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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经济”译名钩沉及相关概念之厘正
2016-01-07 09:32:00   来源:《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   点击:

方维规

【提要】对西方现代 economy(economics)的许多汉语译名(如“富国策”、“经济学”等)已有不少研究。本文试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以话语分析方法(discourse),揭示19世纪另外几个可能的“经济”译名:“富强”、“世务学”、“兴利说”等等。这些概念不是双语辞典意义上的那种一对一之译词,而是时人论说现代“经济”概念时的选词,使之或明或暗地切合于 economics。对西方 economics 或 political economy 词语的起源,学人亦有详尽探讨,但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将勘误个别明显的理解与翻译差错。
 
【关键词】“富强”等概念,“经济”,“政治经济学”
 
 
1. 再论“经济”译名
 
按照刘正埮等人编撰的《汉语外来词词典》[i] 之说法,现代汉语的“经济”一词来自古汉语和日语;“经济学”则来自西文日译。叶坦在《“中国经济学”寻根》一文中设问:“现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到底是西文‘economy’的中译,还是古代汉语中‘经邦治国’、‘经世济民’等意义的‘经济’之遗绪延伸?”[ii] 马西尼则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二词“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iii] 。与此相关的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汉语“经济”、“经济学”出行日本并得以重回故里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恐怕并不是实藤惠秀所说的那么简单,认为无意重复、习而不怪正是最后使中国人接受日本新名词的主要途径。实藤引用1900年12月留日学生创刊的《译书汇编》第7期(1901年7月30日发行)中的汉译日文《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之句:“经济云者,理财或富国之义,因原文通用此名,故仍之。”而且,此词在译文第1页便出现12次之多。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人虽然对这个日本词汇反感,而且企图改用其他词汇,可是在日本书的中译本内,却到处可见‘经济’一词,最后他们还是照日本词汇的老样子使用。”[iv]
实藤忽略了《译书汇编》之后,或曰西文日译“经济”一词已在中国学人中广为人知的时候,“经济”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译词,也不存在约定俗成之说。严复喜用“计学”;梁启超偏爱“生计”,而且还长期使用其他各种译词。时人谈此译词时常见“日本谓之经济”之类的注释以示保留态度。换言之,中国人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琢磨才最后确认“经济”译词的,并非欧阳仲涛1916年所说的那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日人译制名词,不能不沿用吾国故语。然而,一名既成,既别为新义,不容利用考据词章之术,望文而牵合。比如经济不能因其用经国济民之字,而谓《大学衍义》、《文献通考》之属,皆即叶科诺密士,《书目答问》中所列经济家,亦即亚丹斯密之徒也。”[v] 也许正是考据词章以及对 economics 涵义之充分认识,才让时人发现西文日译“经济”概念并不那么牵强。至于现代中国“经济”概念与其古义相差不少,这是语义衍续和发展的结果。现代西方 economy 与当初古希腊语的 οικουομία 说的也不完全是一回事。高妙在于“推陈出新”,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扬弃”(Aufhebung)。
有学者研究指出,20世纪前十年,“经济”一词依然含有道德含义,很多人使用“ 计学”和其他一些 economy 译词,意在避免“经济”一词在中文里原有的经世的道德涵义。经过新文化运动,“经济”一词与道德脱离了关系,这才具备了今天汉语里“经济”这个词的基本内涵。分析那些改革派和革命团体的经济观亦即他们接受“经济”一词的意义结构,就可以发现其道德内涵的变化。[vi] 从这个研究角度解释为何现代汉语用“经济”译 economy,也许可以让人更多地从思想史层面了解一个译词与接受者思想演变的关系。拙作《“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vii] 探讨了 economy(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并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及其这个译名最终得以确立的可能的原因。笔者以为,“经济”作为一个宽泛概念对应西方现代 economy 概念是“言之有理”的;而且,它在词源上与西方经济概念的重要成份相去不远。中国第一本介绍政治经济学的译作《富国策》(1880),[viii] 以及第二本比较重要的同类译作《富国养民策》(1886),[ix] 其英语书名中均有 political economy 概念。“富国策”或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又顾及19世纪下半叶西方开始时行的简略用法 economy,这或许也是中国人最终接受“经济”译名的真正原因。
且不看中国人在20世纪前是否真正了解到“经济学”与 economics 的相似之处。进入20世纪之后,情况肯定发生了变化:日本学者杉荣三郎(1873-1965年)于1903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其《经济学讲义》主要是欧美大家的经济学说,当年四版以后还不断刊印,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x] 杉荣三郎来中国之前,坚持“计学”译名的严复已于1901年在其斯密亚丹《原富》的《译斯氏〈计学〉例言》谈论“叶科诺密”译词:“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之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xi] 换句话说,时人不仅能够通过西方经济学译作更多地了解 economy 之词源,也更多地领略了 economics 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所有这些,就不得不使人对在中国长期受到阻力的日人“经济”译词进行再思考。正是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经济学”冠名的著译作在中国大量问世。也是在这十年中,当“计学”从名家倡导到“部定”的时候,也是“富国策”等诸多译名逐渐消亡、“经济”译名日趋普及之际。
上提笔者旧作中的“经济”译名类考部分,将1822年之后一百多年里 economy 与 economics 汉语译词作了一个大概分类并分析了不同译词的来龙去脉。总的说来,当时中国对西方经济概念的译名实为术语万花筒。不过,麦克劳德、马歇尔、杰文斯等西方经济学家19世纪70年代还在为这个学科寻找名称,并主张用 economics 作学科名(经济学),说明这个学科的发源地直至19世纪下半叶还在为一个统一的名称举棋未定;还有“富强学”、“理财学”、“交易学”之类的说法。如此看来,当初中文“经济”译名的千姿百态是可以理解的。作为笔者旧作中“经济”译名类考的补充,本文在对19世纪文本和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再提出几个可能的“经济”译名,求教于学界高明。对这类概念的探讨,主要涉及“经济”译词未通用之前时人对(西方)近现代经济观的理解。从这个层面说,它们同样属于特定意义上的“译词”。统观“全局”,无疑有助于观念史的把握。
 
 
2. “富强”救国 “经济”救国
 
史学界探讨19世纪的洋务、自强等现代化运动时,似乎必提“富强”二字。原因很简单,“富强”确实是当时的一个常见词。在不少上下文中,“富强”可视为“富国强兵”之缩写。然而,它更多涉及的是近代意义上的经济或经济事务。据笔者所阅,学界至今未曾提到“富强”可能是 economy 之“译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西方 economy 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刚打开国门、所见不多的中国人如何理解 economy,是两回事。当时中国的不少“经济”译词都能说明这一点。然而,笔者将“富强”视为 economy 或 economics 之中文对应词的最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下半叶,西方经济学家在为“经济学”寻找学科名称的时候,除 economics 外,首当其冲的就是 plutology,或曰“富强学”。[xii]
19世纪士大夫常把“富强”与“兴利”联在一起,或将“富强”与“工商”、“商政”连属。另外,“富强”与“富国策”一类概念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理解 economy 意义上的“富强”,首先要摆脱中国典籍或今天所说的那种“强盛”或“国富民强”意义上的“富强”,[xiii] 而是19世纪现代经济概念的一种中文表达形式,说的是19世纪自强运动中提出的以“富强救国”为中心内容之早期维新思想中的“富强”二字,亦即西方所说的 economy。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经济救国”。假如我们想到“富国策”之类的译词,想到亚当·斯密的代表作是 The Wealth of Nations 亦即《国富论》,也许更能理解作为 economy 译词的“富强”。以郑观应为例:他的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以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两个“富强”,后者是一种形容,表示发展结果;前者为道路,方法或事务,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经济”概念。
一般而言,19世纪五花八门的 economy 中译概念之来源,要么有辞书佐证,要么有译文原著可供对照;而将“富强”视为 economy 的“译词”,只是笔者的推断。鉴于此,有必要对这个概念作较为详尽的论证。诸多援引一来可以证实一种存在,一来可以通过这个词的历史语义折射出当时不同的经济观。另外,Economy 属西学东渐概念,下文所引 economy 意义上的“富强”之说,主要来自那些获得西方学识的人、尤其是直接与西洋打交道或亲临其境的人。这或许更能说明“富强”是一个西方概念或观念的“移译”。
19世纪下半叶之前,文献中的“富强”尚有负面意义。[xiv] 七十年代之后,开始出现以肯定的口吻评价西方以工商为先而谋“富强”的言论。约从1888年《皇朝经世文续编》开始,“富强”被用来指涉洋务中有关现代 economy 方面的事务,[xv] 而且多半在“强与富相因”的上下文里。早在六十年代,李鸿章和清政府实行的是片面以军事为主的产业政策,在“自强”的旗帜下创办了一批官办的军工产业。之后,李鸿章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痛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认识到“必先富而后能强”,悟出了“富强相因”的道理。为了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他从七十年代以后亦致力于民用企业的创办,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逐渐使洋务运动成为“富强相因”的运动。虽说这里的“富”与“强”是两个概念,但由于经验教训和实际发展,“富强相因”说已经明显地将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从优先发展军工企业到优先发展旨在经济效益的生产企业。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写了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下文中的“富强”一词均可作今天的“经济”解)。挖掘“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起始于郑观应。他明确提出工商立国、富强救国的口号,为中国经济近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把“振工商”视为富强的根基,并把“速立宪法”视为富强的政治保证。郑观应在《易言》(1880)里说:“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xvi] 1884年的《易言·考试》云:“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亦须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学,或富强之事,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xvii] 在此,郑观应已企望将“富强之事”视为一门学科,也就是后人所说的“经济”或“经济学”。他较早认识到了富强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内在联系:“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xviii] 他在《盛世危言·考试下》中又说:“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领顽。”[xix]《盛世危言·初刊自序》(1894):“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xx] 在14卷本《盛世危言》(1895)中,郑观应突出强调“商战”之重要性,要求清政府努力“将平时所立和约于国计民生有碍者,均可删改”;“亟宜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xxi] 以上引言“富强相尚”、“富强之事”、“富强之效”、“藉以富强”、“富强之本”中的“富强”,从词性到内容,均可视为 economy 之中文表达。尤其是郑观应早在七十年代便断言,富强之道“无他,但改官造为商造一言而已”,[xxii] 属于今天所说的经济事务。至于时人为何以“富强”说 economy,一来因为当时还没有通行的 economy 译词,一来可能时人以为,要“富国强兵”,须靠 economy,故以“富强”论之。而对 plutology 概念的接受,是不能完全排除在外的。19世纪以“富强”论“经济”者不可胜数。下面,笔者再胪列其他一些论说,以阐明当初作为经济概念的“富强”。
较早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的郭嵩焘认为:“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盖西洋富强之业,资于民人,其民人趋事兴功,而国家用其全力护济之,岁计所需以为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院。其国家与其民人交相维系,并心一力,以利为程。所以为富强者,人民乐利劝业,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行之固有本矣。”[xxiii] 他又说:“国于天地,必有兴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xxiv] 郭氏到英国尚不足一月,便在光绪三年正月初九日(1877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宣称:“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xxv] 他还说:“计英国之强,始于国朝;考求学问以为富强之基,亦在明季,[……]创立机器,备物制用,实在乾隆以后。”[xxvi] 郭嵩焘于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1877年3月29日)向在英国考察“出入经制之宜”[xxvii] 的日本户部官井上馨询问研究财政经济当读何书,方知阿达格斯密斯(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长斯觉尔密罗(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二人及其“所言经国事宜”。[xxviii] 刘锡鸿在日记中也记载了同一天求教之事,谈论“富民之道”,得知“播犁地家儿伊哥那密”(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之说。[xxix] 那么,和他们接触的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很可能知道 economy 为何物。郭嵩焘与一个名为“盘”(Payne)的英国人交往甚多,这个著有《机器用法》的“英国公司轮船创始密斯盘尊人”,与郭嵩焘相见必谈经济事宜,或谈设立上海博物馆的计划,或领郭星使参观各种工厂大谈制造。郭氏是如何转述他的观点的呢?光绪三年四月二十日(1877年6月1日)日记:“盘致书,极言英国富强之业一出于学问,而望中国加意振兴,宜仿照法、美大国开赛奇会(博览会),招徕各国机器,以广见闻,其言极详。盖盘专意成就上海格致书院,望中国为之主持也。”光绪四年正月初九日(1878年3月10日),郭氏邀同波斯、日本两国公使和参赞以及其他名流晚酌,禺居伦敦的铁木耳回人密尔说:“日本晚出,锐意求进,在亚西亚最有名,甚喜其国日益昌大。中国为天下第一大国,出名最久,诸国皆仰望之,甚喜其有富强之业,能早自奋发为佳也。”郭氏感到羞愧,在日记中记下“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玩视邻封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吾所不敢知也”。因此,他谓李鸿章“勤勤之意,是为能留意富强者”,然而却舍本逐末。郭嵩焘强调:“国之富强岂有常哉?惟人才胜而诸事具举,日新月盛,不自知耳。”[xxx]
薛福成与郑观应的经济观点相似,他在《商政》篇中说:“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xxxi] 他认为日本“二十年来于富强之道,竭力整顿,颇能大著成效。即以商务一端,已远胜于中国矣”[xxxii]。作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之日记内容极为丰富,他自己说:“凡舟车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强立国之要,细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笔之于书,以为日记。”他刚到英国不久便大发感慨:“夫西人之所以横绝宇宙而莫之能御者,火轮舟车之力为最多,而皆发轫于英;且其缔造,不过在百年数十年之内,宜其独擅富强之效欤。”出使西洋期间,他依然强调“商政”:“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以工商诸务之振兴也。”他还看到了“富强”的其他方面:“中国物产甚富,宜设制造学堂,以教学生而某富强,收回洋商所夺之利者。”[xxxiii] 光绪十六年(1890年),薛福成在序《格致汇编》中说:“格致之学,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在西国为富强之先导。”[xxxiv]
除以上所论郑观应、郭嵩焘、薛福成之外,清季有名的士子几乎都有其富强论,只是多少而已,侧重点不同而已。王韬坚信:“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xxxv] 在英国期间,他羡慕的是英国人的“实学”精神和制度;他对中国的期望是经济建设:“故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富强即治之本也。”[xxxvi] 当然,王韬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盖其国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xxxvii] 刘锡鸿随使英国之前(1877年),对一个外国人同他讲“富强”大惑不解:“英公使威妥玛在都初相见时,辄言政在养民,当以开媒铁矿、创造铁路为中国目前急务。[……]余以中国立教不尚利、宜民不扰民之说晓之。伊辈辩论往返,殊不惮烦。初不知其何乐于中国之富强,而进言恳切若此?”与当时以郭嵩焘为代表的“世务”派相比,刘锡鸿则是一个到处为孔教辩的人物。光绪三年四月十五日(1877年5月27日),他在伦敦与“波斯藩王”会晤时,驳斥其“中国孔圣之教,禁人言利[……]故易弱其国也”之说,认为“孔圣之戒言利,为敛财害民者耳。其禁尚力,亦为恃强肆恶者耳。足食、足兵,治国何尝不务富强?但所以致富强者,准绳乎仁义之中,故其教为万古所不能易。”从根本上说,刘氏对洋务、对“慕西学者如蚁慕膻”是很不以为然的:“自西洋各国以富强称,论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柢,乃谓其富强实由制造。”[xxxviii] 另外,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xxxix] 其幕僚辜鸿铭对张氏这一良苦用心的理解是:“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xl] 夙以谈洋务著称的胡燏棻1895年《条陈变法自强事宜》因朝廷转发广为流传:“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xli]
以上所论“富强”之名,指涉“富强之术”,或曰“富强治术”[xlii],也就是西方 economy 概念在19世纪的一种中文表达。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绝大部分“富强”概念有三个来源:一为通晓或略知汉语的外国人,二为掌握或初涉西文的中国人,三为中外交往中的译员。不管是哪一种途径,都或多或少地属于翻译。从内容到用词,“富强”应该是 economy 之译词(或曰译词之一)。这里只是就概念论概念。至于何为真正的“富强之本”,当初各有所见。最后再作一次说明:当初“富强”二字常有岐义,而上文常见的“致富强”为“致力”于富强,而非“导致”富强;是刘锡鸿所说的“务富强”。本文所说的“富强”词性,不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所谓“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xliii],而是马建忠1890年在《富民說》里所强调的“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xliv]
 
 
3. “世务”、“兴利”诸说
 
    本节主要讨论“世务学”、“理财学”、“兴利说”和“养民策”等或明或暗的“经济”译词。它们可以是 economics 大概念的早期汉语表述,也可以是时人对 economics 的某种理解。
    “世务学”中之“世务”,不是常人所说的世情和时势,亦非佛道、隐士所指尘世间的事务,而是汉语典籍中的“谋生治世之事”。《孔丛子·独治》曰:“今先生淡泊世务,修无用之业。”汉恒宽《盐铁论·论儒》:“孟子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汉书·循吏传》说公孙弘“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隋书·柳庄传》:“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宋史·王安石传》:“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 [……]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分下。”《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最大特征,也许就是《西江月》词中的“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宝玉自己也埋怨“天天又说我不知世务”(第四八回)。
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唐甄等人,强调从“外王事功”层面上落实儒家政治理想,批评宋明儒家心性之学的浮虚学风,提倡“通经致用”、“经世应务”的务实学风,讲究世务的实学,使宋明理学得以向清代实学转型。晚清之西学东渐,又大大助长了实学之风。吸收西学推动世务的代表人物,或许当推清末重臣张之洞;他的《劝学篇》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型纲领。(当然,李鸿章、袁世凯先后在直隶推行的洋务和新政,也是这条路线的代表)。
陈寅恪在回忆戊戌变法时,亦强调了他的祖父陈宝箴受到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指出“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xlv] 陈寅恪所说的“历验世务”这一变法来源极为重要。学界多年以来重前者轻后者,甚至以为舍康党之外别无维新力量。“历验世务”一源让人看到戊戌变法同时也是自强运动本身的必然发展或曰最后归宿。同光之后“历验世务”的种种“自强”措施,如立学堂讲西学、办实业、设工商局等等技术层面的变法,最后必然逼出体制方面的改革要求。[xlvi] 郭嵩涛以及陈寅恪的前辈陈宝箴、陈三立确有经世致用的历练。随郭嵩涛出使英国的张自牧参赞在《蠡测卮言》(1877)中罗列西洋格致会(张氏考查的是英国格致会)时所用的“世务学”,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学”,或曰西方 economy 亦即 political economy 概念的译词。[xlvii] 笔者查考当时英国各类著名学会,“世务学”格致会定然是指英国赫赫有名的“经济学俱乐部”(The Political Economy Club)。[xlviii] 可惜“世务学”这个译词没被广泛传播。如果说“经济”译 economy “名正言顺”的话,那么,“世务”应该是绝佳之选:这个古老中国概念既含政治,又有谋生之义。
        “理财”、“理财学”或“银学”等概念的西方来源是很明显的。[xlix] 19世纪下半叶,也就是 economics 还没有作为“经济学”通用名称之前,西方经济学家在寻找本学科名称时所提的建议中,便有 chrematistics,完全可以译作“理财学”或“银学”。中国这类译名也恰巧诞生在那个年代。[l] Chrematistics 一词直接来自亚里士多德的 χρηματιστική。亚氏在《政治学》中明确区分了“持家”(οίκουομιή)与“理财”(χρηματιστική),这里的“理财”主要是指掌握市场价格状况以“兴利”、“生财”。因此,χρηματιστική 也被理解为“赚钱术”,也就是中国当初常用的“生财之道”。不过,亚里士多德对“赚钱术”的总的看法是贬义的,视之为纯粹的投机性行为,不创造任何实际价值。当19世纪经济学家接过这个词的时候,它已经获得了新义,指的是对资本和财产的操纵并通过交易、在短时间内谋取最大利益,因此,Chrematistics 有时也被称作“富强学”。
        王韬的《救时刍议》中有“理财用则中国富”的精彩论述,完全可以视为 chrematistics的一种中国诠释,不啻为振兴“经济”之论纲:
 
        [……]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士农工商,四民有业,而农商则财之所生,自来有天下者赖以足用。[……]有欲返贫弱为富强,起而讲农商者,或且讥为务财用之小人,类以李悝、商鞅、孔仅、桑洋之名加之,遂置帝王守位聚众人之财而不知理。
        夫圣人理财用,小人务财用,可同日而语哉! 理之者,上下俱足,以天下之财,公天下之用者也。务之者,损下益上,以天下之财,私一人之用者也。天下既知此两者之不同,然后天下之财用,可得理也。天下之财用出于农商。[……]
今者中西立约,事多创举。理财者多争言西法。造轮船铁路以通商,开五金煤矿以足用,汽机可以深耕、可以浚河,电线用以便国便民,是亦理财之道也。[……]故今日之理财,何必不用西法?何得仅恃西法?
[……]
今日之理财,不得仅恃西法。而今日理财之急务,莫要于西北之农政水利,东南之厘捐商局。[……]
夫农商者,财之源。西北与东南农商既理,则天下食足货通而财赢,上下俱足。理财用十年,中国之气振。理财用三十年,中国之气大振。[……][li]
 
“理财”等译词较为明显地体现了现代经济要素。西方对经济的这类全然物质性的理解,起源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重商主义,尤其见之于18世纪的欧洲。这些概念中显然融合了商业和贸易成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现代经济内容相吻合,并将诸如“市场”、“价格”、“货币”等商贸范畴纳入现代经济学。现代流行意识中的经济概念与生活的物质面休戚相关,与金钱亦即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难解难分。同这种几乎成了集体意识的概念相关联的,还有19世纪出现的另一个概念:catallactics(“交易学”),有人甚至提议用它作为“经济学”学科名称。[lii]
 “重商”是19世纪中国许多士大夫洋务思想的核心,与其相关的是“兴利”说。道咸间经世派所倡导的“更法改图”之议,一扫“儒者不言利”之迂说,高张“兴利”、“致富强”的旗帜。魏源于1831就提出了“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liii]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把“兴利”提到比“除弊”更优先的地位,并且把建立和发展大机器工业作为兴利的根本内容。他还看到“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liv]。编辑《海国图志》之时,他又提出了由政府设厂并允许沿海商民自行仿造西方的轮船、枪炮以及其他一些新式工业产品的主张,给“兴利”注入了学习西方技术的新内容,开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先河。[lv]“兴利除弊”是19世纪下半叶搞洋务、倡改革者常提的口号。就当时的主流认识而言,那些了解和认识了外部世界的维新派士大夫和思想家往往将关注的目光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领域,其言论常常涉及兴利、重商、求富。学习西方、改革旧例、除弊兴利、变法自强是王韬在《循环日报》上撰写提倡社会改良言论的核心思想。“兴利”则是王韬经济思想的中心议题,也是他谈论经济的一个大概念。他还提出了具体措施:“利之最先者曰开矿”,开矿之大利有三:一曰“掘铁之利,二曰“掘煤之利,三曰“开五金之利”;其次还有“织纫之利”、“造轮船之利”“兴筑轮车铁路之利”。他坚信:“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lvi] 一般而言,当时的“兴利”说多指开源、发展工商业,而张之洞已经看到农、工、商诸业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产业结构关系:“为政以利民为先,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lvii]
“养民”、“养民说”、“养民之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艾约瑟译杰文斯之《富国养民策》的影响。中国一般士大夫都知道“养民”这个传统概念。道光六年(1826年),徐继畬朝考入馆选,便以“政在养民论”一文获第一名。《左传》曰“命在养民”。孔子曰“其养民也惠”(《论语》)。孔子一向视养民为要务,从政优劣,端视能否养民为标识。而养民者,不外乎裕民生、轻赋税、惜力役、节财用等。不过,中国的传统养民思想,讲的只是国君与官僚之养民义务和政绩,与民众的社会权利无关。而在19世纪的大变局中,养民思想渐渐获得了外来因素,并慢慢成了一个现代意识很强的“经济”概念,这在薛福成那里尤为明显,比如他的“用机器殖财养民说”。他认为欧洲人口密度虽高,但“能浚其生财之源”,虽人满亦富,关键在于用机器生产,因此,要“导民生财之道”,救治中国“民穷财尽”之病,在于“养民厚生”。[lviii]“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是故守不用机器调济贫民之说者,皆饥寒斯民困厄斯民者也,此从前闭关独治之说,非所以论今日也。”[lix] 因此,薛福成主张仿效西法,用机器“殖财养民”[lx]。薛氏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六日(1892年7月29日)日记中的二十一条“西国养民最要之新法”所列“养民”之政,实为近代西方国家利用技术成果建设经济的各项措施。[lxi] 所谓“养民新法”,不仅涉及生产、管理、流通的各个方面,还关乎促进和保证工矿、交通、商贸、农垦各业发展的货币金融、报馆信息、科学研究、关口税收等各项事业。此时,“养民”便成了西方 economics 的中文“译名”。之后,由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5月2日),也详论了“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陈炽与薛福成所见略同,也批判了机器夺民之说,并进一步宣传机器养民说(《续富国策·工书·工艺养民说》,《庸书·养民》)。李提摩太作《转移积患养民说略》。戊戌变法时,光绪颁布的几十道变法诏书包含了许多现代经济意义上的、已见之于薛福成二十一条“养民新法”的养民策。
 
 
4.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讨论中国早期“经济”译词,对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起源的追溯已成惯例。似乎还有不少人至今没有完全弄清现代“economics”这个词的产生时间,比如经常还可以看到的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为起始的1890年。[lxii] 这显然是错误的。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1881年及1884年的两版《哲学字汇》中,已有 economics 词条。[lxiii] 边际效用价值论在英国的奠基者杰文斯之《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初版中已经到处可见 economics 一词。而在1879年的再版序言中,杰文斯正是为了把 economics 推到同其他学科等量齐观的地位,强调了 economics 概念,并大概说了这个词的来龙去脉。鉴于杰文斯的论述在“economics”概念史上的重要价值,现将有关段落试译如下:
 
[……]我提议用简约的单一词术语 Economics 替代 Political Economy 之名。我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尽快放弃我们学科之陈旧的累赘的双词名称是有益的。已经有一些作者尝试引入全新的名称,如 Plutology(“富强学”),Chrematistics(“理财学”或“银学”),Catallactics(“交易学”)等等。我们有何必要采用他词、认为它们比 Economics 更好呢?这个词除了与惯用的 Political Economy 更为接近、更为人所知以外,用它对应 Mathematics(数学),Ethics(伦理学),Æsthetics(美学)以及其他不同学科的名称之词形,实为上选。且这类词在运用时具有权威性,亚里士多德以来便是如此。据我所知,近年来重新引入这一词的是麦克劳德先生,[lxiv] 剑桥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先生也接过了这个词。[lxv] 但愿 Economics 能成为明了的学科名。几乎一个世纪之前,法国经济学家们就已经称之为 la science économique(经济学),尽管当时这个新词[économique]只用于著述里,用于书名显然还不受欢迎。[lxvi]
 
杰文斯在上文中明显突出了法语 économique économie 的区别。国际学界“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概念主要译自英语和法语;算上法国来源的话,这个术语的产生时间就更早了。确实,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于1890年发表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lxvii],集中阐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却改变了长期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名称。西欧从19世纪中叶起,也许人们觉得“政治经济学”一词本身就不够经济,索性只用 économie 或 economics,便可言及其义了。[lxviii]
“政治经济学”一词首先见于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Antoyne de Montchrétien,约1575-1621)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lxix] 一书,这已是老生常谈。据笔者有限的阅读,还没见到中国学界对这个今天看来多少有点异常的书名发表言论,倒是在不同论著中常见如下书评:作者想以此来说明他所论述的已不是家庭管理问题,这是一本“治国献策”之书,突破了原来只局限于研究家庭经济或庄园经济的状况,开始指涉国家范围和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等等(此类观点似乎成了通论)。对此,有必要作一个修正。蒙克莱田名著并不是真正的“治国”献策之书,只是建议“皇家家业”应该超出农业而向工场、水运及商业发展。只有了解了书的内容才能理解此书为何“献给国王和王太后”,并对这著名的第一次“政治经济学”作一定的限定。尽管中世纪王室与国家常划等号,但在蒙克莱田的书里是有区别的。而且,蒙克莱田之后几乎一百五十年之久,这个概念在整个欧洲与时兴的重商主义经济中的商业无缘。
 
 
5. “国家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中国当代经济学界时而能够见到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责难,怀念德国历史学派曾经提出的所谓“国民经济学”,还有人呼唤中国的李斯特。鉴于德国历史学派的一些名著常见于中国的经济史论著及大学教材,也鉴于一个翻译问题可能或已经引起的误会,有必要在此对所谓德国概念作一简要廓清。
19世纪和20世纪的德语论著、教科书以及百科全书或辞典里,四个与经济相关的组合概念曾经各显其能,有时呈争衡之势,以适应经济思想及其学科之所谓时代认识:1. Staatswirtschaft(国家经济学),2. Nationalökonomie(国家经济学),3. Volkswirtschaft(slehre) (国民经济学)和 4. Politische Ökonomie(政治经济学)。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在欧洲开始走红以后,德国时兴的是“国家经济学”(概念1)[lxx],以抗衡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强调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历史学派的一大特色便是它的使命感,为后进的德国之经济发展及统一德国提供经济理论,从德国利益出发,为德国寻求富强之道。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5)的名著便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41/44),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著有《历史方法的国家经济学讲义大纲》(Grundriss zu Vorlesungen über die Staatswirtschaft nach geschichtlicher Methode,1843)。罗雪尔最著名的著作是1874年的《德国的国家经济学史》(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 in Deutschland)。两个“国家经济学”概念,一个以 Staat (国家)作定语,一个以 national(国家的)作定语(见罗雪尔两部著作),而概念2更注重欧洲创建国家时期民族主义的那种民族/国家意识。德国1871年统一之后,诸侯小国的消失使概念1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概念2成为统一国家的整合概念并逐渐占据上风。稍后,“国民经济学”先是附带写入定义,然后越来越常见,并以领先的姿态跨入20世纪。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两个“国家经济学”概念,其德意志意识是极其浓厚的。后来时兴的“国民经济学”概念,至少从19、20世纪之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依然带有浓重的德国意味,(概念3)“国民”经济学的定语其实是“人民”(Volk),意欲让人联想起德国的人民、民族和经济,想起这个人民的富强和振兴,这种思路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当然,“政治经济学”也不时出现在19世纪的德语文献里,主要原因是“国际惯例”。[lxxi] 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冷眼,也反映了德国的理论立场,也就是对(尤其是李嘉图之后的)古典经济学的拒绝亦即始于马克思的系谱之传承。马克思的第一部经济学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59年出版,这一书名也是1867年版《资本论》的副标题。
在行的专家定然已经发现,笔者在上文中就德国两部名著的书名,用“国家”改译了“国民”。[lxxii] 虽然汉语“国民经济学”已是一个通用概念,但是,笔者以为德国历史学派的这两部力作之中文译本从书名到内容将“国家”译为“国民”是值得商榷的。以“国民”译“国家”,也许是受到另一部汉译名著的影响,即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而斯密书名中写着 the Wealth of Nations,译作《国富论》当更为准确。这里存在对西方近代以来 Nation 概念的理解问题:一般以“国家”解,极其具体或特殊的情况下以“国民”解;而(如李斯特书名中的)形容词 national 基本上只是“国家的”,间或也有“民族的”意思;英语亦然。一般而论,汉译西文至今存在如何把握 Nation 亦即 national 的问题,常把“国家问题”译作“民族问题”,这也是当今许多中国双语辞书的一大问题。
当然,“国民经济”和“国家经济”自有联系,但两者在许多上下文里却存在很大区别,在德国历史学派(尤其是旧历史学派)那里则基本上是两回事。中国学界论述德国历史学派提及上述书名时,“以讹传讹”至今。[lxxiii] 当然,这里涉及的不只是书名,更主要的是内容(“国民”与“国家”的区别无需赘言)。如果将两部汉译著作中绝大部分地方的“国民经济”改译为“国家经济”、“国民的”译为“国家的”,肯定更易理解,也能让论述合乎逻辑,让书作者“自圆其说”。这一更正将会大大有利于对德国(旧)历史学派的正确理解。[lxxiv] 何况李斯特著作的书名里明确写着“Das nationale System”(国家体系),罗雪尔著作的书名里明确写着(概念2)Staatswirtschaft(国家经济)。尤其在到处可见的诸如“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国民经济学”之类的论述中,谈论的是国家,却用“国民体系”或“国民经济”之译名,而李斯特所代表的是彻头彻尾的“国家经济学”。笔者在此强调“国家经济学”,一方面出于历史学派及其著作的实际背景,一方面因为文本本来如此:李斯特的“国家体系”是容易理解的,而译为“国民体系”未必谁都能懂,因为论述内容说的是“国家体系”(“国民体系”当作何解?)。细读这两部汉译名著的中译本及其相关论文,常会让人感到这两位德国大家“文不对题”;其实,这是对一个概念的误译所产生的误导。因此,不少论文对历史主义的评价是,用“国民经济”主义反对古典派的“世界主义”;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前十章论述了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及“历史的教训”以后之第十一章的标题,即“国家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对立。[lxxv]
问题的关键是,所谓“国民经济学”,德国当时已经另有他词(概念3),而且至今如此。此词已经见于经济学家卡尔·海因里希·劳(Karl Heinrich Rau,1792-1870)1819年的一篇翻译文章;以后,他在自己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1826, 1828, 1832)中,将“国民经济学”单列一项,作为《教科书》卷一、以《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之名,于1826年在海德堡出版。[lxxvi] 德国直至今日,“国民经济学”只是“经济学”(Wirtschaftswissenschaft)的一个分支。一般而论,整个19世纪或曰历史学派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国民经济学”是四个概念中较少运用的一个概念。
上文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简短讨论了德国历史学派,一来为了理清概念,一来为了提示一种有趣现象:虽然19世纪的中国对德国历史学派基本上一无所知,但是,如果将当时汉语中的一些 economics 译词翻译成德语,或许会让有些历史学派的人物击节称赏,诸如“富国策”、[lxxvii]“富强之术”、[lxxviii]“经国事宜”、[lxxix]“治国之道”[lxxx] 之类。至于 political economy 一词本身,当初汉语译名中既有与 economy 或 economics 的对等译法,也有出入之处。而那些强调国家概念的“治国之法”,“国制”,“国计学”,[lxxxi] 似乎也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某些经济观点相似。


[i] 刘正埮、高名凯、麦永干、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词典》,商务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1985年版,第163页。
[ii] 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60页。
[iii] 参见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语汇的形成 ─ 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23。(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s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6, 1992)
[iv] 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第311-312页。
[v] 欧阳仲涛:《宗教救国论》,《大中华》卷2期2(1916年2月),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科举”和“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第3期 (2005) ,注6。
[vi]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从“经世”到“经济”─ 社会组织原則变化的思想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12月),第139-189页。
[vii] 方维规:《“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北京,3/2003,第178-188页。
[viii] 法斯德(福塞特):《富国策》,汪凤藻译,丁韪良鉴定,京师同文馆,1880年版。(Henry Fawcett,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863)
[ix] 哲分斯(杰文斯):《富国养民策》,艾约瑟译,海关总税务司署,1886年版。(W.S. Jevons, 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1878)
[x] 叶坦(注2,第67页)认为《经济学讲义》可能是首次在中国本土以“经济学”为书名的著作。冯天瑜认为杉荣三郎编写《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教坛上开讲“经济学”,使今义的“经济”和“经济学”得以普及;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第578页。
[xi] 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严复》,王宪明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
[xii]“富强学”现在已经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几乎已被遗忘;西方一般辞书难见 plutology 一词。它起源于墨尔本大学历史、文学与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赫恩(William Hearn,1826-1888)1864年出版的同名著作:Plutology。一般视之为“富强学”(the scientific study of wealth,或 the study of wealth,或 the study of wealth creation);也有人称之为“努力满足人之欲望的理论”(the theory of the efforts to satisfy human wants);又有人干脆称之为“政治经济学”。赫恩是第一个获得国际名声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富强学”一书得到维克多利亚时代晚期不少重要经济学家的称赞,如杰文斯、马歇尔、艾契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1926)等。杰文斯在力争把 econimics 作为“经济学”通用学科名的时候,也顺便提及赫恩的“富强学”。后文将详述。
[xiii] 中国典籍中早有富足而强盛意义上的“富強”。《管子·形势解》:“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史记·李斯列传》:“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宋苏洵《春秋论》:“齐桓、晋文阳为尊周而实欲富强其国,故夫子与其事而不与其心。”
[xiv] 冯桂芬也许是例外,他在《校邠庐抗议》(1861)中提出的两个最响亮的口号是“采西学”与“制洋器”。他在《采西学议》中就提出了“富强之术”:“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源,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此论在思想上为西学在中国稳固立足和进一步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直接范本。
[xv]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注6,第152页。
[xvi]郑观应:三十六篇本《易言·论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xvii]郑观应:《易言·考试》,《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xviii]郑观应:《学校上》,《郑观应集》上册,第261页。
[xix]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01页。
[xx]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盛世危言》,第51页。
[xxi]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下》,《盛世危言》,第298页。
[xxii]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下》,《郑观应集》上册,第53页。
[xxiii]郭嵩焘:《致李傅相》,《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续修四库全书版,第289页。
[xxiv]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第299页。
[xxv]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19页。— 时人李慈铭论说郭氏《使西纪程》时,亦用“富强”二字:“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李慈铭评《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中册,第482页。〕
[xxvi] 郭嵩焘,同上,第407页。
[xxvii] “经制”言治国之制度,参见汉贾谊《治安策》:“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明张居正《请乞优礼耆硕以光圣治疏》:“(徐阶)定经制以核边费。”
[xxviii] 郭嵩焘,注25,第145-146页。— 郭嵩焘在日记另一处(第676页)提及“阿敦斯密斯(创立理财学问,于英国最有名)”。
[xxix] 刘锡鸿:《英轺私记》光绪三年二月十五日,(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20页。
[xxx] 郭嵩焘,注25,第456页,第213-214页,第461页,第909页,第512页,第392页。
[xxxi] 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1879),《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页。
[xxxii]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跋》,(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51页。
[xxxiii]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341页,第122页,第575页,第493页。
[xxxiv] 薛福成:序《格致汇编》第五年第一卷(1890年春季号,此序没有编页码)。
[xxxv] 王韜:《变法》,《弢园文录外编》(1883),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xxxvi]王韜:《兴利》,《弢园文录外编》(1883),第96页。
[xxxvii]王韬:《漫游随录》,(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27页。
[xxxviii]刘锡鸿:《英轺私记》,(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8-49页,第141页,第50页。
[xxxix] 张之洞:《循序第七》,《劝学篇》(1895),郑州:中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xl]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8页。
[xli]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二十一,第15页。(上海南洋书局,1909年)
[xlii]上海格致书院在光绪十二年至十九年间(1886-1893)的特课季课考题中,便有“富强治术”,包括富强总说、工业、轮船铁路、商贸利权、邮政、海军等。— 参见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第56-68页。
[xliii]容闳:《西学东渐记》,(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62页。—当时,“富强”作为形容词是很平常的,例如“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郭嵩焘,注25,第385页)。“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王韬,注36,第98页)
[xliv]马建忠:《适可斋記言·富民说》(1890),《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xlv] 陈三立语,见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149页。
[xlvi] 参见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第5-6页。
[xlvii] 张自牧在《蠡测卮言》中说:“今西国格致会分十五家:一、天文、算学;二、重学及机器之学;三、测量家学;四、植物学;五、农务学;六、数学,谓考校货物出入多寡之数也;七、世务学;八、声学、热学、光学、电学;九、天时、风雨、寒暑之学;十、地理学;十一、化学;十二、地内学,谓辨别方物也;十三、金石学;十四、人学,谓族类、肥瘠、寿夭之别;十五、医学。”— 张自牧:《蠡测卮言》,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第4页。郭嵩焘也在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五日(1877年12月9日)日记中记载“张力臣著《蠡测卮言》十卷,专谈洋务”,并照录了张氏所列十五家格致会(注25,第391-392页)。
[xlviii] 这个饭桌俱乐部创建于1821年,旨在及时探讨重大经济问题。此俱乐部严格规定,会员保持三十人。从1821年至1868年,总共109名会员,其中有大名鼎鼎的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麦卡库洛克(JR McCulloch, 1789-1864),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 1803-1890),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 1809-1898)。参见 F. W. Fetter, The Economist in Parliament: 1780-1868, Durkam, NC,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0.
[xlix] 当然,中国典籍中也有治理财物的“理财”概念。《易·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孔颖达疏:“言圣人治理其财,用之有节。”宋曾巩《再议经费》:“陛下谓臣所言,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也。”
[l] 参见方维规,注7,第181页。
[li]王韬:《救时刍议》,《弢园文新编》,李天纲编校,三联书店,香港,1998年,第333-334页。
[lii] 涉及市场经济、价格以及人的行为和主观价值的交易学 catallactics 是一个模仿希腊语的新造词,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惠特利(Richard Whately,1787-1863)在《政治经济学导言讲稿》(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1831)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并建议作为整个“经济学”的名称。
[liii]魏源:《筹鹺篇》,《魏源集》(1831),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下冊,第432頁。
[liv]魏源:《圣武记·军储篇一》(1842),《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2册,第444页。
[lv] 参见杨万铭:《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开拓者─魏源经济思想评析》,成都:《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120-124页。
[lvi] 王韜,注36,第96-98页。
[lvii] 张之洞:《开设缫丝局片》,《张文襄公全集》卷三十五。
[lviii] 薛福成:《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1891),《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lix] 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1892),《薛福成选集》,第420-421页。另参见薛福成,注33,第927-928页。
[lx]“殖财”言增殖财货,参见《逸周书·大匡》:“成年不偿,信诚匡助,以辅殖财。”孔晁注:“名曰贷而不偿,所以生殖民财也。”南朝梁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方于事上,好下规己,而廉于殖财,施人不倦。”
[lxi]“西人尝谓谋国之要有三,曰安民,曰养民,曰教民。所谓养民者,何也?(……)按西国养民最要之新法,条目凡二十有一:一曰造机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铁路,以省运费;三曰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约、通商,以广商权;五曰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六曰通各国电线,以捷音信;七曰筹国家公帑,以助商贾;八曰立商务局,以资讲求;九曰设博物院,以备考究;十曰举正副商董,以赖匡襄;十一曰设机器局,以教闾阎;十二曰定关口税,以平货价;十三曰垦荒地,以崇本业;十四曰开矿政,以富民财;十五曰行钞票,以济钱法;十六曰讲化学,以精格致;十七曰选贤能,以任庶事;十八曰变漕法,以利转输;十九曰清帐项,以免拖累;二十曰开银行,以利生息;二十一曰求新法,以致富强。”—薛福成,注33,第589-590页。
[lxii] 例如刘正山认为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马歇尔首创了‘经济学’(Economics)一词,用以替代‘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他的用心是,希望将经济学的科学地位提高。他在‘Economic’(经济)之后加上一个‘s’,便将其学术地位推到同其他自然科学等量齐观的地位。”(刘正山:《经济学”源流考《国际金融报》,2002年12月6日第18版) 赵晓说:“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马歇尔首创‘经济学’一词,将经济学的学术地位推至同自然科学等量齐观的地位。此后,‘Economics’一词被广泛接受,足见经济学帝国刚一建立,经济学家们便有挟科学而自重之心。”(赵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前世今生》,《文汇报》,2004年10月4日)
[lxiii] 参见方维规,注7,第181页。
[lxiv] 亨利·邓宁·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1821-1902):英国经济学家,发展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麦克劳德1875年在《何为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提议改“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为“经济学”(H. D. Macleod,“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Review, 25, pp. 871-893)。
[lxv]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原版卷二第160页的编者注曰:“需要注明的是,用单一词 Economics替代原来通常所用之术语 Political Economy,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马歇尔。他接过这个词的理由,详见于他1879年的《产业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dustry)第二页。”马歇尔在《产业经济学》第二页里说:国家一般被称为“政治实体”。按照这种通常说法,人们在使用“政治”这个词的时候,想到的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作为这个学科的名称。但是,“政治利益”又往往只指国家的一个和一些利益。因此,马歇尔认为最好还是放弃“政治经济学”之名,而用 Economic Science(经济学),或者简而言之 Economics。马歇尔所使用的 Economics 一词似乎直接得益于麦克劳德,后者将 Economics 与信贷等联在一起,马歇尔则以产业论 Economics。
[lxvi] W.S. Jevon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71), ed. by R.D. Collison Black,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0, p. 5.
[lxvii] Alfred Marshall,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
[lxviii] 参见约汉内斯·布尔克哈特:《经济》,《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赖因哈特·科塞雷克等主编,斯图加特,1997年版,卷七,第583-584页。(Johannes Burkhardt, “Wirtschaft”,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hrsg.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1997)
[lxix] Antoyne de Montchrétien, TraictÉ de l’oeconomie politique … (1615), éd. Théophile Funck-Brentano (Paris 1889).
[lxx] 经济学家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Justi, 1717-1771) 的代表作《国家经济学》(Staatswirtschaft,1756)发表以后,这个概念开始在德意志各诸侯邦国普及。
[lxxi]参见约汉内斯·布尔克哈特,注68,第581-584页。
[lxxii]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译本。
[lxxiii]见马颖: 《李斯特经济发展思想述评》,《经济评论》,1993年2期;马颖: 《简论威廉·罗雪尔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评论》,1995年1期;魏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经济科学》1999年第2期。
[lxxiv]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理解德国历史学派。比如吴承明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 (第6页)论者当然看到了德国历史学派对国家制度、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重视,看到了历史学派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作用,只是因为翻译问题而没能用“国家经济学”或“国家体系”之类的概念凸现德国历史学派的的特色。
[lxxv] 参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十一章,第109页:“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lxxvi] 与劳的著作同名的还有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 发表于1871年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lxxvii] 法斯德:《富国策》,汪凤藻译,丁韪良鉴定,京师同文馆,1880年版。(Henry Fawcett,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863)
[lxxviii]志刚:《初使泰西记》,(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01页。
[lxxix]郭嵩焘,注25,第146页。
[lxxx]薛力赫:《荷华文语类参》,布理尔出版社,莱顿,1886年版,页IX。(Gustave Schlegel,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 Leiden: E.J. Brill, 1886)
[lxxxi]参见方维规,注7,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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