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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河西——也谈文学理论三十年
2015-05-16 16:07:01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毫无疑问,“文学理论三十年”是一个重大严肃的问题。然而,由于我自己长年偏居一隅,视听闭塞,很难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做出宏观的把握,我仍然只能根据自己走过来的路,谈一点切身体会,或许会给别人的研究提供些许参照。
        今年我刚刚过60岁,从1946到1976,三十年;从1976到2006,又一个三十年。古人云“:三十而立”,两个“三十年”过去,我突然发觉自己不但没有立住,反而更加犹豫彷徨、步履蹒跚。这也许并不只怪我自己,还有那条时代的河流,即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时代的巨变中,一个人要想充当中流砥柱,谈何容易!
先说几句河东的三十年。
        大约在中学时代,省下饭钱买了唐弢的一册《燕雏集》、黄秋耘的一册《古今集》,从此对文学理论产生了兴趣。上了大学,虽然喜欢文学理论,却并没有学好,那本《文学概论》教材让我觉得索然无味,一道“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作业题老老实实做了三遍,还只得了60分。给我们上课的何望贤老师是一位饱学而健谈的好老师,后来上调《红旗》杂志做了部门负责人,但他浓重的湖南乡音我只能听懂三分之一,其中多半还是举例举到的“贾宝玉”和“林妹妹”。“文革”后期自己开始教书,教文学理论,讲“文学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文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文学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武器”,讲“三结合”“、三突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直讲得课堂上昏昏欲睡、死气沉沉。为了打破课堂上的尴尬局面,我只好多举一些文学作品中的例子,穿插一些作家的创作谈与回忆录,包括一些作家的童年逸事。没想到,这竟成了后三十年之初我从事文学创作心理学研究的一个起点。
       1980年代初期,我的文学心理学研究曾经得到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先生的赏识,他邀请我到文学所演讲,由他亲自主持。现在想来,再复先生对我的看重正是因为“文学心理学”研究恰恰为他主张的“文学主体论”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补充。只不过我的研究更多地钟情于文学艺术的心灵世界与精神空间,钟情于文学的内在价值;再复先生的“主体论”更热心于国民性的忧虑与反思,更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革。于是,他很快就在社会变革的岩石上撞破了自己的航船,而我那从主体性出发的“向内转”虽然也遭遇到严厉警告,却随着时代潮流的迂回,侥幸渡过了险滩。
       如果说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界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力挽某些常识与良知的回归,将文学从政治斗争的营垒中解脱放生,那么,文学理论视野的开拓与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则是第二个十年的主要内容。从单一的社会学批评到心理批评、形式批评、文本批评以及叙事学批评、符号学批评、女性批评、解构主义批评,此起彼伏如转轮,十年内几乎把西方百年来文学批评的历程复演一遍。中国的文学理论界犹如常年饥饿的贫汉突然面对一桌西餐大菜,吃得虽然气势磅礴,却一时难以消化。记得最初王逢振先生在天津的一次会上介绍“德里达”与“解构主义”,我直听得一头雾水。会下与逢振兄在路边的排档喝酒,仔细向他请教,仍是雾水一头。我甚至怀疑,那时(1986)的“德里达”在逢振兄的脑子里也还在腾云驾雾。我还记得有一年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请我主持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四位研究生的论文一律“拉康”,而我这个主持人也不过刚刚知道拉康是法国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卖醋的商贩。结果,“婴儿镜像”、“欲望能指”、“二级压抑”、“想象异化”意气风发、囫囵吞枣地扯上一阵,论文一律通过。事过不久,在一次聚会上我向从事分析哲学的徐友渔先生请教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他说,国内真正弄懂拉康的人不会超过四个。我想这四个人
里,文学理论界不知是否会摊上一个。然而,尽管有些饭食夹生、消化不良,这场西方文化的大引进毕竟还是打开了中国学者的眼界,为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足以选择的思想资源与学术资源。到了80年代末尾,包括文学界在内的中国学界似乎又呈现出70年前“五四”时代的精神气象,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被推上一个关键的临界点。
        遗憾的是,这一躁动不安的风潮很快就归于沉寂,随后,国人的注意力便被引向发财致富的金光大道,市场经济、消费文化迅速占据了人们的公共空间乃至私人空间。包括医疗卫生、教学科研、新闻出版这些历来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部门,也纷纷遵循起市场规律,鼓捣起量化管理。版税多少,票房高低,也就成了衡量文学艺术成就的标准。祖传以“清高”自命的中国文化人,也开始为了“货币”日夜算计。今年入春以来的“全民炒股风潮”,货币正以更大的威力横扫华夏大地。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知识界似乎只有对于货币的欲望冲动,却欠缺关于货币的哲学思考。
       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在其《货币哲学》一书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货币的价值体系与其他形形色色的价值体系相比,正以它的“非人格”“、无色彩”“、平面化” 、“齐一化”的特性,成为“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成为一种“无形无迹却又无处不在的统摄力量”,成了现代人的上帝。在西美尔看来,这一价值体系对生活方式的高尚风格的形成并无补益。货币正是凭借着它的“非人格“”无个性”才势如破竹地取代其他一切价值;但也正因为如此,被货币占领的人类生活界也越来越变得“非人格”、“无色彩”。在现代货币制度下,个体文化中的灵性、精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这样的制度可以包装起一个个“超女” 、“超男”,可以包容下一个个“上海宝贝”和“芙蓉姐姐”,却再也容不得一个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个歌德。当然,也不再能容下一个鲁迅或徐志摩,一个胡适或陈寅恪。这样的结论,自然也可以成为文学消亡论的一个注脚,成为年长一些的作家、理论家为文学担忧的理由。
         不错,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外汇储备都已经迅速飙升到举世瞩目的高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艺术同步的繁荣昌盛,甚至也不意味着社会文明程度、国民道德水准的同步提升。况且,文学艺术的繁荣并不像工农业生产繁荣那么容易评价。比如“文革”十年,我们现在说是荒漠一片,但不只那时的报刊上甚至一般的百姓生活中也可以数得出许多“繁荣”的局面“:样板戏”的绝对普及不用说了“,语录歌”“、忠字舞”、农民画、田头诗、革命歌曲大家唱、车间里的黑板报、军营里的宣传队、草原上的乌兰牧骑……全都达到了“大众化”的普及水准,就像今天四处开花的“咖啡馆”“、美容院”“、夜总会”、“洗脚房”“、时装赛”“、选美赛”“、卡拉OK厅”“、电子游戏厅”“、某某一日游”“、某某大派对”被一些理论家看做“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空前繁荣一样。或许,这又是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到了我的第二个“三十年”的末尾,我对以往许多铁定的“文学真理”已经产生了愈来愈深重的疑虑。
        比如,文学的大众化。
        其实不仅无产阶级领袖毛泽东号召文学艺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资产阶级的学者胡适先生倡导“白话文学”“、平民文学”也是真诚推行文学大众化的。两位伟人都已经下世多年,遗憾的是,真正全面推动并实现了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却是现在的市场经济,是由资本与高新技术操纵的市场。例如手机大众化,手机可以用来通讯、拍照、购物、炒股、理财、导航,因而带来了短信大众化、图像大众化、音乐大众化,人手一机,机不离手,拨打无极限,沟通无极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竟是依靠“摩托罗拉”们实现的。事实证明,最最欢喜大众化的,绝对应当是企业老板,制药厂的老板总希望天下人都使用他的“脚癣一次净” 、“无毒一身轻”。“顾客是上帝”,能驱动亿万个上帝的人又是什么呢!恰恰是从市场这个渠道,我恍惚意识到所谓“大众化”,在许多情况下差不多总是由某种力量支配的“化大众”。在市场经济汹涌澎湃的今天,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事业正在转型为产业和企业,作为市场精英的资本家完全有办法收买或扼杀那些已经背时倒运的文化精英,面对文化市场的芸芸众生还有可能逃脱那些文化大腕、文化大鳄摆设下的一个又一个的“大众化”陷阱吗?
       比如,文学的本质。
       几年前,在这个问题上也曾展开过一些争议,一些较为年轻的学者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反本质论”,自然不无道理。但即使相信“存在先于本质”,或干脆丢弃“本质”这个用语,对于“文学是什么”的话题,却依然难以回避。文学是什么?早年,我只相信“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后来又曾竭力证明“文学是人的内心情绪、情感的表现”。再后来,随着我对文学言语活动的仔细考察,我发现文学其实是一种不确定的东西,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其所要表达的恰恰是语言不能够表达的东西,一种“言外之意”。于是我陷入阐释的悖论。当我的第二个“三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才恍然发觉:文学原本就不是“东西”。从根本上说,文学还应当是个“无”。“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无”是万物的本源,文学也不能例外。当然,“无”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涵盖万有”,是“无极”、“无限”,是无限大(大而无外)、无限小(小而无内)。“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虽然恍惚,却既精微又恢弘。这个“无”,就文艺争鸣当中代国文文艺化的的艺理术论 评现象论 史地方论是文学的天地,就是文学的“人性的地层”与“精神的天空”“,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文学创造与文学研究的宿命就是“上天入地”。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恰恰被“卡”住了两端,被堵塞在一个钢筋水泥的框架里,以往是“政治斗争”,现在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渐渐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人只知奋力争着占“有”,谁也不肯虚下心来求“无”,只望享其成,不肯殉其道,尽管我们每年出版成千上万部的小说、散文、理论、批评,我们距离文学的真义可能还是渐行渐远。
       比如,文学进步论。
        从上小学就接受这样的教导:人类社会有一条既定的规律,总是在不断进步的,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后来,人们在书写文学史时也接受了这种观点。静下心来想一想,这很可能是身处当下的某些人自己虚拟的。客观些说,教科书上撰写的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些方面是进步了,如汽车、火车取代了牛车、马车,迅速便捷多了;有些方面似乎并没有多少进步,比如两千年前孔夫子倡导的“己所不欲,莫施于人”,在当代社会的人际交往、国际交往中仍然难以落实,更不要去算非洲、拉丁美洲的“进步”给欧洲白人交了几多学费了。有些方面则注定是退步了,比如环境生态,就在笔者行文至此的时刻,江南名城无锡爆发了“臭水危机”,数百万市民的正常生活立马难以维系。文学创作呢?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被拍成电影、电视剧恐怕并不一定就是文学的进步,那么,文学理论一旦被贴上“现代”或“科学”的标签,是否就可以看做理论的进步呢,我仍然怀疑。比起金圣叹的感悟式评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就一定更贴近文学作品?比起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文学理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一定落后一千年?这些似乎已经成为“公理”的定论,我是越来越不相信了。
       近年来,面对满目疮痍的人类生存环境和畸变迭出的人类精神状态,我开始留意生态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和理论,我开始怀疑,所谓现代文明人可能在整体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在内外交困的生态危机面前,曾经与人类精神、人类灵魂相生相依的文学艺术还不应当深刻地反思自身、探索新路吗?
       对于我自己来说“,2007”——第三个“三十年”的第一年已经开始,我大概不会再拥有一个完整的三十年,但如果我还有可能把“文学理论”这档活儿继续做下去,我决计不再管它水流河东、河西,只想凭着自己的感觉走下去。“跟着感觉走,拉着梦的手”,走好走坏我都不后悔。为此,我给自己预设下这样几块“路标”:
        (一)现代社会的前与后。时代在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新”的并不一定都是好的,“后来的”并不一定总是比“先前的”进步或优越,我们的文学理论把“跟风”当做创新,慌里慌张跟了三十年,如今也该停下来盘点一下了。当然,我还不至于嗜古成癖认为以前的一切都好。我只是希望在文学的、审美的领域,将“现代”“、后现代”与所谓的“前现代”之间多做些平心静气的比较研究,扣其两端,照前顾后,权衡利弊而有所取舍。
        (二)文学研究的空间。人类的文学活动是一个系统,文学理论研究也是一个系统,以往我是把这个系统置放在人类社会的框架内进行考查的,现在看来文学研究的空间还可以扩大,扩大到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来。文学研究不宜过分的专门化、专业化,历史上对文艺学学科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往往并非专职的文艺学家,如哲学界的尼采与柏格森,心理学界的弗洛伊德和荣格,语言学界的洪堡德与索绪尔以及生态学界的利奥波德与罗尔斯顿,我还是希望把文艺学的跨学科研究坚持下去。
        (三)文学理论书写的个性化。对于文学艺术现象的阐释,固然是要以“人类知识的统一性”、“自然界的协调性”为整体背景的,但也决不应排斥阐释者个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和书写者“天然的言语技艺”。1985年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很景仰中医大夫的个性化品格,同是治病救人,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理论、不同的风范,如李东垣的“补土派”,张子和的“攻下派”,刘河间的“寒凉派”,朱丹溪的“滋阴派”。中医理论并非一门严整的科学,而是一种古朴的、原发性的“现象学”,我们的文学理论书写也要敢于展现自己的生命本色。
        (四)文学教育的天地境界。如果说近年来我们的国民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塌方,文学教育该属于重灾区,其原因盖出于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此类“实用”从来就是文学的棺材钉,诗歌变成了“应制诗”,散文变成了“八股文”,中小学语文课变成应试课,大学中文系一律向“文秘”看齐,文学的生命也就干涸了。从根本上讲,文学教育并非知识教育、技能教育,而是一种“性灵教育”,“性”是心性,“灵”是精神,那是一个人内在的地层和天空。我的同乡先贤冯友兰先生提倡哲学要进入“天地境界”,在天地间做人为文“,与天地参”,就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文学如果能够走进这一境界,还会忧虑文学理论的终结、文学的消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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