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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交汇处的文学
2015-05-17 16:12:42   来源:《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点击: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交汇处的文学
——兼论当代中国文学


方维规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交汇处的文学”,这首先涉及“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一百年前,西方思想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德国精神,“文明”则为法国特色(也包括英美)。德国人对“文明”与“文化”的内在区别早有思考,尤其到了19世纪末期,德语中对两个概念的区分越来越明显:“文明”多半指物质的、外在的、实用的方面,“文化”则指精神的、内在的、道德的方面。

    对于欧洲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20世纪20年代的两个中国名人也作出了反响。胡适于1926年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开篇便对“文明”和“文化”作出区分: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它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则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北大教授,张申府却不以为然,随即发表《文明或文化》一文,认为没有必要在概念上区分二者:本来,英法是以“文明”自骄,而德国是以“文化”自异的。然而现在,双方的“文明”“文化”概念大体已经一致。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视野,我不想从今天的立场和认识程度来评判孰是孰非,只想指出胡适对“文明”和“文化”的区分,或多或少地来自德国观点,而张申府的见解,更倾向于英法之见。从我的报告题目可以看出,我只是因为论述策略而采用了德国思想界当时那种文化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看法,并以此来谈论它同文学艺术的关系。
马尔库塞在1937年发表长文《文化的肯定性》,强调文化对创造市民社会“精神上的”自由所做出的贡献。他的“文化”概念完全体现了德国那些对文明持悲观态度的观点,即那种精英式的“精神文化”与“纯物质文明”的划分。马尔库塞认为,文化这个价值王国优于文明的发展,超越物质世界。“对个体的需求来说,它反映着普遍的人性;对肉体的痛苦来说,它反映着灵魂的美;对外在的束缚来说,它反映着内在的自由;对赤裸裸的唯我论来说,它反映着美德王国的义务。”马尔库塞认为美的文化只局限于少数精英:“某些人生来适合从事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而另一些人生来适合审美活动。”“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成员竭尽一生去从事为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毫无乐趣的劳作时,只有少数精英才保存着对真、善、美的快感。”马尔库塞的基本立场充满了传统的唯心主义价值模式。在这个价值模式中,真、善、美的快感是最高快感:“在变动中见永恒,在不纯洁中见纯洁,在不自由中见自由。”

    晚年马尔库塞于1964在他最有名的论著《单向度的人》中,批判发达工业社会对“希望”和“真理”的背叛。他赞扬现代文学艺术,以其疏远现实、超越现实的审美形式控诉社会。其核心思想直接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47)中关于“文化工业”的篇章相呼应。在霍阿二人的文化理论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已经堕落为操纵大众意识、扼杀个性和自由的工具。到了马尔库塞这里,后工业时代的人是头脑简单的,被人愚昧化了。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所看到的工人阶级,也就是能够担当解放全人类重任的那个阶级已经蜕变,丧失了否定性和革命性,不再是历史变革的动因:“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一词成为一种神化概念。”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整合了。其融入体制的特征体现于不同层面,主要表现在消费品的增长、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大众文化产品的推销,使产品具有思想渗透的操纵功能,促进虚假意识的蔓延。现在,更多社会阶层的人能够享用那些确实不错的产品,进行思想灌输的广告便不再只是广告,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由此便产生一种单向度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的观念和愿望及其话语和行为,都受到社会流行观念的制约。换言之,拜物教中的商品,通过广告而获得另一种效应:尽管一种香水的产量不计其数,但是,广告宣传(如“专门为您的”、“贵族的享受”之类)要给购买者一种感觉,他是唯一散发着高贵香气的人,并由此产生“幸福感”,最终,他似乎为了商品而生活。当个人以为自己同给定的生存相投合、并能得到自我发展和满足时,此类现实便进入异化的更高阶段。《单向度的人》最终成为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指导性文献,马尔库塞则成为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并与马克思、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三M”。从赫尔辛基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乎每家学生书店里都陈列着《单向度的人》这部著作。
    我在这里大段引用马尔库塞的论述,主要为了以此说明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工业。毫无疑问,中国还不是发达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浪潮。经济的发展,包括目前的金融危机,都在告诉我们,中国已经和世界难解难分。从某种程度上说,跳跃式的发展,使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跃入信息社会。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问,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是否存在于中国?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所见到的彻头彻尾的物质化和金钱化,似乎并不亚于西方社会。有人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注重实际、更功利;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我想以此进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交汇处的文学”这个话题。在这之前,我还必须简单说一下人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也就是接受者与艺术作品的关系。对此,我们既可以从作品的角度进行考察,也可以从读者的立场出发阐释作品;或者,以互动理论探讨文学与接受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相互影响。

    对文学作品可以进行不同的阐释,或者说,不同的接受者对作品内涵的认识可以相去甚远。关于“人与文学”这个极为宽泛的论题,已有不计其数的论述。尤其是在20世纪,西方文论阐释作品与读者关系的途径,令人眼花缭乱。我在这里只想对三种方向做一个扼要的归纳:
    第一种途径见之于俄国形式主义,雅格布森和布拉格结构主义,洛特曼和塔尔图学派,罗兰·巴特和法国新批评,翁贝托·艾柯和符号学。在他们看来,作品同接受者的关系,取决于文本的结构,以及文学语言在运用中的特殊功能。
    第二种途径见之于现象学研究。对胡塞尔的学生来说,高雅文学所“创造”的,纯粹是意向性的东西,其含义并不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的,而是要由读者去想象和建构的。由此,读者成了主动的一方。(《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
    第三种途径见之于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在接受美学中,作品和接受者的关系完全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在这里,接受者以往的文学体验,及其他对文学作品的期待,不仅对对话能否兑现至关重要,而且还反过来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换句话说,这里说的是一种互动关系。
    同我的报告内容有关的,是第三种阐释途径。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能否出现伟大的作品,无疑取决于天才作家,但是,它也取决于创作的社会环境。在此,我想谈谈自己对当今中国文学、尤其是纯文学的粗浅看法。精神的物质化和文化的沙漠化,不但影响纯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也反过来影响文学创作本身。
    我们先从图书市场说起,这里不只涉及纯文学。有些书的出版要付出版费,有些书的出版能赚钱,而且能赚大钱。要付出版费的书,尤其是专业书籍,往往需要多年的研究和写作。而能够赚大钱的书,或许一两个月就能写成。专著需要出版费,高雅文学发行量不大,这并不新鲜,东西方都一样。然而,三流书籍、“心灵鸡汤”如此壮观,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我们再以电视剧为例。我的直觉是,我们的电影剧本作家已经没有能力创作一部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的电影,因为创作一部高水平的电影剧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请允许我夸张一点地说(或者并非夸张),中国电视里五十集、八十集的连续剧,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想,这里的很大一个原因是资本在起作用。收视率的基础是观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观众的品味。艺术的大众参与和消费,影响或规定了艺术的发展方向和生产方式。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说,是大众的期待在起作用。大众文化所要提供的是娱乐和消遣。我不反对“艺术就是要提供消遣”的说法。然而,艺术专供消遣?“心灵鸡汤”和三流连续剧所设定的受众是谁呢?用本雅明的说法,它们面向那些“没有原因不思考”的人,亦即大众。
    本雅明在他的名文《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中指出,艺术创作如同物质生产,艺术家如同生产者,艺术品就是商品,整个文化活动领域就是一个市场。这种状况也出现在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我不想就顾彬先生的见解展开讨论,即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而这以后的文学是二锅头。而我只想说,当今中国似乎没有产生纯文学的良好条件。中国的专业作家制度确实让西方作家眼馋,政府对文学的重视和投入也是世界上少见的;但是,我们的创作水平是否专业呢?对于这个问题,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另一方面,西方作家也应当庆幸,他们不隶属于某种文学体制。
    当今纯文学的不走运和困境,并不只在中国。但是,我们处在特困时期。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人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文学和思想的那股热情,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的景象是惨淡的,我们看到的是精神的荒原。这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这是超女超男的时代。80年代的纯文学作品不见得比今天的高明多少,其形式和内容也没有今天丰富,然而它们至少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能打动人心。当时,甚至有人会像一百年前的梁启超和鲁迅那样,天真地以为文学能够经世救国。而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兴味索然。或者,我们常能看到狂欢和恶搞,看到利益化和娱乐化。看不到悲剧精神、只能看到娱乐至上。谁不相信这一点,可以看一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西方也一样。对,这正是我要说的。但是西方的情形不像在中国这么夸张。
    到文学院上学的学生人数可以越来越多,这和对文学的兴趣没有必然联系。同样,80年代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只有几十部,如今每年大概有两千部左右,而且还有纯文学期刊将近二百种,这与文学水平的高下也没有必然联系。还有,现今译成外语的中国文学作品比80年代多得多,这也不能说明中国文学已经达到很高水平;这是全球化经济生活中的必然现象,因为图书也是商品。
    我赞成陈晓明先生去年在我们文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所说的观点,也就是“文学的枯竭”。当然,他所说的是纯文学的枯竭,是思想原创力的枯竭。另一方面,其他有些现象却很热闹。前些年有一个木子美现象,木子美想写什么是她的自由,这种情况也不是中国独有。但是木子美现象或其他一些“下半身”写作成为现象,那就不得不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寻找原因,在精神的物质化和文化的沙漠化中寻找原因,在作者和读者的精神贫困中寻找原因。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信息:木子美于2004年获得“德国之声”第一届国际最佳博客头等奖,评委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媒体的报道是:中国拔得头筹。
    我们的纯文学创作究竟如何呢?就总体而言,现今的文学作品与中国人现实生存的脱节是一个明显现象(我这里说的是纯文学,不是打工文学)。我们所看到的“脱节”,并不是阿多诺所说的那种高雅的脱节,那种“艺术的社会性偏离”。阿多诺的基本出发点是,现代的伟大艺术总是与社会相抵牾的,现代艺术的本质及其社会职能,正在于其与世界的对立,体现于“反世界”(Anti-Welt)的倾向。在阿多诺看来,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市民社会之内在的、精神上的否定。于是,艺术作品借助其自在的审美能量,脱离直接的、真实的生活语境,不依赖艺术创造的物质前提,成为纯粹精神的、高层次的东西。诗与真实生活保持距离,恰恰来自对虚假丑陋之生活的度量。作为抗议,诗呈现着别样的世界的梦。马尔库塞在解释阿多诺的“艺术自律”时说:“艺术自律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即以不和解、疏远化的形式,证明着艺术自身的存在。”说得很好,但是谈何容易。要做到这些,需要思想。有人说,当今的中国作家正日益丧失思考能力;我基本上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不会说得这么绝对。我想,很多优秀作家都是有能力思考的。但是,体现原创性思考的作品确实不多,能够打动人心的思考也很罕见。
    前些天,法国新寓言派作家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ezio)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中国人热烈讨论中国人该不该得、该不该在乎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这次,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很不以为然地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人的文学奖:“我觉得如果把世界上的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种是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我宁愿参加后一组。因为后一组中伟大的作家很多很多,绝对超过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狄更斯和马克·吐温,都没得过这个奖,所以得奖作家也没这么值得注意,我觉得不必跟着瑞典人起舞!”我基本上赞同余光中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做西方人的文学奖,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品近些年不断获得这一大奖。我也赞成他说的有思想、有水平的作家人数大大超过诺贝尔奖得主,而且我还可以加上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布莱希特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另外还有一长串人名。而我的问题是,我们的作家能不能同那些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相比呢?肯定不能。昆德拉几次都呼声很高,可是到现在还没得奖呢。

    被顾彬誉为五粮液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叫鲁迅。我下面讲的这个故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瑞典人曾打算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而鲁迅则说自己“不配”。他在1927年9月25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怎么才能同大作家比肩呢?当然有许多因素。但至少有两点是应该具备的。
    一是语言。二十世纪的不少文学理论名著,冠名《语言的艺术》,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语言的艺术见之于诺贝尔奖得主,也见之于普鲁斯特或布莱希特。我这里所说的语言,不只是通顺的句子,甚至不只是很美的叙述,文学语言的高超运用是多方面的。
    二是思想。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文学的哲理远远超出历史叙述。

* 本文是笔者在北师大“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10月16-18日)上的主题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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