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数据库 古代文论数据库 旧版入口 English
首页 > 研究新论 >

方维规·“鞍型期”与概念史
2015-10-20 13:52:27   来源:《东亚观念史集刊》第一期(2011),页85-116   点击:

方维规


【内容摘要】科塞雷克的“鞍型期”之说,指称欧洲从早期近代走向19和20世纪,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他所倡导的概念史,试图从语言视角把握现代世界,以概念变迁给“鞍型期”之说提供依据。德国学派的概念史研究同社会史密切相关,注重社会事实和变迁、时代的实际经验以及历史语境。现代概念不仅是时代的表征,也是推动历史的因素,并具有时代化、政治化、民主化、可意识形态化的特征。19世纪这一萌生“全球性”的时代,也是东亚的巨大转折期。西方影响和东亚“接轨”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概念的传输。鉴于东亚过渡期之“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或“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亦鉴于概念的含义见之于用法,发展一种东亚国家的“比较概念史”和一些关键概念的“运用史”是极为有益的。
 
【关键词】“鞍型期”与概念史;现代概念的生成和特征;东亚的概念现代化
 
 
1科塞雷克“鞍型期”与概念史
 
在过去十多年中,西方“概念史”这一跨学科研究方向又一次重整旗鼓,并被运用于人文科学的不同领域。提倡概念史的一切尝试,都旨在为失去后劲的文化研究寻找出路。这些尝试的共同点是,寻求概念史在新的理论语境中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概念史在史学研究中的目的是,借助概念理解历史。概念史试图回答一系列直接关乎史学科学性的问题:为何有必要一再重写历史?如何将已被阐释的、流传下来的历史想象引入今人意识的视野范围?西方概念史重点考察的术语史,其时间跨度为欧洲政治青春期,起始于中世纪晚期的少不更事,终结于一些共和国民主的诞生;而对语言根源的推究,常会追溯到古代理论家,其中首推亚里士多德。
历史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不仅叙述历史,而且知道为何叙述、如何叙述。他借用“鞍型山体”(Bergsattel)意象,即连接两座山峰之间的低落过渡地带,提出了西方史学中著名的“鞍型期”(德:Sattelzeit;英:saddle period)概念,指称过渡时期或时代界线,故而亦有“界线期”(Schwellenzeit)之说,即西方近代早期与现代之间的界线,时间约为启蒙运动晚期至法国大革命前后。[1]
法国大革命被看做欧洲“漫长的19世纪”的开始,“旧制度”(ancien regime)被推翻,也在欧洲其他地区引发突变,1789年至1848/49年的欧洲历史亦被称做“革命时代”。就时人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经验而言,完全也可以见出一种“时代革命”。当然,与“漫长的19世纪”相关的,还有18世纪后30年开始的英国产业革命;新技术使机器代替了人力,生产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工业化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生活的转型。“双重革命”所带来的巨变,[2]意味着欧洲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并发生于欧洲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早在1789年前的几十年,当欧洲传统农业社会起步走向现代工业社会之时,社会和政治中的许多机构已经改变了性质。同时,市民阶层的知识者开始质疑贵族的社会和政治主导地位。这一切都是科塞雷克“鞍型期”理论的历史基础,他的“鞍型期”概念的时间范围约为1750年至1850年。[3]
一种经典的欧洲历史分期是“古代-中世纪-近代”三分法,中世纪同近代的分水岭一般定于1500年前后,以印刷术的发明、殖民扩张的开始以及宗教改革为主要特征。科塞雷克引入“鞍型期”概念的意图是,丰富和深化欧洲历史分期,强调启蒙运动的精神启迪,以及各种革命给老欧洲带来的巨大震撼。在以1800年前后的历史发展为时代分界的过渡时期,对政治体系和概念结构来说都至关重要,欧洲社会、人的气质和日常生活向现代转向,一些现代价值观也是在那个时期首次提出,并作为典范流传后世的。它在根本上已经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欧洲亦即西方。在那个时代,现代人和现代西方诞生了。[4]
“鞍型期”理论是科塞雷克在其主编的八卷本大辞典《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的“导论”中提出的。这一概念最能彰显出他的学术思想视阈,并且,他要以概念变迁给“鞍型期”之说提供依据:
历史编纂说到底也是视角问题。科塞雷克试图借助许多哲学和历史概念来探究时人的感受,这使他看清欧洲历史在早期近代之后的加速发展,发现“鞍型期”与过去之间深深的裂痕,以及这一重要过渡时期的语言变化和现代语言的形成。18世纪中期以降,欧洲的许多概念危机四伏,传统语言中的词语和用法经历着范式转换。“鞍型期”开启了国民意识、民族国家和工业社会。变化了的社会和经济范式,亦导致概念的意义变化,如“民主”、“共和”、“革命”,以及后来的“阶级”。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标识,便是公共领域中的许多概念也在变化。同时,其他一些往昔的重要概念(如“贵族”或“等级”),逐渐失去原有的意义。“名誉”或“尊严”等概念超越了个体或等级层面,被运用于民族国家或国族和人民的现代语境,旧概念得到新解。旧词语和表达或退出历史舞台,或增添了新的含义,且保留至今。“现代人”已经熟知那些词语的蕴含,无需再像对待许多中世纪术语那样,惟有“转译”才能领悟。[5]根据科塞雷克的“概念解剖”,那些进入现代门槛的“鞍型期”基本概念,脱离了往昔的经验空间,拓展出新的期待视野。不仅如此,“概念史”研究本身也在1960年代呈现出认识上的期待视野:谁懂得解读概念,谁就能够窥见现代社会之秘密的运动规律,并从语言视角把握现代世界。
当初,传统“观念史”的缺陷,导致德国、英美和法国的历史研究对语言和话语分析(“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浓烈兴趣。在科塞雷克从事概念史研究的同时,英美学术界、尤其是普考克(John Pocock)和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亦日益重视语言与历史的关系。[6]将不同的方法学探讨进行比较,马上就能见出对话的困难。德国学派在不忽略共时考察的同时,更注重历时考察。普考克在同科塞雷克的一次直接交流中,推重共时研究模式,对话语分析的评价高于对概念史的评价,也就是政治话语史高于概念变迁史。另外,普考克反对科塞雷克在《历史基本概念》中对“鞍型期”之笼统的1750年至1850年的年代划分,认为英国政治和社会语汇的“鞍型期”为1500年至1800年。普考克的思考直接导致比较分析,他认为必须观照话语前提:不管是概念史还是依托于话语前提的研究模式,都是“历史的,文化的,民族国家各具特色的”[7]。当然,科塞雷克本人在总结其研究方案时,并没有无限抬高“鞍型期”的方法学功用,或视之为概念史研究之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他看来,“鞍型期”的设定对概念史方法本身没有决定性影响。这不仅涉及德语区的研究方法,也涉及其他语区的话语分析。尤其是前现代因素的顽固性与新概念的碰撞,即传统和新近阐释因子的叠合,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必须避免刻板的时代界限,共时比较的历时分析才是有意义的。[8]
科塞雷克和斯金纳几乎同时开始对历史上重要年代的概念梳理,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对传统观念史所号称的观念独立性和延续性的批判。然而,二者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来自他们不同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以及不同的思想影响。帕洛嫩(Kari Palonen)认为,科塞雷克所代表的是一种“时代理论的语言方案”(zeittheoretische Sprachkonzeption),而斯金纳则倡导“修辞的时代方案”(rhetorische Zeitkonzeption)。[9]换言之:科塞雷克的“鞍型期”之说,更多地规定了概念变迁的宏观考察,而斯金纳则更喜于探讨较短时段中的概念含义变化。
无论如何,科塞雷克的许多概念,不管是“鞍型期”还是“经验空间”、“期待视野”[10]等概念,几乎成为当今历史学家和相关参考书中不可或缺的语汇。本文的论述重点也是科塞雷克的理论,以及一些与之相关的学说。
 
2.社会,经验,语境
 
科塞雷克的“语言转向”,首先根植于特定的德国传统,尤其是德国精神史传统。由他主持编撰30多年之久的《历史基本概念》,堪称严谨的概念考古丰碑。“历史基本概念”不仅呈现历史上的概念界定,而且竭力重构与之相关的经验场域。概念也有历史,概念史的考证客体、基础材料和探讨范围不再是观念,而是概念。[11]因此,概念史始终同具体作者和文本、学派和传统保持一定的距离。鉴于历史永远是呈现于语言、沉淀于概念的历史,概念史试图通过对语言表述之意义变化的分析,让人领悟过去时代的实际经验与社会形态及其变化的关系。
概念与事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科塞雷克一再探讨的问题。他早在《历史基本概念》卷一的“导论”中就已指出,概念史方法的指归“既不是词语史也不是事件史,既不是观念史也不是问题史。概念史自然会借助于这些研究方向,但它首先是历史的、批评的”。此时,词语史当然是“一个切入点,因为所有考察都得先从那些表述政治和社会重要事实的词语入手,或者,它们蕴含着相应的经验、思想或理论胚胎”[12]。此时,一方面要甄别原始材料并厘定语境,另一方面要区分语言史和概念史:语言史分析词语,概念史探讨概念。
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方案对“词语”和“概念”做了区分,尽管这一区分对语言学、符号学和认识论来说都是成问题的。在他看来,虽然概念和词语相互关联,但是概念作为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词语,是区别于“一般词语”(“纯粹词语”)的“特殊词语”。[13]“一个词的含义总是指向意指之物,无论是一种思路还是一种情形,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尽管含义附着于词语,但是词义也来自口头或书面语境,同时源于它所指涉的情境。如果所用之词的意义关联全都融合进该词,它就变成概念。概念附着于词语,但它不只是词语。”如此看来,概念与一般词语不同,它是“(不同)历史现实之多种含义之聚合,并融入词语。[……]词义可以通过定义来准确界定,而概念只能被阐释。”[14]“多义性”是科塞雷克判定“概念”的标准,它可能与一些词语的多种义项有关,但它不认可约定俗成的定义,它指向实际经验和经验关联。显然,科塞雷克的“概念”不属于语言学范畴,而是思想范畴和分析范畴,是阐释历史现实的方法。与语言语义学所设定的前提不同,概念史视“概念”为历史现实中的经验与期待、观点与阐释模式的联体。概念是相关概念中的概念,不观照其他概念便无法理解单一概念。[15]
   \

“考证概念及其语言史迹,是认识历史的最起码的条件;厘定概念与人类社会有关。”[16]于是,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便向起始于启蒙运动的社会史靠拢。鉴于历史不可能脱离社会和语言而存在,概念史便把自己看做广博的社会史的一部分,至少与社会史密切相关。语言分析是社会历史考察之必不可少的部分,其研究对象便是社会变迁和语言变迁的互动关系。[17]作为一种方法,概念史同社会史的结合至关紧要。继《历史基本概念》之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又一部概念史巨制、十五卷《1680-1820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1985-2000),试图把握从法国旧制度到复辟时期的政治和社会概念。该著将概念史方法运用于另一个欧洲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研究,纲领性地联系法国“鞍型期”(约从1680年至1820年),拓宽了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历史语义学。德国学派的研究表明,概念史和社会史的两个维度能够呈现经验范围:经验只有在历史中才是可能的,可被描述的,也可能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
一种行为的意义已经预设在它的语言命名之中,并只有在其语言兑现中才能被理解。当然,概念必须先以陌生的面目出现,然后才能让人看到它是如何产生和被人认识的。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方法,旨在从概念的意义(含义)变化入手,厘清过去时代的历史经验,“鞍型期”之说便是诠释过去经验的理论。那个时期巨大的政治风暴、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使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如“国家”、“公民”、“家庭”、“自由”、“共和”、“革命”等)发生了深刻的语义变化,一些新概念(如“帝国主义”、“共产主义”、“阶级”等)得以产生。这种概念含义的变迁或新概念,来自新的生活状况、新的人与环境、社会与时代的关系:新时代的新人需要新的语言。
概念史开辟了通向经验史的途径,概念的语义嬗变缘于变化了的历史和时代经验,新的认识首先将历史发展视为“变化”和“运动”。于是,政治主导概念的含义不再是以往那种静态的、超时代的概念,它们获得了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内涵。概念时常走在事件的前头,预见或让人感到后来的事件。这里说的是现代西方的那些典型的“催生经验的概念”(Erfahrungsstiftungsbegriffe),它们不是对经验的回溯和记载,而是借助概念的语义来预设将来。我们在此可以看到事实在先、概念在后与概念在先、事实在后两种现象,它们分别体现“真实”历史同概念生成之不同的时间顺序。也是在“鞍型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对贵族政体、君主政体、共和政体的通常划分,基本上已经萎缩成两种形态,前二者在广大人民眼里没有本质区别。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时常涵盖各种国家形态的“共和”概念,后来同“民主”紧密相关。政治概念要在改变了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必须重新界定其含义。
过渡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人的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解释方法的惶惶急变。传统经验模式的变换,伴随着对新的经验模式的寻找,并有意义地把握经验变化。在这种经验解释中,语言解释形式具有关键意义。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语言在人们理解和把握急剧的经验变化时获得了新的能量。1789年之后的经验,让时人感到许多传统概念越来越不合时宜,并逐渐生发概念之时代性的意识。科塞雷克在其丰硕的历史研究中(他的最大成就在于个案研究),缜密地考察了时代意识如何在“鞍型期”发生了变化。以1789年为分水岭,不同时代经验的叠合和发酵,缘于传统概念的桥梁作用,它在某种程度上将概念之新旧含义的对接带入新的经验空间。阐释模式的变化,蕴含着人们对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断裂的意识,告别过去、面向未来的当代获得了新的品质。
其实,卢曼(Niklas Luhmann)对历史语义学的理论思考也能让人知悉,他对社会的“语义”分析也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分析一样,并不关注语义“表层”,而是生成表层的结构。[18]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婚姻”概念,它的神学依据在19世纪初的欧洲被人类学认识所替代,并逐渐成为淡化法律拘囿、注重爱情和道德的行为。几百年来,“婚姻”概念的语言外壳并未变化,但是它的语义结构和与之相关的语言实践发生了变化。汉译西洋概念中的许多“旧词新义”亦即“旧形新义”也是很典型的,例如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译《万国公法》(1864),用先秦时期已经使用的“权利”来移译right,删略了原文中有关个人自主性权利的内容,只注重国家的合法权力和利益,该词便以这一含义进入中国政治语汇。时至1900年前后,个人权利才被看做不可或缺的内容进入“权利”概念。[19]不管是卢曼还是科塞雷克,他们都竭力在历史文化研究中同传统的思想史保持距离,并努力开创一种思想社会史。[20]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史真正谋求的是“语境化”,以达到对政治和社会历史的新认识。
科塞雷克十分关注“语境”。他所倡导的“概念史”,旨在观念的语境化,关注概念在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意义之生成,探寻一些特定概念(“基本概念”)为何得以确立,维系着什么样的想象天地,排斥、遮蔽或揭示什么,谁以何种意图将之纳入政治话语,它们如何在公共领域走红,如何成为政治和社会术语,并包含何种未来设想。这里所说的概念史,从来不只是概念的历史,不只是概念的发展本身,不只拘囿于文本,不只单单钩稽概念的演变,而是力图挖掘概念的语义结构,通过考察语境来确认特定概念的建构能量。任何新词或概念,都不可能不从当下的或传承下来的语境中获取意义。它更多地关注政治和社会事实与其语言兑现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概念史当被理解为结构史。
科塞雷克晚期理论探讨中的概念史观点简要而鲜明:与所有史论一样,概念史也需要假设,没有假设就没有论点可言。纯粹的史料堆积绝非概念史,关键是把握概念网络中的大概念、下属概念、对立概念等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以揭示概念的内在语义结构。惟其如此,才能彰显一些特定概念的建构能量,否则无法真正理解文本或语境。[21]正因为此,科塞雷克在其晚年也或多或少地同“概念史”名称保持一定的距离,如伯德克(Hans Erich Bödeker)所描述的那样: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是“通过语言生成意义的历史”,而不是概念的历史。[22]
 
3.“复合单数”与现代概念的“四化”
 
“鞍型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许多“中心概念”的诞生,即某些概念从其多样性(复数)向单一性(单数)的过渡,科塞雷克称之为“复合单数”(德:Kollektivsingular;英:collective singular)。“历史”概念便是一个很好的“单数化”例子:各种各样的事件、经历和发展过程,造就出自成一体的建构品——“历史”,这一复合单数是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换言之:许多事件和历史被聚合、浓缩和抽象为“历史”,它将“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亦即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集于一个概念”[23]。科塞雷克的研究表明,“历史”这一充满意识形态的“复合单数”已经在1780年成型;此前的“历史”概念虽未消逝,但在18世纪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与“许多”历史不同,“历史”是一个认识概念,它不仅涉及历史事件及其关联,而且总是伴随着阐释。于是,“历史”的语义发生了变化,并获得两种含义:“历史总和”和“历史反思”。“历史”概念在被当做政治论据时,得到了彻底扩展。同样,《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疑也是“复合单数”的典型事例:如果人们还像前现代那样把“历史”看做一个复数概念,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说法则是荒唐的,因为以往一切社会的历史并不都是阶级斗争史。然而,这一复合单数却是高度理论化、极具挑战性的概括,它连接经验和期待,与以往历史无多关联,却是社会关系如何变化的“表征”。这里也能见出复合单数这一语言现象在发展新的行动纲领时所具有的能量。“阶级”概念原先只是用来“划分”的中性表述,但在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之社会模式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含义。此时,旧词获得新义,这会导致语言运用以及政治和社会之经验空间的改变。为新的社会分层而进行的斗争与“选词”之争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为将来而进行的语义斗争。
在科塞雷克眼里,概念从来不只是供历史学家解读时代变迁的纯粹“表征”(Indikator);概念还是承载历史、推动历史的“因素”(Faktor)。换言之:这里所说的概念不是描摹,而是描述各种“世界”;概念是多义的,因而往往是有争议的。如同“进步”、“自由”等概念,甚至连“历史”概念本身,它们都是历史发展的“表征”和“因素”。科塞雷克坚信语言的塑形能量,事件或历史不但被融入概念,概念也直接塑造历史。同“历史”概念相仿,在今人眼里已经是理所当然的那些“复合单数”,如“自由”、“平等”、“解放”、“革命”、“进步”、“人类”、“社会”等,都是在欧洲18世纪中期之后的社会和政治强震期产生的,是世事变迁的“表征”和“因素”。对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概念史来说,重要的是在历史“中心概念”的意义及其变化中找到某个时期之历史意识的佐证,尤其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推动历史的语言之意义发生巨变的年代。“只有在对语言作为表征和因素的双重把握中,概念史方法才会生成其特有的研究领域。”[24]
    \  

以上述几个概念为例:“自由”曾指很具体的自由,后来被赋予最起码的平等,或曰人人自由的理念,“平等”在“自由”概念中有着决定性意义。“平等”曾是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后来成了一句口号。“解放”则变成一个历史哲学概念,与“进步”密切相关,且不只指具体的进步,还可用于历史的进步。这些概念在“鞍型期”之语义变迁后的含义,在前现代是无法理解、难以想象的。于是,人们会在不同语境中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运用一些抽象概念,使其意识形态化,或者一再做出新的阐释。现代概念是很容易被沾染上意识形态的。
在政治话语中,人们在建构一个世界的同时,也在建构一种语言。17和18世纪的“公民”概念,是市民社会谋求解放进程中的斗争概念。此时,政治概念不再只是描述性的,人民(而不只是“政治哲学家”)对政治概念的运用,使其获得了诉求的意蕴,它们成了目的明确的政治认同。这是“斗争概念”、“行动概念”或“目标概念”产生的土壤。如前所述,概念时而也会预见历史,就像“公民”(citoyen)概念所显示的那样:狄德罗将“citoyen”概念收入《百科全书》,把它同“资产者”(bourgeois)区分开来。可是直到法国大革命之时,这个概念才在“公民卡佩”(citoyen Capet)[25]那里获得有血有肉的内涵。对同一个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该概念所具有的不同品质,体现出不同社会的需求和追求。通过考证原始材料,可以甄别概念的真正含义。例如:如果我们考察法国、德国或英国的“公民”(法:citoyen;德:Bürger;英:citizen)概念,考察它们各自在实际运用中包含何种附加意蕴和何种想象,便可发现极大的差异。
以上论述中可以见出,基本概念一般都走过由“前政治”含义经“政治化”到“意识形态化”的发展阶段。对科塞雷克来说,“现代性”及其语言表述,具有影响社会和自我意识的四大特征,或曰“四化”:(1)时代化(Verzeitlichung),即特定概念显示出“历史哲学”走向、时代特性和发展过程,并包含期待因素。(2)政治化(Politisierung),即社会的多元化,使概念和术语增加了语言操纵的可能性,口号式的概念时常带着期待和目标的内涵。(3)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即政治制度的变迁,导致政治和社会重要概念之跨越阶层的广泛接受,导致概念之影响范围的扩大;等级制度的解体,淡化了概念内容的等级特色,使政治语言和术语从贵族走向广大民众,而不只是集中于少数知识阶层的人;另外,特定概念对不同社会成员的重要性发生偏移。(4)可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barkeit),即概念之不断增长的抽象程度,使之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并不断将一再扩展的政治和社会概念用于各种论战。在以上“四化”中,民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19世纪下半叶尤为突出。[26]
诚如科塞雷克的老师施密特(Carl Schmitt)曾经指出的那样,所有政治概念、想象和词语都有论战性,总是针对其对立概念而存在的。[27]在“鞍型期”各种社会集团的称呼中,我们可以见到各种描述社会阵营的对立概念,比如“贵族”和“民主派”,还有更极端的称谓:“革命派”和“反动派”。这些对立概念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科塞雷克的最后一部著作《概念史》的副标题“政治和社会语言的语义和实用性研究”[28],最能体现词语含义和词语运用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概念的“含义偏移”(Sinnverschiebungen)的深入探讨。以“人民”这个抽象概念为例:确定“人民”之属性有着完全不同的形式,谁属于人民或不属于人民,充分体现出一个事实,即对概念的争夺也是对话语权的争夺。
 
4.全球视野中的东亚转型期及概念现代化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和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在他们的著述中,试图勾勒世界史中相当于科塞雷克“鞍型期”概念的“分水岭”。二者抛弃了以往的历史编撰范式,告别了前人的历史叙事传统,采用跨学科、多层次的洲际观察方法,从世界史的角度刻画和分析一个时代:一个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发生巨变的时代,一个萌生“全球性”的时代。
剑桥大学史学教授贝利在其《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全球关联和比较》(2004)中,试图描绘一部近代晚期的世界史,把这“短短的”134年看做世界的巨变期。他的追求是,探讨和阐释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之间的关联和相近之处。他分析了全球现代性的形成和蔓延,详实地展示出19世纪欧洲的发展,已经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宗教、经济、政治、社会紧密相连;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多中心的)、同时又是相互关联的过程。他描述了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相互影响,非欧洲社会不只是现代性之被动的接受者或无声的证人,而是积极的参与者。[29]
德国康士坦茨大学史学教授奥斯特哈梅尔的《世界之变:一部19世纪的历史》(2009),以历史编撰学的慎重来描写和阐释全球发展,令人信服地展现了19世纪这一全世界走向现代的决定性历史时期,以及这个时代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时人的感受。尽管19世纪欧洲急剧的社会发展是其考察的中心和起点,然而,作者不断观照世界其他地域,特别是欧洲在东亚、美洲、中东和东南亚的影响,以及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欧洲接受和“接轨”。中国、日本、美国从边缘走到前台,尤其是1860年之后欧洲内和欧洲外的发展进程被纳入共时考察的视野。[30]
显然,人们可以在世界语境中考察“鞍型期”这一欧洲时代变迁概念,是否也适合于阐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这些地区或国家是否也经历了相似的时代分界。的确,在新近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鞍型期”概念时而也被转用于(欧洲之外)其他社会和文化巨变时期。“鞍型期”的意思,不是给马匹上鞍、整装待发,而是表示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分水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以用来解读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和整个东亚,尽管这里的历史发展没有“鞍型山体”那样的意象可言,而且过渡期在时间上明显存在滞后现象:科塞雷克所说的欧洲“鞍型期”(1750-1850)的结束,可被视为东亚之伟大转折期的开始。
就中国而言,王尔敏指出:“自一八四〇至一九〇〇的六十年间,是酝酿近代思想一个重要的过渡时代,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潮发展段落。这里包括全部新概念之吸收、融会、萌芽、蜕变的过程。思想的创发,有加速趋势,也就是说一直维持着扩张的动力。”[31]时代和思想的觉醒,主要源于中西接触,源于“时势之日急,外力之压迫,新知之了解,对人之模仿”[32]。在这个过渡期或转型期,“求变求新”是广大知识者尤其是维新人士的共同心声。对中国和其他亚非拉国家来说,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西化。当然,晚清知识者并没有提出“现代化”概念,而只是讲洋务、自强、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33]
就像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转型期只是一个大概划分一样,东亚国家(中日韩)的现代转型也是如此。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贝利和奥斯特哈梅尔所论及的东亚社会走向现代的决定性时期,以及上文关于中国过渡期的论述,都或多或少适合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中日韩发展状况,尽管这三个国家的现代性体验有先后之分,且对“近代”和“现代”的时间划分也有出入。在这个数千年来的大变局亦即特殊的“现代性”历史过渡期或转型期,西方影响和东亚“接轨”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概念的传输和接受,或曰“概念现代化”。汉语中的大量近代新词,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按照科塞雷克的概念史假设,不同时代的人正是通过概念来描述他们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的。此时,我们一方面可以发现1861年以后中国所创制的新概念,很能表达时人对时局的理解倾向,如“变局”、“夷务”、“洋务”、“利权”、“商战”、“富民”、“自强”等,这些中国“独有”的概念,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也不同于西方近代。[34]
另一方面,在千载未有之变局中,更有大量西方概念的移译,也就是20世纪初被称做“新名词”、“文明词”或“译词”的那些概念,日本则称之为“新汉语”。西方本土创制概念或者旧概念的新解,与翻译概念的情形是不同的,不同的经验、语境和想象会或多或少地产生理解上的差异。同时,西方概念本身经历过前后变化,旧词新解或新造概念有其自己的历史,翻译概念不可能将其语义全盘移植、毫无差别,它是一种融会和同化。只要是翻译就会走样,译者只能追求最大近似值。移植的西方概念,常会成为我们自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比如,不少重要汉译政治概念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选择性吸收’、‘学习’、‘创造性重构’三个阶段。”[35]
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翻译西方概念(术语和抽象词汇等),[36]基本上是以汉字形式来实现的,或以汉字为基本元素,这就产生了汉字文化圈的许多“同形词”,它们是“共创、共享的产物。中国和日本是主要的创造者,朝鲜半岛、越南等参与了共享”[37]。然而,“中日流向词”(中→日)、“日中流向词”(日→中)或“中日互动词”(中→日→中),[38]不一定具有同样的语义结构,体现同样的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一个翻译概念从中国到日本,或从日本到中国,其含义在传输和理解过程中可能或必然发生变化。另外,翻译外来概念的两种常见方法,即“译”和“借”的方法(译者迻也,借者袭用其音),“对于中日的译词创造者们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心理重量”[39]。中日韩三种语言中之所以存在大量同形词,在于历史上某个时期发生过大规模的语言接触和词汇交流。“近代新词的形成并非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之间的事件,而是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如何用‘汉字’这一超语言的书写符号来接受西方新概念的问题。”[40]东亚概念史的国际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种跨洲跨国的研究。尤其是汉字文化圈的同形词,增加了东亚概念史比较研究的独特性。当然,同形词概念同西方不少国家共有的、多少可以相互匹配的那些概念有着相似之处。
时人对各种关键概念的阐释模式,体现出东亚各国过渡期的危机经验和社会结构之变化。这里也能见出不同的时代经验和未来期待,不管见之于特定概念还是具体行动。只有在回顾多样的现代性经验时,才能觉察一些历史现象和重要概念的思想连续性。对各国概念及其运用的系统比较,亦可能发现一些迄今没有提出的问题,并认识一些新的问题。这种做法或许能够避免概念史中的唯名论,也就是不假思索地将某些(同形词)概念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前提,是东亚国家总体上相同的转型之路,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且不仅表现于转型的不同时性。中日过渡期的发展状况,最能体现科塞雷克论述“历史”概念时所说的“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或“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这种情形尤其见之于特殊过渡期。因此,对不同历史语境的忽视,可能混淆不同的过渡形式以及接受西方知识的模式,遮蔽同一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或者不对等概念之间的语义差别。
概念史钩稽过去的社会,考察那些储存于语言材料以及文化和社会之思维结构的东西,借助概念和话语来领会过去的历史,检视储存于概念的社会史经验。——这种看法可被视为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将之运用于东亚概念史研究,自然要对其有效性甚至合法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看到“移植”这一方法的价值和可能的局限。我对借鉴概念史方法及比较视野中的东亚概念史之总体看法是肯定的,且基于如下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如前所述)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之总体趋向是“西化”这一事实,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对西方的接受,[41]亦能见出“西化”脉络。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延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42]并且,同是东亚国家,日本和中国的西化不可同日而语。所谓西方影响和东亚“接轨”,本身就存在巨大落差。但这一切并不排除西化的事实存在。这不是在宣扬西方价值的普世性或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化,这是实际历史发展。这也不是在抹煞各种文化的特殊性,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西化之路,各种本土特色和现代性体验的形态差异或变异是一个常数。无疑,这里也不否认保守文化意识亦即传统纲常名教在20世纪前的中国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或者各种中西调和的理论思想,如“运会说”、“西学源出中国说”、“托古改制论”、“广贵因论”、“中体西用论”。[43]中国的西化是一个渐进过程。
其次,概念史之于欧洲“鞍型期”,东亚新概念之于东亚“转型期”,二者有着相通之处。与其说东亚概念史注重西化因素,毋宁说概念嬗变与“转型期”密切相关。在这个时期,“西学”的译介不仅使东亚的近现代知识剧增,也极大地丰富了近现代汉语学术词汇。现代汉语(尤其是科技和学术用语)的很多重要词汇与概念均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还有许多词汇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质变。此乃阿萨德分析阿拉伯语时所指出的一种现象:19世纪下半叶以来,大部分非欧洲语言,都在翻译欧洲语言文本的过程中改变了模样,并向欧洲语言靠拢。[44]同欧洲许多基本概念一样,许多汉语重要概念在“转型期”获得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代含义,而变化正是来自西方的影响。[45]我们无需“翻译”便可知道economy或économie意义上的“经济”,而不再是“经世济民”。[46]当然,概念史研究绝不意味着,以今天的知识预设和习惯概念理解来解读过去,而是挖掘特定概念的历史语境和历史语义,以此来认识历史;亦可在概念演变的层面上考察其同“当今”之可能的联系。另外,概念史是解读历史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第三,翻译(接受)西方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介绍和解读西方事物、价值观和理想,领略西方知识及知识形态。但是“同样的”概念,比如“civilisation-文明”,或“science-科学”,或“democracy-民主”,或“republic-共和”,由于不同甚至殊异的历史现实,它们在概念原产地和接受地的实际认知层面和程度、历史地位、作用和效果不可能完全相同。例如,这些概念在传入中国之时,并没有即刻成为(科塞雷克所说的)现实的“表征”和推动历史的“因素”,中国有自己的社会现状和特定的话语体系。某个重要概念在某时引入中国,并非一定缘于实际需要,它甚至是偶然的。尽管“橘逾淮而为枳”[47]不可避免,但是,视之为一种追求也未尝不可。我们不能忽略这些概念的“蔓延效应”(spread effect)和后发之力,即它们对东亚社会文化的冲击力和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以democracy 和 republic为例:二者在19世纪进入中国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基本上是同义的,时人没有刻意用汉语明确区分这两个概念,更何况洞达其真正含义;[48]可是“共和”概念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成了“表征”和“因素”,获得了巨大的支配力,革命的成功被看做“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实现。[49]同样,“民主”和“科学”概念直到五四时期才成为战斗旗帜。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清末民初主张变革的中国士子所经历的一个重要范式转换,是向西方“文明”看齐,这个集“表征”和“因素”于一身的西方历史哲学概念,在中国成了一个理想概念。[50]
以上三点肯定不是从事东亚概念史研究的全部理由,但却可以让我们看到,以东亚国家各具特色的过渡期或转型期为背景,对一些关键翻译概念(比如“文明”,“民主”,“自由”、“权利”、“革命”、“公民”、“义务”、“个人”等)的历史语义进行系统考察,并对特定概念的引进时段及其理解进行比较研究,能够见出经验巨变的多元性,并更好地认识东亚国家不同的过渡期,以及各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不同过渡方式。政治和社会词汇在过渡期的演变,亦能折射出以往经验阐释的多样性,以及人们如何通过概念来表述挑战,寻求应对挑战的途径。社会史和概念史必然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维度。作为一种比较范式,共时性事件与历史性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即共时的语义分析和历时的系统比较相结合,不仅可以呈现东亚语境中概念移植和阐释及其引进和输出的路径,也可以确认不同历史经验的时间范畴亦即先后关系。
我们需要一种比较视野,查考东亚过渡期以及相关概念之统一中的多样性,即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其《哲学研究》(1953)中所探讨的“含义即用法”或“用法中的含义”。含义见之于运用亦即用法,只要概念、含义、用法之间的关系还没被弄清,“概念史”试图借助语言探索历史经验和社会知识的尝试,始终存在无法摆脱传统“观念史”的危险。传统观念史常将“概念”和“含义”混为一谈。正是这种应当纠正的做法,常会导致传统观念史的复兴。[51]传统观念史误将观念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与之截然相反,“概念史[……]考证特定语言在特定情境中的运用,以及特定话语运用者发展和运用了哪些概念。”[52]“概念史对‘纯粹词语’与含义丰富的‘概念’的区分基于一个见解,即对一些概念之运用史的考察,理应多于考察其他概念。[……]在制定概念史方案时,也应在某种程度上把含义在交往互动中的实现过程看做考察原则。”因为“得知一个词语的运用,便知道其在交往中的效用,更确切地说,就能理解它的‘含义’”[53]。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一种东亚国家的“比较概念史”并考察一些关键概念之不同的“运用史”,虽然极为复杂、相当费力,但却是极有意义的。
 
注释:
[1]西方史学界一般将法国大革命前的1770年前后的社会发展视为早期近代的结束和走向现代的出发点。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所说的“双重革命”,是指政治-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大不列颠和法国这两个毗邻而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2]亦有学者将大西洋两岸的两场革命(法国大革命和18世纪下半叶的美国革命)以及英国产业革命视为“鞍型期”的主要事件和标记。
[3]源于法国的话语史研究也将重点放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间的过渡期,福柯(Michel Foucault)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60和197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历史研究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望诊的考古》、《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和《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这些著述的中心论点是,所谓发端于启蒙运动并一直延续至今的西方个性解放的进化之路并不存在。他将目光投向各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革命,其结论是:现代科学范式(即人是关键认识对象的范式)绝非西方发展之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来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认识突变。
[4]关于这段历史,郭廷以亦有类似论述:“十八世纪,再加上十九世纪前期,也就是雍正乾隆两朝加上嘉庆朝和道光前期,是欧洲历史进步最速,变化最大的时期。产业革命,交通革命,美国法国的革命,哲学政治经济科学上的新理论,新思想,新发明,蜂涌而起,日新月异,西方世界的面目本质均与过去大大的不同。我们试约略一览这个期间西方的重要成就及其发展,即可了然,这些成就均系对于人类的精神及物质生活具有伟大的支配力量。”(郭廷以:《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第7-8页)
[5]参见科塞雷克:《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导论》卷一,科塞雷克等编撰,斯图加特:Klett-Cotta,1972年,第XV页。(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hrsg.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 S. XIII-XXVII)
[6]参见斯金纳:《主旨、意向和文本阐释》,载《新文学史》(“论阐释”:I),第3卷,1972年第2期(冬季号),第398-408页(Quentin Skinner, “Motives, Inten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 No. 2, On Interpretation: I (Winter, 1972), pp. 398-408);斯金纳:《语言与社会变迁》,载迈克尔斯、瑞克斯编《语言状况》,伯克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年,第562-578页(Quentin Skinner,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L. Michaels/C. Ricks (Eds.), The State of the Langu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562-578);斯金纳:《语言与政治变迁》,载鲍尔、法尔、汉森编《政治变革与概念变化》,剑桥:CUP,1989年,第6-23页(Quentin Skinner, “Languag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erence Ball/James Farr/Russell L. Hanson (Eds.),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ional Change, Cambridge: CUP, 1989, pp. 6-23);塔利、斯金纳主编:《含义与语境:斯金纳及其批评》,普林斯顿: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年(James Tully/Quentin Skinner (Eds.),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斯金纳:《政治图景》,三卷,剑桥:CUP,2002年(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3 Vols., Cambridge: CUP, 2002);普考克:《18世纪的德行和商业》,载《跨学科历史杂志》第3期(1973/74),第119-134页(John Pocock, “Virtue and Commer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 (1973/74), pp. 119-134);普考克:《政治行为的语言表达:走向话语政治》,载夏皮罗编《语言与政治》,牛津:Blackwell,1984年,第25-43页(John Pocock, “Verbalizing a Political Act: Towards a Politics of Speech,” in: Michael J. Shapiro (Ed.), Language and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1984, pp. 25-43);普考克:《语言方案与历史学家的领地:关于实践的一些思考》,载帕登编《欧洲现代早期的政治理论语言》,剑桥:CUP,1987年,第19-38页。(John Pocock, “The Concept of a Language and the Métier d'historien: Some Considerations on Practice,” in: Anthony Pagden (Ed.),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UP, 1987, pp. 19-38)
[7]普考克:《概念与话语:文化的差异?——论梅尔文·里希特的一篇论文》,载勒曼、里希特编《历史趋势和历史概念的含义——概念史新论》,华盛顿: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1996年,第58页。(John Pocock, “Concepts and Discourses: A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in: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Ocasional Paper No. 15,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1996, pp. 47-58)
[8]参见科塞雷克:《对概念史的各种评论的回应》,载勒曼、里希特编《历史趋势和历史概念的含义——概念史新论》,1996年,第59-70页(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di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Hartmut Lehmann/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nor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Ocasional Paper No. 15,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1996, pp. 59-70);里希特:《华盛顿概念史研讨会:展开对话,领略成就》,载《概念史文库》第39期(1996),第19-26页。(Melvin Richter, “Opening a Dialogue and Recognizing an Achievement. A Washington Conference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39〔1996〕, 19-26)
[9]参见帕洛嫩:《概念的祛魅——斯金纳和科塞雷克对政治概念的改写》,明斯特:LIT,2004年,第15页。(Kari Palonen: Die Entzauberung der Begriffe. Das Umschreiben der politischen Begriffe bei Quentin Skinner und Reinhart Koselleck, Münster: LIT, 2004)
[10]科塞雷克认为,“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是积淀着往事的今天,“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则指向未知,只可推测不可体验;换言之:“经验空间”连接过去,“期待视野”面向未来。没有经验就没有期待,没有期待亦无经验可言,当代则是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经验空间”与“期待视野”的能动关系是延续历史意识的保证。在史料研究的基础上,科塞雷克断言,人们的“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之间的差距在“鞍型期”之后越来越远,未来不断地让基于经验的设想失望。可是,从伏尔泰、康德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却都有过美好的希望:不管是进化还是革命,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参见科塞雷克:《“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两个历史范畴》(1975),载科塞雷克:《过去的未来:论历史时代的语义》,法兰克福:Suhrkamp,1979年,第349-375页。(Reinhart Koselleck, “ ‘Erfahrungsraum’ und ‘Erwartungshorizont’ – 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 in: ders.,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S. 349-375)
[11]参见科塞雷克:《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导论》卷一,第XIII-XXIII页。
[12]科塞雷克:《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导论》卷一,第X页。
[13]参见科塞雷克:《概念史与社会史》,《过去的未来:论历史时代的语义》,法兰克福:Suhrkamp,1979年,第110页。(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und Sozialgeschichte”, in: ders.,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79, S. 107-129)
[14]科塞雷克:《近代政治社会基本概念辞典的准则》,载《概念史文库》第11卷(1967),第86页。(Reinhart Koselleck, “Richtlinien für das Lexikon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der Neuzeit”,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11 (1967), S. 81-99)
[15]参见伯德克:《对作为方法的概念史的一些思考》,载伯德克编《概念史,话语史,比喻史》,哥廷根:Wallstein,2002年,第86、88-91页。(Hans Erich Bödeker, “Reflexionen über Begriffsgeschichte als Methode”,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hrsg. von Hans Erich Bödek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S. 73-121)
[16]科塞雷克:《概念史——政治和社会语言的语义和实用性研究》,法兰克福:Suhrkamp, 2006年,第9页。(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17]参见科塞雷克:《概念史与社会史》,第107-129页。
[18]参见施特黑里:《语义学与/或话语:用福柯“更新”卢曼?》,载《文化革命》第47期(2004)第1册,第14-19页。(Urs Stäheli: “Semantik und/oder Diskurs: ‘Updating’ Luhmann mit Foucault?”, in: kultuRRevolution, 47 (2004) 1, S. 14–19)
[19]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演变》,《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9-145页。
[20]伯德克:《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历史语义学之特色》,载伯德克编《概念史,话语史,比喻史》,哥廷根:Wallstein,2002年,第11页。(Hans Erich Bödeker, “Ausprägungen der historischen Semantik in den historischen Kulturwissenschaften”,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hrsg. von Hans Erich Bödek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S. 7-27)
[21]参见科塞雷克:《概念史——政治和社会语言的语义和实用性研究》,第531-532页。
[22]参见伯德克:《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历史语义学之特色》,第14页。
[23]科塞雷克:《历史》,《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卷二,科塞雷克等编撰,斯图加特:Klett-Cotta,1975年,第595页。(Reinhart Koselleck, “Geschicht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hrsg.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Bd. 2, 1975)
[24]舒尔茨:《概念史与论证史》,载科塞雷克编《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斯图加特:Klett-Cotta,1979年,第45页。(Heiner Schultz, “Gegriffsgeschichte und Argumentationsgeschichte”, in: 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 hrsg. von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8, S. 43-74)
[25]1793年,也就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被改名为路易·卡佩的前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26]参见科塞雷克:《近代政治社会基本概念辞典的准则》,第81-99页;科塞雷克:《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导论》卷一,第XIII-XXVII页。
[27]参见施密特:《政治的概念》(1932),柏林:Duncker & Humblodt,1963年,第31页。(Carl 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Text von 1932 mit einem Vorwort und drei Corollarien, Berlin: Duncker & Humblodt, 1963)
[28]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n: Studien zur Semantik und Pragmatik de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Sprache, Frankfurt: Suhrkamp, 2006.
[29](Christopher Alan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4)
[30]参见奥斯特哈梅尔:《世界之变:一部19世纪的历史》,慕尼黑:Beck,2009年。(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Beck, 2009)
[31]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页。——“过渡时代”是清季许多知识者的一个共识,如梁启超所言:“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林志钧编《饮冰室文集》之六,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27页)
[32]王尔敏:《清季知识分子的自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0页。
[33]参见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附录:《“现代化”的时代意义及其精神基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77-278页。
[34]参见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第14-22页。
[35]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11页。
[36]“汉字文化圈”所包括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
[37]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页。
[38]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第26-29页。
[39]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第29-37页。
[40]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第22页。
[41]梁启超把中国学习西方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鸦片战争之后“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因而有了洋务运动;第二期从甲午战败到民国初年,“是制度上感觉不足”,因而有了戊戌变法;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因而有了新文化运动。——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2),林志钧编《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43-45页。
[42]参见郭廷以:《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近代中国的变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3-25页。
[43]此处各种调和理论,参见王尔敏:《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之思想》,《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2-81页。
[44]参见阿萨德:《文化间的翻译: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一种模式》,载贝格、福克斯编《文化,社会实践,文本:民族志表征的危机》,法兰克福:Suhrkamp,1993年,第323-324页。(Talal Asad, “Übersetzen zwischen den Kulturen. Ein Konzept der britischen Sozialanthropologie”, in: Kultur, soziale Praxis, Text. Die Krise der ethnographischen Repräsentation, hrsg. Eberhard Berg/Martin Fuchs, Frankfurt: Suhrkamp, 1993, S. 300-334)
[45]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附录二,第479-571页:“百个现代政治术语词意汇编”
[46]关于“经济”译名,参见方维规:《“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78-188页;方维规:《“经济”译名钩沉及相关概念之厘正》,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第136-146页。
[47]参见贺照田:《橘逾淮而为枳?——警惕把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国近代史》,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
[48]参见方维规:《“议会”、“民主”、“共和”等概念在十九世纪的中译、嬗变与运用》,载《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2辑,第59-86页。
[49]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260-268页。
[50]用梁启超的话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勃兴。中国苟自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1896),林志钧编《饮冰室文集》之一,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09页)
[51]参见伯德克:《对作为方法的概念史的一些思考》,第98、102页。
[52]科塞雷克:《对概念史的各种评论的回应》,第62页;另参见伯德克:《对作为方法的概念史的一些思考》,第116页。
[53]伯德克:《对作为方法的概念史的一些思考》,第102、106页。

上一篇:方维规·“陌生化”及“梅兰芳表演体系”的解构
下一篇:方维规· 架设东西方的心灵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