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数据库 古代文论数据库 旧版入口 English
首页 > 研究新论 >

韩军 |:欧美中国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研究新变
2017-10-16 10:07:15   来源:《文化与诗学》2016年第一辑   点击:

欧美中国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研究新变

——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

韩军
摘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至当下,国内外中国文学史研究已经出版了众多著作。其中,作为中国传统学术资源以及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辨正,这些著作都会涉及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写作框架、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斟酌选择,这也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语境下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不同面目和研究特色。《剑桥中国文学史》作为欧美汉学界最新出版的一部中国文学史,鲜明体现了西方当代学术理念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对之开展全面梳理和反思,也有助于打开中国学界自身的研究视野,确立更为合理的中国文学研究方式。本文选择《剑桥中国文学史》两个核心编纂理念——“文学文化史”和“史中有史”,结合西方当代学术语境展开深入分析,具体说明了《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文学文化”本位分期、经典化与去经典化、重构中国女性文学史、关注物质文化影响以及文学接受史几方面的研究特色,反思了其中存在的偏颇和不足,以希望对于中国学界自身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剑桥中国文学史 文学文化史 史中有史 去经典化
 

        一般认为,文学史研究作为一门从历史角度把握文学渊源流变的学问,是从18世纪开端,以英国学者托马斯·沃顿撰写的《英国诗歌史》为标志。此后,众多学者纷纷参与推动,共同使这门学问取得长足发展。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兴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门向世界打开之后的事情,1880年,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出版《中国文学史》,1898年,日本学者笹川种郎出版《支那历朝文学史》,1901年,英国学者翟理思发表了自称为开山之作的《中国文学史》(因语种原因,影响也较大),自此之后,这类著作不断涌现。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原没有文学史一门,根据钱基博的考察,古代“文史”之名,“始著于唐吴兢《西斋书目》,宋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因之;凡《文心雕龙》、《诗品》之属,皆入焉。后世史家乃以诗话文评,别于总集后出一文史类。《中兴书目》曰:‘文史者,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盖重文学作品之讥评,而不重文学作业之记载者也,有史之名而亡其实也。”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学史的编著,乃是20世纪初受国外影响才开始的。大致说来,林传甲于光绪十三年(1904)为京师大学堂编写讲义《中国文学史》为其滥觞,20年代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2年)、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可为代表,30年代有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出版部,1932年)可为代表,四五十年代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上卷,1949年出版下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重版)可为代表,60年代有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代表,新时期以来,文学史著述颇多,大约也可以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为代表。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以应用于教学为主,在现代学术意义上实承担着经典建构、薪火相传乃至辨明史实等重要功能。而为发挥功能故,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中又有种种史观、识见、架构的变化。林本以笹川种郎著述为样本,内容庞杂,文学史等于学术史;胡本始有“独见”,着眼于白话正宗的“活文学”;郑本着眼于“时代与民众”及外来影响;刘本着眼于各时代主潮及各种外在影响;60年代版本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新时期以来版本则承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或突出“文学即人学”的根本,或强调文学之多元因素聚合,体现出令人振奋的新色彩。迄至当下,西方学术话语依然占据主导,不过在重振中国文化精神的氛围中,已有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理中国文学、文化的固有品性,如林本当年看来芜杂的“文”,回返历史来看实有其特定的社会、生活、主体关联,当年看来不类文学史的诗话文评、著作目录、文集杂谈中,可能反而体现了中国学术的固有特质,即使说到理论,有没有理论是一回事,如何表述理论又是另外一回事……总起来看,中国文学史的讲述,自20世纪初直至当下,其中涉及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写作框架、研究方法等,始终都要面对中西古今的关系错综。在这个意义上,欧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撰著,虽说自有西方学术传统的基础、有面向西方读者的特定需求,但就知识的共通性、现代学术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还有在学术发展中对中国文学品质的深入发掘等方面,彼此之间还是有诸多可以相互借鉴和相互比较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对那些在国内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的欧美中国文学史著作,尤其需要得到学理层面上的细致分析,这样才能切实增益我们自身中国文学史的思考。

 

一、欧美中国文学史书写概观
 

        自1901年英国著名学者翟理思发表《中国文学史》以来,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论是作为描述史实的科学研究兴趣、异域文化的搜奇猎胜,还是作为西方文学史研究体系的完善,乃至于服务于特定目的的信息整理,欧美学者从未中断过中国文学史的撰著热情。百余年间,以“中国文学史”命名的通史研究,还有相关断代研究、文类研究、问题研究等,层出不穷,颇为繁杂。要想在这样繁杂的资料中清楚的梳理相关研究概况,确实存在着资料上、语言上、还有时间上的诸般困难。有鉴于此,本文只就文学通史类著作做重点关注,希望能以此起到以点带面的论述效果。此外,这些“点”在历史过程中,与欧美汉学的发展一道也呈现着阶段性的分布,这也为以时间为轴来组织文字提供了方便。

(一)早期欧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00—1945)

        从20世纪开始到二战结束,为早期阶段。时值“中国文学史”学科刚刚创立,相关著作较少,但也对中国文学的早期海外传播及此后欧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代表性著作有:[英]翟理思《中国文学史》(1901);[德]顾路柏《中国文学史》(1902);[德]叶乃度《中国文学史》(1922);[德]卫理贤《中国文学》(1926)等。综观早期欧美汉学界中国文学史书写,其主要特点有:

        1、注意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言文字的变迁情况。在跨语际文化语境下,语言文字带来的差异可能是最容易被关注到的事实,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和描述也往往成为汉学研究的首要内容。如早在基督教汉学时期,美国传教士卫三畏(1812~1884)就曾讨论过“中国语言文字的结构”、“中国经典文献”、“中国的雅文学”等内容,有些论述颇能代表汉学研究的一般意见。作为问题的延续,翟理思《中国文学史》也关注了相关内容,如在汉代讨论了许慎《说文解字》对写字规范化所起的作用,在宋代讨论了韵书、辞书及相应文献学发展情况,甚至谈到了纸笔的发明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对推动文学创作的意义。

        2、文学观念驳杂。造成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英文“Literature”以及其他欧洲语言相似词语本身就有“‘著作’,或‘书本知识’”的丰富含义,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中早期“文学”也有“文献”含义,文史哲不分也是自身的传统特色。这些因素自然会影响到欧美汉学界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因此在德国早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变成了经史子集中的一切著作。而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里也“多杂有哲学和史学等典籍的评介,翟理思甚至把药书也写在了书内”。

        3、译介性的文字较多,在介绍作品时,能够与本国读者熟悉的作品相比较。与现代汉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术性的学科相比,早期汉学家承担着向本国读者介绍他国文学的使命。由于语言文化的隔阂,在介绍中国文学史时,首要的任务便是翻译和概述作品内容。比如在《中国文学史》中,翟理思“不惜用28页的篇幅介绍《红楼梦》的情节”。为了便于本国读者接受,作者们还将中国文学的某些作品与本国读者熟悉的作品相比,比如翟理思在介绍《西游记》时与17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相比,卫礼贤认为《红楼梦》与瑞士小说《绿衣亨利》一样是自传小说。

(二)二战后至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书写(1945—1980)

        二战给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带来重创,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欧美对中国文学的关注骤然升温,80年代在德国甚至形成了“汉学热”。此阶段出现了多部中国文学史著作,通史类著作有代表性者如:[美]陈绶颐《中国文学史述》(1961);[美]赖明《中国文学史》(1964);[法]奥迪勒·卡尔腾马克《中国文学》(1964);[美]柳无忌《中国文学概论》(1966)等。此外德国汉学家还翻译了法国、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美国汉学界也翻译了中国学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从以上所引可知,欧美汉学界华裔学者开始崭露头角。与西方学者相比,华裔学者有着先天优势,他们既深谙中国文化,又受过西方式的学术训练,因此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往往比较深入,成就也较为显著。与此同时,欧美汉学界经过了几十年的学术积累,研究内容也进一步加深。与前期文学史著作中花很大篇幅去概述内容相比,此阶段的文学史著作明显地从“译介”变成了“研究”。而且,“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跨国和跨文化学术交流,也预示了中国文学史研究新时代的即将到来。

(三)20世纪晚期以来的欧美汉学界中国文学史书写(1980年至今)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中西之间的学术交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汉学研究”也从某些国家的研究拓展到了“全球化汉学”时代。在此背景下,欧美汉学界出版了以下几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德]施寒微《中国文学史》(1990);[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德]顾彬《中国文学史》(2002);[美]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2010)等。此阶段中国文学史编写的特点有:

        1、编写人数众多,华裔学者占有很大比重。剑桥版的主要召集人和第一主编孙康宜教授即是来自台湾的华裔学者,全书17位作者中,有“8位是移民自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的华裔‘汉学家’,另有一位则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华人”。这在上一阶段的文学史编写中是无法想象的。而哥伦比亚版的作者也有四十多位,其中也有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作者。

        2、多种体例,多种样式。剑桥版是一部以年代划分的中国文学通史,分上(1375年之前)、下(1375—1949)两卷。哥伦比亚版主要以文体来分类,分“基础”、“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通俗和边缘的呈现”几部分来专论中国文学。顾彬版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蔚为壮观,古代文学部分也是以文体划分。

        3、采用新的理念、角度书写中国文学史。二十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各种现代理论、后现代理论相继产生。在此背景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学史界提出了‘新文学史学’的概念”,开始致力于新文学史的理论探讨。文学史家们纷纷对传统的“实在论”、“实证论”的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展开批判,“反本质主义”、“新历史主义”成为文学史书写的关键词。受此影响,美国学界相继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学史,如《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剑桥美国文学史》等。《剑桥中国文学史》提出的“文学文化史”、“史中有史”的编写理念很明显受到了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影响,这与国内以及之前的汉学界中国文学史书写来讲,都是崭新的、甚至富有冲击力的编写理念。而作为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的主编,顾彬在第一卷《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中,别出新裁地将“迄今为止被人忽视的宗教观点”、“探讨‘忧郁’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上的地位”、“探讨‘个性’或者‘个体’”作为写作中国诗歌史的三条线索。在第七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顾彬直言不讳地声称“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20世纪思想史”。

        总体上讲,作为中国文学之“他者”,欧美学者在编纂中国文学史时,由于身处西方语境面对西方读者,在语言文字、编写体例、叙述方式等方面做相应转化都实属必然。与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相比,也呈现出同异相伴的情况:所谓同,是说研究有共同的对象——中国文学史,所谓异,是说由于所处文化语境、文学传统的关系,欧美学者看待问题的角度、研究问题的方法与中国学者有异,导致很多问题有不同的结论,论述上也显示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剑桥中国文学史》作为欧美最新出版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最能代表欧美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动态与特色,以下即以这部著作为中心来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二、《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及其理念

        《剑桥中国文学史》(简称“剑桥版”)作为西方世界出版的最新一部中国文学史,已经引发了一些国内学者的关注和评论。大致而言,目前国内学界对剑桥版的认识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学文化史”之理念辨析或者论述细节的辨正上,这些工作极有必要但尚需要更深入系统的分析和说明,在互为关联的意义上,“文学文化史”是作为西方学术思潮的投射还是研究上的中西结合的自然趋入?在文学的认识上是有利于我们视野的拓展还是进一步消解了文学具有的价值和功能?乃至于文学史写作是否具有某种边界等类似问题,都可以从对这本书的关注和讨论中生发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剑桥版也可以说我们确立了一个新的探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学术增长点。

(一)《剑桥中国文学史》内容简介

        《剑桥中国文学史》2010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2013年10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以1375年为界,由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负责编辑上卷,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负责编辑下卷,共十七位英美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集体参与编撰。上卷共七章,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早期青铜器铭文入手追述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到十四世纪末期高度发达的商业印刷文化,囊括了上古时的汉语作品、文言文写作以及新兴的城市白话文: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第二章“东汉至西晋(25—317)”;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317—649)”;第四章“文化唐朝(650—1020)”;第五章“北宋(1020—126)”;第六章“北与南:十二与十三世纪”;第七章“金末至明初文学(约1230—1375)”。下卷共七章,以1375年明代前中期文学开篇,贯穿清代,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此处只介绍古代部分。第一章“明代前中期文学(1375—1572)”;第二章“晚明文学文化(1573—1644)”;第三章“清初文学(1644—1723)”;第四章“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1723—1840)”;第五章“说唱文学”。

        从以上概述可知,这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无论分卷、分期还是对某些问题认识,多有新意,这自然也会带来见仁见智的各种评论。作为对于一些评论的回应,孙康宜、宇文所安、田晓菲、艾朗诺等人或针对全书的编写或针对自己写作的部分都曾发表过相应的说明。如宇文所安在访谈中就曾指出:

 文学史写作中用朝代分期并不是绝对的做法。……柯马丁撰写第一章上古部分,就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一直写到西汉。其中的道理在于,我们现在所谓的“上古”文本,都是西汉人编辑处理过的,中间虽然经过秦代,但是书写系统并没有改变,以简帛为主,技术不太发达。纸出现在东汉时期,大大改变了文字的传播途径,因此上古时期的下限可以划到西汉结束。

        再如艾朗诺在谈到与《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比较时,剑桥版的特色所在:

        1、结构合理。《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划分标准是时间、是朝代。这样的划分可以保证写作内容的全面性和合理性,比如可以保证这一时期的文章、书籍、题材都涉猎到。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分类标准是文体,结果就显得不够系统,很凌乱。 

        2、作者。《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都是成熟的作者,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作者则是参差不齐。

 此外,孙康宜有段对作者的描述也值得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以及中国国力的崛起,中西方的交流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美国的中国文化历史研究与两岸三地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这一密切关系也可以在美国各个大学东亚系的教师组成的来源上看出一些端倪,那就是华裔教授的人数越来越多。尤其是来自大陆的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已经成为各个东亚系趋之若鹜的征聘对象。要知道孙康宜教授在美国执教的时候,华裔教授在教授群中所占的比例是少之又少的少数。而目前《剑桥中国文学史》的17位撰写者中,华裔就占到了8位,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除了对以上分期和写作统筹安排的说明,其他意见还涉及到编写缘起、写作宗旨、目标读者、编写理念、全书体例、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等各个方面。仅以以上几个问题的回应来看,几个人的说法中难免带有不同程度的敝帚自珍色彩,主要在他们看来,不同区域的汉学研究正日趋接近,自身写作充分尊重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参与其中的学者都是各领域的专家,具备必要的权威性。不过即使面对所谓的事实性基础,按照他们所依循的后现代学术观念来看,都难免带有某种主观性的观念选择和组织的痕迹。在分析评价中,谨慎、辨证的学术立场和必要的反思意识不可或缺。

(二)《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编撰理念

        文学史观念影响着文学史的编撰,如前所述,不同时期、不同编者往往就持有不同的文学史观。大致而言,从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文学史的认识就存在着三种观念的更迭,分别为“历史主义文学观(认为历史正确与否可以通过研究而确认,将文学作品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关注作品内在审美价值的形式主义观念以及激进的相对主义(接受解构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学史是有历史性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史)”。那么,剑桥版的写作除了会受到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作为学缘的交叉以及中国文学固有的某些传统内容,都可能会因缘聚合的体现在学者们的编撰中。结合剑桥版的编撰实际以及两位主编的有关论述,以下不妨就“文学文化史”、“史中有史”两个方面来对剑桥版的编撰理念进行具体分析说明。

        1、文学文化史。“文学史是对以往文学文化的叙述”,这是宇文所安对于剑桥版的清晰定位。这种把文化学视角纳入文学史编撰的观念,在中国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并不鲜见,1999年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就曾指出:“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这既是对以往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反驳,也是新时代下对文学新的认识。也就在当时,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日晷文库·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丛书,作者为数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们的研究不同程度上都体现出要从长时段对文学史做出整体把握以及重视“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的特色。这些研究之间的相似性或曰相通性,一方面多少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从审美研究、形式研究重新转向历史文化研究有关,另一方面,美国的汉学研究已经和两岸三地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也说明中外学者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日益有了更为深入、更为契合其应有面目的认识。

        与以往文学史编写过程中仅把文化作为文学呈现及演进的背景不同,剑桥版中的文化则被认为与文学之间具有某种共生的关系,文化本身即是文学史叙述的对象。用“文学文化史”取代“文学史”,相对也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驳杂”状况。在这个意义上,以“文学文化”作为文学史叙述的中心,与审美意义上的“文学”相比,更具有现象的包容性和研究的适用性,“文学”于此也被扩大为一切具有文学性的事物。因此,柯马丁撰写“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部分,从甲骨文、青铜器铭文谈起,并将其称为中国文学之肇源。而伊维德将木鱼书、女书这些说唱形式作为文学来讲述。同样由于文化学视角的介入,剑桥版则打破中国与西方汉学界书写中国文学史以诗、文等文学体裁分类的惯例,而“更偏重文学文化的概览和综述”。文化也不仅仅是文学得以存在的背景,而成了文学史叙述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文学文化史”观念直接体现了近几十年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学史不再被看成线性的,而是多元因素的共生聚合;不再是著名作家的集锦,而是作为文学现象的整体被多层面的发掘;不再是固有的经典格局,而是历史中的读者接受与新观念下的新的发掘;不再是某种统一的历史,而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就是说,将“文学文化”作为文学史叙述的中心,实质上是将以往文学史中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叙述惯例转向整个文学活动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综合考察。特定时段的文学文化被置放在文学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诸如哲学、宗教的关系,以及文学内部的各种因素,如以往的文学批评、文学社团、选集编撰等几个层面进行考察,这就摆脱了以往文学史编撰过程中的社会历史决定论,而体现出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以及文学内部变化的多元错动关系。同时,剑桥版将文学作为动态的社会活动去考察,关注文本的形成过程、文本的传播与接受过程等等,如宋代选集的编订如何影响后世对唐诗的理解、13世纪南方对北方的文化建构、明代对元杂剧的改写等等讨论,这样不仅能够质疑长久以来文学史书写的惯性,还能引导读者思考文学文本的不确定性,以不同眼光去审视文学的发展。

        2、史中有史。“文变染乎世情”,文学史编撰的变化同样与时世有着密切的关系。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中为我们梳理了自1904年林传甲编撰中国第一部文学史以来百余年中国文学史编撰的历史变迁,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同时代的史学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当时的文学史的编撰,也可以看到出于特定的文学史观念,实证主义者们是如何“运用想象、虚构来讲述中国文学史”的。在这个意义上,戴燕将中国文学史称为“历史主义的神话”,这种认识也与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学史理论不谋而合。对于西方汉学家来讲,由于身处西方学术语境,他们对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想象”性质的认识,也集中体现在宇文所安所提出的“史中有史”这一编撰理念上。在宇文所安看来,文学史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对过去某个时期文学的“客观叙述”,换言之,文学史的叙述往往被当时人们的意识所中介,因此我们只能对文学史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叙述。我们不仅要关注现在拥有的文本,也要关注那些流失的文本,关注它们自诞生以来的整个接受史并且梳理出这些文本如何被后世的意识所改写。因此新的文学史不仅仅是对以往文学的叙述,更是对历史上文学史书写的梳理,不同时期的文学阐释也会成为新文学史叙事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以往我们所相信的真实的历史。既然我们无法客观地再现过去的文学史,那么在编撰新的文学史时必须重新审视以往文学史中那些为人们所熟悉的甚至已经成为事实的叙事,必须关注现有的认识是如何被前人的意识所中介的。因此剑桥版关注文本得以流传的物质条件、社会文化语境及其如何影响对文本的接受;关注选集编撰对于经典形成的影响等等。从文学接受的层面观照作家作品,作品就不再是以往文学史那样是固定不变的,而具有了动态性。文学史就要描绘出这样动态的历史演变,而在以往文学史叙事中,每个时代都有杰出的代表作家、作品,每个作家都有相应的历史定位。在新文学史中,文学发展的复杂情形将得以呈现,不同时期价值观念的变化为理解作品提供新的视角,作品也将得到新的阐释。而这些新的阐释都将成为剑桥版文学史叙事的一部分。

(三)文学文化史观照下文学史书写

        在“文学文化史”“史中有史”编撰理念的指导下,剑桥版的编者们对中国文学史进行了新的书写,具体体现在文学史的分期、经典化、女性文学、物质文化及其影响、文学的接受史几个方面。

        1、贯彻“文学文化”本位的分期。分期是把握历史的切入点,与传统按政治朝代分期的方法不同,剑桥版以不同时段的“文学文化”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这是因为,朝代更迭很明显会深刻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但政治史与文学史有时候并不一致,剑桥版编者们依从文学文化自身的独立性和延续性,确定相应的时段划分。此外,“文学文化”概念涵摄广泛,它不仅关注文学自身的演进,也充分考虑与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各文化因素的作用。如书写载体、传播方式等物质文化因素与文学发展关系密切,剑桥版也将此作为文学史分期的重要参照,如西汉以前的文字是用甲骨、青铜器以及竹简等来“书写”以及传播的,东汉以后纸张成为文学书写的载体,手抄本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方式,以此为标识,剑桥版将西汉及以前的文学划分为一时段,将东汉至西晋划分为另一时段,这又体现了当代学术发展中对于“媒介”的重视。

        2、经典的被经典化与“去经典化”。文学经典的“被经典化”是孙康宜、宇文所安等人一贯的主张。某一作家作品刚出现时并不是经典,而是在其接受过程中逐渐“被经典化”的。因此在讨论某一经典作家作品时,剑桥版的编者们没有像国内学者那样仅将经典作家作品放置在其生活、诞生的的环境中进行叙述,而是梳理整个接受史,从中发掘经典是如何成为经典的。与“被经典化”相对应的则是“去经典化”问题,这也是为国内学者所诟病的地方。所谓“去经典化”是指剑桥版出于特定编写目的而对文学史中的一些经典作家作品有意地略写。以上卷第七章“金末至明初文学(约1230—约1375)”为例,论及元杂剧时竟没有提及关汉卿及其《窦娥冤》、王实甫及其《西厢记》,仅在散曲部分提及关汉卿及其散曲《杭州景》。类似例子还有不少,这招致蒋寅、陈文新等国内学者的批评。《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序言中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学术界在写作文学史时有一种模式,往往以一位作家为主展开写作。以此类推,其它剑桥文学史的作品的写作模式往往也是如此。同样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也会探讨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作家。但是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比较注重作家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的历史语境,这种关注甚至超过了关注作家本身。元杂剧在明代被大规模地改写,剑桥版编者们认为关汉卿、王实甫的生平并未与其代表作的接受融为一体,因此并没有在元杂剧一节中予以论述,而是论述这一时期杂剧创作的整体风貌。

        3、重构真实的女性文学史。在国内文学史著作中,女性作家基本被忽视,即使被收入也只是放在最后的一部分中,以致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我们只知道李清照、蔡琰等人,这其实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大不相符。针对目前文学史忽视女性文学这一现状,剑桥版有意突出女性文学的价值,但这种突出并非意在强调性别问题,而是如孙康宜所说,“希望能够重构一个比较真实的历史”。具体工作包括重新发掘女性作家作品,评价女性写作在当时语境中的意义,关注女性编选的选集,分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以及返回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女性文学等。

        4、关注物质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书写载体与传播媒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早在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就有所涉及,比如宋代印刷术的普及对宋代文人以学问为诗的促进,近代报刊的兴盛与小说的繁荣等,而剑桥版则更进一步强调口头传播、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对整个文学发展的影响。如宇文所安指出,屈原的《怀沙》不可能是自沉前“写”成的,而极有可能是屈原的口头创作,毕竟,“写出的文本”与“写下来的口头流传的文本”之间,还是有着极大的区别的。再如吕立亭在“晚明文学文化(1573~1644)”中强调晚明时印刷术普及所带来的影响,商业出版物的激增同时孕育了一大批城市读者,这既影响了诗歌等传统文学形式,也影响了白话短篇小说、南方戏曲等新兴文学样式。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封神演义》、《金瓶梅》等小说出版的时期。撰写新的文学史,就必须注意要这些物质文化因素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5、注重对文学作接受史的梳理。迄今的文学史往往是将某位作家及作品单纯地放置在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探讨其价值、地位,而剑桥版则纵向地关注其在整个文学史上的接受史。我们都知道,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作家作品往往是在后世被“经典化”的,因此文学史就要解释这些作家、作品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以什么标准被确认为经典的,而不应该仅仅在作家作品所处或诞生的时代下,在已然成为经典的预设下进行书写。陶渊明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所有的文学史魏晋部分都十分推崇他,以至于我们已经接受他是魏晋文坛的重要作家。而实际却并非如此。在其所处的六朝时期,陶渊明仅仅是作为一个隐士而存在,作为诗人的他在当时受关注度并不大。而几乎在六百年后的宋朝,陶渊明的经典地位才得以确立。所以在剑桥版中陶渊明不仅会出现在六朝这一章中,也会出现在唐朝以及宋朝的章节中。

        总起来看,剑桥版藉由如上工作,为广大读者带来了一部面目一新的的中国文学史,坚持“文学文化”的独立性与连续性,极大改变了固有政治朝代分期的格局;经典化与去经典化,极大挑战着人们既有的或曰先前被赋予的文学史常识;对女性文学史的书写,彰显了以往文学史中被压抑乃至被刻意忽视的部分;关注物质文化的影响,则为文学发展做出了文学之外的更多因素的说明;注重接受史,则使那些经典作家经典作品重新回到历史接受的动态过程中。这样说来,剑桥版要给予我们的并非以往文学史中的种种常识的增益,某些时候毋宁说它是对常识来源的分析甚至是对常识的拆解,在以上种种说明中,作为实存历史的面目早已经模糊不清,所谓历史只是不同历史文化条件下文本流传及文本改写的持续过程。可以说,剑桥版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但这视野带来的认识恐怕依然是动态的和需要不断思考的。
 

三、迁变的观念与迁变的文学史
 

        新的文学史观念带来新的文学史景观,这既有西方当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也有跨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那么,文学史究竟为新观念下的叙述之物还是具备必要的客观性,学术研究应该讲究专业色彩还是追求普及和通俗,便与“文化文学史”的观念以及“讲故事”的叙述方式一道,给剑桥版留下了诸多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首先,体例上的杂乱仍然存在。比如上卷第二章“东汉至西晋”部分分有四节,分别为“东汉文学”、“建安时期”、“正始时期”、“西晋文学”,一方面延续了政治朝代之名,另一方面又要体现“文学文化”的独立性,层次关系并不是非常协调。以往以文类作为书写依据的做法容易导致读者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整体认识的缺乏,剑桥版侧重对某一时期文学文化进行整体描述,也未能实现全部彻底的贯彻。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上体例的杂乱恰恰是贯彻“文学文化史”的结果。因为以“文学文化史”这一理念撰写文学史,自然会特别注重文学文化的演进,就要描述某一时期文学的整体状况,必须多角度考察当时与文学发展相关的所有文化因素。这种整体性的叙述方式,正如陈文新所言,是以“放弃作家叙述和文体叙述的完整性”为代价的。或许在后现代的意义上,历史的展开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线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以往文学史中对于发展线索和发展逻辑的描述,只不过是在特定情境中依从特定立场而对历史进行的某种叙述。如果说过于条理清晰的追求存在着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某种遮蔽,那么剑桥版是否能在体例的混乱中就呈现了文学发展的复杂面目,似乎也缺乏必要的合理说明和解释。

        其次,剑桥版与其他版本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其独特的“讲故事”的文学史叙述原则。宇文所安指出,文学史不能也不可能只是对过去某个特定时期的“客观“叙述,他认为所有的文学史都是被后世的意识所中介的,因此我们无法对过去做“客观”的叙述,只能根据自己的知识、立场对过去做出“比较好”的叙述。类似观念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传统的“历史反映论”观念,而历史的“真实性”也变成了难以确定的问题。不可否认,“讲故事”确实能增强文学史的可读性,但把握地不好,也会给读者带来误导。如宇文所安在上卷第四章“文化唐朝”中,介绍李白仅有两页,对李白诗的风格特征、艺术价值等文学因素不做分析,反而着力叙述高力士为李白洗脚这些传言,唯一提及的《将进酒》这首“社会应酬诗”也是用来证明李白作为“职业”诗人为寻求资助者资助,为了让“主人”付钱而写。这种讲述经由宇文所安这样蜚声海内外的汉学家讲出,确实难以让人相信。我们更难以想象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尤其是东亚系的本科生阅读后会做何感想。结尾处,宇文所安又做出下列学术论断:“在后世形成的诗歌经典中,王维、孟浩然、李白毫无疑问地处于中心(我们把杜甫放在安史之乱以后的时期加以详细讨论),但是我们应该避免通过后世形成的诗歌经典来思考那个时代”。一方面是通俗化甚至是庸俗化的讲述,另一方面却给予李白以经典的地位,同时不忘记重申本书的撰写理念,这样杂乱的叙述也许正是“文学史故事”所带来的。

       最后,我们不妨就上面的各种问题做必要的分析和说明,或者说要从剑桥版所认可的某种“比较好的叙述”中确认其中的学理逻辑及问题所在。作为剑桥版主编的宇文所安,曾在《瓠落的文学史》一文中,把人文学科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类比,认为人文学科目前也应该有一个从经典物理学向量子物理学的转变过程,即要从直觉的清晰幻象走向对精确的复杂变化的把握。这个说法很能体现后现代语境下的学术动态。而且作为人文学者,宇文所安利用物理学的发展来为自身的文学思考提供支撑,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然科学在现代人生活和意识中的权威地位,而且也部分道出了人文学科日益萎缩的事实。那么,宇文所安的以量子物理学为自身证明的论说是否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呢?从自然科学的发展看,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观念确实深受其影响,当年伽利略、牛顿等人以数学真理来探求自然现象的关系、探求自然规律,一度改变了上古直至中世纪以来人们对总体和本质的关注,人与世界的有机关联也为主客二分的认识乃至改造所取代,古代的人们把宇宙视为活的有机体,现代以来,宇宙则被看成了按照力学规律运转的一架大机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科研究中也有依据证据主义对客观真实、规律目的的诸种探究。当然,也有学者敏锐的意识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就像黑格尔仍然试图用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来解释世界的统一,便与古典传统中强调绝对实体的自我显现有一致之处。20世纪以后,随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兴起,人们得以从更精微和更复杂的层面来看待世界,在打破了以往某些胶固狭隘的认识的同时,在新的意义上重新确立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由个中关系来看待宇文所安的论述,他所建立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有几点颇可注意。其一,相对于物理世界的精微和复杂,所谓文学世界中存在的种种具象、边缘和疆界等都已不再是清晰的存在,这个说法的合理性在于指出了这些问题背后的观念性存在以及历史的发展过程,不过要是借此就要完全消除类似概念在文学史写作中的作用,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这些概念的清晰也罢模糊也罢,都只是人们在特定阶段依据特定因素所做的判断,而这些判断纷纷在通过新理论突出了某些要素和关系的同时,恰恰也对于更大范围内概念之间的联系做了遮蔽。就像李白还有大量作者与其作品的流传,恐怕就不仅仅是历史中某些造势活动以及后世选本作者的有意选择所能说明。宇文所安在突出强调了现象和物质存在的同时,恐怕多少忽视了诗歌之成为诗歌的更为精微的缘由。其二,宇文所安“更好的叙述”中明显存在着资料选择的倾向性。从学术求新求变的诉求出发,对于文学史中古来共谈的众多内容,宇文所安在不少地方有意的加以忽略,就连他所强调的文学史作为历史的形成过程,他也只是突出他所认为可靠的物质部分,而忽略其余。在这个意义上,对待史料的辩证态度尤为重要。其三,由宇文所安论李白的例子,还可以看到目前某些文学研究中较为普遍的对于文学特性的有意遮蔽,文学的阅读和评价如美国学者布鲁姆所说,是一件极为私人的事情,主要就在于其中读者和文本(以及文本背后的读者)的交流是精神性的,对于这方面的讨论显然并非单纯的物质现象所能说明。就像中国的古诗,跨越千百年后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感动,甚至跨越异国后能吸引宇文所安这样的学者从事研究,这种跨越时间、语言乃至物质媒介的传播力量,主要就在于精神活动中有其独到的意蕴和传播方式。我们可以想象,唐代人对于李白诗歌的接受恐怕不是因为有高力士为李白脱靴所造成的轰动,也不是因为李白作为一个职业诗人善于酬答应对,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的优秀诗篇里具有一种让人的精神飞腾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打动当时的上层和民众,也能打动当下的读者。所以说,文化文学史不能只是刻意揭橥文学的物质性存在,而对文学文本及自身阅读的精神性存在有所忽视。

 

四、主体与他者:中国文学史研究反思

        “文学史”这一术语本是西方经由日本的舶来品。可以说,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中西交汇的语境中。而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展开了空前活跃的学术交流,这也使欧美汉学界中国文学史研究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国内学者的视野中。“他者”的研究自然能为作为“主体”的我们带来新的视角,也可以借此反思自身研究之不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汉学研究同样有其难以摆脱的“缺失性症候”。只有在充分理解、反思的基础上的利用才能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新的发展。

(一)借他者之镜反观自身

        与欧美汉学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相比,在百余年的历史中,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史书的影响伴随着始终。上世纪初林传甲、黄人等编写的最早一批中国文学史即是为教学而编写,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借助对中国文学历史的讲述来“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程被纳入到更为严格的教学制度中。用行政力量召集学者编写教学大纲,再以此为指导编写合适的文学史教材成为“文革”前通行的模式。意识形态对文学史书写的影响在50年代后期达到了顶峰。在“大跃进”的影响下,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版,这部献给“亲爱的党和伟大的祖国”的文学史,其“前言”中有这样的观点,这部文学史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马列主义观点分析,采用集体合作的方式,最终而得的结果。文学史书写被“左”的思想及庸俗社会学所统治,以阶级出身判定作家地位,用阶级分析取代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国文学的历史因而变成了“阶级斗争史”。这样的时代烙印在游版中同样明显。“文革”结束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人们开始反省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版以人性作为文学史书写新线索的写法,袁行霈版贯彻文学本位,强调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观点,以及80年代末源自现当代文学领域继而扩展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写文学史”思潮,这一切其实都是对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庸俗社会学的反驳,是对当时思想解放呼声的回应。

        此外,大陆出版的众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各种类型的文学史教材更是千篇一律。其原因除了与教育制度、学术体制有关外,文学史书写的“惯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分期上讲,虽然政治朝代分期的弊端已为大多数学者认识到,但是在书写中仍然延续着这一习惯。袁版虽然依据文学本身的变化提出“三古、七段”说,意在打破传统的朝代分期,但在实际的书写中,仍然保留着朝代分期的方法,将文学史按朝代更替分为九段,分九编讲述。章版文学史中,其“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法将社会的发展同文学的发展相结合起来,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是具体到每一阶段,其划分的节点仍然依据朝代的更替。在体例上,国内文学史也往往十分相似:单列一章为著名作家作品,单列一节为次要作家作品,普通作家作品只占一段,这种安排的背后实际上是将作家作品视为文学史书写的中心,与这种体例对应的是采用如下叙述框架: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思想——作品内容、艺术特色——意义及影响。这种模式化的书写方式在建构文学史的同时,也对文学史的理解构成某种限制,不仅不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某一时期文学史的全貌,而且也在放逐另外的作家作品。这样以来,文学史研究就面临着某种程度上的僵化危险。

(二)欧美汉学界的“缺失性症候”

        欧美汉学界中国文学史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方法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汉学家们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性,努力克服自身文化传统的局限,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展开研究,得出了令国内学者耳目一新的结论。然而,与国内学者相比,汉学家们毕竟是中国文学传统之“他者”,缺乏国内学者所具备的文化意识结构,即使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但是在潜意识层面,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其西方的文化传统及学术训练对其研究理路的影响。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缺失性症候”,缺乏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入理解与继承。

        首先,虽然面对的是同一研究对象——中国文学史,但是欧美汉学家毕竟缺少国内学者先天具备的优势,作为中国文化之“他者”,在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构上,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上,在文学史的分期上,都难以摆脱其西方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构上,欧美汉学家基于其文化传统来审视中国文学史的特点尤为明显。顾彬《中国诗歌史》中提出的中国诗歌阐述的三条线索——宗教、个体、忧郁,以及中国文学起源于宗教的观点都是基于其西方的文化背景提出的。在具体写法上,顾彬版、剑桥版都延用西方学术著作中以世纪、具体的年代为时间节点的惯例。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上,源于西方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也十分明显。在田晓菲笔下,陶渊明的田园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歌颂田园之乐的宁静和沉寂,或者宣扬天人一体的和谐相融,而几乎变成了美国西部征服荒蛮自然的农场主。脱离中国文化传统,以西方的价值观念阐释中国文学,这样的阐释实在难以让国内学者满意。同样宇文所安抛开李白诗歌的内容与艺术成就不谈,而对其做出的庸俗化解读,也是由于宇文所安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所致。从根本上讲,在面对中国文学史时,西方汉学家在问题的提出、方法的选择都难免从“他者”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学史。而对于作为“主体”的国内学者而言,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点。

        其次,身处西方的学术语境中,欧美汉学家中国文学史研究很难不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占据着西方学术研究的统治地位,作为理论派别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现在虽然难以像当时那样称雄于理论界,但其影响早已深入到西方的文学研究中。如关于文学经典问题,剑桥版过于侧重对其做出接受史的梳理,反而忽视了经典本身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文学因素。“文学史是由读者‘写成’的”,“经典当然存在,但经典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而存在的”,这些观点与书写实践放弃了文学本身的意义,只能会让经典消失在对它无休止的阐释中。再如剑桥版关注口头传播、手抄本、印刷文化这些物质文化因素对于文本流传的影响,关注不同时期对于文学的改写,研究文本得以流传的文化语境,并在此语境下重新阐释文学作品。这就鲜明地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路向。同时剑桥版有意将这些为传统文学史所忽视的东西放大到足以改变文学史进程的程度,这样文学史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撰写新的文学史就必须考察文本流传的社会条件及物质文化条件,对这些不确定性重新阐释。汉学家的西方理论背景使得他们在建构中国文学史的同时,更是在解构着中国文学史。

(三)文学史写作的借鉴与融通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欧美汉学界中国文学与文论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学者所关注。对于作为文化主体的国内学者而言,如何看待欧美汉学研究已成迫切的问题。对此,我们仍要倡导一种“双向反观”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我们要回到海外汉学乃至西方语境中去把握其研究的背景,在此基础上对其研究路向展开学理上的分析,并对其研究特色、研究得失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反观我们自身的研究,借此反思自身研究之不足。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交流、对话,才能克服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种种局限,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认识,促进自身研究的发展。

        在国内学者对剑桥版的分析评价中,因为没有回到西方理论语境及汉学传统中,有些评价不免存在偏差和简化的情况,如指斥其为“解构主义的招数”等。同时在那些严肃认真的汉学家那里,由于面对的是中国文学史,加之他们浸染中国文学、文化多年,因此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汉学家在借用西方理论的同时,往往还是在从中国文学、文化的特殊性出发,选取合适的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新的阐释。不仅如此,一些汉学家的汉学研究还起到了修正西方理论的不足的作用。如剑桥版对女性文学史的重构,并没有简单套用西方女性理论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一说,而是从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对名媛、才女的重视,尤其是明清时期男性文人对女性诗集编篡的热衷等。这就在重构中国文学史的同时,也可以帮助西方学者丰富对文学、历史与女性理论的认识。

        对于国内学者来讲,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同样要具有汉学家这种融汇中西的学术视野。近年来,海外汉学日益受到国内学者所重视,国内大学纷纷成立了汉学研究机构,一些学术著作也相继出现。对于汉学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从简单地否定或推崇转为较为理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与之进行有效的对话。这无疑能够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大发展。纵观当今欧美汉学界中国文学史研究,几乎把二十世纪以来各种新的批评理论都运演了一遍,诸种研究不断带来各种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观点,大大增益了我们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认知,也极大促进了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然而,反观国内中国文学史研究,其情形正如钱中文所言,很多学者囿于学科界限,很少接触西方批评理论,对于西方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效果,也自然缺乏感性的及学理的认识。其原因固然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特殊性导致其与西方理论的结合较之于其他研究困难有关之外,也与国内有些学者缺乏融汇中西的学术视野相关。由于语言的隔阂以及文化传统的制约,国内有些学者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文学史研究时,仍然囿于自身之研究,在合理运用西方理论上做得仍然不够充分。这里并不是倡导全盘接受西方理论的观点,事实上,僵化地套用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展开研究早已被人所抛弃。而是强调在当今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我们需要一种迥异于我们自身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学传统并对之进行合理的阐释,这样的阐发不仅能丰富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也能使这种认识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参见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2]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页。

[3]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分十六篇,第一篇“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第二篇“古今音韵之变迁”,第三篇“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第四篇“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辞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第五篇“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第六篇“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为作文之法”,第七篇“群经文体”,第八篇“周秦传记杂史文体”,第九篇“周秦诸子文体”,第十篇“史汉三国四史文体”,第十一篇“诸史文体”,第十二篇“汉魏文体”,第十三篇“南北朝至隋文体”,第十四篇“唐宋至今文体”,第十五篇“骈散古合今分之渐”,第十六篇“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

[4] 《朱佩弦先生序》,见林庚:《中国文学史》,厦门:国立厦门大学,1947年。

[5] 这本书已出中译本,[美]卫三畏:《中国总论》,陈俱译,陈绛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6]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7] 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8] 李丽:《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中的〈红楼梦〉》,《人文丛刊(第七辑)》,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343页。

[9] 何寅、徐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14页。

[10] 孙康宜:《孙康宜自选集:古典文学的现代观》,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7页。

[11] Victor H. Mair,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eface xviii.

[12] 王敏:《〈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史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13] 顾彬:《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刁承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14]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15] 参与讨论的学者有蒋寅、陈文新、王敏、邵燕、刘毅青、张定浩等。

[16] 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汉学家Paul W. Kroll(保罗·克罗尔)教授对本书所做的详细评论,他认为就写作分工而言,将上下卷分期定在北宋末更合适;就读者接受来看,该书没有实现可读性的目标;与《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相比,该书结构也不够严谨。除此之外,Paul W. Kroll还以汉学家的视角对本书每一章均进行评论,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与编者不同的观点。Paul W. Kroll:After Long Years: Readi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Jul.2012, Vol.55, p295-316.

[17] 季进:《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8] 季进:《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19] 孙康宜:《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书屋》2007年第12期。

[20] 盛宁:《从〈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和〈剑桥美国文学史〉看国外关于文学史撰写的新动向》,《中外文化与文论》,2000年第1期。

[21] 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上)——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2008年第5期。

[2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3]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24]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9页。

[25]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26]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7页。

[27] 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8]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91页。

[29] 陈文新:《〈剑桥中国文学史〉商兑》,《文艺研究》,2014年第1期。

[30] 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1] 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下)——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杂志》,2008年第6期。

[32]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349-350页。

[33] 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见《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34] 张汝伦:《海德格尔和现代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页。

[35] 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36]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前言》(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9页。

[37]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55页。

[38] 孙康宜:《重绘一部可读的文学史——专访〈剑桥中国文学史〉主编孙康宜》,《华夏时报》,2013年7月12日。

[39]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40] 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页。

 

作者简介:

韩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主要从事海外汉学、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
 

上一篇:陈太胜:翻译对中国新诗产生和发展的作用
下一篇:王世海:论贾宝玉女儿观的文化诗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