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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境遇中的文艺学研究
2015-05-16 16:04:18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当前学术界所说的“全球化”,是一种市场的、金融的、亦即资本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以现代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依托的。对于这种全球化,固然更多是热烈的赞同者,但也不乏激烈的反对者。我的态度是怀疑,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便是:这样的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基础上的全球化,已经全面地、无可挽回地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同时,也破坏了地球人类的精神生态系统,包括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以及这里我将要谈到的文艺学家的治学心态。

      通常认为的“全球化”,总是包含着信息传递的密集化、信息处理的高速化以及信息经营的产业化、信息市场的国际化。因此,做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文艺学家自然就要以更大容量、更快的速度、更富有实效的手段拥有并处理最新的信息,这就意味着读更多的书、开更多的会(包括国内的会和国际的会)、发表更多的文章、出版更多的著作,因此也就要争取更多的经费。
事实上,这些年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新近建立的量化的教学、科研体制也正在极力鼓励大家如此去做。以我所在的大学文学院为例,要想竞争到较为优越的“岗位”,就必须每年在指定的“核心期刊”(各类学报一律不算“核心”)上发表4篇学术论文,每年还在指定的所谓“权威核心期刊”(仅有《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发表1篇论文,同时还必须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一定数量的专著、教材。研究生要想获得学位,也必须在就读期间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于是,近年来“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急剧膨胀。据统计,最近三年里光是文学理论教材就出版了28部,大约可以名列世界之最了。然而,我们的文艺学研究的学术水平究竟提高多少呢?我们开了那么多的会,出版了那么多的书,花费了那么多的钱,似乎并没有更多的理论上的突破与建树,也没有产生更多的在国内、国际拥有广泛影响的文艺学家。我们的投入与产出并不相当,如果文艺学真是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恐怕早就要宣告破产了。
       于是我开始怀疑,我们要不要开那么多的会,要不要花那么多的钱,甚至,要不要读那么多的资料(包括网络上大量的检索与浏览),要不要撰写那么多的论文、出版那么多的书。
        最近我经常想到一些古人。
        我想到人类思想史上2500年前“轴心时代”的那些思想家,在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有孔子、老子、庄子,他们当然也读书,也聚会,但是决不会比我们现在读的书更多(因为那时就没有那么多的书),也不会比我们开的会更多(因为没有火车、飞机),也没有走过许多地方——老子西行不到秦,连西安也没有到过;孔子的周游列国,也不过在山东、河南兜兜圈子。但他们的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竟能传流百世,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老子就凭他那个薄薄五千字的小册子、孔子就凭他那本语录体的《论语》、刘勰如果没有申报到国家项目没有获过大奖仅凭一部《文心雕龙》,要想当个教授,恐怕在基层评审时就被“拿下”了。即使鲁迅在世,如果在他的全部著作里刨去小说、散文、杂文、随笔、日记、书信,翻译著作再打个折扣,剩下的那点“科研工作量”,要想在我们苏州大学文学院竞争个“博士生导师”或“一级岗位”,也不会太容易。
         在目前所谓的这个“全球化”时代,被电子科学装备起来的信息收集、检索、传播技术,在大大开拓了阅读对象、阅读范围的同时,也使个体的阅读行为开上了“高速公路”;而快捷的交通工具、充足的项目经费,又使个体的研究者变成了穿梭于一个个学术会议之间的匆匆过客。在我看来,这种“超速阅读”、“高频交流”、“巨量书写”冲击掉的,恰恰是作为学术研究内在根基的“思的状态”,亦即生命的自然状态。
        最近我读到陕西师范大学尤西林教授的一篇关于《现代性阅读时间悖论》的文章,颇有同感且深受启发。他把当前研究领域出现的这种由高科技支撑的“快速阅读”称作类似“炒股、摸彩票、麻将热、泡吧、追星”的瘾嗜,是现代文化“时尚化、肤浅化、快餐化、图腾化的深层结构”,这种“高速竞争的现代性时间压抑并强行改塑着人的自然生命节律”,这是学术领域存在的严重的“生态失衡”。[1]
        这种学术生态失衡,原因就在于学术研究的个体在外界物质与技术因素的诱惑与挤压下,渐渐遗弃了自己的“自然的生存状态”。对于一个文艺学家来说,就是丢失了自己对于文学艺术近乎本能的感悟,对于审美现象近乎天真的体验,对于文学书写近乎天然的热爱。


      不久前,德国当代哲学家罗伯特·施贝曼(Robert Spaemann)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指出:
“普遍必然的进步这个神话如今已经死亡。对单数的进步,没有代价、不用时时计较其代价的进步信仰已经动摇了。生态运动使公众普遍意识到,许多进步是有代价的,而且往往是过高的代价。”[2]此类对于“普遍进步”的反思,其实已经成为西方许多睿智的学者正在深入探索的课题。这里我想补充一点的是,现代社会所谓的“普遍进步”迫使人们付出的巨大代价远不仅是自然生态方面的,更为惨重的是精神生态方面的,其中包括人类在审美与文学艺术领域中大量流失的东西。
        精神领域、人文学科的“发展”,往往并不“与时俱进”(尽管我们多么希望“与时俱进”),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美学、文艺学理论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并不存在对应发展的关系。18、19世纪的德国,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君主专制、生产凋敝、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穷国,然而却产生了康德、黑格尔,产生了对现代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哲学体系,也是对文艺学学科影响最大的哲学体系、美学体系。就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的演替过程而言,两次“繁荣”的高峰期,一次是产生了曹丕、陆机、钟嵘、刘勰诸文论大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次是推出了“童心说”、“性灵说”、“神韵说”、“肌理说”诸文论新说的明季清初,都不是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经济繁荣是否就一定会带来文学艺术的繁荣、文艺学的繁荣?我怀疑。如果认为只要花上大把的金钱,就一定可以撰写出高品位的学术著作,那就更令人难以置信了。
        一位文学家、文艺学家与所谓“社会进步”、“历史潮流”的关系,其实也并非一目了然的。19世纪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似乎全都没有一个“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却无碍于他们成为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丰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物的苏东坡,是北宋社会变革中的保守派,而“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偏偏打出了“复古”的旗号。后现代是否就一定拥有比现代、前现代更高品位的文学、文学理论?我也怀疑。
        最近,我在与别人商榷的一篇文章中讲到,健全的学术界要有“九斤老太”的位置。“九斤老太”的原意是“上了年纪的糊涂人”,后来被人们引申为“保守”、“落后”、“不满现状”、“怀念往昔”的象征。单就鲁迅小说中的形象而言,“九斤老太”虽然有些罗嗦,有些主观,有些片面,爱说一些“天气比以前热了”、“豆子比以前硬了”的话,虽然说得并不准确,倒也是自己真诚的感受,不但没有大恶,反而显见其天真。进一步,若是论起“保守”、“怀旧”、“复古”、“回归”的学理方面的意义,就更不能把“九斤老太”当作一个反面的典型加以嘲弄与否定了,在人文学科领域、文学艺术领域更是如此。前不久,我认真拜读了尚杰先生综述20世纪法国哲学的一部力作《归隐之路》。书中指出:“现象学的态度是老庄的。”[3](P184)从胡塞尔到德里达,法国哲学(其实也是当代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走的是一条“归隐之路”,即“现象学还原”。哲学必须“回到隐而未见的事物本身”,“返回纯粹的原始状态”,“返回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之前”,“返回逻辑学、伦理学诞生之前的思的本真状态”。照此说来,胡塞尔、利奥塔、德里达和海德格尔,该是最高档次的“九斤老太”了!如果丢开普遍的、直线的发展进步观,所谓“保守倒退”,也许正是一种老谋深算的“迂回超越”!简单地断定“保守”就是落后,“激进”就是进步,“九斤老太”统统都在扫荡之列,那就是学术界的李逵了。


       那位日裔的美国学者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倒是直言不讳,他说: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是全体地球人类别无选择的惟一出路。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远远落后的东方民族来说,这种以社会进步面貌展示的“西方化”无形中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强势心态。从世界范围看,文化的多元化结构正在加速坍塌,正在迅速被文化的单边化、一元化所取代。
        当代中国的文艺学研究不能不严峻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西方化”。 说是“中西交流”,实际情况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流在经过近百年严厉的自我批判、自我毁弃之后,已几近干涸;而西方文化之流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正如太平洋的海啸一般汹涌而来,很快就要淹没东方文化的所有领地。我们能够看到的,多是西方流到中国的,很少有中国流到西方的。在文艺学学科领域,更是如此。
        除了时代的落差、时势的扭曲,我想,文艺学家自己的精神状态仍然不容忽视。
比如,在哲学、美学、文艺学的学科史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某位西方学者略微舀上一勺中国文化饮下肚里,便可以创造出新的学问、新的学说;而我们这些中国的当代学者往往将西方的知识和理论一碗碗、一盆盆、一桶桶、一缸缸地喝下去,依然难以在世界的学术之林独树自己的一帜。比如海德格尔和庞德,这两个西方人据说都热衷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一个迷恋老庄道家,一个崇拜孔子儒学。但两人的“外语”水平(指“中文”)恐怕都在“及格线”以下,“原著”自然难以问津,只不过似懂非懂地读了几本翻译的选本,一旦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来,误读、误译、“软伤”、“硬伤”随处可见。如:庞德将李白诗中“故人西辞黄鹤楼”的“西辞”译作“向西走”,“长江”译作“那条长长的叫做‘江’的河”。但这并未妨碍庞德结合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创建起自己的“意象派”诗学。海德格尔同样在知之不多、不求甚解的情况下把老子的哲学有效地吸收到自己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中。
       相比之下,我们熟读了那么多的外国人的书——开始是尼采、萨特、施特劳斯、巴尔特、伽达默尔、巴赫金,后来是哈贝马斯、詹姆逊、拉康、富科、德里达,还要加上一个赛义德。现在又请进来一位米勒。我们读了那么多的外国书,至今还只能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边亦步亦趋,甚至如果没有一个声名显赫的外国人在前边领路,我们自己就一步也不敢往前走。我们是不是也太窝囊了一些。
        R·柯林伍德在他的《自然的观念》一书中披露,A·N·怀特海似乎并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没有读过黑格尔,但这并未妨碍他建树其大哲学家的学术地位,那是出于他自己绝对的学术自信。倒是我们这些半瓶子醋的文艺学家,哪一个没有读过柏拉图、贺拉斯,没有读过康德、歌德、克罗齐?我们缺少的究竟是什么?是知识、学问,还是某种治学的精神?


       由此我想到人文学科治学的根基究竟是什么?文艺学学科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
       学术研究拥有丰赡的文献资料无疑是必要的,以往我们由于长期的封闭政策曾在这方面造成巨大的缺憾。记得30年前“复课闹革命”时,我在一所师范学校任教,为了寻找一本文学理论教科书,从郑州跑到济南,最终由于山东大学仍迁校在外而空手返回。20年前当我开始从事创作心理研究时,为了找到一本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费尽了周折,最后还是托母校的老师通过领导审批才从图书馆尘封多年的书库里借出一本——那还是上世纪30年代的版本。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说明,补上这一缺欠并不十分困难。在信息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通过阅读和交往获取充分的学术资料比起以往更要容易得多。资料的收集、信息的交流、知识的获得、理论的累积较之以往已经便当了百倍、千倍,丰富了百倍、千倍,但是,我们的理论创新、学术水准又提升了几多呢?
由此看来,信息与资料的收集交流,知识和理论的积贮占有,对于某些人文学科、精神学科的研究来说并非决定因素。更重要的还有研究主体个人的心性与心境、体验与感悟。我在阅读西方现代心理学史时发现,一个心理学流派的理论特色不但与那一时代的思想导向相关,而且往往与那一学派创始人的气质、性情、感知方式、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元素说、机械论与铁钦纳的勤奋而又呆板的个性;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开放性、实用性与詹姆逊灵活、务实的心态;早期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决定论、独断论风格与弗洛伊德偏执、专断的坚强意志;分析心理学的神秘主义色彩与荣格怀疑主义、浪漫主义的情调。若是以此审视中国古代文论史,“童心说”、“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的不同理论主张与其学说创立者的个人的胸襟怀抱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的。
        此外,就此类精神学科的研究来说,更必须进入一种特定的研究状态,这是一种对于研究对象的悉心体贴与无端眷恋,一种情绪的缠绕与沉溺,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思”的状态。在传统的汉语词汇中,这种状态常常被称作“沉思”、“冥思”、“玄思”,研究者的个体生命与学术研究中“思”的运作纠葛在一起,成为一种特殊的、持续的生命状态。王国维形容说是“为伊消得人憔悴”,鲁迅说是“如怨鬼缠身”,学问遂成了人与世界相互交融生发出的一种境界。
        值得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全球化境遇中,在高科技支配下,乃至在市场化的诱导下,某些学术体制、学术规范、学术管理、学术策略在给人们提供许多便当、许多“繁荣”的同时,往往又干扰了学术研究纯净的心态,败坏了学术研究本真的情绪,污染了学术研究主体自然的生存状态,扼杀了学术研究中精神创造的无限生机。
         全球化——尤其是以高新技术与跨国市场引导的全球化,带给人们的并非都是福音,对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精神领域尤其如此。对此,我们不能过于乐观。
         综观目前文艺学界的发展态势,老子在两千多年前讲过的一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仍然可能成为我们的文艺学家当下面临的危险:读书越来越多,开会越来越多,发表文章越来越多,出版专著越来越多,开销的科研经费越来越多,我们距离文学艺术反而将越来越远。

参考文献:
[1] 尤西林.匆忙与耽溺——现代性阅读时间悖论[J].文艺研究,2004(5).
[2] [德]R·施贝姆.现代的终结? [N].社会科学报,2004-11-11.
[3] 尚杰.归隐之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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