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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诗学——关于文化研究
2015-05-16 15:38:10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的强势潮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大谈开展“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它的意义是否仅仅限于在学术领域里再现了全球资本主义认可的国际分工,即从西方进口“理论”,然后根据“理论”对第三世界的“原料”进行加工,最后再次“出口”到西方世界。这样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任何非西方地区在推动本土的“文化研究”时,都必须面对类似的关涉到研究合法性的追问,甚至对这种追问的回答和辩驳构成了非西方地区开展“文化研究”的必要前提。譬如台湾学者陈光兴就撰写了一系列极具分量的论文,集中讨论90 年代台湾文化研究兴起的内在根据和外部缘由。
可是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最近几年可谓方兴未艾,然而至今也很少读到像陈光兴那样对这一现象深入反思的文章。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把“文化研究”当作可以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新潮来追捧,甚至成了用学术来拥抱“流行文化”的最佳借口。而这恰恰是有违“文化研究”的精神的。若要追溯“文化研究”的源头,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还是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尽管它们的思路和言路迥异,但研究的出发点并不纯粹出于学术和知识的趣味,而更多地是来自于对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的回应。应该说,以后的“文化研究”在理论和技术层面上有很大的改变和发展,甚至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和冲突,譬如70 年代末在英国新左派中发生的汤普森与佩里·安德森、斯图尔特·霍尔之间关于“历史”和“理论”的论争,就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然而内在精神依然是一脉相承的,安德森至今仍然对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有极高的评价。
之所以在讨论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之前,要费这番口舌,是因为目前对“文化研究”存在着太多的误解。在我看来,与其把“文化研究”当作一套固定的理论家法和一组既定的知识谱系(不容否认的是,目前的确有一种要把“文化研究”建制化和转化为“知识型”的趋势) ,不如把它视为一种批判的实践精神,一种开阔的理论视野,一种灵活的分析方法和一种权宜的介入策略⋯⋯如果承认这样的理解是有道理的,那么“文化研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介入”,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和活力。
作为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最大的疑虑可能是害怕“文学”会沦为“文化”的注脚和材料。但当代文化研究对文本的重视以及用来分析文本那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来自于文学研究。更何况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文学文本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线性的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而是多重复杂的“互文”关系。因为围绕着“文学文本”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其实也是以“文本”形态出现的,所以两者的关系相互编织在一起。一个出色的文学研究者的工作不是简单地阐释一个已经存在的文本,而是需要辨析多个文本构成的关系网络。
或许可以简略地把这种方法用“读出文本”和“读入文本”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来概括:所谓“读出文本”是指对文学文本的解释不能封闭在文本内部,而必须把它放置到一个更开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予以理解: 但仅有这一步是不够的,所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不是一个先定的解释框架,而是一种需要在文本中加以检验的话语实践,这样就必须把“社会历史文化”的因素“读入”文学文本,仔细地观察它们在文本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以及文本对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和它们发挥了何种的作用⋯⋯由于文学文本特有的复杂性,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解读过程中它的生产性被充分地发掘出来,不仅不太可能沦为某种既定“理论”、“学说”和“知识”的注脚,反而能够以具体可感的图景反省、质疑乃至抵抗既定的“理论”、“学说”和“知识”。
尤为关键的是,由文化研究所生发的“读出”和“读入”的过程,不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它还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尝试:试图沟通困扰着中国现代文学一系列重要命题:公与私,个人与历史,心理与社会,诗学与政治⋯⋯就像詹明信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文化文本和与之相反的文化文本之间的最容易找到的功能性的区别,就变成了一种比错误还要糟糕的东西: 也就是说,变成了当代生活的具体化和私人化的一个征兆以及对这一情况的强调。这样一种区别重新肯定了公与私之间,社会和心理(或政治和诗学) ,历史(或社会) 和‘个人’之间在结构、存在和观念上的差异,而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统治下社会生活的倾向性法则,正如它必然使我们从自己的言语本身中异化那样,使我们作为单个主体的存在一蹶不振,使我们对于时间和变化的思考麻痹瘫痪。”而他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发现了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的“范例”,那就是鲁迅的小说,他将其称之为“民族寓言”。不过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最具“现代性”的特征不是“政治”和“诗学”两方面多么完美的结合,而是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既不在于力图使某个方面取得绝对的优势,也不在于人为地突显某个方面,而在于两者之间的对峙、挣扎和搏斗,以及由此伴生的彷徨、焦虑和痛苦⋯⋯这种紧张关系是如何在文本中被“形式化”的? 它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处境和现实经验是怎样的一种内在关联? 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正需要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因为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文本的搏斗、风格的搏斗同时也是文化的搏斗和政治的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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