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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跨文化”述解
2015-10-20 15:37:45   来源:文艺研究 ,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编辑部邮箱, 2015年09期   点击:

“跨文化”述解

方维规 

【摘要】当代文化概念,已经不能把文化看做同质体,而是现代社会中有着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所组成的杂合文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价值和规范多元化的结果是异质性的增长。观察当代多元文化社会和国际交往的三种常见形式是“多元文化”、“文化间性”、“跨文化”,它们也是不少学术论著中的关键词。然而,对这三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外来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时常可见张冠李戴的现象。尤其是对“多元文化”和“文化间性”之对立模式的“跨文化”概念,不少人似乎还未得其要领,不知其来龙去脉。因此,厘清概念是必要的。至少在“跨文化”理念的提出者那里,“跨文化”旨在与“多元文化”和“文化间性”划清界线,同时也超越了传统的独立文化概念。“跨文化”利用共存,突破文化界线,是改变传统和现有文化、创造新文化的社会现象。
【关键词】全球化,多元文化,文化间性,跨文化
 
 
1.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
  世界是多样的,这是一个共识。这么多“不一样”的事物和现象,很容易让人忽视另一种状况:年轻人通过新老媒体和消费品产业所了解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工业化和西化的新近发展,特别是来势汹汹的全球化,也在日常生活(消费行为)中催生出许多共同之处和相同的问题(城市化,逃离农村,吸毒问题,失业,环境污染,孤独感,异化)。诚然,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都会感到自己归属特定国家/文化,并把自己看做某一集体认同“我们”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人的数量也在急剧增长,他们的国族或文化归属几乎无法确定。
  这种复杂而矛盾的社会状况,很能体现“跨文化”趋势,而且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主导世界许多地方的社会生活。用一种高度抽象的说法:既没有绝对的自我,也没有绝对的他者。大规模的移民潮、科技和传播的进步以及快速的经济发展,不仅在宏观层面、也在微观层面上导致一种相互依赖的“世界文化”。现代世界中的个体越来越不是单一文化的,而是汇聚了不同的影响。我们从每天的早餐开始,就能看到许多跨文化因素。当然,“跨文化”不只局限于我们赖以为生的衣食住行,不只是麦当劳和可乐,而是全方位的。全球的西化——从物质到精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各种各样发达的通讯技术,互联网或电视等传播媒介,每天都在传送全世界的新闻和信息,世界各地可以同时得到同样的消息,这在很大程度上打通了世界。当代一天时间内,我们对其他文化之风俗习惯的了解,可能超过从前一周或一个月,甚至更多。文化生活和文化共存的全息景象,世界上到处可见。尽管文化传输从来就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当代全球传播网络前所未有。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等渠道展示自己,非洲文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有通过旅行者、人类学家或记者才得以向外传播。此时,依然做着自己的文化梦,视其为完整独立的整体,显然已经不现实了。
  文化互渗和日益多元是当代社会的特征,这是资源,也会带来危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价值和规范多元化的结果是异质性的增长。信息、商品和人员的流动,使得原有秩序逐渐丧失其完整性。同时,生活形态的多样化,生发出光怪陆离的亚文化。当代文化概念,已经不能把文化看做同质体,而是现代社会中有着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所组成的杂合文化。“他者性”已经不只在他处,也在我们中间。大而言之,文化的意涵是多样、多层次的。简单化的理解是危险的,它不但会妨碍文化认识,还会导致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对特定社会来说,新的发展很容易使个体在社会中迷失方向,其结果是我行我素的亚文化和孤独的个体,最终危害社会的稳定。
  认识我们身上的“异质”因素是很重要的。许多人或许并未意识到,我们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异质”因素组成的。何为认同?用大白话说,就是我认什么、不认什么。或者说:我要的是什么?有人喜于把“集体记忆”与认同联系在一起,这常常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不错,政治家们很会利用集体记忆,它也确实在传说着不同民族的故事乃至神话,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但它也很可能只是意识形态而已,而不是实际生活,不是我所要的。我们只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异质性,才会认识相同性和普遍性,从而见出跨文化性。这种文化的生成,在于不同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世界观之间的交流。通过这类相遇和交互作用,会出现文化关系和文化模式之新的关联形式。
  走出传统的、单一文化组成的文化概念,并不产生千篇一律的世界文化,而是带着跨文化因素的个人和社会。从文化角度来看,同一国族的人,他们之间的差别,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也就是说,他们与异族交往的能力更强了。如果还未体会到这点的话,或许是国家或社会的开放程度还不够。换句话说,我这里说的情况,或许更适合欧美那样的开放社会。但在我们这里,跨文化在近期发展中确实也是显而易见的。跨文化因素的来源,有历时和共时之分,它们的聚合而使每个人都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但又不是超文化的。
   “多元文化”(multiculture)、“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是三种观察当今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形式,也是不少学术论著中的关键词。换言之,在各种著述和实践中,与时俱进的文化意识,常被理解为多元文化、文化间性或跨文化意识。可是,三者因论题相近而常被当成词义相近的“同义词”混用,从而造成概念的混淆和论述中的张冠李戴。在下文梳理和阐释这三个西方概念的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界定:“多元文化”指各种文化同时并存,承认差异和平等;“文化间性”指不同文化的相遇,建立某种对话关系;“跨文化”利用共存,突破文化界线,是改变传统和现有文化、创造新文化的社会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必然选择。当然,对同一个概念或许会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对“多元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又如“文化间性”和“跨文化”,有着不少叠合之处。
  
2. 不同文化观的认识逻辑:单一主义,多元文化,文化间性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教授。他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一书中回应了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之“文明的冲突”观点。他指责亨廷顿及其追随者,过于简单地化约人的多样性及多重认同:
  
  事实上,全球范围内潜在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就是如下假设,即可以根据宗教或文化对人类进行单一的划分。关于这种单一划分的支配地位的信念,使得暴力在全球一触即发。单一划分世界的观点不仅仅与那种认为人类大体上是一样的信念格格不入,而且也与那种较少受到关注但更为合情合理的观点,即认为我们的差异是多样的观点相悖。世界往往被视为由各类宗教(或“文明”、“文化”)组成,而忽略人们所实际拥有和重视的其他身份,诸如阶级、性别、职业、语言、科学、道德和政治。单一划分观要比多元和多种划分观更偏于对抗,而后者构成了我们所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种理论上的简化主义往往可不经意地助长实际政治中的暴力。[1]
  
  阿马蒂亚·森的用意是克服单一认同的幻觉,进而消除宗教和文化间的暴力、仇恨和恐怖主义。他不但指出了个人在国族和文化意义上的多重认同,亦在认同的意义上强调了社群、阶级、职业等重要因素所赋予人的许多身份,从而允许依据其他划分标准来进行归类。[2]一旦用宗教、文明或文化对人进行分类,便会“很快地将多维度的个人缩减到单一的维度,从而抹杀了人类多种多样的联系与活动,包括艺术、文学、科学、数学、游戏、贸易、政治以及人类有共同兴趣的其他方面的联系与活动。这些联系和活动在过去几个世纪为跨疆域的交流提供了丰富和多样的背景。”[3]文明冲突论基于武断的单一分类标准,把人划归特定范畴,人与人的差异被视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造成一种区隔的世界景象。如此,在谈论文明之间是否必然发生冲突之前,分裂和冲突实际上已经存在。这种“粗糙的世界史观”首先忽略了各种文明体内部的差异性,其次忽略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因而很不利于人们近期普遍关注的文化之间的对话。[4]阿马蒂亚·森认为,单一主义无外乎主张一个社会中不同族群、风俗和传统的相邻并存,维护文化保守主义,只看重自己的信条和规范。显然,他对亨廷顿的辩难,折射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的斗争。
  当代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霍尔(Stuart Hall)在其《文化的中心性:注解我们时代的文化革命》(The Centrality of Culture. Not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of Our Time, 1997)一文中,阐释了“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当代“文化”有两个核心,其一为实质性,其二为认识论立场。关于实质,是说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因素;文化的认识论立场,则见之于“文化转向”,这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一个挑战,即如何应对我们时代的文化革命。这里的“文化革命”之说,源于1988年斯坦福大学倡导“多元文化”教育改革,并由此波及其他社会领域。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教育界和政治界颇为流行的政治和社会理论,而后由理论转化为社会思潮。在言必称“多元”之后,这一左派思潮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少数族裔、亚文化和弱势群体一直没有真正被承认。“多元文化”是现实或现象描述,还不能体现各民族和各文化之间是从属还是平等关系,不能体现权力关系。“多元文化主义”则是对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挑战,要求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平等话语权。显而易见,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理论,还是一种政治态度、伦理实践和社会行动的依据。
  “多元文化主义”概念甫一问世,就引起激烈争论;论战硝烟弥漫于整个1990年代,有人甚至称之为“文化战争”。“多元文化”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区别是,前者是早已存在的现实,后者是文化革命中的诉求。(本文中的“多元文化”,多半也包含“多元文化主义”。)阿马蒂亚·森反对“单一主义”,推崇“多元文化主义”,即认可和容忍他者及其包括社群、阶级、性别、职业和语言在内的多重认同,实现和平共处和对话。他的阐释涉及“多元文化”与“文化间性”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多元文化和文化间性概念呢?它们的语义内核是什么呢?
  “多元文化”认为一个社会之中存在不同的文化,比如生活在德国的德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等,美国社会更是如此。由此,一国文化呈现为许多不同文化组成的马赛克或拼贴画。“多元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说有着相似之处。“文化间性”则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强调“间性”,追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某一文化的成员发出的信息,得到另一文化的成员的理解,这便实现了文化间的交流。”[5]“国际交往”是指国家间(跨国境)的交往;“文化间性”则指各属不同文化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突出其间性特质。国际交往向外,文化间性则既可向外亦可向内。
  我们知道,国族不是社会科学“天然的”分析单位,[6]它是人工制品和“想象的共同体”[7];它不是客观事物,而是人为建构的权利和文化空间。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感。文化观念也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要求人们灵活地适应社会的变迁,把不同文化的相伴共处看做正常现象。“文化间性”视文化多样性为资源,努力促进文化间的理解。然而,“文化间性”的前提必然是文化界线,没有界线便无“之间”。在多元文化社会,存在着不同语言、观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共存和对峙。相互理解而外,还有误解或文化震惊,甚至把陌生行为看做危险。[8]
  正因为不断发展的全球化,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不同社会、国家和地区。因此,在“文化与交往”话题中,国际学界不少学者早就对“多元文化”和“文化间性”理论持保留甚至批判态度。尤其是对多元文化主义所奉行的文化相对主义亦即对主流价值体系的挑战,有学者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若是不顾人类普遍价值,每个文化都有绝对权利来确定何为罪行、何非罪行,那么,奥斯维辛就不再是罪行了。”[9]按照这一思路,人们还会想到人肉炸弹和自杀式袭击。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十多年里,全球化的正面意义和负面影响一览无遗。最具典型意义的是911恐怖袭击。同样的911画面,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意涵。对有些人来说,那是“文化的冲突”;对另一些人来说,那是各种全球化政治走进了死胡同。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并未像之前一些理论家所预言的那样,已经成为协调一致的世界文化。全球化并未导致不同社会运行机制的融洽整合。相反,全球化发展过程是不均衡的、矛盾的;文化冲突是常态而不是例外。
  阿马蒂亚·森推崇的“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多重认同,固然有其合理之处。虽然,“多元文化”和“文化间性”这两种描写社会文化的模式及其认识逻辑,本身都隐含着文化之内在和对外的相对同质性。[10]这是阿马蒂亚·森对单一认同的解构以及对多种身份/认同的阐释也无法化解的问题。就“多元文化”观念而言,它倾向于把认同视为固定的、甚至与生俱来的东西。这会导致不同族群或明或暗地争取自己的利益,导致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11]做出“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与“多元文化”不同,“文化间性”试图突破文化之纯粹并行共存的状况,实现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不过,“文化间性”依然存在着固守传统文化概念的危险,把文化接触视为各种同质文化之间的互动,其理解行为离不开民族文化的经验视野,即特定文化的价值取向、认识和观念。对文本、行为和文化实践的阐释,依然基于“本土”与“他者”的根本差异,无法摆脱整体性文化模式的逻辑。哪怕是稍微接近地理解陌生文化,也可能因为理解受到自我文化生活和传统关联的拘囿而被排除在外。[12]
  
3. 跨文化,或“文化瓦解以后的生活形态”
  鉴于根深蒂固的同质文化概念所带来的问题,德国文化哲学家韦尔施(Wolfgang Welsch)认为“多元文化”或“文化间性”一事无成,它们甚至会引发误解。他的立场与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杂合文化观有着颇多切合之处,他们都看到了多元时代之“杂合性”(hybridity)的创造性。全球化催生出各种生活形态,这种生活形态或生活风格不会停留于国境线,而是跨国越境的。“杂合化”(hybridization)则是不同人种、族裔、群体、文化、意识形态的交互和混融过程。强调国族或地域的传统文化范畴,已经无法解释新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韦尔施提出了“跨文化”(Transkulturalität)概念。他在1990年代早期和中期发表了一些大同小异的文章;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跨文化:文化瓦解以后的生活形态》(1992):“‘跨文化’要展示两个方面:其一,今天的我们已经超越了经典文化观念;其二,新的文化形态和生活形态理所当然地荡涤着旧形态。”[13]
  韦尔施认为文化的杂合化是世界范围的移民、经济发展、信息技术的结果,已经不存在绝对的他者和自我:
  
  所谓原汁原味的东西,部分见之于民俗,但那只不过是为外人而表演的特色,本地人其实早就与外地人没有区别了。地方特色不过是装饰而已,是表面现象,是审美态度。尽管还能听到民族文化的辩辞,但根子上都已经是跨文化的了。[14]
  
  其结果是跨文化的、没有国别差异的生活形式(这里不包括贫富和生活水平等问题)。世界上到处可见“跨文化人”(cross-culture people),即父母来自不同文化圈的人。同样,人们的认同也是跨文化的。韦尔施赞同后工业社会理论家贝尔(Daniel Bell)的“cross-cutting identities”的说法,即现在的人“都有多重忠诚和认同”[15]
  韦尔施的“跨文化”理念,旨在与“多元文化”和“文化间性”划清界线,同时也在同传统文化观划清界线。他把老式文化概念,即每种文化都是与外部有别的有机整体,追溯到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那里。赫氏整体论的文化观把各种文化视为“球体”[16]:球体内部是均质的,个人无法脱离其文化,不能成为群体中的异类,因而不能同他者文化混融。独立的球体之间只会“碰撞”[17];或者说:球体可以相互靠拢,或碰撞或疏远,却不能融合。[18]韦尔施认为,曾被赋予文化的三个特征,即“社会同质性”、“种族稳定性”、“文化界线性”,已经不符合当代社会状况。[19]“今天的文化不再切合以前那种封闭、统一的民族文化观念。其特点是认同的多样性,具有跨越界线的特征。跨文化构想所描写的就是这种变化。它与经典的单一文化观念保持距离,也同文化间性和多元文化观念不一样。”[20]
  韦尔施认为,“跨文化”可以使相关思维摆脱简单化的范畴和关系。文化被看做复杂的、多层次的现象:同一文化中有着不同特征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对外也不是严格的区隔,而是联系,各种文化之间有着许多关联、重叠、渗透、杂合。文化如同球体之说,已经不合时宜。既在社会宏观层面、又在个体微观层面,跨文化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人的文化形态都能显示出不同的文化来源和联系。尤其是在跨文化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本身就是跨文化的,即所谓“跨文化混血儿”。[21]美国政治学家古特曼(Amy Gutmann)说:“当代大多数人的认同,不是由一种文化构成的,这种状况不只局限于西方知识者或精英。[……]不只是社会,个人也是多文化的。”[22]韦尔施认为“内在跨文化”是一种能力,能够更好地“对外跨文化”,更适应跨文化社会并与他人交往,跨文化交往就是穿行于文化。个人文化认同中的因素越多,越容易同其他个体认同重合。[23]韦氏跨文化观念是:
  
  一,从根本上说,当代文化不再是单一文化,而是跨文化;二,跨文化不只体现于文化层面,也见之于生活形式;三,跨文化甚至对个人认同的结构产生影响;四,当今科学领域尤其是理论和学科理论中也发生了相应变化。[24]
  
  观察和状写文化,往往先会从内容着手,例如日常生活,人的能力、信念、交往形式、世界观、社会规范等。另一方面,人们会探究文化实践的特定地域、国族或种族的延伸意义,也就是特殊性和典型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会赋予地域、国族或种族以特殊内涵。可是,特定的文化特征其实是很难确定的。“比如,在争论伊斯兰文明的成员具有好战文化这一粗糙和恶劣的泛泛之论时,经常有人争辩说他们其实拥有一种和平和善意的文化。但是,这只不过是用一种成见取代另一种成见罢了。”[25]赋予某一文化以特殊性,是为了确认差别或共性;而所谓特殊性,原先并不存在,只是被当做特殊性。谁被问及某种文化,都会说出这一文化的特性,除非他一无所知。问题的提出就是一种逼迫,让人说出某一文化的固有特征,这样才能言之有物。换言之:说差异,只是为了说出什么。然而,有些明显区别或共性,不见得都是文化特性,还有许多非文化特性,比如某种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产物。正是某些非文化特性,可能让人融入一个社会或被排除在外。当今社会是跨文化的,这一特征会对社会成员产生影响,甚至极为重要;并且,随着“跨文化”的高歌猛进,社会的典型特征越来越偏离特定宗教、文明或文化,“固有特征”越来越不能可靠地说明社会中的群体和个人。如此,想要把人划归某个群体,难免制造错误形象。
  不仅共同文化的概念不是一定不易的,认同概念也不是永久的。[26]具体地说,没有一个特征是确定无疑的,它的存在及意义因人而异,“跨文化”因而不把人明确划归特定的文化。随着社会中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不断增长,对所谓客观的概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在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互渗和交织,涉及整个文化层面,涉及医疗、体育、饮食、戏剧、电影和音乐文化等,并影响个人和社会之自我意识中的基本问题(例如人权问题,女权主义,生态意识)。[27]共存、对话和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是跨文化的条件。因此,“跨文化”方案主要从杂合的角度思考文化。[28]
  韦尔施认为,与其他后现代文化设想和模式相比,跨文化方案试图展示纷乱杂呈的现代世界的某种结构,并回答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不同社会五花八门、相互掺杂、前后矛盾的生活方式聚合在一起?[29]他的跨文化方案试图告诉人们,共同点不应在特定文化归属中寻找,而应在见之于各种文化的共同因素中搜寻:“跨文化网络中存在一些共同点,但也存在区别;不但会有差异,也有共同之处。其他网络中也有这种同与不同,这就比陈旧的文化认同更有相互衔接的可能性。”[30]谈论文化,即在谈论特定社会的含义和方位;谈论跨文化,即在谈论这些含义不是特定的、不局限于某个地方。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韦尔施的思想与霍尔早就有的思考的关系:全球联通的媒体把各种风格和图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它对世界各地社会生活的影响愈甚,人们的认同就愈多地脱离特定时间、地点、历史和传统。[31]霍尔提出的命题,其实就是全球化给文化带来的变化:
  
  新的全球化[……]与全球大众文化的新形式携手而来,这种文化与原来那种同民族国家紧密相连的文化认同大相径庭。全球大众文化是由文化生产的现代手段决定的,借助更快、更容易跨越语言界线的图像得到传播,用比语言更为直接的方法言说。它通过各种视觉和图像艺术而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消遣和业余时间;它通过电视、电影以及商业广告的画面、隐喻和风格来产生影响。卫星电视则是所有大众传播形式中最典型的事例。这当然不是唯一例子,但很能说明问题:卫星电视虽为发达国家经济和文化的产物,但它的本来意图是不为国境线所限制。[32]
  
  韦尔施与霍尔的思路的相交之处是,他们看到了全球化使许多东西得来全不费功夫,得以让人产生超越国族的文化认同。文化与文化认同,不是必须由疆界决定的;全球化的去疆界化,复杂而充满矛盾,文化和认同难以躲避这一发展过程。因此,摆脱球体文化观,转向新的文化观,杂合和跨文化观念就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除了国际观念,人们还必须有跨文化视野。“唯独跨文化的过渡能力,还能长久地为我们的认同以及独立自主做担保。”[33]
  
4. 复杂的跨文化
  赫尔德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说:“国家越是相互走近,科学文化、阶层团体、省份、王国和世界上的区域越是增多,诗歌(同所有书写物一样)便会赢得更大的影响范围,但也更会失去锐气、深度和确切来源。”[34]显然,文化混合对赫尔德来说是沉沦。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还未失效,至少一些全球化的反对者会有类似怨言。当代世界互联互通、复杂多样,很难从整体上对其做出好坏褒贬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全球化(包括跨文化)实为双刃剑。
  “跨文化”对文化的认识是包容而非排斥,寻求衔接和过渡能力;在与其他生活形式相遇时,不仅有不同,也有连接点。这是跨文化的特别之处。然而,对于跨文化理念的一个理由充分的指责是,它没有充分看到权力、等级以及政治、经济和话语权等问题,它对中心和边缘的一视同仁的乐观看法,无视但不能消除不平衡的发展;而文化研究必须顾及政治和经济状况,思考多元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总的说来,论述“跨文化”实非易事。现有的一些理论视角,或互补或抵牾,或相互促进,或视若无睹。我们还须进一步探索跨文化关联的性质、结构和有效性,对这个多少有些抽象的理念有一个尽可能全面的认识。
  即便“跨文化”不能状写所有生活形态和生活历程,但它实际上体现于所有生活天地。这在全球层面和地域层面都是有效的。然而,从地理方位谈论跨文化,须格外谨慎。跨文化生活方式在有些地方、对有些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而在其他地方只见之于特定职业和阶层。就趋势而言,新近的跨文化现象主要体现于大城市的居民,以及在过去几十年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单一文化”、“文化间性”或“跨文化”等标签,常常不是没有问题的。以文学为例:它可以既是“跨文化”、也是“文化间性”或“单一文化”的。例如,叙事是跨文化现象,一些叙事技巧跨越文化界线。另一方面,叙事也可以具有“文化间性”,这见之于文学翻译,或叙事的特定文化指向。尤其是“跨文化”与“文化间性”,既然它们都表示跨越文化界线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必然有一些相通之处,而不像有些看法那么明确:“物理是跨文化的,文学是文化间的,电影产业是多文化的,燕麦种植是单一文化的。”[35]
  除了表明现代世界今非昔比状况的“跨”字,“跨文化”中还有“文化”这一词根,也就是整个跨文化理念想要疏远的东西。热衷于“跨”的理论家,自己也发现了一个悖论,即所有与“跨”组合的新概念所要否定的东西,实际上也同时被激活了,比如“跨国”(transnational)之说:“很有讽刺意义的是,‘跨国’这一术语让人关注的东西,正是其倾向于否定的东西,即国家之持久的特征。”[36]跨文化的倡导者韦尔施自己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难道不是很矛盾吗?跨文化方案一方面指出,不同的传统文化正在消失,另一方面却在继续论说‘各种文化’,甚至以这些文化的继续存在为依托。若不存在这些文化,跨文化的整合者何以获得其整合对象呢?”[37]
  不过韦尔施还是认为,在文化走向跨文化的双重性中,能够找到克服矛盾的出路:各种文化依然存在,它们是“发展文化新网络的储备”;以之为源、与之并行的是新的跨文化生活形态,传统“基准文化”会在跨文化的意义上渐进嬗变。[38]按照这一思路,整个方案的过程性便凸显而出:跨文化是一种动态发展,跨文化进程会带来新的变化。换言之,没有特定的跨文化,只有跨文化过程,这是每个社会和个人都能遇到的。
 

[1] 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序》(2006),李风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参见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第4、9页。
[3]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第10页。
[4]参见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第10页。
[5] 波特、萨姆瓦:《跨文化交际导论》,载萨姆瓦、波特编《跨文化交际读本》,贝尔蒙特:Wadsworth,1994年,第19页。(Richard E. Porter/Larry A. Samovar,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ed. by Larry A. Samovar/Richard E. Porter, Belmont: Wadsworth, 1994)
[6]参见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0)
[7]参见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8]参见拉赫:《近邻生人:双语克恩滕、三语南蒂罗尔、四语奥地利的文化间性教育》,克拉根福:Drava,1991年,第55页。(Dietmar Larcher, Fremde in der Nähe: Interkulturelle Bildung und Erziehung im zweisprachigen Kärnten, im dreisprachigen Südtirol, im vielsprachigen Österreich, Klagenfurt: Drava, 1991)
[9] 《多元文化主义导致内战》(弗莱格教授访谈之三),载《时代周刊》2008年6月9日。(“Multikulturalismus führt in den Bürgerkrieg” – Gespräch mit Prof. Flaig III, in: DIE ZEIT, 9. Juni 2008)
[10]参见许本塔尔:《你们自己原来也是外来人:对移民话语的社会伦理注解》,载贝卡、雷特曼编《伦理与移民:社会挑战与社会伦理反思》,帕德博恩:Ferdinand Schöningh,2010年,第20页。(Christoph Hübenthal, “Denn ihr seid selbst Fremde gewesen: Sozialethische Anmerkungen zum Migrationsdiskurs”, in: Ethik und Migration: Gesellschaftliche Herausforderungen und sozialethische Reflexion, hrsg. von Michelle Becka u. Albert Rethmann,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2010)
[11]参见里施克尔、勒格尔:《文化间性:话语与现实》,维也纳:Institut für Kulturstudien,1993年,第29页。(Ursula Lischke/Heinz Rögl, Multikulturalität. Diskurs und Wirklichkeit, Wien: Institut für Kulturstudien, 1993)
[12]参见布伦纳:《文化间性诠释学:关于陌生文化理解理论的一些问题》,载齐默尔曼编《文化间性的德语语言文学研究:用德语进行文化对话?》,法兰克福:Peter Lang,1991年,第52页。(Peter J. Brenner, “Interkulturelle Hermeneutik. Probleme einer Theorie kulturellen Fremdverstehens”, in: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 Dialog der Kulturen auf Deutsch?, hrsg. von Peter Zimmermann, Frankfurt: Peter Lang, 1991)
[13]韦尔施:《跨文化:文化瓦解以后的生活形态》,载《哲学通讯》第2期(1992),第5页。(Wolfgang Welsch, “Transkulturalität: Lebensformen nach der Auflösung der Kulturen”, in: Information Philosophie 2〔1992〕)
[14]韦尔施:《跨文化:今日文化之变化了的状态》,载杜费等编《观察方法:统一中的多样性》,法兰克福:Edition Weimarer Klassik,1994年,第96页。(Wolfgang Welsch, “Transkulturalität – die veränderte Verfassung heutiger Kulturen”, in: Sichtweisen: Die Vielheit in der Einheit, hrsg. von Freimut Duve et al., Frankfurt: Edition Weimarer Klassik, 1994)
[15]贝尔:《蜿蜒之路》,第243页。(Daniel Bell, The Winding Passage: Essays and Sociological Journeys 1960-1980, Cambridge/Massachusets: Basic Books, 1980)
[16]赫尔德:《关于人类教育的另一种历史哲学》(1774),法兰克福:Suhrkamp,1967年,第44-45页:“每个民族自身有其幸福感的核心,如同每个球体有其重心。”(Johann Gottfried Herder, 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67)
[17]赫尔德:《关于人类教育的另一种历史哲学》,第46页。
[18]参见韦尔施:《跨文化:论今日文化之变化了的情形》,载《文化交流杂志》第45期(1995),第2页。(Wolfgang Welsch, “Transkulturalität. Zur veränderten Verfasstheit heutiger Kulturen”, in: Zeitschrift für Kulturaustausch 45〔1995〕)
[19]参见韦尔施:《跨文化:全球化与疏离化之间》,载《对外德语年鉴》第26期(2000),第329页。(Wolfgang Welsch, “Transkulturalität. Zwischen Globalisierung und Partikularisierung”, in: Jah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26〔2000〕)
[20]韦尔施:《跨文化:论今日文化之变化了的情形》,第1页。
[21]参见韦尔施:《何为跨文化?》,载达洛夫斯卡、吕腾贝格、马霍尔德编《高校作为跨文化空间?——文化、教育和差异研究》,比勒费尔德:transcript,2009年,第46页。(Wolfgang Welsch, “Was ist eigentlich Transkulturalität? ”, in: Hochschule als transkultureller Raum? Beiträge zu Kultur, Bildung und Differenz, hrsg. von Lucyna Darowska, Thomas Lüttenberg u. Claudia Machold, Bielefeld: transcript, 2009)
[22]古特曼:《政治伦理中的多元文化主义问题》,载《德国哲学杂志》第43期(1995),第284页。(Amy Gutmann, “Das Problem des Multikulturalismus in der politischen Ethik”,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43〔1995〕)
[23]参见韦尔施:《何为跨文化?》,第47页。
[24]韦尔施:《跨文化:今日文化之变化了的状态》,第95页。
[25]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第36页。
[26]参见莱施:《认同话语的纠结:外来人世界的世界主义伦理之基石》,载贝卡、雷特曼编《伦理与移民:社会挑战与社会伦理反思》,帕德博恩:Ferdinand Schöningh,2010年,第51页。(Walter Lesch, “Die Ambivalenz von Identitätsdiskursen: Bausteine zu einer kosmopolitischen Ethik in einer Welt von Fremden”, in: Ethik und Migration: Gesellschaftliche Herausforderungen und sozialethische Reflexion, hrsg. von Michelle Becka u. Albert Rethmann,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2010)
[27]参见韦尔施:《何为跨文化?》,第43-45页。
[28]参见哈森于尔根:《文化,跨文化,民主文化》,载格嫩各-史特里克等编《跨文化和跨宗教的妇女学习之家》,奥普拉登:Budrich,2009年,第48页。(Brigitte Hasenjürgen, “Kultur, Transkultur, demokratische Kultur”, in: Transkulturelles und interreligiöses Lernhaus der Frauen, hrsg. von M. Genenger-Stricker et al., Opladen: Budrich, 2009)
[29]参见韦尔施:《跨文化:全球化与疏离化之间》,第344页。
[30]韦尔施:《跨文化:全球化与疏离化之间》,第347-348页。
[31]参见霍尔:《西方与其余》,载霍尔、吉本编《现代性的构成》,米尔顿凯恩斯:Polity Pres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年,第303页。(Stuart Hall, “The West and the Rest,” in: Stuart Hall/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Milton Keynes: Polity Press/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2)
[32]霍尔:《种族主义与文化认同》(文集第二卷),汉堡:Argument,1994年,第52页。(Stuart Hall, Rassismus und kulturelle Identität. Ausgewählte Schriften 2, Hamburg: Argument, 1994)
[33]韦尔施:《跨文化:今日文化之变化了的状态》,第99页。
[34]赫尔德:《论人类历史哲学》(1784/91),博拉赫编,法兰克福: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1989年,第413页。(Johann Gottfried Herder,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Werke Band 6), hrsg. von Martin Bollacher, Frankfurt: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9)
[35]梅克伦堡:《外来女孩:作为文化间性文学研究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慕尼黑:iudicium,2008年,第92页。(Norbert Mecklenburg, Das Mädchen aus der Fremde. Germanistik als interkulturelle Literaturwissenschaft, München: iudicium, 2008)
[36]哈内茨:《跨国关联:文化,人民,地方》,伦敦、纽约:Routledge,1996年,第6页。(Ulf Hannerz,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6)
[37]韦尔施:《跨文化:全球化与疏离化之间》,第341页。
[38]参见韦尔施:《跨文化:全球化与疏离化之间》,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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