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数据库 古代文论数据库 旧版入口 English
首页 > 学者文集 > 南帆 >

全球化与想象的可能
2015-05-16 16:28:36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20世纪的历史上演到了最后一幕,全球化终于成为现实——甚至是不可抗拒的现实。信息、技术、商品、人员——尤其是货币资本正在全球范围空前频繁地往来,市场的开拓与扩张有力地突破国家、民族、文化风俗以及意识形态划出的传统疆域。从跨国公司,卫星电视、互联网络到麦当劳、奔驰汽车、卡通片,这些异国他乡的文化正在穿越巨大的空间距离和森严的国境线,愈来愈密集地植入本土。人们所栖身的空间已经与世界联为一体。东京的股市或者欧洲足球联赛并非一个区域性的事件,这些事件冲击波迅速地传遍地球的各个角落。“地球村”是历史为人类提供的下一个驿站。
不论是国际关系、政治利益、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文化霸权还是日常生活,全球化无不显示了深刻的后果。全球化提出的问题全面地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地理学,人们开始提交种种视域广泛的描述。这不仅是对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景象予以考察;同时,这些描述背后迥异的理论姿态还隐蔽地表明,众多利益群体必将在全球化的图景之中重新认定自己的方位。
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现代性话语是描述全球化的一个强大的理论体系。启蒙主义、工业主义、历史目的论、理性、主体自由、进步主义等均是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分支。现代性话语对于市场以及开拓精神的肯定已经隐含了对于全球化的期待,用阿夫里·德里克的话说,全球化“在过去的十年里作为一种变化的范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想象——已经取代了现代化”。现代性话语之中,全球/本土、现代/传统是一些褒贬分明的二元对立。正如德里克所发现的那样,“本土”或者“传统”这些概念时常被目为“保守”、“落后”的同义语,它们代表了蒙味的、未开化的一隅(注:参见阿夫里·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刊于中国海南“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发言摘要。)。相反,全球化意味的是文明的现代世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说来,真正地全面触摸全球化的现实还有待时日;但是,“全球化”这个概念已经在话语空间承担了某些重大的理论涵义,例如先进、发达、开放和文明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汇入全球化浪潮如同领取一张加盟现代世界的入场券。屈辱的近代史证明,现代世界曾经屡屡拒绝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策略、“东亚病夫”的形象以及意识形态的对抗都是中国游离于世界舞台的重要原因。现今,世界的大门自动地敞开了,全球化的现实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机遇——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必将极大地受惠于全球化所提供的种种崭新的可能。许多人的心目中,发达国家、现代性话语、全球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是民族理想、设计方案以及实现的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迄今为止,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为全球化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科学技术不仅制造了信用卡、大型喷气式客机、越洋电话、国际互联网、电子传播媒介系统,同时,科学技术还极大地支持了人们对于全球化图景的想象。科学技术已经允许人们将全球视为一个可以控制的整体。必要的时候,科学技术可以任意地将人们遣送至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空间。科学技术的神奇性必将纵容人们的进一步期待,人们无形地将科学技术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不论全球化的图景遇到什么挑战,进步神速的科学技术终将化险为夷。这时,科学技术业已转换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构思未来世界的主宰观念。虽然哈贝马重新分析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历史意义,并且对于马尔库塞的悲观结论表示异议,然而,这种分析无法否认,科学技术业已充任一个份量沉重的筹码介入了世界政治的想象(注:参见高亮华的《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话语与启蒙主义等一系列基本观念共同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一些理论家已经察觉到现代性话语内部隐藏的内在矛盾(注: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那么,另一些理论家时常乐观地许诺:未来的科学技术可能是缓和乃至解除这种矛盾的救星。
事实上,即使是一批对于全球化持有异议的人也无法否认全球化的必然性。但是,他们更多地注视种种乐观的许诺可能遮掩的问题。“谁的现代性?”——如同这句对于现代性话语的简洁质问一样(注:汪晖的《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之第一节的标题即是“谁的现代性?”),人们同样有理由追溯“谁的全球化”。多数人倾向于认为,现今的全球化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标志。资本的快速流动与跨国市场体系的形成是全球化的首要层面。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肯定不是一个浪漫的大同世界。资本与市场运作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得到了全球意义的扩张。换言之,全球化是在一个巨大的范围之内复制资本与市场所具有的权力关系。这里,支配与被支配、主宰与被主宰以及种种激烈的角逐、争夺、反抗并未止歇,相反,一切都正在更大规模地展开。无可否认,市场原则是对于封建主义人身依附的解放,市场给予个人更多的自由;但是,市场并非一个完全平等的空间。资本的数额时常是市场之中等级制度的基础。如果市场的自由损害了游戏规则制订者的利益,平等的原则即会遭到权力部门的干涉。全球化极大地延伸了市场的半径,众多国家共同加入世界性的资本大循环;相对而言,海关对于人们活动范围的限制削弱了。然而,人们并不能将全球化想象为真正的个人自由。正像韩少功指出的那样,西方发达国家要求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但绝对不能容忍移民——即国际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为了避免失业的震荡,发达国家通常严厉地禁止第三世界国家廉价劳动力的涌入(注:韩少功《国境的这边和那边》,《天涯》1999年第6期。)。这时, 人们可以清晰地察觉全球化背后既定的权力框架。
全球化为文化带来了什么?诸多文化体系的交汇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文化的国际性“接轨”让人兴高采烈。种种跨国的文化盛会仿佛象征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秩序。但是,即使没有“后殖民”理论的武装,人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些文化体系之间的不平衡:好莱坞、迪斯科或者可口可乐的入侵面积远远超出了京剧、太极拳与茶文化的出口,国际互联网上的英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比较文学研究之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顽症,西装领带全面地征服了传统的长袍马褂……这些文化体系并非和睦地同舟共济;相反,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压迫、吞并与经济上的激烈竞争如出一辙,或者说,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文化时常形成亲密的共谋,利润、民族国家、文明水平、价值信仰这些核心概念均是二者所共享的。对于某些幕僚出身的知识分子说来,与其温情脉脉地幻想全球文化的大联合,不如老谋深算地考虑这些文化体系之间水火不容的前景。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中坦率地宣称: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源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根本分歧。
全球化似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人们可以跨出国门,在一个远为宏大的舞台表演。然而,全球化仍然不可能给出一个无限的空间。全球范围内,资源是有限的,生态环境的承受程度是有限的,市场也是有限的,这导致先发现代化国家与后发现代化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后发现代化国家并非推迟一步进入富裕的社会;许多时候,它们将因为推迟一步而永远丧失了机会。例如,如果中国的汽车普及率试图达到美国的现有水平,全世界的石油都将耗尽。这终将迫使人们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平均地享受这个事件?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某些群体在这个事件之中最大限度地获益,而这个事件的所有代价却不由分说地倾倒在另一些群体头上?
这个意义上,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如同一个可怕的寓言。这部小说将人们抛出现代世界,抛到了耙耧山脉深处的一个小村落:三姓村。三姓村从未参与政治势力的角逐与军事集团的对抗,也从未参与错综的现代经济竞争——三姓村从来没有得罪外部世界。然而,死神突然光临,而且驻扎下来不走了。不知何时开始,一种称之为“喉堵症”的不治之症潜伏于三姓村,四十岁是发作的最后期限。从天而降的悲剧扼住了所有人的喉咙。这迫使三姓村开始了反抗死亡的历史,挣脱死亡成为人们最为强烈的冲动——这是全村的凝聚,也是全村的负重。如果说,追逐财富是隐藏于现代社会背后巨大的经济冲动;如果说,这种冲动甚至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动力之一,那么,三姓村农业文化的自然形态却是被强烈的求生渴望击穿了。四任村长率领村民前仆后继:倾尽全力地种油菜、换土、凿渠引水。命悬一线的时候,恐惧的动力是无与伦比的。尤其是第四任村长司马南——他在极为原始的条件下率众凿渠,穿越耙耧山脉六十公里,引来灵隐河水改变三姓村的水源。这个壮举背后掩藏了惨烈的代价:卖淫,卖皮肤,卖尽村中棺材、树木或者陪嫁迎娶的家当,征用农具,强行捐款,修渠而死的达到十八人。然而,可悲的是,沿渠而来的却是一注臭气冲天的污水:发黑的污草,泡胀的死鼠,灌满泥浆的塑料袋和旧衣裙、旧帽子,红红白白的死畜肚子——三姓村这时才意识到,思念已久的灵隐河早已变成了城市的下水道。
的确,三姓村这种偏远村落迄今仍然与工业社会无缘。三姓村从未享受工业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种种现代医疗技术并没有为三姓村提供正确的诊断;然而,工业社会的麻烦却不肯放过他们,例如环境污染。三姓村始终没有申请到进入工业社会的编制,但是,它却如此迅速地沦为工业社会的受害者。这就是现代世界为三姓村作出的定位。事实上,人们始终无法绕过这样的疑问:全球化的时髦叙事之中,分配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只能是什么角色呢?



弗兰西斯·福山曾经论证了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对抗宣告结束,资本经济与消费文化正在制造一个同质的社会。全球化的现实似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资本与市场敲开了国界的大门,全球共同受制于它们的逻辑。然而,一些坚持左翼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愿意轻易地附和这种论调。他们宁可坚持锐利的批判立场——尽管这种批判因为不合时宜而持续地滑向边缘。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全球化并没有人们幻想的那种普遍的解放,相反,全球化无宁说将多数人边缘化。事实上,全球化仍然是一种西方的叙事,全球化的坐标来自西方的主导范式。他们在形容全球化的时候尖锐地使用了“帝国主义”的概念:“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名称”;“西方的霸权指的不仅仅是全球化现象,而且还包括全球化概念本身。这一概念包含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过程,它发端于西方中心,并扩展到被主导叙事称为边缘的世界其他地区(注:参见查尔斯·洛克的《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欧阳桢的《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均见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这种全球化的历史叙事是不可抗拒的吗?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提出的地域政治试图打断全球化的叙事逻辑。相对于全球主义的语境,德里克引入了“地域”充当异己的他者。德里克意识到,人们所熟悉的文化时常成为禁锢地域的意识形态——地域时常被贬为从属于全球的落后角落,地域只有在全球化的历史之中才能获得普遍的意义。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既包括地域又把它边缘化”。在德里克的构思之中,地域恰恰必须在全球化的结构之中产生离心的力量。地域可以“提供一个有利于发现全球化矛盾的批评角度”,“在任何情形中,地域概念对批判发展主义都是不可缺少的,并可作为其想象性选择方式”。地域因素的介入可能打乱全球化的既定步骤,“因此,谈论地域及地域理论指导的新型政治,也即在回答重组政治空间时对新方式的一种需要”。“地域已然成为开展新型社会、政治活动的场所”。按照德里克的考虑,地域精神之中表现出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有助于废除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异化。所以,地域对于全球化的抵制包括如下内涵:
它们涉及遍及世界的土著运动、生态运动及社会运动(主要是关于广泛的妇女问题的)——这些运动通过为对抗发展主义而重申精神、自然及地域的意义来表达基本的生存关注,还有致力于保护周遭环境的城市运动……(注:德里克《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后革命氛围》第48、39、47、51、54、53页。)
在另一个著名的左翼理论家弗·詹姆逊那里,“地域”时常被称之为“第三世界”——詹姆逊将第三世界想象为抵制资本主义总体制度的“飞地”。在詹姆逊那里,第三世界指的是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弱小国家;相对于第三世界的阵营是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与社会主义集团的第二世界(注:参见弗·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见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至233页。)。根据谢少波的研究,詹姆逊对于第三世界的钟情是他对资本社会总体制度认知测绘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的现实已经生产出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意味着资本、市场、生产、销售的重组与再分工。这个过程中,落后的经济决定了第三世界只能扮演出卖廉价劳动力的被压迫者。简言之,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犹如阶级斗争学说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正像无产阶级具有一种清醒的革命意识一样,詹姆逊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设定了一个激进的第三世界作为他者:“在全球规模重新启用激进的他性或第三世界主义的政治,从而在总体制度的空隙内建构抵制的飞地。”(注:参见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引文见第123页。)
全球化的语境之中,什么是第三世界的文化特征?詹姆逊提出了“民族寓言”这个概念予以概括。詹姆逊意识到,贸然为林林总总的第三世界国家制造一个总体理论多少有些冒昧,他所关注的毋宁说是第三世界文化如何抗拒第一世界文化——“民族寓言”之中包含了第一世界文化的价值观所忽略的内涵:“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詹姆逊认为,第一世界文学“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换句话说,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对阵”。相反,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奇特的集体意识。这些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他们所表述的个人利比多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他们的作品之中,“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是有意识与公开的,这表明政治与利比多之间存在着一种与我们的观念十分不相同和客观的联系”(注:参见弗·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 见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240、245页。)。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说来,个别的文本凝聚了强大的民族集体意识——这一切构成了阻止全球化蔓延的重重坚硬障碍。
无论是德里克的地域还是詹姆逊的第三世界,这些设想旨在资本主义的总体制度之中建立某些异端的空间。然而,人们或许可以察觉,这些革命故事的叙事人背后仍然不自觉地隐藏了一个西方的立场。这些叙事不仅明显地依附于西方学院内部的话语传统,更为重要的是,革命故事之中的主人公形象——“地域”或者“第三世界”——过于单纯了。如果观察者的目光来自遥远的西方,如果这种观察更多地是为庞大而骄横的西方文化找到一个迥异的他者,那么,地域或者第三世界就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个整体。可是,如果进入地域或者第三世界内部,问题就会骤然地复杂起来。民族,国家,资本,市场,文化,本土,公与私,诗学与政治,这些因素并非时时刻刻温顺地臣属于某种统一的结构。事实上,许多左翼理论家所共同关注的中国即是一个不可化约的个案。



尽管詹姆逊关于“民族寓言”的概括十分有力,但是,人们如果没有将隐藏在这种概括背后的复杂故事——这些故事时常越出了詹姆逊的推理线索——陈述出来,第三世界在全球化结构之中的定位可能产生偏移。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中,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个人、跨国市场三者时常呈现出交错的互动关系。某些历史时期,人们看到了个人如何汇集在民族的旗帜之下与第一世界的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的壮观图景。这一切业已被历史认定为民族的光荣。但是,另一些历史时期,第三世界之中的个人与民族并没有形成坚强的同盟从而将资本及其派生的文化逻辑拒之门外。现今,全球化的语境正在制造一系列新的历史条件;这时,人们不得不重新考察:曾经在上述复杂的故事之中扮演主人公的民族国家、个人、跨国市场之间出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关系?在我看来,了解这种关系也就是考察第三世界如何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主体活跃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
中国版本的现代性叙事之中,民族国家与个人之间具有某种奇异的张力。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的那样,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注: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导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民族与国家并不能完全等同,这里无法更为详细地分辨,因而沿用常见的“民族国家”这一术语。);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更多地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之下形成的。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是现代意识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个性解放。个人与自我是冲破传统封建社会重重枷锁的嘹亮号角。如同许多文学史著作所描述的那样,个性解放是“现代文学”的一块不朽的里程碑。然而,如果说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限制与规训个人的权力机制,那么,所谓的个性解放还能走出多远?
汪晖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之中解构了这一对矛盾。《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一文认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个人观念是作为所有普遍性概念——如‘公理’、‘国家’、‘团体’,等等——的对立物来界定自己的,然而,如果我们把个人观念置于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来观察它的起源和运用,我们会发现,这种对人的自主性、独自性和唯一性的强调恰恰以那些普遍性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为其目标。”(注: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现代认同》,见《汪晖自选集》第43页。)换言之,个人的解放乃是群体、社会和国家真正解放的条件之一。民族国家是个人背后的更为基本的单位。所以,刘禾断言:“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注: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见《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95页。)五四新文学之中, 民族国家的强盛之梦时常潜入;三四十年代,因为抗议异族的入侵,文学对于国家话语的表述空前强烈。表面上,救亡图存呼号遮盖了个性解放的声音,更为深刻的意义上,二者是一致的。这时,启蒙主义话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意识和被压迫民族的屈辱与抗争获得了某种历史性的统一。
可以预料的是,民族国家充当了最为深刻的基本单位之后,第三世界的国家已经无法逃离现代性的叙事逻辑。为了保持维护民族国家的国防军事力量,某种竞争性的工业进程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吉登斯说过:“军事工业化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兴起相伴的关键过程,也正是它型构了民族—国家体系的轮廓。”(注: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导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民族与国家并不能完全等同,这里无法更为详细地分辨,因而沿用常见的“民族国家”这一术语。)如果弱小的民族国家企图保持独特的地域政治——即使只是企图阻止经济侵略,它们也必须拥有足以与对方抗衡的实力。国际关系之中的实力原则很大程度地规约了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这个意义上,现代性话语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现代性话语显然包含了国富民强的许诺。人们在这里察觉到一个悖论:全球化的结构之中,如果“地域”或者“第三世界”有能力表示某种地缘政治的意愿,那么,它们就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遵从和融入第一世界的发展逻辑。中国近代史上,“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案以及对于“船坚炮利”的向往无不证实了这种悖论。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充当了最为深刻的基本单位之后,围绕国家机器产生的权力机构得到了名正言顺的扩张——这种扩张在许多时候可能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这是一种可悲同时又常见的异化。如果说政治学或者社会学时常与民族国家保持相近的立场,那么,文学切肤地感受到了这种异化。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时候,谢冕清晰地察觉到这种异化如何日复一日地沉重。谢冕在《总序》之中指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悲哀是中国百年文学的大背景。这决定中国文学不得不拒绝游戏、放逐抒情而表达怒吼与哀痛。危亡时势之中的文学充当了疗救社会的药方,“在从改造社会到改造国民性中起到直接的作用。”这带来了一个必然的后果:
……文学的目的在别处。这种观念到后来演绎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就起了重大的变化。而对于文学内容的教化作用不断强调的结果,在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往往就从强调“第一”转化为“唯一”。“政治唯一”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是的确存在过的,这就产生了我们认知的积极性的反面——即消极的一面。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的结果,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忽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注: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总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按照谢冕的考察,这种文学表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尊群体而斥个性;二、重功利而轻审美;三、扬理念而抑性情。”显而易见,这不仅是文学经验的描述,而且无宁说是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所有的个性都在民族国家至上的原则之下消声匿迹。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确重申了个性解放的主题。启蒙话语制造的乐观气氛之中,“主体”成为一个众人景仰的概念。如果说,文学的运行通常与社会科学制造的语境息息相关,那么,自由经济与市场是80年代文学为自己设计的理想环境。至少在那时,“市场”概念背后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还未真实地浮现,资本、竞争、垄断、支配与被支配、失业、经济危机、拜金主义——这些市场的派生物还暂时冻结在某些陈旧的理论体系之中,换言之,80年代话语空间的“市场”概念更多地表述了“解放”的涵义:市场意味了脱离权力关系的束缚,个体在市场所创造的空间自由地翱翔。许多人不是对这种自由渴慕已久了吗?
市场神话的破灭是在市场逐渐成为日益迫近的现实之后。进入90年代,市场不再是一张理论地图,市场即是人们伸手可触的社会环境。这时人们才清醒地意识到,市场并非浪漫想象的产物。首先,市场对于创造性以及坚韧、精明、实际操作能力的苛求远远超出人们的估计;另一方面,市场的激烈竞争制造了大批的失败者——其中包括某个行业的失败而导致的大幅度裁员。不论人们是否认可市场的游戏规则,这已经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场给予个性的自由十分有限。市场包含了另一种权力关系,只不过这种权力的象征从某些机构转向了资本。某些时候,市场的权力关系以及产生的利润可能得到民族国家的认可与分享——前者并未形成瓦解后者的威胁。如同德里克观察到的那样,一些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对跨国资本表示敌意,相反,它们更乐于为全球主义的来临提供方便(注:德里克《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反革命氛围》第51页。)。这个意义上,詹姆逊的“民族寓言”已经变调;人们不得不继续追问:第三世界内部,谁是批判理论的主体?



不言而喻,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文化认同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许多人心存疑虑:跨国市场的前锋过后,接踵而来的是不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是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都要穿上统一的制服?许多时候,文化认同不可避免地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社交仅仅数百人,他有什么理由想象自己可能与数亿从未谋面的社会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共同体?这时,民族文化乃是这种想象的基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共同的风俗、服饰、饮食、建筑——总之,共同的文化传统成为一个民族的粘合剂。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这个统一体不可能纯粹是行政性的,因为它所包含的协调活动预设了文化同质性的因素。”他甚至描述了某些文化与民族主义相互联系的基本策略:“民族主义理念都倾向于把‘故土’的概念(就是说领土权的概念)与起源神话联系在一起,就是说,赋予那种被认为是这些理念载体的共同体以文化的自主性。”(注: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导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264、260页。民族与国家并不能完全等同,这里无法更为详细地分辨,因而沿用常见的“民族国家”这一术语。)进入全球化时代,文化之中的民族涵义日益彰显。这无疑是对异族文化的压力进行抵抗;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这时常表现为国家主权的象征性发言。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种表彰民族的文化主题表示赞同。民族主义之中的狭隘、保守以及某种危险的狂热令人担忧。因此,一些理论家更多地呼吁:跨越民族的边界,奉行世界主义——例如杜威·佛克马。佛克马提倡的是一种“新世界主义”。在他那里,“新世界主义”来自一个基本的假定:“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化成规系统中,我们至少可以假设一种一切文化都共有的成规。”(注:杜威·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见《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252页。 )——佛克马以文学为例论证了多民族谋求共识的可能。
的确,人们没有理由辜负这种良苦用心——但是,棘手的问题在于,敞开民族的文化边界并没有带来和睦的文化大同。世界性的文化拼盘中,各个民族文化所占有的份额十分悬殊。人们可以从这种文化拼盘之中清晰地看到权力关系的投影,看到中心与边缘的差距。例如,对于比较文学说来,英语写作所得到的重视是其他语种所无法比拟的。一旦涉及文化市场的争夺,权力之间的角逐更为激烈——电影的进出口时常是文化谈判与经济谈判相互交叉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一世界的大国无疑是这种权力角逐之间的优胜者。事实上,一些理论家已经激愤地将第一世界国家的文化扩张形容为“文化帝国主义”(注:参见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然而,如果人们因此认为民族文化永恒地守护着一个民族的本质,如果人们因此认为关闭文化的大门就能逃离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种夹击,那就落入了本质主义的陷阱。本质主义的基本假定是:一个民族具有某种恒定不变的本质,例如“中华性”、“法国性”、“英国性”等等,这种本质是坚拒异族文化的中流砥柱。这意味着将民族抛出特定的历史,虚构了一个抽象而悬空的“本土”。本质主义与国粹主义往往仅有一步之遥。韩国——一个仍然承受着分裂痛苦的国家——的理论家白乐晴是一个民族文学的积极倡导者。但是,他曾经清醒地表示:“这种民族文学论,与将民族规定为某种永久不变的实体或至高无上的价值作为出发点的国粹主义文学论以至文化论不同。”(注:白乐晴《为了确立民族文学之概念》,《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换一句话说, 如果一个民族制造了某种“民族本质”的神话掩护自己悄悄地撤出历史的脉络,那么,这个民族肯定无法成为立足于全球化之中的民族。
如同许多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历史是一种持续的建构。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的特征不是某种自我规定,这些特征取决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关系——取决于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比较、对抗、竞争、排斥、吸引,这一切必须发生在具体的历史网络之中,来自多种力量的交织互动。换言之,一个民族自身历史的建构取决于它如何参与多民族之间的历史。《东方学》出版16年之后,爱德华·萨义德为这部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写下一篇“后记”。他在“后记”之中重申了《东方学》关于民族文化建构的基本观点:
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注: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6页。)
这不啻于认为,一个民族——尤其是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必须积极地与全球化语境所制造的种种“他者”进行对话;这些对话恰恰是一个民族自我定位的参照。如今,“对话”已经是一个时髦的字眼,这个字眼表明了一种开放的姿态。但是,在我看来,民族对话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某种沟通或者互相了解,也远远不止于出示某些地域性的奇风异俗招徕猎奇者。白乐晴曾经尖锐地指出:“土俗性可以是民族抵抗的最后据点。”(注:白乐晴《民族文学的现阶段》,《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第40页。)毫无疑问,种种民族性的地域文化不是拒绝现有的文明而倡导某种原始的、甚至是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首先,这些地域文化的存在是对全球化产生的某种同质的、一体化的强势文化表示抗拒,地域文化代表了尚未被征服的个性——地域文化的不屈姿态象征了争回的一种权利;其次,这些地域文化表象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念出示了异于现代性话语的向度,它可能启示人们从某一个角度反思现代性叙事的历史,显现这种叙事之中的潜在裂缝,并且为理论想象另一种文化空间提供燃料。这样,地域文化已经具有了全球的意义。
现在,人们终于可以从抽象的理论跋涉回到中国文学。
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是一个显赫的文学事件。尽管一些人仍然沿袭“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口号予以解释——尽管这些解释之中不可避免地隐含了对于“世界”的迎合,但是,“寻根文学”之中的一批小说——例如《棋王》、《树王》、《爸爸爸》、《老棒子酒馆》、《最后一个渔佬儿》等——毋宁说向西方世界开启了另一些窗口。当然,传统的儒、道、佛仅仅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人们可以从偏远的山村发现种种独特的文化姿态。或许,刘亮程的散文是晚近的一个例证(注:这里例举的刘亮程散文刊于《天涯》1999年第5期。)。这批散文之中浮出了一个人们久违的世界:衰老的狗,草根底下的虫子,偷运麦穗的老鼠,滚粪球的蜣螂,刮走一切气味的风和被大风刮回来的榆树叶……这批散文之中只有一个人物——一个扛柄铁锨闲逛在田野之中的人物。这批散文之中没有复杂的计算,这里的思想透明而又质朴。这个扛铁锨的人从容不迫地陈述种种有趣的冥想和自然的奥秘,悠然地行走在旋风般打转的生活之外。这些散文无法引诱人们重返扛一柄铁锨的世界,可是,人们不得不意识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人已经拥有了远比铁锨先进的轿车、飞机和豪华住宅,为什么他们反而陷入莫名的现代焦虑?现代历史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刘亮程的散文之中仅仅出现了一个称之为黄沙梁的小村落,但是,他的提问却进入了全球化的语境。



“地球村”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术语,对于一个长久地蜷缩在封建帝国名义之下的民族国家说来,全球化仿佛是一个即将来临的良辰美景。许多人对于全球化充满了期待:全球化似乎是奔赴经济与文明的盛宴,是进入发达国家的直通车。全球化甚至包含了莫大的解禁快意——闭关锁国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人们兴致勃勃地推测:未来的“地球村”之中,不同肤色的世界公民可以平等地共享种种高科技所创造的眼花缭乱的伟大成果。
这些温情脉脉的幻想可能使人们对于全球化的现实问题失去了思想准备,至少在目前,全球化方案并没有取消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各种利益阶层以及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异。相反,全球化是在全球空间的范围内对于这些单位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某些新的差异可能取代旧的差异,但差异并没有消失。这些差异并非美学性的——全球化的意义并非让不同的民族更为迅速地传递屈原和莎士比亚,或者彼此欣赏毕加索和张大千。全球化的意义首先是全球市场。因此,这些差异是竞争性的,而且,经济的竞争时常与政治竞争密不可分——的确,迷恋差异美学远不如谈论差异政治。
这里,提到了差异美学并非偶然。人类的确有理由自问:为什么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不能在美学的意义上彼此欣赏?为什么不能中止民族国家之间的种种紧张关系,回到快乐原则之上?为什么不能削减军费,放弃军备竞赛,利用这些资金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文物,或者缓和贫富分化?为什么某些巨富已经拥有世界财富的一大部分,他们还要在商场之上锱铢必较?为什么不能压缩劳动的时间和强度而宁愿捐出大笔的利润作为慈善基金?如此等等。常识的意义上,这是一些显而易见的提问;然而,对于现代性叙事而言,这些提问却如同天方夜谈。根据工业主义、资本、市场、竞争、对抗这条逻辑,这些提问只能遭到理所当然的否定。这条逻辑如此有力,以至于任何国富民强的愿望都不得不纳入它的模式。
对于现代性叙事、全球化语境以及福山式的结论,现今的中国有否可能表现出某些独特的姿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一个多世纪反复曲折的痛苦经验,巨大的市场、众多的人口和有限的资源,对于发展模式的持久考虑以及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极为强大而真实的渴求发展、渴求富裕的冲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诸种文化因素在同一个空间的复杂交织……这些因素的综合是否隐含了某些前所未有的历史机会?全球化语境所制造的文化视野是否同时开启了抓住这些历史机会的可能?某种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否可能挑战西方版的现代性叙事?
这样,我很乐意提到张旭东的论文《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显然,张旭东意识到了中国历史脉络内部的多重纠葛,意识到中国的“现代性”还将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出现,但是,后现代主义式的“反总体论”、“反大叙事”、反本质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无不包含了某种深刻的理论指向。在张旭东那里,这种“后现代”不是对于西方后现代话语系统的移译,不是试图同发达国家的学术话语衔接从而积累某种符号资本,相反,张旭东所谓的“中国后现代”指的是挣脱现代性叙事的某种理论想象:“我们对‘现代’、‘自我’和‘他人’的理解,我们对未来的想像,都可以放在这个新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上来看。这在世界史和文化史的层面上暗示了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潜在的解放性。”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文化风格均突破了经典的现代性框架,处于一种奇特而又微妙的无名之境。这时,后现代理论的不稳定性、无中心、多样化意外地显出了巨大的理论潜力。因此,“中国后现代”的“基本问题是把当代中国不但视为世界性‘后现代’历史阶段及其文化的消费者,同时也视为这种边界和内含都不确定的历史变动的参与者和新社会文化形态的生产者”(注: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读书》,1999年第12期。)。
质言之,这里所谓的“后”是逃出现代性话语之后所瓤得的一个开放性的历史空间。
这些表述显得模糊、抽象甚至空洞。可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模糊、抽象和空洞恰恰预示了闪烁未定的历史前景。现代性的叙事框架之内,许多方面的未来发展可以诉诸精确的公式和数字统计;这时,另一些向度的思辨性理论和概念突然插入,扰乱了既定的逻辑并且形成了一个进入别一种历史空间的缺口——模糊、抽象和空洞可以视为既定逻辑中断的症候。目前为止,人们还无法更为清晰地描述“中国后现代”这样的命题,然而,人们至少有理由承认,这种理论想象或许隐含了某些前所未有的契机。如果愿意表示某种程度的乐观,这即是乐观的所在。


原文刊载于《文学评论》 200002 期

上一篇:革命、浪漫与凡俗
下一篇:大众文学的历史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