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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观念史、概念史、关键词专题引言
2016-01-07 09:22:57   来源:《东亚观念史集刊》,2014年第4期   点击:

观念史、概念史、关键词专题引言

方维规
 
  2011年10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举办了“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1600-1949”国际学术研讨会。潘光哲君递交了那次会议文献中最长的论文:“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的创发与建设”。密密麻麻的60页文字,体现出其论文的一贯风格:通彻而致密。史料功夫让人钦佩,且总有新的发现。并且,他不但会旁征博引,也会旁敲侧击,在会上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方维规是天上飞的,我们是地上爬的。”说出这句话的原因,许是我递交的会议论文,谈的是概念史的理论问题。作为朋友,他当然知道我还写过几篇关于概念史方法的小文。与会者基本上是史学界朋友,比我更懂得他的见解;不过,我也不会误解他的意思:他说的“爬”,是爬梳功夫。我当时觉得有点冤:我不是主要也在地上爬吗?后来,他在《东亚观念史集刊》第二期(2012年6月)上的《从“新名词”到“关键词”专题引言》,更让我明白了他的谦逊之言,他强调的是“史家技艺”:“探讨‘新名词’抑或‘关键词’的事业,毕竟还是历史学的工作。既然是史学研究,就必须立基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没有扎实的材料基础,却专以形构理论、概念等空言为能事,不过是对史学自身学科纪律的侮辱。”此番话语,也可用来当为天上地上之说做注脚。或者说,天上地上之喻,绝非玩笑之言,且言之有理。这对我们非史学界中人来说,不啻为一种鞭策。
  说实在的,谁都不想老在天上飞,鸟类人类都一样。脚不踩着地,心里会不踏实。飞得再高,也得歇脚。2011年11月,在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主办的“近代东亚的观念变迁与认同形塑”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东亚观念史集刊》召集了刊务会。编审委员会让我为该刊第四期的专题栏目策划一次“概念史、观念史、关键词”的理论探讨。身为编审委员,同好信任,推辞不得,于是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一差事。或许因为自己日不暇给,或许因为此前的复旦调侃还记忆犹新,我虽嘴上答应,心里却很不情愿。该刊第三期发出“理论”征文启示不久,我便时不时向东西方从事相关研究的同仁邀稿。在回复者中,谢绝的理由各不相同:实在没有时间者有之,没做过理论者有之,“心有余而力不足”者有之。很是让人失望,也让人着急,这便寄希望于有人投稿。可是直到截稿期限已过,还是未见一篇征文。看来,想飞的人确实不多,飞很危险。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在不愿放弃希望的同时(或许会有人在最后关头送来佳作?),我便自己动笔写开了,最后着实飞了一回,用两个多月时间写成本期中的四万言《概念史八论》。按照原先的设想,稿源丰富的话,我自己就不写了,即便写也不会是如此长文。可见,充数或曰填版面的念头,在意识或下意识中是肯定存在的。嗣后,又得到令我宽心的来信,郑文慧主编表示,她将撰写文章加盟。同时,组委会又寄来陈建守的大作征求我的意见,这便是本期中的《语言转向与社会史:柯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原先我或多或少是把郑文慧的允诺看做增援的,谁知她洋洋洒洒比我写得更长,这便是本期中的郑氏大作《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概念变迁/观念形塑——观念史/概念史视域与方法》,这当然是一大幸事。以上故事,只是叙说成此专题的前后因缘,但愿文章不辜负对这一期专题栏目寄予厚望的人。
  还是回到开头的话题:“天上飞的。”虽然不是谁都能说得如此形象而诙谐,但是这种看法,或许是不少人都会有的。在天上飞,常会给人凌空蹈虚、虚无缥缈之感。这是理论本不该有、却很常有的特点。何为理论?理论何为?提出这类问题的人,一般不会对答案感兴趣,因为那多半是一种讥刺,在做实证研究的人那里尤其如此。在这个语境中,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理论在晚近国际学界的遭遇,会想到20世纪末期以来弥漫于国际学界的各种理论危机论与深刻的理论焦虑。用伊格尔顿《理论之后》(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2004)中的话说: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并且,“理论之后”之说,似乎成了一种共识。不管是文学研究中的“抵抗理论”(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1986),还是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罗蒂〔Richard Rorty〕),或者20世纪80年代伦理学界颇有声势的“反理论”思潮(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泰勒〔Charles Taylor〕、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等),都是对元叙事理论之合法性的怀疑,亦即对普适性、体系性“理论主义”的拒绝。人们不再相信终极本质与宏大叙事;固定不易的元叙事理论,遭到来自文本与历史的质疑和问难。这一切都让理论黯然失色,似乎风光不再。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抗拒本质主义的“反理论”或所谓“后理论”,并不是“理论的死亡”或“理论无用论”,而是告别“大理论”(the grand theory),告别宏大叙事,转向形形色色的“小理论”。其实,反理论也是一种理论。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理论(《美学讲演录》),可是他的论说充满理论。对于理论局限和理论危机的认识,只是对普适性宏大理论的不满和厌烦,如华勒斯坦所说:“无论人们是怎样真诚地追求普遍性,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普遍性的期待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Immanuel Wallerstein,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然而,我们不可能处于“理论之后”,理论不可能终结,没有理论便没有人的反思,它是人类生活之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伊格尔顿:《理论之后》)。换言之:各人都有其理论、至少有其小理论;哪怕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或只是(不自觉地)依附于特定时代或地域的主导理论。
  维特根斯坦依托于语言分析,提出了他的反本质主义理念,即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乃人类思想之表达,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他以此解构了传统哲学所根究的唯一本质,将哲学问题转化为语言学问题。他在《哲学研究》(1953)中提出,语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并非语言的本质所在;语词的意义是由“用法”确定的,即所谓“含义即用法”或“用法中的含义”。这一观点与概念史研究息息相关,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勾稽概念的形成、运用和变化时,强调的正是概念的实际“运用”,类似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在语言“游戏”中理解游戏。另外,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1)中有句名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换句话说:凡是能用语言和逻辑来表达或分析的东西,均为可说的,否则就是不可说之物。而概念史根究的语词和概念,正是某个时代或时期中可表达和“可说的”东西。除此而外,概念史还注重“如何说”的问题:就像一个人净化其语言就是净化思想一样,一个时代寻找和提炼概念的过程,也是在提炼认识和思想。
  在“历史语义学”(英:Historical Semantics;德:Historische Semantik;法:Sémantique historique)框架之内,人们时常论及英、法、德三种不同旨趣和视角的研究模式。方维规的《概念史八论》,在一个章节中讨论了科塞雷克概念史研究与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之“语言”研究模式之间的分歧。普考克(John Pocock)和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思想史研究,是一种不以概念为指归的话语史研究,强调政治理论的所有语言因素以及词语的运用范围,注重对文本的分析性诠释,在政治事件的整体语境中查考“话语”的交流语境和语言习惯,要言之为“历史语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他们的“话语”概念,明显区别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福柯以话语为核心所从事的学科史研究,视话语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之物的表征,表征对象即为知识,而“知识考古”乃探究知识的话语分析。在他看来,“人之科学”(法:sciences humaines;英:human sciences)就是话语系统,或曰研究话语和表征、揭橥其深层结构。他本人的研究工作,不仅准确描述了不同的话语概念,也在话语分析与人之科学之间建立起极为重要的联系。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话语分析与概念史的相通之处,即认定语言是事物的标记(表征)。不仅如此:科塞雷克把关键概念看做历史发展的“实际表述”(显示器)和“推动因素”(推进器);福柯则认为,语言不仅是知识载体,且决定知识本身。表征与话语最终见之于“认识型”(épistémè)这一福柯理论的核心概念。所谓“认识型”,是说每个时代都有一套支配各种话语和知识的基本范畴,也就是知识生成的规范;所有知识活动都受到特定“认识型”的制约。所谓知识密码,无外乎词与物的关系;根究这种关系,便是知识考古的关键所在。因此,福柯式的认识论历史研究,主要不在于考证概念的根源和延续本身,而是描述概念得以生成、延续或断裂的认识型,话语被视为整个知识的陈述方式。并且,福柯认为概念的形成过程颇有意趣,一旦定型于辞书,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原有话语功能。他所关注的是一切所说的和所写的东西,勾稽特定时期、特定语境的特有话题,及其有规则的言说方法。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那里,文本之外无他物;在福柯眼里,话语之外无他物。人与世界的关系是话语关系,没有话语就没有存在。后来,新历史主义深受福柯的影响,把过去发生的事件当做有待破解的文本,认为各种话语形式都与其他话语和实践有着互文性,相互影响并由此决定话语。新历史主义将历史事物的构成与文本解读联系在一起,强调陈述形式亦即修辞,提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即文本体现历史或隐含历史,而历史具有书写之文本特征。
  不管是德国概念史,还是剑桥政治思想史,或者法国以“话语史”形式所从事的历史语义学研究,其实都强调话语与概念的重要性。它们的最根本差异,是探索语言与历史之关系时的切入点各异;三种学术流派的不同,在于历史考察的不同着眼点与分析范畴。当然,一切都缘于各自理解历史的基本理念。无论如何,话语离不开概念,查考概念也离不开话语分析,二者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之间是一种互动互惠的关系。概念史考证概念,何尝不顾及话语呢?当然那不是法式话语分析。方维规的文章与其以往的此类文章相仿,主要是介绍性文字,加上些许读书心得和学术反思。作者自知学力有限,因而不敢、也没有能力“飞”得很高。该文不只为同行先进而写,亦为不谙此道者而写。就概念史理论而言,该文旨在呈现他山之石,解析他人做了什么、如何做的,以及我们在方法论上能否取法他人。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概念史的理念与叙事逻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操作形式。这或许能够给相关研究带来启发、引发新的思考。
  陈建守为本期专题所撰《语言转向与社会史:柯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从“个案”柯塞雷克以及他所主导的《历史的基本概念》入手,介绍德国的概念史研究。前者为德国概念史代表人物,后者是概念史代表作,这种取径很能呈现概念史的关键问题和主要特色,比如柯塞雷克的“时间观”对于概念史的意义,以及《历史的基本概念》的编纂历程所体现出的概念史理念、形式和基本科学假设。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方案,是德国概念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是这一流派的“全部”。然而,对于科塞雷克之“时间”概念的梳理,确实是把握概念史研究的重要视点之一。他的两部重要文集,书名均与“时间”有关:《过去的未来:论历史时间之语义》(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historischer Zeiten, 1979);《时间层——史学论文集》(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 2000)。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整体史观之“长时段”(longue durée)研究方法所呈现的多种时间层级相仿,在科塞雷克眼里,历史有着不同的时间层级,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之时间结构。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概念史实为概念之时间史。政治和社会的基本概念,都蕴含着过去的经验、现在的体验和对未来的期待;并且,它们随着历史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现在是过去的未来,未来是期待所要造就的现在。这就生发出科氏分析概念时所依托的两个重要范畴:“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与“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前者作为过去的留存及现实体验,融汇着过去与现在的实际认知;后者则是基于特定现实的展望或空想。科塞雷克认为,任何历史时间都离不开这两个范畴。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新造的德语词“过现未”(Vergegenkunft),很能说明科塞雷克所阐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之维。为了拓宽历史“真实”概念,描述事实的复杂时间结构,格拉斯认为过去、现在、未来具有“同时性”,因而发展了他的“第四时间”(die vierte Zeit)概念:“过现未”把三种时态连在一起,乃三个时间维度相交之整体,以追忆过去,反映现实,预示未来。
  郑文慧的大作是东亚在这个领域研究之理论探讨中不多见的长文,实为值得推荐的理论思考成果。该文借鉴和依托于大量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这就使论证更具说服力。作者从概念、语境、关键词出发,检视观念史和概念史的研究进路,进而在概念变迁和观念形塑的框架中,查考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思想启蒙。该文又从自我与他者之文化交涉的角度,提出中国、东亚、全球由“节点”到“网络”的比较概念史的研究框架,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作者在本篇和早先的一些著述中,亦论及一种范式转换的雄心,即在知识微缩革命与大数据新时代命题下,在研究中实现由“语言”到“数字人文”的转向,这也是近期不少台湾同仁孜孜追求的研究方向,或曰新视野、新趋势,以推进相关研究的蜕变与突破。无论“数字人文”的最终结果是否能够达到人们已经看到或想象到的情形,这种努力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就新近的发展而言,这也似乎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另外,该文还将“东亚”作为一种概念方法,或者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图像、影像、仪式中的历史语义学研究可能性,自然都是极为精到的。
  郑文着力和用心较多之处,已经见之于该文的标题:《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概念变迁/观念形塑——观念史/概念史视域与方法》。这种认识路线,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也增加了论题的难度,并多少给我带来一些困惑。我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或许也是其他读者将会提出的问题:你到底想做概念史还是观念史?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该文自始至终用slash将概念/观念相提并论,是既是/又是、既不/也不,是在追求一种融合。这里便会出现我所说的难度,因为概念史、观念史的主要研究旨趣是有区别的。当然,在“概念变迁/观念形塑”这一对组合中,“概念”和“观念”是不难理解的,这与我们平常对这两个用词的理解相去不远。而“观念史/概念史”这一对组合,事关重大,关乎原则和方法,关乎研究的技术路线。然而,被合在一起的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以创刊《观念史杂志》(1938)的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为例,他把观念看做思想的基本要素,形成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之后便具有恒久不变性。剑桥学派和德国学派都以各自的理论和方法,拒绝了这种非历史性,并对历史上那些大思想家之基本观念的社会代表性提出质疑;于是,剑桥学派转向以话语为主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德国学派转向以社会史为主的概念史研究。换言之,概念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传统观念史的批判中产生的(德国人批判的主要是德国更为悠久的观念史传统),它强调概念的变化和变化的概念,概念史是对观念史的反拨。行文至此,我想到自己近期在一些讲座和座谈中,常被问及概念史与观念史的区别,当然还有概念史和观念史谁大谁小的问题。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误区:汉语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大多数人会说观念大,概念只是一个词语。但我所理解的概念史大于观念史,这在“概念史”(德:Begriffsgeschichte)的英文译词中较为明晰:History of Concepts亦即Conceptual History。要做概念史,忽略观念是不可能的。但在范畴上把二者捏在一起,将概念史/观念史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视角,并非易事。这在这两种研究方向的策源地之间也有分歧。倘若一定要向这个研究方向突破,就必须为作为一个单元的“概念史/观念史”做出明确定义。
  再回到前文谈及的理论必要性问题。我们不会崇尚理论“拜物教”,但是“理论无用论”或理论无济于事之说,显然是不可取的。伊瑟尔在《怎样做理论》中的一种说法,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目前谈论理论的衰落,指的是我们对理论的误读,而不是理论本身的过时。”(Wolfgang Iser, How to Do Theory)一些地道的实证研究,不应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没有理论也行,甚至认为理论永远追求不可企及之事。福柯或科塞雷克的研究成果之所以精湛,正在于他们的理论或方法,而不只是史料的堆砌。真正“地道的”实证研究,不是必须舞动理论大旗,却渗透着问题意识与理论和方法意识。理论和材料是相为表里的。明确的方法论,能够指导材料的挖掘和分析;详实的材料,能够信而有征地展示或发展理论。方维规在其文章中指出,在东亚历史语义学的相关研究中,尽管成果已很可观,可是理论之贫困,造成某些“实证”研究之想当然的结论,或者忽略本该延伸探讨的问题。
  德国概念史、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法国“概念社会史”(socio-histoire des concepts)或话语分析,固然都与历史学密切相关,甚至直接来自历史学。然而,若以为这些研究方向抑或“新名词”、“关键词”研究仅属于史学研究,那是一种误解。以德国概念史为例,其整个发展的领军人物中有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等;概念史扛鼎之作之一《哲学历史辞典》,从雏形到杀青,历时百余年之久,参与这一皇皇工程的主要是哲学家。作为《哲学历史辞典》“配套工程”、创办于1955年的《概念史文库》(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也早已转变为整个概念史研究之标志性的跨学科机关刊物。诚然,不管是哲学史还是文学史,都与“史”有关,或曰相关学科的历史部分,可是这里的学科分类是不同的,与纯粹的史学研究是有区别的。概念史与思想史、尤其与社会史的结合,本身就淡化了传统的学科界线。它是历史学的,又不全是历史学的。它可以是以概念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也可以是以概念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同样,人们完全可能以概念为中心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我们钦佩旁征博引的“史家技艺”,同时也仰慕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Marc Bloch)在其遗著《为历史学辩护》中所倡言的千姿百态、富有美感的“史家技艺”:学识与诗意、理智与情感相结合的技艺。(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1949;又译《历史学家的技艺》,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1953)
  概念史是人文科学中的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前文述及的英法两种研究方向,也都是跨学科的。就国际学界晚近的走向而言,探讨理论问题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对跨学科理念的思考。跨学科而又以某个学科为重心,既在其内又在其外。先前,人们强调各学科之迥异的学术话语,哲学话语不同于社会学话语,史学话语不同于文学批评话语,而今到处可见一种整合性话语,涵盖以往各行其是的学科或门类。对于历史语义学来说,其实早就能够见出历史、哲学、政治、社会、思想等不同研究领域的话语融合。德国不断问世的不同学科的概念史辞书,很能让人看到跨学科方法的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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