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数据库 古代文论数据库 旧版入口 English
首页 > 学者文集 > 李衍柱 >

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
2015-05-16 15:25:24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文艺学研究中出现了“终结论”、“取代论”、“过时论”、“边界论”等新的问题。认识到危机和问题的存在,是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的基础和前奏。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迎接文艺学范式的革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历史使命。
〔关健词〕 范式 转型 文艺学 危机 创新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应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认清自己所面对的现实。
          我们观察和研究文艺学出现的危机和问题,首先应把它放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艺发展的实际之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出发点。
          当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期。这是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从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到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停地转换和变化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突破传统的发展模式,全面地向一种新的形态转变,是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总的特点。作为“历史科学”的文艺学,毫无例外地同样也打上了这个鲜明的时代特点的烙印。文艺学的这种转型,我们称之为范式革命。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说:“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哪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1]如何认识这场文艺学的“范式革命”?传统的文艺学范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原因何在?文艺学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应采取什么对策?这就是本文关注的中心。提出问题和能否解决问题是两回事。真正解决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还需一代学人的共同努力,最终还需社会实践与文学艺术的实践来回答。
        范式(paradigm)是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范畴。“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因此,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有些老问题移交给别一门科学去研究或被宣布为完全‘不科学’的问题。以前不存在的或认为无足轻重的问题,随着新范式的出现,可能会成为能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2]范式既是科学理论的推进器,又是某一科学理论论证的起点和终点。范式不仅给科学家以地图,同时也给了他们绘图的指南。每一新的范式都含有为学科提出的新的理论、方法、标准与研究模式。[3]
某一新的理论范式的出现和形成,是与传统的理论范式出现危机分不开的。对此,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详细系统地论述了“反常与科学发现的突现”、“危机与科学理论的突现”、“对危机的反应”。他认为:

         新事物总是随着困难一起突现出来,它违反期望所提供的背景,并以抗拒来表现自己。……这种对反常的意识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此时期内概念范畴被调整,直到使最初的反常现象变为预期现象时为止。[4]

        一个新理论只有在常规的问题解决活动宣告失败之后才突现出来。……新理论好像是对危机的一个直接回答。[5]

         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6]

         危机是新理论出现的前提条件……[7]

         危机是新理论突现的适当的前奏,……一个新范式往往是在危机发生或被明确地认识到之前就出现了,至少是萌发了。[8]

         库恩的这些论述,对我们认识当代文艺学所处的困境和危机,有现实的启迪价值。
          中国当代的文艺学是以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为蓝本和基本范式的,它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哲学基础则是列宁提出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要是反映论;它的历史观和社会学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种范式的文艺学是在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历史年代中形成的,它在那个时代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并在它的指导下,涌现出一批比较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我把这一时期的文艺学范式称之为革命文艺学范式。它的主要特色是从属于政治和一定时期的政治路线,为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斗争服务,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文艺批评上则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种建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基础上的“从属论”、“工具论”的革命文艺学范式,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进程中,日益暴露出其相形见绌的弊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它的危机已使文学艺术和文艺学研究走到了死亡的边缘。这时它已无法满足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要求,突破和取代这种文艺学的范式,已成为历史的呼唤。
        严重的危机成了新的文艺学范式诞生和形成的前奏。在实践的历史审判台上,传统的革命文艺学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一些被视为正确的、神圣的东西,反而遭到历史的嘲弄;面另一些真正属于科学的、具有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东西,经过反复的鉴别和比较,终于放射出了真理的光辉。在突破传统的文艺学范式,形成建设的文艺学范式的过程中,邓小平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他从理论和实践上,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重点在建设”。依据20世纪文艺实践,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重新调整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方向,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9]邓小平的这一理论主张彻底突破了文艺的“从属论”、“工具论”的樊篱,为文艺学回归自己的家园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邓小平站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高度,重新解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涵,明确提出了文化学术交流的理论。针对毛泽东将“百家”变为“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的观点,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任何一项科学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前人和古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10]邓小平充分尊重学术争鸣双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提倡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强调理论建设中的学派的存在,倡导各学派之间应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平等地进行对话与交流。邓小平这些重要思想为形成文艺学的新范式,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步入了一个世界性的对话交流的新时代。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渐摆脱了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范式,由革命的文艺学转变为建设的文艺学,并且出版了一批不同于传统文艺学范式的学术专著和文艺学教材。在中国文艺学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学界更多地借鉴了欧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和研究成果,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不同学者身上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巨变,冷战时代的结束,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体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随着影视文学艺术的大普及和大众文化的蓬勃兴起,正在形成的中国文艺学的新范式,又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出现了新的危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的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丧失。(大学的文艺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般的文艺学)已经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解释释放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以及大众的文化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11]有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作为基本原理的文学理论所面临的危机已迫在眉捷,文学理论已不是人人向往、人才济济的显学,而成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12]有的学者也忧心重重地认为,文学理论“成了没有根据地的流寇,到处受到冷遇。于是‘向何处去’?便成了萦绕在文学理论心头挥之不去的难题。”[13]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伊始,中国文艺学的确出现了新的危机,但这次的危机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出现的那种危机,后者是导致文化毁灭、文学和文艺学死亡的危机。当前文艺学出现的危机则是文艺学建设和发展中出现的困境和难题。这种危机恰恰是新的理论范式出现的前提条件。
         库恩认为:“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累积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宁可说,它是一个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研究领域的过程,这种重建改变了研究领域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也改变了该研究领域中许多范式的方法和应用。在这个转变时期,新旧范式所能解决的问题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叠。”[14]新旧范式转换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旧范式解构与新范式建构的交互双向运动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螺旋式的否定之否定的向前发展过程。新的理论问题的提出,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和质疑,那些打着“创新”的金子招牌的旧的货色,自然要在实践中被识破和被淘汰。
         文艺学新范式的成熟是一个过程。它又是以解决当前危机中提出的问题为前提。从事文艺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只要面对实际,就应有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克服危机的过程与解决和回答现存的问题是同步的。目前在文艺学出现的危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我认为突出的有以下八个问题:
         1.“终结论”,这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国际性思潮。继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之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和j·希利斯·米勒相继提出“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文学的研究也将成为“过去”。[15]这种观点在中国已有回应。
        2.“取代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文化学取代文艺学,或将文艺学研究文化化;一是以“图像”文本取代印刷纸质文本,出现这种观点,直接与网络媒体的广泛应用和电影、电视的发展有关。
       3.“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已经“过时”的论调,上个世纪末以来在西方甚嚣尘上,有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甚至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将作为“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16]在一些极右的资产阶级文人看来,“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17]这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在中国学界和高校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4.“边界论”,文艺学研究什么,即文艺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现在已成为文艺理论界争论的热点。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图像艺术,研究审美生活化,研究广告、选美,研究“文学性”……,真可谓众说纷纭。
        5.“滞后论”,这主要是指文学批评落后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趋于时尚化、庸俗化。如何使批评真正成为别林斯基所说的“运动中的美学”,成了不少学者焦虑的问题。
        6.数字鸿沟问题。数字化生存的世界中,由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加上文化教育水平及年龄、种族的差异等种种原因,“数字鸿沟”问题突出了起来。它包含三方面典型性的现象:“全球鸿沟,指的是发达社会和发展中社会之间在进入网络方面的差距;社会鸿沟,涉及每个国家中信息富足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民主鸿沟,指的是那些使用和不使用数字资源去从事动员或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们之间的差别。”[18]
        7.评估关系化问题。当下在中国,各种评估在各个领域进行,这一方面显示出科学管理逐步走向科学化,同时也暴露出各种评估(包括立项、评奖、评学位点,等等),存在着严重的“关系化”倾向,这种“关系化”的背后存有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这种倾向在文艺学、美学的领域评奖、立项等等活动中同样存在着。
         8.方法论出现的问题。当前突出有两个问题需进一步研究解决:一个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问题,它在文艺学研究中,在何种程度上还有效。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二元对立与辩证法的问题,现在有一种倾向,在反对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方法的同时,将唯物辩证法也反掉了,至少是不去谈论和研究它了。
          文艺学研究中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全球化与本土化、民族化问题,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队伍建设问题,高校教材建设问题等。
         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并且发现了危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这是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的基础和前提。最可怕的是虽身居学科的危机之中而麻木不仁,不仅认识不到危机的存在,而且提不出任何问题。思想敏锐的理论家,能够站有学科的前沿,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发现和提出文艺学传统范式或正在创建的新范式中的问题,并能科学地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这本身就包含着问题的解决与回答。世界的学术史反复表明,科学的进步实际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现和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
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的审美需要紧密相连。追求真、善、美统一的诗意化的          生存,是世界各族人民共同的理想境界。文学艺术的理论研究总是伴随着文艺的产生和发展而向前发展的。文艺学研究的范式还会不断地除旧布新,推陈出新,文艺学本身也将在新旧范式的不断转换过程中,使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而走向更为科学和成熟的理论形态。目前,当务之急,首先应克服长期存在的理论脱离社会实践和文艺实际的倾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回答文艺学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努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同时又应努力去研究中外古今的文学艺术的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的优秀成果,认真解读经典文本,深入研究和解决文艺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结合当今世界和中国文艺发展的实际,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新的理论原则,创立文艺学的新范式,从而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科学的发展。

        Li Yan-zhu et al
       (Chinese Dept,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a has entered a transformation period sharply. New problem of presenting the theory of ending , replacing the theory , theory out of date , border theory etc. in literature and art is studied. Realiz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crisis and question,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lude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old pattern and creating new normal form. Advancing the theory innovation on practice foundation, meeting the revolution of the normal form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a historical mission entrusted to us in era.
         Key Words:pattern;tansformation;literature and art;crisis;innovation

         2004.10.20





[1]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 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 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3] 参见《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9-100页。
[4]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59页。
[5]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69页。
[6]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0页。
[7]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1页。
[8]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9页。
[9] 邓小平:《论文学艺术》,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10] 邓小平:《论文学艺术》,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01页。
[11] 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2]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李春青《文学理论还能做什么?》
[13]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季广茂的《现状·生长·期待—关于文学理论摆脱危机的思考》
[14]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 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15] 参见(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6] 参见(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7] (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18] (美)皮帕·诺里斯:《数字鸿沟的三种形态》,见曹荣湘选编:《解读数字鸿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页。

上一篇:柏拉图的诗论六说
下一篇:胡适:中国禅学的拓荒者与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