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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发展
2015-05-16 15:42:36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内容摘要: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目标是寻求建立中国文论的现代知识形态,百年来经历了世纪初的转型发轫期、世纪中现代文论系统的形成期和新时期突破解构中的创新建构等几个阶段。新时期文论的创新发展走出了几种不同的路向,取得了一批相应的成果。当代文论仍保持着多元创新探索的态势,从总的趋向看是正在走向积极的重新建构。当代文论的创新建构,面临着如何重建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精神,文论的体系化、学科化、科学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思想观念方法的问题,本文对此作了一些初步探讨。
 
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走过的历程,从总体上也许可以说是一个现代转型与发展的历史过程。20世纪中国文论现代转型与发展的理论成果,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文学基本理论的变革与建构上,体现在各个时期文学理论的教科书中,因为正是在这些阐述文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中,比较集中地整合了一定时期文学观念变革的成果,显示了文学理论学科化、科学化、体系化建设的努力。基于这种看法,本文试图主要从文学基本理论的突破创新(尤其是在文学理论教科书中的体现)来观照和探讨20世纪中国文论现代转型与发展的一些问题。
 
一、中国文论现代转型发展的几个阶段
 
追溯我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在近代梁启超、王国维之前,传统文学理论形态是“诗文评”,其主要特点,一是偏重于对作家作品的品评、评点、议论,其中可能涉及对诗文的基本看法,但往往是有感而发,不成系统;二是多为分体文论,如诗论、赋论、词论、文论、戏曲论、小说论等,少有综合性的、着眼于一般文学原理的探讨与理论建构,其原因也许在于,我国的各种文体类型是渐次发展成熟的,并且文学观念也是与时推进,不同时代相距甚大,还不大具备从总体上观照各种文学类型、探讨一般文学规律的条件。被称为“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虽然具有综论的性质,但毕竟是产生在中国文学和文论发展的较早阶段上,其理论的涵盖面仍然有限。清人刘熙载的《艺概》,谈文论艺,概而述之,似有点综论、概论的意思,但也只是文体及艺体之“概”(并且只论及文、诗、赋、词曲、书、经义,未涉戏剧、小说等文体),是各有关文体发展及人们的认识看法之“概”,说到底,仍未超出“诗文评”的范围。
以梁启超、王国维为起点,标志着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形态即“诗文评”形态走向终结,开始向现代文学理论形态转型。
所谓“现代”文学理论,我以为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是具有现代文学观念,或者说体现了文学观念现代性的自觉追求;二是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体现了文学理论学科化、科学化、体系化的努力。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作为新的知识形态,显然不是从古典文学理论形态中自发生长出来的,而主要是在对国外现代文论的借鉴接收中、在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转型发展而来的。纵观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形成和积累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第一阶段是世纪初至4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论转型的发轫期。王国维借引叔本华的美学观作《〈红楼梦〉评论》,既显示了全新的现代文学观念,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形态,令国人耳目一新;梁启超则深谙西方启蒙主义文学思想,以长篇论文的形式,大倡改良主义小说理论,给文学界以极大震撼。在他们的启发和策动下,文学界纷纷把目光转向国外,以寻求新的思想理论资源,探寻现代文论转型的道路。当时的一条主要途径,是经由日本而接受欧美文论,据有学者研究统计,从20年代至40年代,我国共翻译出版文学基本理论著作三十多种(其中有影响和有代表性的如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和美国学者亨特的《文学概论》),但以日本文论的影响最为深远独特。[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本世纪初期中国人更多是到日本留学,加之东方相似的思维方式,因而中国学者和翻译家更习惯从日本转译欧美、俄苏的文学理论著作。而日本文论借鉴了大量的欧美文论家的新说新见,引证的材料广博,论述问题简明扼要,明白易懂,知识体系新颖。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受当时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思潮的影响,采用的多是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注重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符合当时文化启蒙人士的需要。”“这些译作不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重要知识资源,而且改写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样式,直接提供了思想、观念及研究方式方法。”[②]
与此同时,新式教育体制的确立和新知识的普及,也为新文学理论的普及推广创造了条件。早在1914年,作为新式大学的京师大学堂开始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但所讲主要还是古人作文的“义法”,或者充其量是一门融通中西文学知识的课程。1920年,与译介日本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差不多同步,北京大学始开“文学概论”课程(由周作人任教,后来由张凤举讲授),但所讲内容仍比较杂泛,除“论一般文心之内容及形式”外,还包括文学史概要、诗文名著选等。及至30年代,才进一步明确这门课程的授课目的:“本学科先从文学论本身之源流,然后将历来关于诗歌、戏曲、小说等内容形式之发生嬗变的理论,作一系统的叙述。俾修习此科者能获得纯文学之正确的概念”。至此,“文学概论”作为大学课程才具备现代知识形态。30年代至40年代,我国学者已从单纯向外求借转向自己编著,出版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基本原理之类的著作有三、四十种之多,模式不外模仿外来、中国传统及交融杂糅三种,[③]显示了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新知识体系的不懈努力。从老舍于30年代初在齐鲁大学任教文学概论课程时所编著的《文学概论讲义》,可见这一新知识体系之一斑。
第二阶段是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论系统的形成、普及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表现为对苏联文学理论的全面接收与转化。
这种接收与转化,应当说从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当时的影响还是局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贯注了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的文学观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文学思想;周扬1944年在延安编印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分“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作家、批评家”五辑,辑录了马、恩、列、斯、高尔基、鲁迅、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贯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后来全面接收、转化和普及苏联文论奠定了一个基础。也许正是在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支配下,巴人于建国前后修订了他的文学概论式的著作《文学初步》,于1950年初出版发行,被一些大学作为教科书使用,此后数年内多次再版,至1954年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充实后,更名为《文学论稿》再次出版,并在“内容提要”中说:“这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中国社会及其文学的具体情况而写成的文艺理论书籍。……其中关于文学的社会基础的理论,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关于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关于语言与民族形式的问题,都比较着重地讲到。”[④]也许可以说,这是在苏联文学理论引进之前,我国理论家试图参照苏联文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文学问题的一次较早的尝试,是构建中国现代文论知识体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成果。
50年代中期,在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一些著名大学纷纷聘请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来华任教,如依·萨·毕达可夫1954年春至1955年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文艺理论研究生讲授“文艺学引论”;维·波·柯尔尊1956至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为俄苏文学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讲授“文艺学概论”,然后,他们的讲稿也都被翻译出版。此外,理论界还相继翻译出版了其他苏联理论家的文艺理论教科书,如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等。苏联专家的讲学以及他们编著的讲义教材,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代文艺理论人才。这批苏联原版文艺理论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分布在全国各主要大学任教,他们照样运用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理论知识进行教学,并以苏联专家的讲义为蓝本编著教材以应急需,在50年代后期,各地出版了一批新中国第一代文艺理论教师编著的文学概论教材,这些教材差不多都是苏联文艺理论的翻版,正是这些教材,使更多的青年学生接受了苏联模式的文艺理论,其影响不言而喻。
到60年代初,在高度集中统一的时代条件下,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各学科的教科书,文艺理论学科组成了两个编写组,一是在北京组成由蔡仪任主编的编写组,编著出版了名为《文学概论》的教材;二是在上海组成由以群任主编的编写组,编著出版了名为《文学的基本原理》的教材。虽然从这两部统编教材仍然可以看出苏联文艺学所打下的深深烙印,但应当说,这两部教材集中了当时文论界学者们的智慧,是中国文论界在全面接收和充分消化苏联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次创造性转化与建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努力,是中国现代文论体系形成的一个标志。自此,这两部统编教材借着教育行政的力量,确立了它的权威地位,在全国得到普遍采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经历“文革”劫难之后,文艺界拨乱反正,大学恢复正常教学,这两部教材仍然作为通用教材在全国各大学广泛使用,虽然随着教育改革开始启动,各高校纷纷另行编著和出版了各式各样的文学概论教材,但平心而论,这些教材在基本文学观念和体系框架上都并没有超出上述两部权威教材的模子,可见其地位和影响。
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是中国现代文论系统在突破中寻求创新、在解构中寻求建构的时期。文艺理论中的观念变革,应当说从70年代末就开始了,但真正比较自觉的突破创新,是在8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大量引进、接收西方现代文论之后,引发了文艺理论界关于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方法问题、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等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大讨论,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论再一次重大的现代性变革转型。对此,下面再详加探讨。
 
二、新时期中国文论在突破解构中的创新发展
 
一切所谓现代性发展,可以说都是一个在突破中寻求创新、在解构中寻求建构的过程。这一方面表现为对既有文论传统的突破解构而实现现代性转型发展,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建构中的文论自身的突破解构而实现自我蜕变式的现代性发展。
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一次现代转型,是从突破“诗文评”的传统文论形态、接受和转化外国文论的过程中实现的,其间经历了主要接受日本及欧美文论和主要接受转化苏联文论两个阶段,经历了从多元探索到多元归一、形成统一的理论系统的漫长过程。上面之所以把五、六十年代视为中国现代文论系统的形成时期,是因为以蔡仪、以群主编的教科书为代表,标志着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论,在特定的层面(比如文艺社会学的层面)上较为充分地转化和整合了传统文论、外国文论(尤其是苏联文论)的理论资源,具有在那个时段上所特有的现代观念,具有十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现代文论学科化、科学化、体系化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并且它在理论上和对文艺实践的作用上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对于这样一个被理论界称为“认识论文论”的理论体系,在20世纪末的历史语境中,人们对它进行了充分的世纪反思与历史总结,[⑤]总的看法是这个理论体系长短互见,功过并存。首先从长处、功绩方面看,这个理论体系最主要的特点和最基本的文学观念,是始终从社会生活出发来看待和说明文学活动,同时又特别关注和强调文学对于认识现实、促进社会变革的能动作用;它既是在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形成和建构起来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而这一现实主义思潮又正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进步及现代化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判断其历史功绩,不能离开社会的变革进步。但另一方面,这一理论系统及基本的文学观念,显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理论本身的偏颇片面,比如过于强调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依存性、政治意识形态特性、思想倾向性、阶级性、社会功利性,而遮蔽或忽视了文学其他方面的特性,如文学的主体性、审美特性、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价值功能的多样性,等等,这样就造成了理论视野的狭小,超不出认识论、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范围,造成了自身的局限和偏向,而且越来越偏;二是在越来越强调集中统一的大背景下,这一理论走向了一元独尊、排斥其他,把诸如情感论、审美论等文学观念都排斥、压抑下去了,使文学观念与理论显得十分单一,文学天地显得过于狭小,这显然不利于文学的繁荣发展。因此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必然要求突破这一理论系统的局限,在对它的适度解构中寻求创新发展。
80年代中国文论在对既已形成的文论系统的突破解构中寻求创新发展,大致走出了这样几种路向:
第一种路向是在原来认识论文论的基础上,对其中过于简单片面以及被庸俗化了的一些基本理论命题进行纠偏与拓展。比如,以往的理论是直接套用哲学“反映论”原理来说明阐释文学现象,把文学看成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只不过是用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在新时期之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理论家们既不满意于用这种一般反映论来说明文学,同时也并不抛弃反映论原理,而是顺此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到艺术审美特性的层面,提出“审美反映论”的命题,并着力深入探讨文学审美反映的特殊规律,其中尤其注重文学主体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在在审美反映中的作用,这应当说是一种深化。与此相联系,对于文学反映生活以及文学的功用,也从过去主要关注政治生活的层面,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对于审美反映中的主客体关系,也从过去的偏于强调客体即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制约作用,转化为充分重视主体因素如“情思”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及心理图式同化理论曾被广泛用来修补传统的反映论或认识论的文学观念);此外,关于文学的社会性、阶级性与创作个性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思想、情感与艺术的关系等等,过去文论系统中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命题,都被提出来重新加以探讨、修正、纠偏和深化,从而形成更为辩证一些的认识。这种努力的取向,是要打破僵化,克服片面与局限,但未必要解构整个认识论的文论体系。
第二种路向是避开原来认识论文论系统,另辟蹊径,探索构建别种文论系统。当然,这种探索的前提,也许是深感到认识论文论的局限性,不是进行一些局部的修补所能完善起来的,并且,如此丰富复杂的文艺现象,也不是一种理论(尤其是象认识论文论这样)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因此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从别的角度别种途径来探寻认识文学之道。这方面的成果,就笔者所见到的而言,如被吴组缃先生极言称道的裴斐的《文学原理》,从“文学的对象是人生”、“文学是直接诉诸心灵的语言艺术”、“文学的最大功利是按照美的原则塑造人的心灵,使人更加热爱人生”等文学本体观和文学价值观立论展开论述,与以往习见的文论迥然不同,似可称之为“人生论”或“心灵论”的文论。[⑥]畅广元等的《主体论文艺学》,是在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大讨论的热潮中应时而出的一项成果,它从人的主体性实现的角度立论,把文学界定为“主体的特殊活动”,是“主体对人性的审美把握活动的产物”,这里的核心范畴是“人性”、“主体性”,仅此可见与以往文学观念的区别。[⑦]林兴宅的《象征论文艺学导论》,认为文艺的本质特性不是“认识”而是“象征”,文艺即是人的生存境况及理想追求的一种象征,因此他认为,应把“象征”作为文艺学的核心范畴,从这一观点立论,构筑起象征论文艺学的逻辑构架,由此展开对文艺的基本问题、尤其是艺术本质与价值问题的探讨。[⑧]这其中可能既有作者的独特领悟,也包含着对象征论美学(如高尔太的美学思想)的某些借鉴。[⑨]
第三种路向我姑且称之为多元综合或宏观整合,就是突破和超越原来认识论文论的框架,也超越从某种特定视角立论的其他文论形态,站在一个更为宏观的立场,把包括认识论、审美论、感兴论、主体论等文学观念的合理部分都整合到一个更为宏观、更具有包容性的理论系统中来,从而对各种文学现象或文学形态都能给予合理的观照与阐释。这种宏观整合的思路,首先是在思维方式上发生了较大变化,即由如原来认识论文论那样比较偏狭的、平面的、线性的思维,转变为更为宏阔的立体的思维,这种思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主要着眼于把文学看作一种静止的、“物态化”的存在(作品),转换到把文学看成是一种“活动”,即由作家、作品、读者以及文学所依存的世界所构成的一种立体的、动态的活动,它关涉到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及各种要素,从而彼此关联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中可以看出对美国当代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关于文学“四要素”及批评坐标理论的某种借鉴)。这方面的理论探索这里也略举数例。如陈传才等编著的《文学理论新编》,开篇第一部分(第一编)即为“文学活动论”,它的侧重点是从哲学、美学的层面,从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关系来看待文学作为一种“活动”的存在,由此而追溯“文学活动的发生”,界定“文学活动的特性”,观照“文学活动的系统”,然后在这样一个活动系统中,再展开来探讨文学的本质、规律及相关问题,从而将认识论的与审美论的、社会学的与人学的、本体论的与形态学的等各种文学观念、范畴加以有机整合,形成一个理论系统,其逻辑关系颇为明了。[⑩]再如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其正篇第一部分(第二编)也是“文学活动”,其中一方面直接引用了艾布拉姆斯关于文学“四要素”的理论,以此构建“文学活动”系统的立体宏观的结构框架,另一方面则将马克思关于“人的活动”的范畴引入文学理论,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用以考察界定“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性质”,追溯“文学活动的发生和发展”,然后再进一步探讨“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文学创造活动、文学接受活动和文学批评活动的规律,以及使这些文学活动得以成立和联系起来的“文学作品”的特性,在这个过程中,也尽可能把中国传统的与西方现代的种种文学观念、范畴(包括认识论的与审美论的)都整合进来,构建了一个比原来认识论文论框架宏大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的理论系统。[11]在将文学扩展为一种动态的活动系统进而整合多种理论资源探寻其规律方面,可能还有不少理论家进行过这种努力(包括笔者也曾进行过一些思考探索[12]),这里恕不多加论列。
 
三、当代中国文论创新建构的发展趋向及其问题
 
如上所述,新时期中国文论在突破解构中的创新发展,已经形成了多种探索路向,可以预期在今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仍将保持这种多元创新探索的态势。就具体的探索途径而言,我以为大致有三种走向。
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探索发展,即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其中的某一原理作为理论基点或逻辑起点来阐释文艺问题,建构理论系统。这方面的探索,除了我们上面论到的认识论文论和实践论文论思路之外,比如还有“生产论”的文论,即以马克思主义“生产论”(文艺生产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之一)作为逻辑起点来探索建构文论系统;再如“掌握论”的文论,即从马克思“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的思想出发,把“艺术的本质在于人类的以艺术方式掌握世界”作为逻辑起点构建文论系统;[13]此外则是前面曾提到的,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出发来思考探讨文艺问题,看来这一研究思路也将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二是综合性的探索创新,即未必固守某种“主义”或某个学派,而是着眼于文艺的基本原理,尽可能综合各种理论资源,构建比较宏阔的、具有较大包容性和涵盖面的理论系统。由于新时期以来文论界已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多元探索的过程,因此近年来人们都愈来愈重视理论整合,不少学者都极力主张走综合创新之路。当然,如何综合,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综合,就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前面提到的“活动论”文论的理论综合,一方面是在理论基点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论思想与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及“四要素”的理论进行综合,另一方面则是在一些具体理论学说上,将中外各种理论资源纳入到所构建的理论系统中进行综合,显示出综合创新的积极努力。近期来似乎又正在形成一些新的综合性探索的趋向,比如以宽泛的人学理论为基础进行综合创造,或者从文化研究的思路或以“文化诗学”为理论基础进行综合创造,等等。这些综合性的探索将如何发展,一时还难以预测。
三是从某些特定的视角对文艺现象进行观照思考,在某种特定的理论视域内立论,探索建构某种特异性的文论系统,如上面所说的“人生论”文艺学、“主体论”文艺学、“象征论”文艺学。此外还有别的一些思路和理论探讨,如“生态文艺学”、[14]“网络文艺学”等等,都仍然显示着这种探索努力的趋向。
总的来看,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的创新发展,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突破创新之后,正在走向积极的建构。当代文学理论的创新建构,无论在具体的探索途径上有怎样的不同,可能都会面临着一些探索中的实际问题,对其中有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以为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首先是关于当代文论的现代性问题。中国文论自从20世纪初走向现代转型发展以来,现代性就成为它的一种内在品格,对现代精神的追求也成为它不断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然而“现代性”始终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种不断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的现代精神。在中国文论曾经走过的现代转型发展的历程中,这种现代性曾表现为从古典文论形态和传统文学观念中冲决而出,开拓现代转型发展的道路;表现为积极而广泛地引进、接受、转化国外的各种文论学说,并在对这些文论资源的消化吸收、模仿整合以及探索创造中逐步建立起中国现代文论新的知识形态;表现为这种现代文论形态紧紧追随着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追随着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潮流,同时也是追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人民民主革命是这一现代化运动的直接动力),并在促进这一发展潮流及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实现和确证自身的价值。进入新时期,中国文论的现代精神重新觉醒,这一方面表现为重新积极而广泛地引进、接受、转化国外的各种文论学说,从中获得世界性的现代视野、现代眼光和现代学术滋养,其意义自不待言;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既往理论的自觉反思、突破与解构,因为从现代性的辩证发展规律来看,过去曾经属于现代性的东西,在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就可能不具有现代性、甚至成为相悖的东西了,更何况在经历了一个思想僵化和文化专制的时代之后,曾经具有的现代精神也早已失落了。不过问题在于,当代文论的现代性追求,是否仅仅表现为对西方文论新潮的不停追逐,是否仅仅体现在对自身文论传统的不断解构?从文论界的现实情况来看,不少人确实对引介国外文论新说表现出过于高涨的热情,对解构自己的(包括古代和现代的)文论传统表现出难以抑止的冲动。然而当今更为需要的,恐怕还是呼应当今社会现代化发展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致力于综合创新、重新建构,尤其是重建中国文论的现代理性精神。坚持这样一种现代性追求,也许可以说是当代文论创新建构的一个基本前提。
其次是关于当代文论的学科化问题。如上所述,中国文论在现代转型发展的进程中,追求体系化、学科化、科学化始终是它的一个目标,并且也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建构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如“认识论”的文论体系。但是,当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变革,进入新时期后进行理论反思,就发现这个理论体系的局限性或某种非科学性,实际上不利于文艺的发展,于是就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突破、解构,并寻求多向度的探索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当代文论一方面是进行解构,另一方面则要致力于建构,即重建当代文论的学科体系。钱中文先生曾把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看作当代文论现代性的表现之一。[15]但问题在于,应当如何理解和看待文学理论的自主性和自律性,如何实现当代文论的学科化。钱先生是主张以现代新理性精神来推进当代文论的学科化建设,这是笔者所深为认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文论界也存在另外一些观念,比如把文学理论的自律性和学科化建构理解为走一条与原来“认识论”文论完全相反的道路,即无须顾及文学的外部关系(有的将此归结为“他律论”),而只着眼于文学的内部关系,只注重进行文学的内部研究,如果是这样也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以为对于原来的“认识论”文论也不应只是简单地解构和背弃,而是应当进行扬弃与超越,在此基础上整合新时期探索创新的成果,按照文学本身的“存在”状态,全面认识文学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才有可能真正把握文学的本真规律,实现当代文论的科学化、学科化建构。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文论的综合创造问题。综合精神应是现代学术精神之一。在讨论当代文论创新建构的问题时,不少学者都认为,新时期文论的再次转型发展,在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突破创新之后,当今尤其应当重视综合创造。而要真正实现综合创造,也许首先需要解决一个辩证立场与辩证思维方法的问题。新时期文论在一个较长时期的突破探索中,往往主要是站在解构性立场,以单向拓展性思维,努力去突破乃至否定既有的文学观念,发现和开掘过去所忽视或被遮蔽的方面,从而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命题和理论观点;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又可能会转到别的方面乃至另一个极端,重新提出一些理论命题和理论观点,并努力使其成为新的理论热点。就是在这样一种单向性的、极端化的突破中,或者是在两个极端的摆动中,往往造成理论突破和探索创新中的顾此失彼,一些理论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或层面得到了突出和强调,而另一些方面或层面则又重新被忽视被遮蔽,终难形成比较辩证的认识。倘若站在辩证的立场上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来看,文学理论中的许多命题本来就是辩证命题,如文学的主体性与客体性、个体性与社会性、审美与意识形态、自律与他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还有形式与意义、科学与人文、感性与理性、历史理性与人文情感,等等。在以往的理论发展和新时期的讨论探索中,这些不同的方面其实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关注和开掘,为进行新的综合创造奠定了基础。只不过文论界长期来单向性的突破创新已成为一种原欲性的冲动和思维定势,总是以批判、解构和提出新命题新理论为快慰,总是热衷于以一种理论打倒另一种理论,以一种观念取代另一种观念。当代文论要走向创新建构,恰恰需要克服这种片面性立场和单向性思维定势,回到辩证立场和辩证思维,回到理论命题的辩证要求本身,把这些辩证命题本身被遮蔽了的辩证关系揭示出来,并把这些辩证关系研究得比较清楚透彻,在此基础上寻求各种创新成果的辩证整合,从而实现当代文论的综合创造与发展。
当代文论的综合创造,可能还需要解决一个在怎样的基础上综合的问题,这也就是关于当代文论的理论基点问题。一种成熟的文学理论,是应当有其哲学理论根基的。过去认识论的文论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个理论是有其坚实的理论根基的,它的内在理论逻辑性很强,具有相当的“自洽性”,仅就这一点而言,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当今文论要走向建构,特别是如不少学者所主张的走综合创造的建构之路,即充分吸纳中外古今的各种理论资源、尤其是整合新时期以来我们的理论突破和探索创新的既有成果,进行综合创造,建构具有广泛的涵盖面和广阔的阐释空间的文学理论系统,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要能够找到有可能进行这种有机综合或整合的共同的理论基础,就是说要能够找到所要综合的各种理论都可以彼此通约的共同的理论立场和逻辑起点,也就是一切都要能够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根基上,否则就仍将的一种悬浮状态的、无根状态的、非结构状态的综合。那么能否找到以及如何着力建构这样一个共同的理论根基,应当说也是进行综合创造的一个关键性和前提性的问题。
此外,当代文论的创新建构,可能还需要考虑一个现实基础问题。从一个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创新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可能也存在着某些偏向。比如在有些阶段上,我们过于急切地追求理论本身的突破创新与超越性发展,过于急切地追求实现当代文学理论的科学化、学科化,因而往往热衷于引进国外现成的理论观念加以阐发与整合,以求快速地实现我国文论的“更新换代”,这样实际上也就导致比较忽视从我们自身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要求出发来提出问题和论证问题,导致某些理论创新难免玄虚蹈空;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有些创新性理论,过于追求从现实中超拔,过于强调文学自身的价值,极力寻求建构纯粹的“审美论”、“自律论”的文论,而将文学反映现实、介入现实、影响现实变革的观念完全当作过时的“他律论”观念予以否定解构,其结果只能是促使文学和文论本身远离现实。文学和文论一旦离开了现实的土壤而“超凡入圣”,也就难免丧失生命活力而从“绿色”变为“灰色”。当然问题也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另一些阶段或另一种情况下,有一些理论探索与建构,则又十分轻易地放弃了应有的文化立场,过于认同和拥抱世俗化的现实,从而为消费主义的文学现实作注解作论证。如果当代文论的根须过于伸展到这些腐蚀性很强的世俗主义的土壤中去,也很容易丧失理论品格,造成现代性精神的缺失。因此,当代文论的创新建构如果不能扎根于现实土壤,或者不能正确面对现实,不能超越世俗化潮流而从现实中汲取现代理性精神,也将难以获得应有的现代性品格和持久的生命活力,对此也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①]傅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理论的发轫及检讨》,《文艺报》2001年4月
3日。
[②]同上引。
[③]同上引。
[④]巴人著:《文学论稿》,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出版。
[⑤]参见《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王元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等。
[⑥]裴斐:《文学原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⑦]畅广元等:《主体论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⑧]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⑨]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⑩]陈传才等:《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1]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12]参见拙文《当代文艺学体系论纲》,《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1、2期连载。
[13]曾庆元编著:《文艺学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4]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5]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
 
(载《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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