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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蓝本”
2016-01-07 08:42:52   来源:《世界汉学》,第12卷,2013年   点击:

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蓝本”:两部中国书籍《索引》

 方维规

 
曾任英国驻宁波领事、1897年成为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的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著《中国文学史》(1901)[i],曾长期被误认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或曰第一部以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文学史。后来,有学者将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推至俄国汉学家王西里(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瓦西里耶夫,1818-1900)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ii],开拓了该领域研究的视野。[iii]然而,“杂文学”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文学史编纂,委实“山外有山”;西人修中国文学史的时间还要早得多,可推至德国汉学家肖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的《中国文学论纲》(1854)[iv]
就迄今所发现的文献资料而言,该著当为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虽然肖氏《中国文学论纲》标题中不见“史”字,但作者是以史作文的,这类标题的文学史著在西方并不鲜见。早在这部论著出版之前,肖特就在一篇报道中明确称之为“中国文学史论纲”。[v]后来,法国拉鲁斯《19世纪大百科全书》(1869)在“中国”条目之中国文学部分末尾指出,肖特撰《中国文学论纲》尽管还不尽人意,却是中国文学史纂领域迄于斯时的唯一尝试。[vi]《中国文学论纲》原为肖特于1850年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一个专题讲演,至1854年正式出版,拖延了将近5年时间,其主要原因是作者在久久等待科学院出版社从巴黎进口的汉字字模。该著刊行于《柏林皇家科学院1853年文集》,凡125页。
在新近从事相关研究的中国学者中,肖特似乎不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其《中国文学论纲》亦会偶被提及。作为德国学院派汉学奠基者之一的肖特,人们还可读到他的生平简介,然而所有信息仅此而已,而且多半是“信手拈来”、“人云亦云”之语。中国学界对肖特的认识,还停留于浮光掠影式的素描,给人“闻其声不见其人”之感。从现今对肖氏《中国文学论纲》之片言只语的评论来看,绝大多数论者似乎并未见过这部著作。

肖特:《中国文学论纲》(1854)
 
人们常会对王西里或翟理斯的文学史之“无所不包”而纳闷,或诟病其舛误;肖特专著自然更会引起同样的质疑,这显然缘于不完全了解彼时欧洲的“文学”概念。当时的“文学”概念,基本上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而是广义层面上的“文献”、“典籍”或“书卷”。欧洲早期中国文学史纂虽已处于“文学”、“文学史”和“文学史纂”等观念的变迁之时,但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典型的西方文学史编写模式,同西方文学史编纂方法没有本质区别。只有了解这一情状之后,我们才能理解肖特、王西里、翟理斯之经史子集一应俱全的杂文学观。肖特和王西里都在其专著的最后部分设有简要的“美文学”章节,其中内容才是今人所理解的“文学”。换言之,“美文学”只是“文学整体”的一部分,这也是早期文学史编纂的普遍特征。以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为例,它几乎涵盖中国文化的主要书籍,不啻一部“中国文化典籍史”[vii]。王西里著作之结构,基本上与肖特著作相仿。王氏说其文学史“不转引其他欧洲学者的著作”[viii],这能让人看到时人对文学概念以及文学史编纂体例的“共识”。同样,19世纪末效仿西方文学史纂的诸多日本制中国文学史也大抵如此,这更能见出外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的共有特征。
有学者认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以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文学史”[ix]。是否能作如是观,当然是值得商榷的。视肖特而非翟理斯在西方着人先鞭,在于翟氏论著并未走出欧洲传统的文学史框架,亦未在文学观上完成从文章流别到现代意义之文学概念的转化。这里对肖、王、翟三部文学史的排序,惟著作性质是论,惟先后是论,不在于内容比较,不以深浅程度论之。毫无疑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人对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国“文学”之认识,远远超过肖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在19世纪中期,欧洲人对绝大部分中国文学经典所知无几,要在狭义文学概念的基础上编纂一部中国文学史,自然还不可能。雷乔治的考查极为清楚地表明,“19世纪中期欧洲人对中国文学确实所知甚微。”[x]肖特和王西里著述中作为“文学整体”之一的“美文学”章节,完全是那个时代文学观的产物。而这在19世纪末已经大为改观。
若将肖、王、翟这三部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加以比较,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开山之功当属肖特。其撰述已初显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之系统、规范和品格。惟其材料有限,论述简单,书录色彩浓厚;在文献的把握上自信不够、凌乱有余,而且时有讹误。若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该著中的“美文学”部分自然过于简单。然而,我们不能完全用后来的认识来衡量草创之时的成败利钝。此著26年后的王西里论著,其“美文学”部分不仅篇幅(共163页)大于肖氏之作中的这一部分,而且章节结构也规整得多。这部俄罗斯最早的中国文学史纂,同样依照广义文学的叙写方式,纵观诸子百家,儒、释、道兼收并蓄,另有《资治通鉴》、《说文解字》、《齐民要术》、《三字经》、《千字文》等各类古籍。并且,王氏著述的“美文学”部分以及对戏曲和小说的胪陈,比肖特之作丰富得多。而在翟理斯那里,讹误依然存在,粗糙已无从说起,甚至连书籍排版已是今非昔比。更为重要的当然是文献基础:19世纪下半叶的中西交往,使得西人对中国传统辞章、历代诗文的了解程度,远远超出西人早先所热衷的四书五经、先秦诸子。翟氏中国文学史的显著特色是其通俗读本性质,即顺应接受者从学者到普通读者的变化而采取的通俗写法。
 
遵照普鲁士国王谕旨,柯恒儒(亦有音译“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 1783-1835)编制《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满文书籍索引》,全书188页,1822年刊行。[xi]肖特于1840年发表该作续编,并冠以中文名称《御书房满汉书广录》,[xii]全书120页,扉页印有“献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字样。这两部《索引》,便是肖特撰《中国文学论纲》(1854)的重要资料来源。肖氏《论纲》从内容到编排都能见出《索引》留下的痕迹,甚至直接挪用《索引》中的语句。
 
                 
柯恒儒编制《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满文书籍索引》(1822)
 

肖特编制《御书房满汉书广录》(1840)
 
创建于1661年的柏林皇家图书馆之中文书籍收藏小史,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彼时欧洲中文藏书之大概:柯恒儒在其《索引》“卷头语”中指出,普鲁士步英法之后尘远涉重洋,惟以丰富学识为宗旨。“弁言”简要记述了柏林图书馆收藏满汉书籍的历史: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曾敕谕任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鲁姆夫(Georg Eberhard Rumpf)和克莱耶(Andreas Cleyer)收集书籍,书源主要是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雅加达)。以此为发端,普鲁士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是米勒(Andreas Müller, 1630-1694),[xiii]其后是门采尔(Christian Menzel, 1622-1701)。[xiv]二人先后担任皇家图书馆馆长。
米勒曾让人对早期藏书做过拉丁语“索引”,然而此作难遇,皇家图书馆亦无收藏。1683年,他又编制另一“索引”,这一版本较易见到。门采尔为学汉语而同耶稣会士频繁通信,并努力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书籍。身为医生和植物学家,馆藏所有中国医书和植物学书籍,都得归功于他。他任馆长期间,图书馆还新添一部17世纪40年代多明我会士迪亚兹(Francisco Diaz, 1606-1646)编写的汉西字典,对那个时代的汉语学习极有帮助。[xv]1685年,门采尔参照迪氏字典编成在欧洲刊行最早的中西双语字典、拉汉字典《字汇》。[xvi]门氏1702年去世以后,皇家图书馆再无新增汉籍。自1810年起,柯恒儒开始给该馆寄送汉、满、蒙语书籍;另外,他从中俄边境带回不少书籍,其中不乏词典类图书。巴黎藏书而外,该馆还是斯时欧洲收藏满文文献最多的图书馆。[xvii]后来,肖特在其《索引》“叙文”中说,他的索引包括皇家图书馆在柯氏《索引》(1822)之后收集的所有汉语文献和不多的一些满文文献,其中有些文献在此前欧洲鲜为人知。[xviii]柯恒儒和肖特二者《索引》卷首的介绍性文字可以让人看到,他们的《索引》囊括1840年之前柏林皇家图书馆(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前身)的全部中国书籍。
如前所述,两部《索引》是肖特《中国文学论纲》的基础材料;柯、肖二人编制的是评点本《索引》,对馆藏原著的钻研,本在情理之中。要了解肖氏文学史论著的大概内容和结构,两部《索引》几乎可以充当目录。现罗列如下:
(一)柯氏《索引》:(1)史地著作;(2)字书和文法书;(3)哲学和伦理著作;(4)小说;(5)自然史籍和医书;(6)医书别裁;(7)耶稣会士在中国编撰的著作;(8)杂集和残书。另附一篇论述维吾尔语言文字的论文,以及满汉词语及用法对照表等。
(二)肖氏《索引》续编:(1)史书和纪传;(2)民族志和地方志;(3)条例和律例;(4)哲学、宗教和伦理著作;(5)语言、文字与古代志;(6)汇编类书籍;(7)类书和杂集;(8)美文学作品;(9)医书;(10)童蒙读物;(11)兵法、武术、营生、工艺、星象等著作;(12)传教士著述和译著;(13)地图和图表。
当然,肖特《中国文学论纲》自有其必要取舍,不可能完全依照《索引》,另有一些文献并不见于《索引》,即不见于柏林皇家图书馆藏书。从现代文学概念来看,肖特亦即那个时代所能见到的中国文学著作是极为有限的。下面,笔者全文翻译两部《索引》中的相关部分,即柯氏《索引》中的“小说”(Romane)部分与肖氏《索引》续编中的“美文学”(Schöne Litteratur)部分。这不仅为了展示两部《索引》的体例亦即编排方法,更在于呈现肖特及其同时代人对狭义文学概念上的中国文学的接受可能性,这当然不包括此前已经译介到欧洲的《赵氏孤儿》、《玉娇梨》、《今古奇观》、《百美新咏》等书给欧洲读者展现的中国文学。柯氏《索引》只录有四部小说,即《三国志》,《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肉蒲团》。肖氏《索引》之“美文学”部分,下设(1)“诗歌作品”(Lyrische Poesie),(2)“小说化的故事、小说和剧本”(Romanisirte Geschichte, Romane und Bühnenstücke),(3)“美文艺术”(Schöne Redekünste)。中文书名取自《索引》中原有的汉字,不少书录后面附有笔者必要译注。
 
 
柯恒儒《索引》中的条目
 
柯恒儒:《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满文书籍索引》(第149-152页)
 
小说 《三国志》 “这部名作为晋代陈寿所撰,记载公元220年汉亡于东汉献帝之后中国分裂时期的蜀、魏、吴三国历史,直至晋武帝280年重新统一中国。元代罗贯中对陈寿的历史著作做了加工,文笔色彩浓烈,增添了小说情节,并以《演义三国志》之书名刊刻出版。他的改写本成为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而备受推崇。本馆所藏之作是李卓吾版本,重新刊刻于1684年,凡20卷。”
  《水浒传》 “同样是一部半历史小说,共25卷,现今的元代版本为罗贯中所作,讲述草寇及其头人聚义作乱之事,使1058年后的宋朝不得安宁。小说主人公是朝廷军统领宋江,他给朝廷带来不少麻烦,最后在辉煌宦途中被人用毒酒害死。本馆所藏的这部著名小说同上面那本书一样,每页上方都有精致的图画,由同一出版者刊行于1686年。在中国,上了年纪的稳重之人对三国故事感兴趣,而年轻人似乎更多痴迷于那些草莽英雄。因此,民间才有‘老不念水浒,小不念三国’之说。本馆还有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版本。”[关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明人大致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施、罗合作。一般认为该作是施耐庵和罗贯中根据民间流传之宋江起义的故事写成,另一说法是施耐庵撰写、罗贯中润色。当今学界大都认为作者为施耐庵。]
  《列国志》 “讲述周朝分裂时期各诸侯国争霸的故事。各诸侯虽为黄帝所封,但是往往都很强盛,从而能够违背黄帝旨意。那些故事被用来进行小说加工,且起始于商朝最后一位黄帝纣的统治时期,即公元前1148年,结束于秦朝初年,即公元前258年。全书8卷。”[该书当为冯梦龙著8册8卷108回本《东周列国志》。]
  《肉蒲团》 “译自汉语的满文书稿,是一部极为龌龊的小说。该书讲述一个男人寻欢作乐的故事,最后避世隐居。译稿笔迹潦草,但是不难辨认。” [中文本《肉蒲团》,4卷20回,“情痴反正道人编次,情死还魂社友批评”,据考作者为李渔(1611-1680)。存世各种旧刊本,又名《玉蒲团》、《觉后禅》。——1983年,德国学者吉姆根据苏联科学院东亚研究所图书馆的两份零散的早期手抄满译中文书目,破译了114部译作的大部分书名。译作以小说为主,其余可能是剧作或民间作品。书目中的24部作品是今人所知残卷。吉姆指出,这一百多部译作可能是书目编制者当时能够见到或听说的译本。满人曾在17世纪下半叶大兴译事,可是文运多舛,只有3部满译小说(《三国志演义》,《金瓶梅》,《聊斋志异》)得以刊印,留下约75部小说译稿或译稿残篇。柏林的《肉蒲团》译稿曾经散失。——参见吉姆论文《佚失的满译中文小说》(Martin Gimm: “Verlorene mandjurische Übersetzungen chinesischer Romane”, in: Documenta Barbarorum. Festschrift für Walther Heissig zum 70. Geburtstag, hrsg. von Klaus Sagaster und Michael Weier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3, S. 127-142)可喜的是,《肉蒲团》译稿重被发现,2011年由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首次刊行豪华版真迹摹本。今人导论和介绍部分共40页,满文译稿497页,书名为《1700年前的满译中文小说〈肉蒲团〉之柏林手稿》(Der chinesische Roman Rou putuan in manjurischer Übersetzung der Berliner Handschrift aus der Zeit vor 1700, eingeleitet von Lutz Bieg und Martin Gimm, mit einem Vorwort hrsg. von Hartmut Walravens,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2011)]
 
   
肖特《索引》中的条目
 
肖特:《御书房满汉书广录》(第84-97页)
 
诗歌作品 《全唐诗》 “唐代(618-906)诗歌总集,汇集唐朝所有诗歌,共20卷。奉敕编纂,康熙四十六年(1707)刊行。康熙《御制全唐诗序》云:‘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全唐诗》卷帙浩繁,收录众多诗人的诗集逾千,并附小传和简评在前。皇家(首诸帝,次后妃,次宗室诸王,次公主)的诗作非同一般,列于众诗之首。其后为上千诗人的作品,按年代编排。每首诗都有特定的标题。与其他诗人相比,杜甫和李太白这两位中国帕纳塞斯[诗坛]山上的狄奥斯库里[宙斯的双生子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的合称]的诗作收录最多。”
  《吴诗集览》 “这是某个名叫吴梅村的诗人的诗集,他生活在17世纪中期。如该书序言所说,吴诗体现出清朝巩固政权时期的动荡丧乱。该诗集是靳荣藩之整理笺注本,按内容编排,注释翔实,评点精深。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印,全套20册。”
  《咏物诗》 “一部奉敕编纂的诗歌菁华大全,由翰林院学者辑录,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馆藏9册。该书分编64册,囊括所有时代诗人的小诗。编排仿百科全书分隶‘自然’、‘艺术’、‘历史’各类。咏物上至日月风云、下达草木虫鱼。每首诗或诗歌残篇均注明所选诗人的姓名。”[《咏物诗》乃多达486卷、选诗14590首的《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清)张玉书等奉敕编,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制序。]
  《梅花诗》 “一个佛教僧侣的诗,无出版年代和序言,二薄册。”[《梅花诗》,传为北宋易学家邵雍所作的十首预言诗,在流传过程中多被篡改,原样茫昧难稽。]
  《行山歌》 “1册,山歌,吟诵山野自然景色,属山间行吟诗,故其名。”
  《粤讴》 “1册,广东民间说唱,该地古名为粤。说唱配有广东人自己发明的粤语注音。”[《粤讴》为清代名士招子庸编著。]
  《诗学》 “全书4册。康熙三十六年(1697)初版、1801年新版的类书,乃历代诗文名句辑录,按类编排。该书实为缺乏想象力的作诗者的宝库,我们这里也有类似书籍。”
  附记: “本馆另藏三书:(一)一部破损严重的诗集,作者是大宋某位诗人,名为‘陆务观’;书名为《剑南诗稿》,即创作于剑南的诗作,该地或为诗人故国。”(原注:“大唐有一‘剑南’道,即现今四川府的绵竹。”)[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剑南诗稿》是陆游诗词全集,为纪念蜀中生活故名。“剑南”在文学史中指代陆游。]“(二)一部同样严重破损的诗集,作品句式长短不一,或为松散的诗文,名为《乐府雅词》。”[《乐府雅词》是今存最早的一部宋人选编的宋词总集,曾慥编辑,选录34家800多首词。该书在宋、元、明很少流传,目前所见之最早版本是明末清初抄本。]“(三)另一部同类精选刻本,篇幅较小,但很完整,收录唐宋63家的长短句作品,书名《名句草堂》,1811年刊行。”
小说化的故事,小说,剧本 《开辟传》 “2薄册,道光七年(1827)重刻版,配有许多精美木刻,颇多小说色彩,讲述中国上古史,从创世[盘古开天辟地]至公元前1122年周朝开国君主武王登基。编纂者是钟伯敬。”[世传明人钟伯敬原评《天地开辟传》六卷。]
  《隋唐演义》 “隋朝(581-618)和唐朝(618-906)两代故事选集,颇具小说形式,共4册。原本为罗贯中所作,即《三国志》的作者(见下文《才子》部分),真正的编纂者是吏部尚书林瀚,林瀚序言出自正德二年(1508)。本馆复刻本刊行于1802年。”[一般认为,林瀚的《隋唐两朝志传》是根据罗贯中《隋唐志传》改订而成的。]
  《唐演传》 “大唐鼎盛时期故事的小说改编,乾隆朝居士如莲编写,二册。” [此书当为乾隆朝10卷100回刻本《反唐演义传》,松村居士著,卷端题“姑苏如莲居士编辑”]
  《唐五代传》 “1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行。与同类作品相同(以874年为开端),讲述大唐沦亡以及五个较小朝代的故事。907年至959年间,五代乱世更替极快。”
  《飞龙全书》 “2册,讲述960年登基的宋太祖事迹和命运,同样以小说形式写成。书名意为飞龙的故事,1815年版。”(原注:“中国小说,例如市井小说,其语言往往很夸张,并配有小说年代之英雄人物的画像,这些文学‘肖像’会同书名放在一起。”)[此书当为清人吴璿著小说《飞龙全传》,主要内容是赵匡胤称帝之前的发迹经历。]
  《西洋记》 “3册。这部神魔小说是显扬明朝(1368-1644)声威之作。明朝虽然接受诸多朝贡,但在外国所占无几。该书记载了38个亚洲王国(其中不乏乌有之乡),从中国东南延伸至阿拉伯疆域,均臣服于中国这一上朝天国。从地理和人种上看,一些真实传说可在文中借风使船。另外,作品带有浓重的佛教气息。该书出版于1597年,作者是罗懋登。”[明人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又名《三宝开港西洋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共20卷100回。]
  《才子》 “‘才子’是指富有天赋的聪颖男子,尤指称小说创作中的文体大师。中国向有八大才子书之说,各有其固定序号。若说第一、第二、第三才子书,即指特定作家以及使其闻名的作品。本馆仅藏四部才子书,即第一、第六、第七、第八才子书。(原注:第三才子书《玉娇梨》已由雷慕萨[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译成法语出版。[……])本馆所藏,按顺序书目如下:
    “一、《三国志》。这是一部非常有名、有口皆碑的长篇历史小说,柯恒儒已在其《索引》中做过简略介绍。后来,本馆又增添了另外两个版本:一部为亚历山大·封·洪堡男爵(Freiherr Alexander von Humboldt)所赠,是他从中俄边境考察之旅带回来的,一函4册精装本,1644年刊行;另一部也是4册,但是刻印过于麻密,嘉庆十九年(1814)刊本。
    “二、《西厢记》。一部1782年重刻的剧本,审美表现中的极度松散离题,严重影响了各场景之间的衔接。该剧主要内容是一个年轻书生对一个富有寡妇之女的爱情,情节曲折复杂、波澜起伏。风流倜傥的张生在赶考途中结识容貌俊俏的莺莺,他所借住的佛教寺庙,也是那母女二人的落脚之处。
    “三、《琵琶记》。这个关于琵琶(中国吉他)的故事,同样也是剧作。
    “四、《花笺记》。借花笺以笔墨交,自然带有讲究生活的寓意。一首叙事的诗,或以诗写成的、精微的长篇世俗小说,据传作者是广东民间二人。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以韵文将之译成英语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中国的求爱》,1824)。馆藏2套,均为薄册。”
    译注:中国惯说“十大才子书”,例如其中的《第八才子书花笺记》。该丛书是元明清三朝作品菁萃合集,初刊于清顺治元年(1644)年,从顺治十五年起陆续编定,依续排列刊行:《三国演义》、《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花笺记》、《捉鬼传》、《驻春园》。
  《岭南史》 “书名之义是广东府的故事(岭南,即该府北部边地五岭之南)。该书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明末动荡时期(约16世纪末)的广东府。本馆藏本刊行于嘉庆十七年(1812),4册。”[世传《岭南逸史》凡28回,作者黄岩,号花溪逸士,约为乾隆朝、嘉庆朝之人。作品所叙才子佳人悲欢离合之事,即黄逢玉同四个各具才情之女子(包括两位瑶民)的恋情,不出于岭南风情,故名“岭南”“逸史”。]
  《二度梅传》 “这是一部长篇市井小说,1册,凡6回,1797年印行。书生梅良玉博得两个才女倾心,最后以其喜结良缘收场,同《玉娇梨》相仿。”[此内容简介与原本稍有出入。清初章回体通俗小说《二度梅全传》,署名惜阴堂主人编辑,天花主人编次。作者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
  《鬼神之德》 “短篇小说集,叙神力和魔鬼之威力,呈现神力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切口和刻印极为糟糕,2册。”[原本不详。书名当源于《中庸》:“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
  《六十种曲》 “16册。如书名所示,此为60部剧本之汇编。作者各异,亦有无名氏作品,无刊刻年份。每个剧本都分两个部分,场数不等。剧名纷然杂陈,如《牡丹亭记》、《白兔记》、《玉环记》、《双珠记》、《金雀记》、《千金记》、《双烈记》,等等。标题中均有‘记’字,以表‘备忘’(Memoire)之义,此处用于‘戏曲故事’。这些作品虽然不少,却很难归入他类。”[《六十种曲》,明末毛晋编于崇祯年间,选录元明两代的名家名作,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传奇总集,也是规模最大的戏曲总集。原刻初印本没有总名,康熙年间重印时才有总名《六十种曲》。明刻原本难求,流失国外者约30种。]
美文艺术 《广东文献》 “广东名家创作的各文类作品总集,呈现叙事作品和诗歌作品的成就及相关问题。清代顺德罗云山编辑,为以文才著称的广东府同乡树碑立传。1815年新刻版本,共4集。”
  《王阳明全集》 “一个全能大儒的文稿遗著,哲学家亦视其为同道。王阳明生于1472年,死于1529年;先后身居要职,一生事功显赫。后期尤嗜诗书礼仪、授徒讲诵。本馆所藏,全4卷,同时代人于1673年编次,1680年刊行。内容包括信函、美文、颂辞、祭文、传记、诗集,以及推荐他人著作的弁言。在《全集》诸多序言中,有一段文字竭力推荐这部文集。卷首附有翔实的作者年谱。”
  《渭南文集》 “本馆藏有一部残缺不全的书籍,足本无疑相当重要;残书为该书47卷至50卷。内容是一次饶有趣味的四川府之行的最后篇章,以及诗歌作品。关于该书作者,实在无从说起;‘渭南’(陕西府渭水之南)或许只是作者的故乡。”[《渭南文集》是陆游自编词文集,共50卷,分为文集42卷,《入蜀记》6卷,词2卷。陆游晚年封渭南县伯,故集名《渭南文集》。]
  《范忠贞公文集》 “本馆所藏该书为满文译本,刻印精美。书名之义是:忠贞范公的文集。‘公’乃尊称,一如我们的‘伯爵’,亦有‘先生’、‘绅士’之义,‘范’为姓氏。文集作者是满人,中文姓名范承谟,又名范螺山,清代官吏,尽忠事国,历官浙江巡抚、福建总督。‘三藩之乱’时竭力抵抗,被耿精忠囚禁并屈辱被杀,时年53岁。6年后,耿精忠因其罪恶被处决。这部范承谟遗墨的主要内容,以优美的文字赞颂皇恩,部分涉及地方事务,部分讲述自我境况。前16卷源于浙江任期,后3卷出自福建任期。最后是范公写于牢壁上的遗书,叙一生重要经历。一篇他人撰写的、完整的作者年谱置于卷首。该书译自汉语,刊印于1708年。”[范承谟之死,使康熙帝至感悲恸,追赠其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谥“忠贞”,赐其家眷御书碑文。]
 


[i]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伦敦:William Heinemann、纽约:D. Appleton and Company,1901年(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1。
[ii]瓦西里耶夫(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彼得堡:тип. М. М. Стасюлевича,1880年。(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ваемой Ф. Коршем и К.Л.Пиккером. СПб. тип. М. М. Стасюлевича, 1880)
[iii]李明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1期〔2002年1月〕,第92-95页。
[iv]肖特:《中国文学论纲》,载《柏林皇家科学院1853年文集》,柏林:Druckerei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854年,第293-418页。(Wilhelm Schott, Entwurf einer beschreibung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in: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aus dem Jahre 1853, Berlin: Druckerei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F. Dümmler〕, 1854)
[v]肖特在1852年6月24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我收集有关汉语文法的材料已有多年,并对其中部分文献有所研究,可是迄今还未公诸于世,原因在于没法用汉字来排印我所选用的每一个例子。同样,我的学术论著《中国文学史论纲》的刊印也一拖再拖;其中论及的中国作品,目前只能采用拼音字母的改写形式,这对读者来说没有任何说服力。我特别希望这部论著能比我的其他撰述更早付梓,因为其中的一些观点已被个别人在他们的讲座中占为己有。”——肖特1852年6月24日报道,转引自雷乔治:《欧洲的汉字印刷:19世纪发展状况》,威斯巴登:Harrassowitz,2004年,第125页。(Georg Lehner, Der Druck chinesischer Zeichen in Europa: Entwicklungen im 19. Jahrhunde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4)
[vi] 参见拉鲁斯《19世纪大百科全书》卷四,第133页,第2栏。(Pierre Larousse, 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 vol. 4, 1869)
[vii]李明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1期〔2002年1月〕,第93页。
[viii]转引自李明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1期〔2002年1月〕,第93页。
[ix]陈才智:《西方〈昭明文选〉研究概述》,载《汉学研究》(第九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26页。
[x]雷乔治:《19世纪上半叶德语区之语言文学史著述中的中国文学》,方维规译,载《世界汉学》
[xi]柯恒儒:《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满文书籍索引》,巴黎:Königliche Druckerei,1822年。(Julius Klaproth, 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huischen Bücher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Paris: Königliche Druckerei, 1822)
[xii]肖特:《御书房满汉书广录》,柏林:Druckerei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840年。(Wilhelm Schott, Verzeichniß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Tungus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Eine Fortsetzung des im Jahre 1822 erschienenen Klaproth’schen Verzeichnisses, Berlin: Druckerei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40)
[xiii]米勒,先后任贝尔瑙大教堂和柏林圣尼古拉大教堂教长。他是普鲁士时代精通多种东方语言的专家;宗教著述而外,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颇多研究,尤其对汉语知识在德意志北部地区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曾多次奉敕为皇家图书馆购买东方书籍,并从东印度公司前高管基策尔(Artus Gijzel)和佩特罗伊斯(Theodor Petreus)手中购得大量汉籍;1680年和1683年两次受命为皇家图书馆所藏东方书稿编撰索引。
[xiv]门采尔,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的御医,植物学家和汉学家。米勒之后,他奉敕管理皇家图书馆藏书,与耶稣会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颇多书信交往。1685年出版拉汉字典《字汇》,1696发表《简明中国年表,或中华古今帝王谱》(Christian Mentzel, Kurtze chinesische Chronologia oder Zeit-Register aller chinesischen Käyser von ihrem also vermeinten Anfang der Welt bis hieher zu unsern Zeiten des nach Christi unsers Seligmachers Gebuhrt 1696sten Jahres, Berlin, 1696)。
[xv]迪亚兹:《卡斯蒂利亚语释义汉语字汇》,梵蒂冈,1640年。(Francisco Diaz, 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ción castellana, Vaticano: Fondo. Borgia-cinese, 1640)。另可参见柯恒儒《索引》第129-130页对该字汇的简介。
[xvi]门采尔:《字汇》,纽伦堡,1865年。(Christian Mentzel, 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o-Characteristici: observatione sedulâ ex auctoribus & lexicis chinensium characteristicis eruta, inq́ue specimen primi laboris ulteriùs exantlandi erudito & curioso orbi exposita, Nürnberg, 1685)。柯恒儒在其《索引》第124页指出,门采尔《字汇》只用拉丁文翻译了迪亚兹字典的西班牙语单词,却略去了迪氏释义,从而使《字汇》几乎派不上用场。
[xvii] 以上内容参见柯恒儒:《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满文书籍索引》,第vii-viii页。
[xviii] 参见肖特:《御书房满汉书广录》,第III-I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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