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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
2015-05-16 14:42:00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对中华文化在国外的影响研究,这些年来,人们更多的眼光是投向西方,事实上,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影响,时间更早,影响也更为深远。其中,中华文化在泰国的传播和影响,具有它独特的内涵和路向。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一个文本——《三国演义》在泰国流传轨迹的研究,探索接受者对中华文化的选择、接纳及其“内化”的模式。
中泰两国是友好邻邦,中泰的文化对话很早就开始。早在三国时期,吴国官员奉旨于公元245年出使扶南等国,在他们回国后的著作中,就有关于泰国地区国家的记述[i]。到了公元7世纪,唐大和尚玄奘的《大唐西域记》[ii],也提及建于湄南河下游的隋罗钵底国[iii]。中国古籍对隋罗钵底国有很详细的记载,可见当时两国之间已有较深的交往。唐代贞观年间,这个国家曾两度派使节到中国,在长安受到唐朝廷很好的接待。北宋徽宗政和五年,派过使节出访泰国地区的罗斛国。元朝时,罗斛国也先后5次派使节到中国访问。而创建于公元1238年的素可泰王国[iv],也十分注意同元王朝建立友好关系,公元1292年,素可泰王国国王蓝摩甘亨派使节到中国递交友好金叶表文。蓝摩甘亨在位40年,6次遣使访问中国,元朝廷于1299年赐赠他“金缕玉衣”和王子“虎符”[v]。在明王朝取代了元王朝之后,与泰国地区的阿瑜陀耶王国来往密切,据明史记载,明代270年中,阿瑜陀耶遣使臣到中国访问112次,中国也派使臣访问阿瑜陀耶19次。明太祖朱元璋还专门派使者赐阿瑜陀耶国王“暹罗国王之印”,之后,该国正式称为“暹罗国”[vi]。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在明朝以后更为活跃。明太祖洪武初年,泰国就派遣留学生来中国的国子监读书。明正德十年,明朝廷还在暹罗贡使随员中,选留通译在“四夷馆”中教授泰语,培养通译泰语人才。明万历六年,在“四夷馆”中增设“暹罗馆”,招收12名学习泰语学生[vii]。数百年来,在中泰频繁的文化交往中,中国文化已深深地渗入泰国,成为泰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之一。
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是在中泰互相往来和自觉交流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因历史和地缘的关系,中国很早就有人民移居泰国,特别是中国东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两省,移居泰国的人更多。中国的古剧、古诗,就是随着这些中国移民人传泰国的。但是,中国文学在泰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并非戏剧和诗歌,而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中国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入传泰国,是出于泰国曼谷王朝一世王帕佛陀约华(即拉玛一世)的倡导。作为王朝的奠基者,拉玛一世(1782—1809年)即位以后,面临着安邦定国的历史使命,为了摆脱战争和纷乱,他极力恢复和发展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而且主动致书清朝政府,请求维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拓展与中国的贸易[viii]。为了复兴和繁荣曼谷王朝的文学,他召集过全国僧、俗文人大会,敦请他们发挥专长,致力文学创作,歌颂新王朝。他本人也参与文学创作,著有《抗缅疆场的长歌》。由于当时王宫中设有汉文进修班,王朝中的一些人能直接阅读中文本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的历史小说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中国兴趣,从而表现出一种向中国历史小说要精神财富的极大热情。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拉玛一世亲自颁御令任命大臣、诗人昭帕耶帕康负责主持翻译《三国演义》[ix]。
《三国演义》译作于1806年完成,先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朝廷内外转抄流传,然后才走向民间,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种“三国热”。经过半个多世纪无数次的转抄传播,《三国演义》手抄本于1865年正式印刷发行,出版后供不应求,反复再版,仅拉玛五世在位期间(1868-1910年),就先后再版6次,至20世纪70年代初,共再版15次,是泰译中国古典小说再版最多、印刷量最大的一部。因为手抄本的泰文本《三国》只有87回,1978年泰国作家万纳瓦又翻译出版了《三国演义》的120回本,《三国演义》全译本的问世,再一次把泰国的“三国热”推上了高潮[x]。在这之前的大半个世纪,泰国作家已把泰文本《三国》的一些故事改编成歌舞剧,如献帝的故事、貂蝉与董卓的故事、吕布与董卓的故事、周瑜的故事等,这些歌舞剧在泰国城乡演出,广受群众的欢迎。与此同时,泰国文艺界还出现了以“三国”为题材的戏曲和说唱文学。因为泰国宫廷崇尚中国古典小说,历代王朝的国王又厚爱《三国》,在泰国王宫里的摆设中,还有“桃园三结义”、“空城计”、“风仪亭”等汉字和彩画。一些王公大臣的府邸,中国建筑物上的雕刻和绘画,也多取材于《三国》中的杰出人物和重要事件。因泰国传统的文学作品,诗歌是主要的表现形式,而泰译的《三国》,是用散文翻译的文学作品,它的流行和传播,在泰国形成独树一帜的“三国文体”,促使泰国文学从以诗歌为主体的古典文学向以散文为主体的现代文学转变。《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和影响,至今已两个多世纪,但势头仍在,直至本世纪中叶以后,泰国文学界还产生了不少用泰文改编、改写的“三国”。这些作品,不是原著的翻译,而是以《三国》的故事和人物为题材,重新创作,注进自己的思想[xi]。它们已不是中国意义上的三国故事,而是泰国文化观念在一个特殊框架里的表现。因三国故事在泰国流传广、影响大,泰国教育部曾把泰译本《三国演义》的部分内容编人中学课本,许多泰国人还着令子孙幼年便诵读《三国》。
从《三国演义》入传泰国前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它入传以后的种种现象看,这部中国历史小说在泰国的传播和影响,已不仅仅是一个纯文学的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更大内涵的文化现象。中国文学作为放送者,《三国演义》流传到泰国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一个文学文本,但就泰国王朝和接受者、传播者的主体观念和方法论而言,他们对《三国演义》的选择和接受《三国演义》的视角,更多的因素是非文学的,是为了从这部中国历史小说中学习军事、政治外交和伦理的知识,把它作为一个上述各方面借鉴的范本,化入内心,建设和巩固自己的国家。这就使《三国演义》在泰国产生了一种 “超越影响”,即:把一个文学文本阅读成一个军事文本、政治外交文本和伦理文本,大大地突破了文学文本影响的范围。因而我们考察《三国演义》在泰国的影响和传播时,就应该有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不能只局限于文学文本的范围之内。
近两个世纪来,《三国演义》在泰国流传的轨迹是:首先进入朝廷,在国王倡导下由朝廷大臣主持译介,继而在朝廷内外转抄传播,然后走向民间,以多种艺术形式广泛流传。路向是由上而下,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影响的“宫廷模式”。
在世界文化史上,两种文化的化合往往有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任何文化接纳外来文化,都会有所选择。这种选择一般是出自“受方”本民族的需要——时代的与历史的、社会的与接受者的各种需要。拉玛一世颁御令翻译《三国演义》,是在19世纪初泰国曼谷王朝刚刚摆脱战乱转入创业的时期,出于本土文化的需要,用拉玛一世的继承者拉玛二世的话说,就是因为它对“国家公务有裨益”。众所周知,《三国演义》讲述的是中国三国时代的故事,书中写的是蜀、魏、吴三国之间政治、外交、军事的斗争,是三国的“兴亡史”。故事起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终于三国归晋。在小说中,蜀魏矛盾被放在主位,吴蜀、吴魏的矛盾被放在从属地位。此外,还描写了各国内部复杂微妙的斗争。作者通过各种事件,把政治上的斗争经验和人物智慧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从作品的整体看,《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战争为主要题材的小说,战争是这部小说情节的基础。小说通过汉末几个封建统治集团的矛盾冲突来展开战争的描写,围绕人物把斗智、斗勇和列阵描写结合起来,着重描写双方的战略、战术,形势的对比,地位的转化,以及双方如何在战前分析局势、部署兵力,如何在战争中出奇制胜等等,过去中国的一些军事家和农民起义领袖,往往熟读此书,从中学习作战的战略、战术。在泰国历史上,缅甸军队曾多次入侵泰国,曼谷王朝创建初期,为了巩固边陲,特别是预防和对付缅甸的入侵,曾召集御前会议,研究抗击缅军的战略部署,他在此时颁御令翻译《三国演义》,首先是把它作为兵书来学习。这一点,可以在泰国作家万纳瓦为《三国演义》全译本写的《序言》中得到印证[xii]。
在中国文学史上,《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三大名著。这三部书的故事,都是在民间长期流传后,经文人作家加工再创造而成的。三国故事和水浒故事,都是宋代讲史的题材,西游故事是说经话本的题材。三部作品都有很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在艺术上也各有千秋。曼谷王朝的上层人士有不少能直接阅读中文本的中国小说,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认识,不像欧洲人那样,是借助来自间接的第二手材料,而是直接的感觉和对话.他们应有机会阅读这三部巨著,为何拉玛一世和朝臣特别厚爱《三国演义》?这里就有一个文化“过滤”和选择的问题:三国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中,“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十分突出,作品对蜀汉统冶集团“忠义”的歌颂,是以他们“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前提的。书中把“义”提到五伦之上,当作一种高尚的道德标准。小说写刘、关、张为了“伸大义于天下的共同理想而结义”,情节十分动人。刘备是蜀汉集团的首领,被作为理想的好皇帝来塑造,他忠于桃园结义的誓言,身上有“仁君”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优点。作为忠臣贤相的诸葛亮,是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有安邦定国的宏愿和苦干精神,对蜀汉王朝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忠贞和智慧的化身。关羽是刘备手下无敌的将领,是一个具有崇高感情世界的神武英雄,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作者的忠义思想,所有这些,对于当时正在努力强化皇权、安邦定国的拉玛一世,都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与《三国演义》所表现的正统观念相反,《水浒》和《西游记》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对朝廷的叛逆思想,这应是曼谷王朝在文化上首先选择、接纳、认同《三国演义》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1806年泰译《三国》手抄本在朝廷内外流传,出现了19世纪初泰国围绕“三国热”形成的中泰文化交融热潮,是适应早期统治者治世的需要,那么,后来《三国演义》的印行,一些诗人、作家以泰文改写“三国”、仿作“三国”,或将其精神融会到自己的诗歌、戏剧中去,以及全作译本的问世,则主要是适应广大读者的审美需要。这当中有一个从官方“接受”的“宫廷模式”向非官方“接受”的“民间模式”转变的过程。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文学文本的传播,往往是因为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它适应了“受方”读者的审美需要,像早期在泰国传播的中国古剧和傀儡戏,观众接受它们,是出于一种审美的动机,它们是作为一种娱乐文本在民间传播。但《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早期泰国宫廷对它的引进和接纳,虽有文学文本的艺术魅力的作用,对于王朝的接受者,更重要的是治世。阅读眼光和动机已超出了文学文本自身,而是把它作为一个非文学文本使用,其功利动机是十分明显的,是一种有组织、有意识、有目的的自上而下的推广,与出于娱乐动机的民间传播不同。直至拉玛四世(1851-1868年),国家的内外条件已发生了大的变化,王朝注意力放在内部的社会改革,遂把原先掌握在国王手里的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大权下放,转为由朝中大臣管理,翻译的宗旨也由上层军事、政治需要转为供朝野娱乐,不再在朝廷中设立专门翻译的机构。在这之后,《三国演义》等泰文译作就更多地走向民间,作为审美的文学文本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由于后来的接受者主要不是官方,而是民众,阅读动机、功能、意义不一样,译介工作也就日益面向大众,泰译的中国古典小说就越来越多,题材也是多种多样的。
从上面对《三匡演义》入传泰国“宫廷模式”的展示,我们应该有所发现:在文学的传播过程中,文学文本不完全是文学的文本。对于某些接受者,它可以成为非文学的文本。一个优秀的文字作品,由于它内容的丰富性,在传播中,可以向许多纬度展开它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开放型的文本;面对这样一个开放的空间,我们在重新思考和回答什么是文学和文学的作用问题时,恐怕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一的“审美”,而应当承认文学在历史和现实中有更为广大的天地。

注释:
[i]参见《水经注》卷1引康泰《扶南传》。

[ii]《大唐西域记》,卷13。
[iii]《新元史》,卷255。
[iv]素可泰王国,是一个以泰族为主体的国家,有“泰族文明的摇篮”之称。
[v]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泰国史》,1987年5月版,第36页。
[vi]《明实录·洪武实录》,卷150。
[vii]续文献通考》,卷47《学校考》。
[viii]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泰国史》,1987年5月版,第145页。
[ix]参见京兆:《曼谷王朝初期华文小说泰译的概况》,泰国《星暹日报》1987年5月4日第24版,1987年6月1日第10版。
[x]泰文本《三国演义》出版、再版资料转引自威奈·戌柿:《谈中国文学在泰国》,原载《暹罗国家》周刊(泰文版),中文译文见林牧译:《谈中国文学在泰国》,由泰国《新中原报》1993年1月4日,1月16日,1月22日连载。
[xi]泰国作家创作的“三国”作品,最流行的是作家雅鹄创作的《说书本三国》。
[xii]泰文本120回《三国演义》序言:“在泰国,多年来,《三国》不仅是人民普遍阅读的文学作品,还是部队官兵学习的兵书。”此处引用泰国华文作家林牧译文。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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