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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
2015-05-16 16:53:43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当代中国文学即遭遇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边缘化”退缩态势,二是在世纪之交出现的“数字化”媒介的冲击。第一次变动让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而第二次则使文学开始步入存在方式与表意体制的技术转型。究其原因,如果说前者是源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掣肘,那么后者则是信息科技的革故鼎新对文学渗透与搏弈的必然结果。时至今日,第一次变动形成的文学震荡庶几归于平静,而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转型才刚刚拉开序幕。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数字媒介对当今中国文学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媒介和技术层面,而关涉到文学的生存与走向,因而特别引人瞩目。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手机等数字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网络文学、手机小说、博客书写、电脑程序创作、赛博朋客小说、多媒体和超文本文学实验等纷纷在文坛浮现。这些依附于数字化技术的新媒介作品,对文学的嬗变形成了强大的推力,也对文学传统的历史赓续造成了新的变奏。这种情形的出现,究竟是文学迎来了新的春天还是文学的不幸?问题的症结还在于,面对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转型,我们如何正确利用新媒介的技术特性来提升文学性,进而在数字化语境中开辟文学的新境界,丰富文学的魅力,而不是让技术牵着走,使炙手可热的技术手段成为遏制文学生命力的借口,更不是让文学传统在数字技术的狂飙突进中花果飘零。于是,关注并探讨数字媒介下的中国文学转型,已成为一个急迫并事关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课题,其潜在的价值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说19世纪是火车和铁路的时代,20世纪是汽车与高速公路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就是电脑与网络的时代,一个数字为王的时代!确实,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的“第四媒体”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无论从覆盖的广度还是影响的深度讲,数字媒介都是当今最具彰显力和关注度的媒介现象。1996年4月,来自世界各国的网络专家共聚北京,他们曾激情满怀地宣布:“一场汹涌澎湃的计算机网络化、信息化的世纪风暴,正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亚美利加,到欧罗巴,从亚细亚,到澳新大陆,从阿拉伯到阿非利加……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语言,不分地域,不分国度,信息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百万年蒙昧,数万年游牧,几千年农耕,几百年工商,如今,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由工业时代迈向信息时代。”十年时间过去了,信息社会的巨变仍在加速。
这个以数字通讯和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时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步入中国――1994年我国以“.cn”的域名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1997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首次对我国网络使用情况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截至该年10月31日,我国有上网计算机29.9万台,上网用户62万人。而到了2006年6月30日,我国网民人数已达1.23亿,联网计算机5450万台。不到10年,上网人数猛增近200万倍,联网计算机增长180多万倍,这样的增速是历史上任何一种媒体都不可比拟的。据国家信息产业部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06年6月底,我国的手机用户已超过4.26亿户,手机普及率已达每百人32.7部,2006上半年的手机短信发送量就有2029.6亿条。ƒ可见,互联网、手机等数字媒介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联系工具。
数字媒介与汉语文学的联姻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北美留学生用中文在互联网上张贴的思国怀乡之作大约算是最早的网络文学雏形。1994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后,创生于海外的汉语文学网站如“新语丝”、“橄榄树”、“花招”等,迅速挺进其母语本土,赢得国内文学网民的青睐。90年代中期以来,得风气之先的港台网络文学写手的作品(如台湾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等)影响到内地,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网络文学热潮。“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上文学频道的点击率节节攀升,注册域名的汉语文学网站和个人主页,以及网络原创作品,均以几何指数增长,一个网站一天的作品发布量就以百篇甚至千篇计。一次次网络文学评奖活动使热门的网络小说从网上火到网下,与传统文学争夺读者市场,带来了网络文学出版热……一时间,网络文学,这个数字媒介文学的领头雁伴随网络的广泛使用而一片红火,与传统文学创作的疲惫之态形成鲜明的巨大的反差。笔者用“百度”搜索引擎查询了几个与数字媒介文学相关的关键词,得出的结果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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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 8,680,000 多媒体文学 163,000
网络原创文学 755,000 超文本小说 114,000
网络小说 34,900,000 数字艺术 1,290,000
网络诗歌 155,000 数字媒介文学 2,670
网络文学书库 2,520,000 手机文学 344,000
网络文学写手 157,000 手机小说 966,000
网络文学论坛 4,960,000 博客文学 3,750,000
网络文学定义 134,000 电脑程序创作 2,730
(数据来源:“百度”网站搜索引擎,查询时间:2006年9月28日)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如古代的四大发明改变了人类的文明史一样,数字媒介的出现已经为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性转型,这种转型正以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让我们的文学处在挑战与选择之中。今天我们谈文学,谈文化,不能不谈数字媒介;要了解当今文学的面貌与走势,不能回避数字技术力量施之于文学转型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正通过文学的生存背景和表意体制两个核心层面日渐得到凸显。
从外部的生存背景上说,数字媒介对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渗透,导致文学存在方式大范围转向“数字化生存”,从技术媒介本体上改变了文学的阅读、写作和传播方式。当“以机换笔”、网络阅读、“比特”叙事、手机作诗等技术方式成为习以为常的文学表达方式时,网页挤占书页、“读屏”多于读书、纸与笔逊位于光与电,便是文学必须面对的现实。这时,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吉布森所说的“赛博空间”ƒ,马克·波斯特描述的“信息方式”,尼葛洛庞帝提出的“虚拟现实”和“信息DNA”等,都成了文学创作、传播和欣赏的技术平台和社会文化背景。当人类的生存被数字技术浸染和改变,文学的生存也就难逃“数字化生存”的藩篱。如今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学作品都被数码复制而储存在网络资料库中,众多网站、文学主页、个人博客中的原创文学更是汗牛充栋,难以数计。我国国民人口中有近十分之一是网民,近三分之一是手机用户,这个庞大的人口群均有可能成为数字媒介文学的潜在作者和受众人群。
数字媒介的广泛覆盖,使大量的阅读行为来自网络,大量的文学写作已不再是文字书写,而是操作数字界面完成“比特”的压缩处理与解码转换,昔日的“爬格子码字儿”变成了轻松的符码输入,乃至把人的艺术想像和语言表现一道交付给机器来完成。作家叶永烈曾欣喜地描述过以机换笔的畅快淋漓:“从此,我在写作时不再低头,而是抬起了头,十个指尖在键盘上飞舞,就像钢琴家潇洒地弹着钢琴。我的文思,在噼噼啪啪声中,凝固在屏幕上,凝固在软盘里。”“榕树下”文学网站主编朱威廉说:“Internet的无限延伸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大众化的自由创作空间使天地更为广阔。没有了印刷、纸张的繁琐,跳过了出版社、书商的层层限制,无数人执起了笔,一篇源自于平凡人手下的文章可以瞬间走进千家万户。”较早出道的网络写手李寻欢则从文学体制上找到数字媒介写作的技术优势:“在过去的文化体制里,文学是属于专业作家、编辑、评论家们的事情,他们创作,发表,评论,津津有味,却不知不觉间离‘普通人’越来越远。……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网络,于是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输入,发送――就OK了。你甚至可以在几分钟之后看到读者给你的回应。”ƒ这样的新媒介语境,为文学延伸出了一个新的历史地平线――人类的文学在前此经历了蒙昧时代的“口头说唱文学”和农耕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书写印刷文学”之后,终于被技术的战车带进了它的第三个历史嬗变期――数字媒介文学或曰网络文学阶段。如今,文学作为被英特网率先激活的审美资源,已经全方位介入数字媒体之于艺术成规的转型和技术美学的书写。
而从自身的表意体制来看,数字媒体对文学构成要素的技术重组,造成了艺术表征关系的深刻变化,改写了文学与现实之间原初的审美关系。这有表征内容和表意符号两个环节。
传统的文学表意体制是基于笛卡尔主客“二元分立”的哲学观念,它先验地预设了文学内容之于物质现实的依存性,作品所表现的总是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艺术审美关系,并且用语言的符号中介去表征这种关系。此时主客之间的界限是清晰有效并蕴含审美制衡的――创作要基于主体对感性现实的理解,反映客观的现实生活,让作品呈现出艺术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人文关联性。数字媒介写作则有所不同,在这里,如尼葛洛庞帝所说,“比特”已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创作需要面对和处理的是数字符号与虚拟空间,而数字虚拟中的主体与客体、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甚至是混淆的,创作者需要在对技术的依赖和对物质现实的信仰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于是,数字媒介作品往往长于表征自我化或虚拟化的感性世界,而不是社会的“百科全书”和艺术化了的“人生镜鉴”。它把艺术与生活的依存关系衍生为写作与超现实的虚拟关系,不仅艺术与现实间的“真实”关联被抹去了本体的可体认性,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审美体察也被赛博空间(Cyberspace)所隔断。于是,文学对现实的艺术表征,就变成了文学与数字虚拟世界之间的互动生成,创作成了一种马克·波斯特所形容的“临界书写”,文学作品的表征内容最终成为对文学生成要素的一种技术置换。
在表意符号方面,数字媒介的技术特质是复制、仿真和拟像,它正以“图像”表意来挤压甚至排斥“文字”表意。当图像被当作文学对于现实和主观关联物的符号中介时,它就会被当作现实本身――用图像的直观性替代自然物的在场性。艾尔雅维茨在《图像时代》里曾引用米切尔(W.J.T.Metchell)的话来说明图像符号表意对现实认知的巨大干预性:

图像是一种伪称不是符号的符号,从而伪装成(或者对相信者来说,事实上能取得)天然的直接性和存在性。词语则是图像的“另类”,是人为的,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武断地生产的,这种生产通过把非自然的元素引进世界――如时间、意识、历史,并通过利用符号居中的疏远性干涉--而中断了自然存在性。

数字媒介中的“比特”作为软载体符号(可以是图像或词语),正在利用技术仿像的新的表意体制,伪装成具有自然的直接性和呈现性,它通过将非自然、非“真实”的成分引入创生性赛博空间,并运用超文本或超媒体符号思维的外在干预,形成自然呈现的中断和现实表征的阻隔,其所导致的数码虚拟人为而任意地对人的愿望的生产,会形成人与现实真实关系的遮蔽和文学表意方式的图像化转型。这时候,人与艺术对象世界之间出现了聚焦置换――电子文本所要表现的要么是仿真的符码世界,或曰“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要么表现图文增殖而现实缩水的超文本世界。创作不过是符号仿真的选择性运用,其表意形态不再是在话语能指与符号所指之间寻求现实的对应性,不再是在传统的主客分立的世界中设定审美关联,而是用异质性的图像符号表意消解原有的话语表意体制,将图文语像引向文学的意义表征。这便是数字媒介时代所普遍出现的“图像转型”、“符号内爆”的技术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纸质“语言艺术”的传统文学不得不迅速游移至后台,而把中心舞台让位于影视、计算机创作等视听艺术。这也许是数字媒介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层原因。



数字媒介对当今文学转型的推力是媒体与技术联姻的文化结果。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McLuhan)所说的新媒介新技术构成了社会肌体的“集体大手术”时代,文学如果不能避开新媒介犀利的锋芒,就只能借助这种媒介来打造自己新的文化命意。一部文学史,就是媒介变迁拉动文学逻各斯命意延伸的文化传播史。早期语言媒介传播形成的部落族群与“熟人社会”,创造了“杭育,杭育”的临场文学和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经验审美;文字书写媒介的创生智慧所形成的规范化艺术惯例,把文字的凝炼诗意和彼岸想象性推进到言志、传情的人文高峰,而印刷术的发明又加速了知识的普及,使得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和主流话语成为文学审美意识的观念设定,让理性的审美追求成为普适性的艺术法则。晚期资本主义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逻辑催生了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媒介的兴起,创生了开放、多元的审美取向,引发了艺术受众的市场化细分,也刺激了现代人感官享乐化的文化消费,加速了媒体的权力化和商业化。这些早期电子媒介对传统文学的技术解构和观念颠覆,已经显露出后来数字媒介下文学转型的征兆,以至让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强大影响力提出了这样入木三分的警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ƒ
事实上,数字媒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力和推进力比前此的所有媒介都要广泛、深刻和迅捷得多――它所影响和推进的不仅有文学的创作、欣赏、传播方式,以及文学文本的存在形式和功能模式,还有文学生存、生长的整个生态环境和文化语境,从而为文学的历史转型扮演着“消解”和“启蒙”的双重角色。
借助数字媒介的平民化叙事,促动文学向民间意识回流,让文学从专业创作向“新民间写作”转型,是新媒介给予当下中国文学转型的第一个推力。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E媒体”,先验地预设了兼容和平权的机制,技术化“在线民主”强化了在线写作的民间立场,激发了社会公众的文学梦想和艺术热情,让文学在消解中心话语和权级模式中,实现话语权向民间回归,如一位文学网友所说:“平民话语终于有机会同高贵、陈腐、故作姿态、臃肿、媚雅、世袭、小圈子等等话语并行,在网络媒体上至少有希望打个平手,并且感受到:网络就是群众路线,网络文学至少在机会均等上创造了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网络媒体是一个反中心化、非集权性的虚拟世界,它漠视权威,消除等级,拒斥英雄情怀和盛气凌人,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在这里都是平起平坐的网民。因而,网络写作常常以平民姿态、平常心态写平凡事态,用大众化、凡俗生活化的叙事方式,展示普通人本真的生活感受,显示出平凡的亲切感。于是,崇拜平庸而不崇尚尊贵,直逼心旌而不掩饰欲望,虚与委迤和矫揉造作让位于率性率真,鲜活水灵冲淡了理性沉思,所有这些便成为数字媒介写作最常见的模式。
众所周知,文学的根基在民间,文学发轫之初本是属于“民间文化”的。远古初民感性生存的精神诉求是文艺起源的人类学基点。那时,文学话语权属于所有社会成员,生活中每个言说者都可成为行吟诗人,机会均等与创作自由成为那个时代高扬的艺术旗帜。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文学在走上高、精、尖的同时,逐渐脱离大众而将专有的表达技艺演绎成文学的权力话语和文化垄断,把庶民文学的“众声喧哗”转化为象牙塔中的个人吟咏和文人间的应和酬答。主流意识形态赋予文学以社会责任,文人道义给予作家以审美承担,文学创作和欣赏都成了精英的事业和少数人的特权,“创作高台”和“传播壁垒”的双重关卡使文学中的民间审美意识日渐稀薄,社会主流文学离民间、民众和民俗的母体越来越远,文学活动由众声喧哗变成了“你写我读”的布道与聆听,由此形成了千百年来文学话语权的垄断模式。
数字媒介的出现改变了精英书写的陈制旧规,网络传播重构的公共空间向民间大众特别是文学圈外人群开启话语权,重新确立了民间本位的写作立场。网络构筑的“平权”意识,使文学得以回归民间母语,实现平民化叙事,表达民间审美意识。尽管目前的“网络民间”基本上还是一个“都市民间”或“知识化民间”,但数字媒介创作的开放和民间姿态仍然是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也是文学生产力的一次新的解放。因为全民参与文学的诗学意义在于:它革新了文学旧制,颠覆了文学等级观念,消除了“贵族书写”,打破了专业作家对舆论工具的垄断,分享了社会精英、文化贵族的话语权力。正如作家陈村所言,文学史素来都不是杰作史,“许许多多的人在文学中积极参与并有所获得,难道不是又一层十分伟大的意义吗?”
数字媒介对当今中国文学转型的另一个推力表现为:用技术方式为文学活动赢得了更大的艺术自由度。恰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网络写作最明显的特点是它的高自由度:“它不像传统写作那样依靠作品的出版和发行实现社会的最终认可,因而不仅摆脱了资金和物质基础的困扰,更重要的是……署名的虚拟性和隐蔽性,使写作者实现了真正的畅所欲言。”ƒ我们知道,互联网等数字媒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虚拟空间为用户提供自由空间。文学本来就是自由精神的产儿,它源于人类对自由理想的渴望,满足人类对自由世界的幻想,又以“诗意的栖居”为人类精神打造自由的精神家园。数字媒介的出现为文学装备了自由的引擎,为文学更充分地享受自由、更自由地表达插上了翅膀。可以说,数字媒介之接纳文学或曰文学之走进数字媒介,就在于它们存在一个兼容而共享的逻辑支点:较大的自由度。“自由”已成为文学与数字科技的结合部与黏合剂,数字媒介的自由表达为我们赢得科技与人文相得益彰的一个更广大的时空。
数字媒介推进的文学自由,是在突破文学成规的过程中实现的。以网络写作为例,其写作的非功利性首先改变了原来的创作动机。多数人上网写作都是出于某种交流欲望、宣泄诉求甚至游戏心态,往往不求获得文学名份、版税收入和社会地位,这样写起来就容易做到无拘无束、任意挥洒,以“无我”之心态表达“真我”的情怀。作家张抗抗曾形容这种状态说:“无论大鱼小鱼,在网络世界里自由漫步,发问与应答、痛苦与欢乐,都是悄然无声。岸上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发言,他们的话是说给自己和朋友们听的。那些声音发自孤寂的内心深处,在浩淼的空间寻找遥远的回声。网络写作者的初衷也许仅仅只是为了诉说,他(她)们只忠实于个人的认知,鄙视名誉欲求和利益企图――这是最重要和最宝贵的。”其二,网络写作的匿名性特点提供了虚拟身份的自由,消解了文学的“责任焦虑”。互联网拆除了创作者身份等级的藩篱,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上网写作和让写作上网,因为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大狗小狗”都可以在这里“汪汪”叫上一通。其三,网络传播技术为网民提供了发布作品的自由,它用“无纸传播”实现了文学的无障碍传播,解决了作品“发表难”这一关键问题。互联网的节点融通性拆除了创作成果“出场”的围栏,降低了作品资质认证的门槛,使来自民间的文学弱势人群有了发布作品的平等权。数字技术以比特代替原子,用“软载体”消弭作品的重量和体积,又以蛛网覆盖和触角延伸的方式把文学的海洋拉到每一个读者的眉睫之间,使人在尺幅之屏阅尽文学春色,充分满足万千读者对文学“在场”的期待,使昔日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变为“得来全不费工夫”。还有,网络的交互性特征还为文学接受创造了交往的自由。在网络上,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的交往变得平等而迅捷、自由而直观。一个作品上网,立即可以得到来自读者的反馈,不仅有点击率的记录、排行榜的公示,还有直言不讳、不留情面的真话或“酷评”。这个用鼠标“拉”来的神奇世界,能将万千曼妙尽收眼底,让悠悠永恒在一刹里收藏,文学“隐含的读者”直接走进了网民的“接受屏幕”,作品的“召唤结构”迅即印证着网民的“期待视野”,作者、读者、批评家的彼此沟通和身份互换,就这样轻松地共聚在一个众声喧哗的自由平台。
数字媒介对今日中国文学转型还有一个推力是,突破了原有的文学惯例,对文学体制的历史演进探索了新的可能。数字化媒介用不同的技术工艺对文学实施“在线手术”,让传统的文学体制与活动机制遭遇拆解和置换,这有几个为人熟知的常规表现。如:文学媒介由语言符号向数字符号转变,文学突破“语言艺术”的阈限,减少对语言单媒介的依赖,实现了符号载体的“脱胎换骨”;与之相关,作品形态由“硬载体”向“软载体”转变――用“比特”代替了“原子”,用“符码”替代了“物质”,用“空中的文字”替代了“手中的书本”;文学类型的分化与文学边界的模糊,纪实与虚构、文学创作与生活实录、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被逐步抹平,传统的文学分类方式变得模糊或淡化,一些新的文体如“聊天体”、“接龙体”、“短信体”、“对帖体”、“链接体”、“拼贴体”、“分延体”、“扮演体”以及“废话体”等不断涌现;还有更为明显的是文学传播方式的根本改变,如由“推”(pushing)传播向“拉”(pulling)传播的转换,由单向传播转换为多向交互式传播,由迟延性传播转换为迅捷性传播等,从物质、时间、空间三位一体上突破了原有的藩篱,实现了文学的无障碍传播。
更深层次的突破则表现在思维和观念上。在思维方面,源于技术更新,数字媒介写作由传统的“字思维”转变为工具理性的“词思维”。键盘与界面的数码书写创造的是一个“铅字无凭、手稿遗失”的时代,机器的规则代替了汉字的结构规范,数字操作颠覆了铅字权威,“输入”代替“书写”的直接结果便是“词思维”对“字思维”的替代。以机换笔后,创作主体的艺术思维没有了执笔“戳”字时的语言形象相伴,也没有了笔意,没有了书法,甚至没有了文化,没有了“文章千古事”的道义约束和“手稿时代”严肃、执著的创作心态,以及因纸张的变黄发脆而产生的历史感。有一篇名为《遗失手稿的时代》的文章说得好:“电脑写作使敲击键盘代替了执笔手书,速度的成倍增加使书写具有了某种一泻千里的快感,思维因书写过慢而受阻的现象也大大地减少了。这使得写作比以往更接近‘心想手书’的同步状态,也使作者(尤其是诗歌作者)能更好地捕捉稍纵即逝的意识流;而且,熟练的键盘操作使‘手书’成为一种近似于无意识的行为,‘手书’意识的减弱,使作者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心想’上,这样的写作状态更自然、更真实,并减少了书写意识过强时易造成的理性对于初始情感的扼杀。”可见这一革命性的变化远远不是技术操作层面那么简单,它影响的是创作者的艺术思维――“词思维”的直观与快捷使表达“提速”,但却挤占了“字思维”的理性过滤和思想沉淀,把文学创作的意义生成全部交给了感觉的撒播,消弭了文字书写时的深思熟虑和因表达“延迟”而凝练的语言诗性。并且,技术复制、删改、位移和运字如飞的便捷可能造成“文责”承担感的减弱、文字垃圾的滋生和文学韵味(即本雅明所说的“aura”)的消失;写作的随意性和信息的频频更新会消弭文学的精萃性,导致快餐文化的膨胀;而手稿的消失也会使读者无从考据作品的写作时间、心境、修改踪迹乃至私人化的背景因素和人格魅力的东西,造成文学性的平面化和碎片化,失去时间的纵深感和历史的深度。
文学观念上的突破突出表现为重新确立“自娱以娱人”的功能范式。传统的文学创作主要是精英书写,追求的是“文以载道”、“有补于世”,乃至“畅神比德”、“立言立心”而成“不朽”。大凡文学都要高标一定的精神向度,注重涵养人的道德家园,给人以情感的亲切抚慰与心灵皈依的启迪,使人性丰满,净化人的灵魂;文学要体现终极关怀,用艺术灵犀展开对精神彼岸自由王国的向往、叩问与追寻,通过求真向善爱美的理想化诉求获得信仰之光;文学还要有现实的民生关注,使自身成为社会文明的火炬,以便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心……
这些文学功能模式在数字媒介时代日渐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历史背影,并且被后现代观念视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或“元叙事”ƒ(metanarrative)(利奥塔)及“表征危机”(representational crisis)(波德里亚),而需要施以“范式转换”。数字媒介语境中的文学行为,它不是救世济民而主要是表现自我,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抒发性情,不求崇高宏大只求兴之所致的淋漓表达。就像一网友所说:“只要比李敖更狂傲,比王朔更痞气,比金庸更平庸,我就将在网络里打造天堂!”李寻欢的《边缘游戏》、《数字英雄》的搞笑煽情,邢育森的《活得像个人样》的浪漫和悖谬,宁财神的《在路上之金莲冲浪》、《网恋鬼故事系列》、《歪歌瞎唱》等作品的幽默调侃、装神弄鬼,龙吟的《智圣东方朔》的“文侠”智慧和东方式幽默,以及flying-max的获奖小说《灰锡时代》表现出来的黑色幻想和生存狡智等等,都是以自娱娱人、轻松谐谑的特点而在网上网下广为传播的。笔者曾对十大文学网站的原创作品作过调查,结果表明:爱情、搞笑和武侠题材位居前三位,其中搞笑的作品约占作品总数的17%,那些BBS、聊天室、新闻组、讨论区和个人博客里的文字如果也算文学的话,这类作品的比例会更大。
可以说,数字媒介下的文学功能,开始大范围地由社会性尺度向个人化标准转变,从“寓教于乐”转向了“自娱娱人”。新媒介作品犹如“电子面条”,旨在使自己一显身手,让网虫们开胃解馋,既不希冀编辑或出版商认可,也无需社会权力话语的首肯。创作者要的就是“孤独狂欢”的感觉,只要能畅神达意、开心解颐,玩着自己的心跳,又能让他人叫好,便是“数字一族”所要的一切。学水利专业的博士痞子蔡说他上网写小说就像“不穿鞋的奔跑”,就要一个“爽”字,自己在网上一夜成名不过是“擦枪走火”击中了文学。安妮宝贝称自己写作《告别薇安》时,是“在写着一本写在水里的小说”,“它好像是黑暗中的一场幻觉。”宁财神在回答“为了什么而写”时,得出的结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写、为写而写、为了练打字而写、为了骗取美眉的欢心而写。”网络创作是这样,网上欣赏何尝不是这样?网民漫游网络完全是跟着感觉寻找快乐,很少有意义的探究和隐喻的延宕,不像书面阅读那样亦步亦趋地依据语言符号的间接转换去达成再造性想象的彼岸性。敞开抚慰性幻想和快感消费的满足,才是新媒介活动所要摁住的“文化快捷键”,于是文学功能在其中自然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比原来丰富多了。



数字媒介对中国文学转型有积极方面的推力,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但也应该看到,它又有消极解构和品质异化的一面,甚至给文学的健康前行带来不可忽略的阻遏与伤害,“米勒预言”ƒ提出的“文学消亡论”即源之于此。笔者同意米勒先生“电信时代文学不存”的有些分析,但不接受他的结论。因为文学的消亡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和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不过,米勒预言的意义在于:应该充分认识电信技术对当今文学转型的不可逆性,特别是对新媒介给予文学的负面影响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对其所导致的文学异化更应引起警觉。
首先是数字媒介对于文学性的技术化消解,造成文学的非艺术化趋向加剧。文学走进数字媒体是时代的必然选择,但文学的数字化生存并不就是艺术的胜利。网民的“文学在线”一旦不是为了文学性的目标,纵使文学被数字技术纳入新媒介的丛林,它生长出来也未必是艺术审美的果实。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数字媒介作品数量庞大,但艺术质量不高乃至文字垃圾泛滥却是不争的事实。发表作品“门坎”的降低和作者艺术素养的良莠不齐,使得“灌水”之作充斥网络空间。有“网络”而无“文学”,或则“过剩的文学”与“稀缺的文学性”形成的鲜明反差,已经成为新媒介作品的最大诟病和严重制约网络文学发展的瓶颈。
深言之,这种状况与数字媒介对语言的诗性特质施加技术“祛魅”(Disenchantment)不无关联。数字化比特叙事所创造的是图文语像汇流的技术文本,在这里,文学很容易由间接形象的“语像”(language iconography)转化成为直观的“图像”(structured image),昔日的“语言艺术”变成了图文兼容的界面文本,那种通过书页文字解读和经验还原以获得丰富想象的间接性形象,已经让位于图文兼容、音画两全、声情并茂、界面流转的电子快餐。此时,文字的诗性,修辞的审美,句式的巧置,蕴藉的意境等,一道被视听直观的强大信息流所淹没,语言文字独有的魅力被技术“祛魅”或“解魅”了。数码技术的“无所不能”和数字信息的“无远弗届”,正在把最大众化的“祛魅”工具交到每个数字用户终端。昔日“纸面”凝聚的文学性被“界面”的感觉撒播所碾碎,文学表达对技术机器的依赖,无情地分割了原有的美与审美,用过剩的符号信息制衡了文字的蕴藉体验。当作品的“界面”流动淹没“纸面”沉淀的思想时,文字写作与阅读时的那种风格品味和诗性魅力便荡然无存了。众所周知,汉语文字内视性、蕴藉性、想象性和彼岸性的细嚼慢咽、心灵内省和思想反刍,本是文学审美的高峰体验,欣赏者对文字表征的间接形象思而得之、感而悟之、品而味之,“此诗之大致也”但在网络文学等数字媒介作品中,文字的速度阅读和多媒介的相互干扰,不断解构文字品味时的“澄怀味象”(宗炳),“余味曲包,深文隐蔚”(刘勰)和“境生于象外”(刘禹锡)的想象性审美体验,消解了文学韵味的主体沉浸感和审美意象的丰富想象性。这样的作品似乎不再拥有“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和“艺术里的精神”ƒ(瓦西里·康定斯基),文学的诗性特质被电子“仿像”(Simmulacrum)的技术操作所拆解,文字的隽永美感让位于图文观赏的快感,艺术欣赏变成了感官满足和视像消费,文学应有的品质就这样给“电子幽灵”吞噬了,“文学性”――这个文学审美的内蕴支点和文艺学建构的核心命题也失去了持论的现实基础。
主体承担感的淡化导致文学作品的意义缺失,是数字媒介下文学受阻和异化的又一表现。数字媒介里的文学行为具有实时、互动、跨境、跨文化、跨语言传播的特点,又有着匿名交流、孤独狂欢、行为自律的特性。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人们抹去了生活中的各种面纱,消除了现实里的社会角色,尽可以用真实的自我袒露心性而与他人交流,可以用最“无我”的方式实现最“真我”的传达,这是数字媒体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作品“在场”与作者的“不在场”,又将导致创作主体观念的虚位和作者承担感――文学承担、审美承担、道德承担和社会承担的缺席。由于创作者身份的虚拟和游移不定,许多网络创作在“无我”与“真我”的双重游戏中放弃了主体的艺术使命,回避了不该回避的社会责任。作者全凭自律而没有了他律,他无须为人民代言、为社会立心,也毋庸给予艺术的进步以积极进取的承诺,甚至不再秉持文学传统的赓续和艺术规范的服膺。结果,文学生产中应有的价值赋予、意义深度、审美创新和社会效果等艺术期待,均失去了合理的逻辑前提。有网友这样表达自己失去主体承担时的困惑:

我想每个人都很迷茫,到底自己在网络里寻求些什么呢?寻求心灵的安慰?寻求感情的寄托?寻求一刹那的刺激?寻求不变的承诺?或许是孤独时想上网找个人消磨自己的寂寞;或许是悲伤时想上网找个人发泄自己的痛苦;或许是失意时想上网找个人倾诉自己的落魄。大家都在这个虚幻的网络里寻找各自永不凋零的塑胶花。

而另一位网友则真实地解释了这一困惑:

到论坛里走走看看,是自己的愉快,别人无权说三道四;到论坛里说不说话,是自己的愿意,别人无权指指点点;到论坛里大闹天空,是自己选择,别人无权刻意阻挡;到论坛里说话不多,是自己的习惯,别人无权要求改变。仅此而已。

于是,文学的精神品格和价值承担、人类的道德律令和心智原则,终于让位于个体欲望的无限表达,在线写作的修辞美学让位于意义剥蚀的感觉狂欢,虚拟空间里失去约束的主体和得到解放的个体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消费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这导致许多网络作品拒绝深度、抹平厚重、淡化意义、逃避崇高,封堵了文学通往思想、历史、人生、终极意义、理性价值的路径,消弭了文学应该有的大气、沉雄、深刻、庄严、悲壮等艺术风格和史诗成分,抛开了文学创作者所应当担负的尊重历史、代言立心和艺术独创、张扬审美的责任。
还有,数字媒介下文学经典性引退形成的文学信仰消褪和地位下滑,也可以看作是数字媒介对今日文学的一大负面影响。文学经典是基于艺术积累并由特定审美文化命意所标持的价值规范,数字化媒体打造的是大众文化、新民间文学,而不是典雅的精英文化或“纯文学”,数字化写作常常以委地如泥的“渎圣化”思维将精英文学时代崇高的文化命意改造成为快乐游戏,就像瓦尔特·本雅明(W.Benjamin)所说的那样用作品的“展示价值”替代了“膜拜价值”ƒ;经典是由时间的历史累计而成的认同标准,它总是以“缺席的在场”方式被历时性地延迟出场,而数字媒介写作却只在当下的空间共享交互的过程。当技术媒介越来越以自己的祛魅方式揭去艺术经典的神圣性面纱,抛弃经典的认同范式,回避经典的深邃意旨,挤兑经典的生存空间时,艺术还有能力用“经典”来为人类圈起一个理性的精神家园吗?技术平权下的数字化文学是“寄生”而“易碎”的,它根本不给我们品味和反思的时间,不仅难以用经典的标准来评价它们,甚至无从形成评判经典的标准。文学网民以快捷的技术操作游弋于虚拟的快乐世界,他们不会去刻意追求经典性与精致性,他们要做的只是如何更充分的展示自己和被他人欣赏,所诉求的是自况而非自律,所追求的是“当下”和直观,而不是经典、深度与意义。此时,经典逐渐枯竭的力量已经无法抗拒“第四媒体”的强烈阻击,文学经典及其它所依存的体制,要么认同新媒介“草根性力量”的合法性在场,要么在数字媒体面前隐遁庋藏,沉默不语。
新媒介消解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数字化复制与拼贴技术造成艺术创新观念的淡化。经典是一种审美发现,一种艺术原创和个性独创,而数字媒介写作重发表不重发现、重表达不重原创,它用机械复制与技术拼贴消弭了原创与仿拟的界限,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指出的,“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尼葛洛庞帝也认为:“数字化高速公路将使‘已经完成、不可更改的艺术作品’的说法成为过去时。给蒙娜·丽莎的脸上画胡子只不过是孩童的游戏罢了。在互联网上,我们将能看到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各种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改头换面。”于是,经典艺术和艺术经典的观念一道无可避免地遭遇技术的解构: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无穷复制改变了艺术经典的恒亘沉积性,转移人们对经典的审美聚焦,另一方面,艺术复制用技术干预造成了原创观念中断和文本诗性的语境错位。复制就是本源,拼贴即是生成,文本生产成了“文化工业”,符号仿真成了文本诗意天然合理性的依据,真正的艺术性和艺术的经典性倒成了一个被遗忘的隐喻。恰如有的评论者所言:“经典写作那种可供反复阅读、欣赏的情况在网络写作中将不复存在。一千个哈姆雷特中的九百九十九个已经死去了,只剩下一个还在此时此地嬉皮笑脸,做抓耳挠腮的快乐状。……经典文学写作的黄昏已经来到。”ƒ经典不再,文道焉存,一旦昔日被膜拜的经典从文学地平线上消逝,经典所代表的那一整套审美规则和艺术理念复何以求!



在数字媒介迅速成为这个时代的“元媒体”(metamedia)和“宏媒体”(macromedia)时,人们不会怀疑这种媒介对文学强势覆盖和敏锐渗透的威力,却不免担忧新媒介霸权中的文学命运,质疑数字文化增殖时代的文学前景。媒介革命已经成为催动新世纪中国文学转型的技术引擎,但这一语境中的文学能否真正延伸成为一个文学发展的历史节点,推进转型中的文学健康前行呢?在由传播媒介引发的文学新生与守成的搏弈过程中,中国文学还有没有创新力?基于此,我们必须确立新世纪文学发展和建构的理念,以确保在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面前,还有足够的自信悉心地呵护文学,使它既能坚守又有发展。此时,我们需要找到能顺应时代媒介变革、又能福佑中国文学前行的建设性维度。
转变观念,调整对文学的理解方式,建构数字媒介语境下的文学观,是创新文学的前提。尼葛洛庞帝说过,“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现在看来,数字媒介决定的不仅是我们的生存,还有文学艺术的生存。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变则通,通则久。当“数字化生存”成为人类不可逆转的生存方式时,文学的数字化存在就将成为文学史的现实存在。这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高扬通变的旗帜,重塑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观念。电脑艺术、网络文学、手机创作等,是与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科技环境相适应的,是这个时代环境的文化表达。我们只有立足现实,超越传统,实现知识视野和观念模式的更新,才会有文学的进步与创新的活力。今天,数字媒介的技术力量,已经使文学的存在方式、功能方式,文学的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学的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以及文学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都发生或正在发生着诸多新变,因而传统文学的观念形态也必须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由观念转变推动理论创新,由理论创新达成理论创新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数字媒介对于文学传统的挑战变成文学在涅槃中再生的契机,在迎接挑战中建设数字媒介语境中的新文学。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仍然需要践履人类赋予其精神原点的价值承诺,让新媒介成为建构新世纪文学的有效资源,这是我们需要坚守的又一立场。面对传统文学与数字媒介文学并存的发展格局,应该以兼容与互补的文学立场,确立起文学多元发展的层级模式,让数字媒介文学成为传统文学的必要补充和有效延伸。需要确认的是:数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学传统及其精神原点永远是本位和本体的,它们是文学发展的根,文学观念的源,需要亘久的绵延和持续的坚守,即使文学要变也要将之视为改变的依据,任何新媒介文学都需要将它作为发展的前提,并以不断创新的业绩给传统的文学精神以生命的滋养,而不是让数字媒介淹没伟大的文学传统,用工具理性覆盖文学的本性,用新媒介的技术力量吞噬文学的审美。质言之,文学是一种人文精神性的价值存在,它浸润的始终是创作者的审美情怀,释放的是审美化的诗性魅力,营造的是人性化的心灵家园。当一种文学止于媒体突围却尚未实现艺术创新和价值重建时,人们对他的疑虑是必然的,因为它自身的历史合理性是未经证实的,也是处于悬置状态的。如果数字媒介文学的时尚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媒体革命多于艺术创新、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它一定得不到历史和现实的尊重,其合理性亦不复存在了。从此意义上说,新媒介文学永远需要从传统的精英文学中汲取营养,坚守人文审美的价值承诺,并用新媒介的锋芒去拓展文学的新空间与新价值;同时,传统文学也需要在调整与转型中吸纳新媒介文学的新鲜经验,在丰富和改变自身中重塑文学的新境界。
总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一次次的媒介变迁从未中断文学精神原点的历史赓续,倒是新媒介的不断涌现赋予了文学更替以新的资源。历代文人的写作由甲骨、钟鼎、木牍、竹简而绢帛纸张,由刻刀到毛笔,由毛笔到铅笔、钢笔、圆珠笔,这些书写工具和文字载体的更替和进化,并没有影响反而推进了文学的进步和发展。进入20世纪后期,人类发明了电脑和网络,诞生了数字媒体,键盘鼠标和界面操作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书写印刷和纸页阅读。毋庸置疑,这场媒介革命必将引起文学的巨大变革。但是归根结蒂,媒介还只是创作的工具,载体和传播工具的改变,不会改变文学的本质与品格,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人类赋予文学的精神内涵。“变”中的不变与“不变”中的变,永远都是相对而辩证的,数字媒介只能给文学传统以新鲜的力量,而不能成为它的掘墓者。有作家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网络文学会改变文学的载体和传播方式,会改变读者阅读的习惯,会改变作者的视野、心态、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文学本身?比如说,情感、想象、良知、语言等文学要素?”另有作家给出了这样理性和乐观的答案:“只要人性没有变,只要人类对美、对爱、对理想和幸福的追求没有改变,那么,文学的本质就不会改变。不管科技如何革命,不管书写的工具和传媒如何花样翻新,文学仍将沿着自身的规律走向未来。”这是理智和令人信服的见解。
面对新变的媒介载体和不变的文学本性,还要确立一个调控、引导与主体自律的约束机制。互联网上的虚拟生活及其自由写作就像一个开放的实验室,把人性的丰富性与创造性、个性的多样性与局限性,都鲜活毕肖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在这个虚拟、自由、兼容而共享的空间,极易出现滥用自由、膨胀个性、无节制张扬欲望的现象,从而导致意志薄弱者放弃伦理责任和道德约束,也容易使他们视网络空间为“电子烟尘”的集散地,甚至是藏污纳垢的“无沿痰盂”。我们不愿看到的是,网瘾、网恋、网络黑客与计算机病毒等负面文化,以及网上欺诈、网络黄赌等网络犯罪现象的滋生,不时地玷污网络空间,甚至让虚拟世界的道德败坏成为现实社会德行失范的诱因,导致造福苍生的信息科技偏离其人文的准星。因而,实施对数字媒介的必要控制,倡导网络空间的主体自律,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操守品格,还关涉到这种文化空间的净化与健康,乃至社会的精神文明、文化建设、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如前所述,数字媒介在给予主体以较少限制和更多自由时,可能导致这里的文学活动松懈本该秉持的艺术操守与道德承担,而让信手涂鸦之作、无效乃至有害信息挤占文学空间。如一网络写手所言:“在网上,不想要法律就没有法律,不想被管制就不被管制,不想有规则就放弃规则――还有什么东西比网络更让我们疯狂的呢!”不过应该看到,事实上,即使是最自由的网络空间,也要保证自由与限制的统一。姑且不说这里存在人文伦理和相关法规的限制,计算机视窗系统(如Windous)尚未开放的“信息源代码”就是一种天然的约束和限制,而“电子牧场”潜在的技术监控更是无时不在,高技术背后的知识权力结构无时不在地左右着显见的信息权利分配,是赛博社群的自治伦理和网际生活的自我伦理共同构筑起了虚拟生活的伦理框架。因此,“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
于是,健全“他律”与“自律”并存的约束机制,也许是庇佑新媒介文学健康前行的必要手段。在此,“他律”指的是国家调控的法律法规约束,当然也包括研发必要的技术软件ƒ监控网络不良信息,设置文学主体行为的“数字边界”,倡导或引导高品位的文学艺术创作;而“自律”则是培育主体在数字媒介下的信息伦理观念,倡导“慎独”精神,以自我约束坚守文学的人文本位。需要确立这样的信念:与传统文学一样,数字媒介文学仍然是人的精神现象学和人类的精神家园学,仍需打造灵魂的健康,培植坚挺的精神;仍要在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中添加人性化的伦理装备,重视信息科技之于文学底色的价值赋予,仍应借助新媒介做好自己的“道德文章”。说到底,网络上的自由写作还是个人自由与道德限制的统一,一个网络写手如何利用这种自由与限制之间的艺术张力,首先必须遵循信息空间的公共秩序。譬如,上网写作需要像传统写作那样遵循一定的创作规律,又需要服从电脑操作的技术规范,而这两种约束都必须基于个人、社会和他人的共同需要,统一于科技伦理、人文操守和艺术审美的共同设定,有利于文学创新、技术进步和人性健全的共同理想,让新媒介文学更有效地促进人类社会走向和谐与文明,而不是本末倒置,造成技术对德性的排斥或机器对心灵的伤害,更不是把人和文学都变成“技术的奴隶”,导致科技发展水平与人文道德、文学创新之间的深刻矛盾和巨大落差。如果说科技以人为本,文学以人为限,那么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学就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架设一道艺术的桥梁,它只能为技术的人性化加载伦理的亮色,而不是用数字技术的锋刀斩断自己的道德底线和艺术良知。
与此相关的是,数字媒介语境中的新文学构建还不能不解决另一重要问题:即文学的技术化或曰文学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数字媒介源于高新信息技术,新媒介引发的文学转型首先是由技术载体的分野引起的。但技术不等于艺术,技术优势也不等于文学强势。说到底,文学是源于人的精神而不是源于技术,技术只是文学借助的工具,它应该受驭于文学的艺术目的,为创作者遵循艺术规律插上创造的翅膀,而不是以技术优势替代艺术规律。毫无疑问,文学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但艺术的价值命意又是超越技术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无论多么神奇,它仍然只是技术而不是艺术。技术可以具有“艺术性”,而艺术则不能“技术化”,因为技术作为艺术的道具,它永远代替不了艺术的创造。技术要转换成为艺术是有条件的,它只能在两个层面上与艺术结缘:一是工具媒介层面,一是理解世界的观念层面。前者是艺术创作借助的手段,后者才是真正让技术介入到艺术内核之中并对之施加影响的决定性因素,即技术化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的人类理解世界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对自身与世界的审美关系的深入体察和把握。当前的一些新媒介创作如网络文学等,之所以被人们讥之为“灌水”、“马路黑板”、“乱贴大字报”等,就在于它们多是在工具媒介层面体现数字媒介的技术特性,却未能在理解世界的方式上达成审美创造,以至出现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以工具理性替代诗性智慧、以技术的艺术化替代艺术的技术性等“非文学化”或“准文学化”现象。技术是功利的操作,艺术是精神的凝聚;技术像庖丁解牛一样实现驾驭规律的自由,艺术创作则如春蚕吐丝般酿造生命的境界。同理,数字媒介技术能为文学插上科学的翅膀,但它飞翔的目的地应该是艺术审美的殿堂而不是技术的作坊。
由此可见,技术的进步会给未来的文学艺术生产增设更多的技术含量,但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转型最需要的并不在技术媒介的升级换代,而在于借助新技术、新媒介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与审美价值。在传媒技术愈来愈艺术化的创作语境中,文学有时还需要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与技术霸权的“赢家通吃”相抗争,让新世纪的中国文学遵循艺术的规律而不是按照技术的设定来完成自身的转型,推进自身的进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用数字化传媒重铸文学历史,在文学新变中创造文学的健康与繁荣。


[本文责任编辑:王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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