“生活之欲”的“欲”的代表,就明显与作品的实际与主旨不尽符合,是一种误读。其失误在于他把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完全等同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表现的思想,把整部《红楼梦》变成叔本华“欲望——解脱哲学”的文学演绎,认为这部古典名著的价值,正在于宣传了欲望的自我解脱,从而忽略了在《红楼梦》本身去寻找它的哲学和美学的意义,它的“人类全体性质”的思想。关于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问题,过去人们已提出过不少批评,新近又有学者从影响研究和发生学的角度,对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联系,作专门性研究,提出若干新颖的见解。(10)在这里我只想说明: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对《红楼梦》的具体结论是有缺陷的。但他以哲学与美学为批评之基础,用一种严肃的眼光和观点来探讨文学作品,重视对文学作品作整体的美学评价,在论文中建立起批评理论体系,用自己的批评实践,“尝试了一种现代性的批评视野和方法,以前所未有的理论思辨力给当时学术批评界以强烈刺激,一下子打开了人们的眼界。”(11)其价值和意义是深远的。
回顾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红楼梦〉评论》首开其端的“理论批评”,事实上已成为一种“批评范式”,它规范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并逐步确立为现代文学批评的主流样式,进而雄霸了近一个世纪。这种“理论批评”形态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流样式,原因错综复杂,但至少有三点是明显的。一是整个现代思想文化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西化”,“西化”一再成为“现代化”的事实标准。在西方思辨化文论参照下,理论化、明晰化、系统化,是现代批评包括文学批评所要求的;二是由于外在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两种主要样式,已经不合适注重精密和系统的现代思维习惯,自身正面临着一场彻底性的变革,需要借助西方的思维模式,来重构一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批评样式;三是权威学者的价值选择,而这方面是从王国维开始的。我们从《〈红楼梦〉评论》首开其端的“理论批评”样式中就可以清楚看到这种“西化”的倾向。到了五四时期,中西文学的大交流,无论在其规模、深度和巨大影响等方面,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的,那个时期著名的文艺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想家们正是凭借这些西方的思想材料,建构起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屋宇”。十分显然,“理论批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流样式,同样是在“西方参照”“西方影响”下逐步形成的。
在弄清楚“理论批评”原本是“西化”的这一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着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作一初步的评价:
1、转向“理论批评”的中国现代批评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或视野,即一个“他者”(西方)的角度或视野,从而使文学批评的“总体空间”扩展了,并增加了批评的维度。但由于这种“理论批评”惟我独尊的霸权地位的确立,以及它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排他性,贬低、排斥非理性的批评,使中国传统批评失去了合法性而不登“学术”的大雅之堂,从而耽误了我们对传统文学批评的深入认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缩小了我们文学批评的空间。
2、转向“理论批评”的中国现代批评获得了一种“理论深度”,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由个人化的感性操作和索隐式的实证,转向某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思想性论说。但由于这种“理论批评”发展到后来变成对抽象思辨的无度追逐,从而导致批评与作品之间任何感性关联的脱落。文学批评似乎不再是对作品的批评,而只是用作品作为例子来证实某种理论。
3、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主流样式的“理论批评”,主要是在西方近代思辨哲学和体系美学的影响下被建构的。所以,它既不同于西方前苏格拉底时代的“神话批评”,又与西方20世纪的“后现代批评”无甚关系,只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种“理论批评”才因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涌入而受到根本的挑战。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是以放弃、遗忘、忽略中国传统批评的样式为代价的。这一点,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对西方文学批评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之后,回过头来看这种“理论批评”就更为清楚。为此,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真正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21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还能这样下去吗?我们应如何在面对“西方”的同时返回民族文化精神性泉源和原则性?20世纪很快就要过去,21世纪即将来临,世界正处在一个大的文化转型期,在新的中西交汇的热潮中,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要超越自己,同样需要“他者”的参照,尤其重要的是要做到中西互补,在中西文化、文学的交汇重叠中寻求新的起点,所以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我们所不能回避的。

注释:
(1)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5~176页。
(2) 郭豫适:《简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见《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3页。
(3)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页。
(4)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页。
(5) 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艺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6) 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见周锡山编校的《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26页。
(7)王国维:《论新学语的输入》,见周锡山编校的《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11页。
(8)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周锡山编校的《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9)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周锡山编校的《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10) 详见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1)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页。




(原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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