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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序位———《生态文艺学》
2015-05-16 16:09:0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文学艺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序位———《生态文艺学》论稿之一
 
      “序位”,在这里我们是借用了生态学理论中关于“生态序”和“生态位”的说法。生态序(ecological order)是指一个生态系统内部的结构、功能及其环境条件在空间与时间中的秩序;生态位(niche)是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或生态群落中,某一个物种实际上或潜在地能够占据、生存的空间和地位。[1]Niche一词的原意即“合适的处所”“相称的职责”,即“安身立命之地”。在我们看来,地球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文学艺术是地球上人类这一独有生物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是一个在一定的环境中创生发育成长着的功能系统,文学艺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注定享有一定的“序”和“位”,而这一“序位”,即文学艺术的“安身立命之地”。托玛斯的隐喻
  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玛斯博士(Lewis Thomas)在思考地球上生命的同一性时,越发觉得地球是一个“活物”:近来,我一直把地球看作某一种生物,但总嫌说不通。我不能那样想。它太大,太复杂,那么多部件缺乏可见的联系。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驱车穿过新英格兰南部树木浓密的山地时,我又在琢磨这事儿。如果它不象一个生物,那么它象什么,它最象什么东西呢?我忽然想出了叫我一时还算满意的答案:它最象一个单个的细胞。[2]只是这个“细胞”的确有些太大了,站在地球上的人不太容易想象得到,也不太容易与宇宙间的其它天体进行比较。庆幸的是不久便有人跑到了地外空间,站到了月亮之上看地球,只见茫茫苍穹中轻盈地漂浮着一个蓝白相间、云蒸霞蔚、氤氲浑沌、生机蓬勃的圆球体,用阿波罗号飞船上的宇航员们的话说:相对于月球那枯骨死灰般的地貌,它含情脉脉,无比温柔。宇航员们还说,从太空中看地球,地球的形体、结构、运转方式是如此完美,要比一座城市、一座核电站、一座金融市场要单纯得多,优美得多。看来,托玛斯的比喻还真是贴切,地球就象一个单个的巨大细胞,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生命体,一个能够自组织、自调节的生命体。目前人们掌握的知识已经证明,地球上现存的所有生命体之间以及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间,都存在着普遍的联系,构成我们身体的几万万亿个基本粒子是在150亿年前宇宙初创时生成的。人类身上带有地球和宇宙的特性,与自然是完全一致的。有人甚至推测,地球上林林总总、千差万别的生物种类归根结底都是来自最初的一个单细胞。地球在宇宙中生成之后的早期阶段并没有任何生物,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于一道撕裂长空的闪电,一声震撼大地的炸雷,在地球之表的“原始汤”内化合孕育了第一个有生命的细胞,这个细胞便是地球上芸芸众生的始祖,小如苔藓、荇藻、草履虫、细菌、微生物,大如猛犸、恐龙、犀牛、狮子、老虎,直至人,无一例外。所有生物都毫无例外地由同样的两类高分子即蛋白质和核酸所构成。而且所有生物体内的这类高分子都是由相同的残基集合装配而成的,残基的种类是一定的,蛋白质有而是种氨基酸,核酸则有四种核苷酸。鲸鱼机体内的酶与野草中的酶有着共同的基因,同样的叶绿素既存在于森林中的橡树叶里,也存在于海洋中的巨蛤的吸管里,而人类血液中的盐分与海水中的盐分的比例是一致的,甚至,人体中的化学元素的含量与地壳岩石中的含量在比例上也是相似的。地球上的生命界显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如果说地球上的生命活物,全都是地球自己孕育生长出来的,那么,是否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地上万物的生命也可以看作地球自身的生命。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的心灵,说到底也不过是地球生物进化的结果,那么,人类的心灵是否也应当看作地球的心灵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地球就真的可以“活”起来了。
盖娅假说
  在希腊神话谱系中,盖娅又被称作“地母”“大地女神”,是一位相当原始古老的神灵,巨人安泰是她与海神波赛东所生的儿子,创造了人类并且造福于人类的人类始祖普罗米修斯按说还是她的一个孙子。盖娅成了大地和自然的象征,成了孕育了人与万物的母亲。七十年代中,英国的生态学家洛夫洛克(J.E.Lovelock)和美国的生态学家马古里斯(L.Margulis)首先提出了一个以“盖娅”命名的假说(Gaiahypothesis)。这个假说认为:地球生物圈内地表的冷暖、水源的丰欠、土壤的肥瘠、大气质量的优劣是由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存在物的总体与其环境的调节反馈过程所决定的,地球孕育出了自然界中的生命,也给自身赋予了生机,“地球系统本身也就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体”。[3]这个神秘奥妙、变化莫测的生命体就是现代生态学塑造的“地母盖娅”。
       “盖娅假说”为“深层生态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根基。在一些更为激进的生态学家看来,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自我与世界、精神与物质、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生命的过程就是建立跨越疆界的联系,形成不间断的相互渗透”,“自然与我同为一体,自然是充分延伸和扩散了的自我”,在他们看来,地球上的大气回流应当包括人类的呼吸,而人类的循环系统还应当包括进地球上的江河湖海![4]
        盖娅假说的好处在于她强调了人与自然相互关联的内在机制,强调了地球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存在,强调了地球的状态与命运维系于地球上所有生命的通体合作,从根本上破解了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从而为稳定地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但是,盖娅假说在哲学界乃至生态学界还面临许多异议,尤其是关于它涉嫌“泛灵论”、“活力论”的指责。
       不久前,我国著名生态哲学家余谋昌先生还和我在通信中讨论了“盖娅假说”的问题,他显然是赞成这一学说的,并在给我的信中提出以下六点理由:
(1) 地球经历了前生物阶段、生物阶段、和人类阶段的演化,地球是“活的”;
(2) 世界有目的性,包括无机自然的目的性、动物、植物的目的性、人的目的性;
(3) 世界有主动性,依主体的性质不同,可分为物质的主动性、生物的主动性、人的主动性;
(4) 世界有“评价能力”,明显地表现在动、植物对于环境的评价上;
(5) 自然万物都是有价值的,存在着统一的“价值进化”方向;
(6) 自然中存在着“生态智慧”,这是“仿生学”的基础。[5]
        我完全同意余谋昌先生的意见,我想补充的一点是:新世纪的生态学不应把自己的根基仅仅建立在科学的底盘上,它同时也还应当是哲学的玄思与审美的想象,是艺术和诗。
地球诸“圈”与“精神圈”
  一些生态学家喜欢用“多层同心圆”的系统模式描述地球上的生态景观,他们认为在这个独一无二、美丽奇妙的天体上是可以划分出许多“圈”的。提出较早且已经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有以下这些“圈”:
         岩石圈:由地壳中地幔顶部坚硬岩石所组成,厚度约为70—150公里。
         水圈:是地球上各种形态的水的总和,包括大气中、地表上和地表下的水。其中,海洋为最大的水体。水圈的平均厚度为3·9公里,相对于地球表面来说只是薄薄的一层。
         大气圈:包裹着地球的整个空气层的统称。主要由氮和氧组成,被划分为对流层、          平流层、电离层、散逸层。生命活动主要集中在对流层。
         土壤圈:指岩石圈外层疏松风化的部分,其上或其中有生物栖息。土壤圈的厚度有限,不同地域差别很大。
         生物圈:地球上生命活动所依赖的物质及所生成的产物相对集中的部位,包括整个水圈、土壤圈、岩石圈的上层(风化层)。其范围包括地表以上23公里的高空,地表以下12公里的地层。
         以上是通常被认作构成地球自然环境的“五大圈”。其中,生物圈是一个兼容了其它四个“圈”的更大的“圈”。
          生物圈,最初由奥地利地质学家修斯于1875年提出,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使用。随着生态学的人文化转向,以上五大圈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态学发展的需要,于是,前苏联的一些学者曾在40年代提出了“社会圈”的概念。
         苏联学者认为,社会圈是地球生态系统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系统中的物质、能量及其交换的方式都出现了全新的变化,人类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成了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地球上,除了“自然生态系统”之外,还存在着“社会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于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境遇越来越关心,结果便产生了“社会生态学”这门新的学科。
        社会生态学把人类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的物资、能源、人口、环境、技术、作为研究的重心。其中,苏联学者费尔斯曼还提出了“技术圈”的概念;[6]维尔纳茨基则继法国学者P·T·D·沙尔金之后提出了“智能圈”的概念,充分表现了这些学者对于工具和理性的重视。[7]
         地球上的多层同心圆的圈划到此就“圆满”了吗?仔细想一想,似乎还有不少东西遗漏在外边,而且,这些东西还决不是不重要的。
       从截止目前的研究成果看,社会生态学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地球生态系统中人作为个体的、个性的、情感的、信仰的、潜隐性的以及超越性的,即人的心灵性的、精神性的存在。人在这些领域的主要活动的表现形式为:宗教、艺术、哲学与科学的冥思,这似乎是一个更不容易把握的领域。
        然而,在这一领域内,也存在着主体与环境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以及能量与信息的交流。若是仔细探究,其中恐怕也还存在着“生态场”、“生态势”、“生态平衡”、“生态效应”、“生态压力”、“生态危机”……只不过精神生态的活动方式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会有某些不同。
        那么,地球生态系统中是否还应当有一个“精神圈”存在呢?
        被人们奉为“系统论之父”的贝塔朗菲从人类在生物圈内的特殊性出发,更突出地强调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只有有了符号,经验才变成了有组织的‘宇宙’”,人类才有了历史传统和对于未来的憧憬。他还引用歌德在《浮士德》中的诗句说:“符号系统使这个宇宙变得稳固了:‘在悬浮的现象中飘忽不定的东西,在思想中安定下来’”。“各种符号世界的进化等同于一个人类‘宇宙’的开创,这个‘宇宙’与生物学家克斯屈尔的动物‘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动物‘圈’特有动物的天生的、有解剖学的功能的有机体预先决定的。”[8]贝塔朗菲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精神圈”的概念,实际上他已经把“符号宇宙”作为人类生态系统中一个至关重要、独具一格的精神层面。而且,贝塔朗菲还试图说明,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麻烦、许多失控、许多灾难、计多困境,很少与人的“自然天性”相关,更多的则是由于人类“符号系统”的紊乱与迷狂引发的。这也就是说,是由地球上的精神层面的故障引发的。
        夏尔丹则曾经明确地使用过“精神圈”这一概念。他说,地球上“除了生物圈外,还有一个通过综合产生意识的精神圈”,精神圈的产生,是“从普遍的物质到精神之金”的变化结果,是通过“信仰”攀登上的“人类发展的峰巅”,他体现为“对世界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不朽的信仰和对世界中不断增长的人格的信仰”。[9]夏尔丹的这个“精神圈”里,显然弥漫着基督教神学的幻象。也许已经可以确定,在我们共同生存的
这个地球生态系统中,在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技术圈、智能圈之外或之上,还存在着一个由人类的操守、信仰、冥思、想象构成的“圈”,一个“精神圈”。
        无论是对于现在的地球,或是现在的人类,这个“圈”都决不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情感活动、想象活动、精神创造活动,作为人类言语符号活动的一个出色的领域,显然是处于这个“精神圈”之内的。三座“金字塔”
  在论及地球与人的存在状况时,不同领域的学者曾经描绘过三幅不同的“金字塔”的图景:
       一座“金字塔”是生态学的,生态学家在论证生物圈中营养级位之间的能量转移时,画出了这样一座“金字塔”[10]:最底部当然是大地,是大地为一切有生物提供的水分、热量、矿物质;大地之上是植物,诸如苔藓、荇藻、牧草、森林、庄稼、蔬菜;植物上面是动物,较低层面上的食草的昆虫和动物,比如蚱蜢、麻雀、鼹鼠、野兔;再往上是以这些昆虫、动物为食的动物,如蟾蜍、蟒蛇、狐狸、黄鼬;再上面一层,是吃这些动物的动物,如鹰隼、豺狼、虎豹、狮子。而位于这座“金字塔”顶端的,是统吃以上各层面动植物的人类。
         一座“金字塔”是心理学的。A·H·马斯洛在阐述人的基本需要时曾经绘制了另一座“金字塔”[11]:最底层是人的“生理需要”,其主要内涵是人对呼吸、吃喝、睡眠、性交的需要;再上一层是“安全需要”,即生活资料的充足、生活秩序的稳定、人身权利的保障、身体健康的养护;更上一层是“归属、交往、爱的需要”,即渴望在团体和家庭中占有一个位置,渴望与他人接触并被他人理解、接纳,渴望与他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爱别人,也被别人所爱;继续往上,是对于“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和被他人尊重,既相信自己人格上的独立自由,相信自己的能力实力,又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与赞赏,从而获得荣誉和声望;接近于这座金字塔的顶端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即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切潜能,使自己成为从本来意义上可以成为的一个独特的人;马斯洛最后提出的,是人类的“审美需要”,并把它置于这座“金字塔”的峰巅,只是他的解释多少有些含混。在他看来,审美的需要是一种对于神秘事物的好奇心,一种对于形式、结构近乎过敏的感受力,一种可以追溯到原始洞穴时代的冲动和热望,一个让科学家感到难堪的领域,然而,这种需要的满足却可以使人变得更健康、更高尚、更美好,“使人性中的神性日益升高”[12]。
       一座“金字塔”是美学、文艺学的,这座“金字塔”是由俄国美术家W·康定斯基描画出来的。他说:“人类的精神生活可以用一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来表示,并将它用水平线分割成不等的若干部分”,“整个三角形缓慢地、几乎不为人们觉察地向前和向上运动。今天的顶点位置,明天将为第二部分所取代”,“三角形的每一层上都有艺术家。凡是能把视线越出自己那一层的界限的艺术家就是先知,他起着进步作用。”“三角形的顶端经常站着一个人”,在康定斯基看来,这个人就是象贝多芬、德彪西、梅特林克、莫奈、马蒂斯、毕加索这样的伟大的艺术家。康定斯基的“金字塔”是精神型的,而艺术则是这座“金字塔”的生机与活力,“在艺术得不到人们的维护,同时又缺乏真正的精神食粮的时代,精神世界是衰微的。灵魂不断从高处跌落到三角形的底部,整个三角形显得死气沉沉,甚至倒退和下滑。”这种艺术精神又是内在于每一个人的身心之中的,“任何人,只要他把整个身心投入自己的艺术的内在宝库,都是通向天堂的精神金字塔的值得羡慕的建设者。”[13]综上所述,第一座“金字塔”是由自然到人的;第二座“金字塔”是由生物性的人到社会性的人到精神性的人的;第三座“金字塔”则是由人类的精神生活到文学艺术的。三座“金字塔”从不同的方面描绘了人在自然中存在的基本状况。如果把三座“金字塔”依次迭加起来,文学艺术应该是位于塔的最尖端,就象是悬浮在塔尖上的一片白云,即恩格斯所说的“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马尔库塞在其《审美之维》一书谈到人类的精神文化时,曾经说过与此颇为类似的话:“就社会允许的真理性的范围,和可达到的幸福形式的广度看,艺术是在肯定文化中最高级、最有代表性的领域”,“在显示对立的高处云端,漂浮着文化上团结一致的王国”。[14]
       这不能理解为诗歌、音乐、绘画就一定比食物、饮料、空气更为高贵,就象不能说狮子、老虎、人类比泥土、森林、昆虫更为高贵一样。我们这里希望表明的只是文学艺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序位,即它在这一总体结构中占据的空间,它的职责,它能够发挥的功能。
        生存的辉煌景观
  人们对于人类自身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着许多分歧,但在以下两点却基本取得了共识:一、人类是地球上生命进化的最高形式;二、精神是人类进化的最高形式。我们是否还可以再补充一点,文学艺术,其中包括由原始劳动产生的宗教仪式、由原始思维产生的神话故事、由原始审美活动产生的音乐绘画,都是人类最初的生命活动的真实呈现,又可以看作人类最初精结构中至关重要的基因。
         艺术,是人类生命进化史中的一个包容诸多的“原点”,这个“原点”又使它在人类活动史中永远占据一个制高点。艺术在人类生活与人类历史中的定位使它拥有了这样一些“天性”:它既根植于大地,又仰望着天空;它既是真实的生活,又是虚幻的想象;它既是本能的喷涌,又是理性的张扬;它既拥有肉体的丰厚,又拥有精神的空灵;它既是对于往昔的追忆,又是对于未来的憧憬。它拒绝一切形式的人与自然的割裂、物质与精神的偏执、思维与本能的对立、本体与现象的拆解、理智与情感的剥离。它始终追求的是一种圆满、充盈的生命形式,一个真实、独特、富有创造活力的个体。这样的艺术,几乎就是地球生态系统中天地神人和谐相处、健康发育的一个楷模。这样的艺术就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模仿再现,也不仅仅是天才人物的心灵表现,更不只是能工巧匠的熟练操作,它应该就是那个完整的“世界”,就是“存在”本身。
       如果用海德格尔那晦涩的哲学语言表述,艺术就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艺术在其本质中就是一个本源”。艺术还是艺术作品的本源,因此,“也就是创作者和保存者的本源”。[15]而从生态学的立场看来,这“世界”“存在”“本源”不是别的,就是宇宙间这个独一无二的地球生态系统,而文学艺术就是人在这个系统中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曾经作为“绝对需要”“最高使命”的生存方式。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因为痛心于现代西方文明中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技术与情感、智慧与良心的割裂对抗,返身求助于艺术,求助于人类诞生时那个完美而又完善的“原点”,希望凭着重新点燃艺术精神之火,来照亮这个日趋暗淡灰颓的社会、煨暖世人那颗冷漠孤寂的心,乃至重新塑造一代“全面发展的人”、“超越现时代的人”。
        尼采,是其中态度最为激烈、表现最为出色的一位。他对艺术的推崇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以近乎狂热的语调大声疾呼:
        艺术的本质方面始终在于它使存在完成(Daseins-Vollendung),它产生完美和充实,艺术本质上是肯定,是祝福,是存在的神化……艺术,除了艺术别无他物!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
         艺术是生命的本来使命,艺术是生命的形而上活动……[16]在尼采看来,“世界犹如一件自我生育的艺术品”,“艺术家属于一个更强壮的种族”,人作为人,是从他成为艺术的人那一天开始的,人生也应当是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人,应当是他自己不断创造完成的一件艺术品。作为艺术品的人的实现,是生存的最为辉煌灿烂的景观。
         尼采的这些过激之词,其用心无外乎是纠正“文明的偏颇”,为走进现代化陷阱的西方社会指引一条“回归”之路:德国人畏怯地环顾四周,想为自己寻找一位引他重返久已丧失的家园的向导,因为他几乎不再认识回乡的路径———那么,他只须倾听酒神灵禽的欢快召唤,它正在他头顶上翱翔,愿意为他指点归途。[17]显然,尼采认为他本人就是那个指点迷津的“向导”,而诗歌和艺术就是那只引领人们返乡的“灵鸟”。
        尼采作为一个广有争议的人物,已经在本世纪初的第一抹晨曦中死去。如今,在尼采死去整整100年之后,尼采时代面临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全世界人们关于生存危机的呼唤比之上个世纪更加焦急,而文学艺术的境况也在继续恶化,尼采的这些愤激的话语也许还有着它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参见马世骏主编《现代生态学透视》第74页,科学出版社1990版;安树青主编《生态学词典》第244页、第246页,东北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版。
[2][美]刘易斯·托玛斯《细胞生命的赞礼》第3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版。
[3]参见《现代生态学透视》第321页。
[4][美]H·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的类型》,见《哲学译丛》1999年第4期。
[5]《精神生态通讯》(内部)1999年第9期,海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单位主办。
[6]参见丁鸿富等人著:《社会生态学》第2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版。
[7]参见刘国城等人著:《生物圈与人类社会》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92版。
[8]冯·贝塔朗菲:《人的系统观》第85页、第91页,华夏出版社1989版。
[9]参见[德]G·R·豪克《绝望与信心》第2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版。
[10]参见[美]J.M.莫兰、M.D.摩根、J.H.威斯麦著《环境科学导论》第11页,海洋出版社1987版。
[11]参见A·H·马斯洛《动机与人格》40—59页,华夏出版社1987版。
[12][美]H.霍夫曼《洞察未来———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第141页,改革出版社1998版。
[13][俄]W.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第17、18、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
[14]《审美之维》第30、37页。三联书店1989版。
[15][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第40、55、6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版。
[16][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第365页;第386页,三联书店1986版。
[17]《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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