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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
2015-05-16 16:57:23   来源:《二十一世纪》, 2/2002   点击:

方维规 

       在民族主义问题讨论中,西方不少中国学专家以为,Chinese nation属于“新生事物”,约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期。鉴于汉语“民族”一词出现较晚,有人推论汉语直到1895年还没有一个贴切的对应词迻译或传导西方的nation概念,或曰至今还没有;也有人断言,前现代中国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是否能作如是观,便是写作本文的缘起。笔者试图从中西概念的演变与对比出发,并从中西思想史及历史语义学的角度,疏证十九世纪中西全面接触之后,Nation在汉语中可能的表述形式。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统治形式或不同的转型方式,对事物的认识前提必然也是不同的。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出发,演绎观察不同的存在与认识,未必能够弄清真相。因此,文章还将论及“转型”之前Chinese nation存在与否等问题。
一、一个新词的诞生
  汉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中国古代史籍中,表达民族概念的词汇,既有“民”、“族”、“种”、“人”、“部”、“类”等单音词,又有“民人”、“民群”、“民种”、“族种”、“族部”、“族类”等双音词;但尚未发现“民”和“族”两字连用、作为一个词表示现今所用的“民族”概念(1)。汉语中的“民族”一词究竟产生于何时,或曰谁先使用,学界对此已有多次探讨。原先都笼统地认为始于清末民初;而且孙中山可能是中国最先使用“民族”一词的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尤其是1905年《民报》创刊,孙文的发刊词直接引译西方民族主义渊源,正与当时新潮思想合流,遂成“家喻户晓”的固定概念。以后又不断有新的发现,把使用“民族”一词的时间向前推移。例如1902年《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中,或同年吴汝纶的《东游丛录》中,都使用了“民族”一词。继之又发现章太炎《訄书.序种姓上第十七》(1900年)说到“自帝系世本推迹民族”,或康有为1898年6月给光绪皇帝所上奏折《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揭》中有“民族之治”一语,或《时务报》上1896年已出现了“民族”一词。韩锦春、李毅夫撰文,认为“民族”一词最早见于1895年第二号《强学报》上(2)。最后,彭英明又将时间推前了20年,其依据是王韬1874年左右撰写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3)。彭文是笔者所见汉语“民族”一词溯源最早的文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王韬文中所说的“民族殷繁”,存在着模棱两可的现象:是“民”“族”还是“民族”?其实,“民族”一词的出现还要早得多。《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刊上登载〈约书亚降迦南国〉篇,讲述上帝委约书亚以重任,率领全体人民渡过约旦河,到上帝赐予以色列的地方去。文中写道:“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4)至于这是否就是汉语中第一次使用“民族”一词的文章,一时很难作出定论,也许偶然还会有新的发现。
  大凡持汉语“民族”一词来自日文之观点的人都认为,最先将汉语“民”、“族”二字拼成「民族”新词,用以译述西方nation一词的,乃是明治维新(1868-73)以后的日本人。而且,论者以为中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文章多译自日文,早期使用“民族”一词的人几乎都到过日本(5)。《东西洋考》告诉我们,此论不能成立。
  “民族”一词从偶尔使用到最终成为一个概念,从一个陌生的搭配到一句响亮的口号,无疑与十九世纪末叶救亡的呼声以及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分不开。从个别到普遍,或曰“民族”这个词的真正走红,还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是当时反帝、反清宣传中的一个口号和纲领,是“民族主义”之勃兴。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使全国陡然惊醒。也许因为甲午战争对中国思想史发展之催化作用,也因为“民族”一词适逢1895年之后的使用频率逐渐上升,所以有人以为汉语直到1895年还没有与西方nation观念(或曰概念)相匹配的表达(6)。换言之,直到“国民”、“民族”等词进入汉语词汇以后(论者指1895年以后),汉语中才有了nation的对应词。也有人认为汉语至今没有一个表述nation的词汇(7)。本文探讨的问题之一,便是汉语在1895年之前是否能够表达nation的含义及如何表达。在这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和分析一下二十世纪前西方的nation概念史。
二 一个传统概念的更新
  Nation是一个法语词,其拉丁语词源natio、nationis意为“被生出”、“种属”、“族部”。因此,Natio一词在欧洲古代及中世纪很长时期用以表示一个人的出身或出生地,而且单指非政治组合的族类。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十八世纪下半叶,而法国大革命则是民族意识之第一次“顿悟”(8)。之后,是否要做法国人、做一个“国民”(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个人决定;换言之,个体对“大民族”(grande nation)之认同所建立的民族(或曰国家)是一个意志整体。而在中欧及东欧大部分地域,民族属性并不是个体意志所决定的,而是文化传统等要素。直到进入十八世纪以后,欧洲nation概念的地域性与社会性界定同其它一些界定并行共存;但是,在近代主权国家以及专制统治形成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主权国家划分民族的倾向渐渐崛起,nation概念也因此逐渐获得了总括性的、追求国家民族(state-nation)的明确政治意义;继之是追求民族/国家之建构(nation-building)。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其根据都是民族与国家的契合,即民族必然组建国家,国家必然创建民族。对十九世纪nation观念之分类起深远影响的是一种对比,即德国与法国比照之下的中欧之“文化─民族”与西欧之“国家─民族”的区别(9)。也有人区别主观政治性亦即西方(指西欧)的nation概念与客观文化性亦即东方(指中欧和东欧)的nation概念(10)。较少带有这种民族固定模式色彩的是另一种区分,即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否发生在既有国家(法国、英国),意在国民平等和大众参政;或者为了谋求统一版图,新建一个国家(德国,意大利);或者为着反抗一个既有的多民族国家(例如抵抗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或奥斯曼帝国)(11)。
  认识“前现代”民族概念与「现代”国民意识之民族概念的区别,对理解欧洲状况以及欧美nation概念史至关重要。欧洲前现代nation概念,指的是历史形成的、与地域、语言、习俗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所决定的“族类”或“居民”等;凯撒所讲的高卢民族(nationis),指的是高卢“族类”。“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帝国”指的是德意志的版图与中世纪的一种政治形态,“民族”则是前现代民族概念所包含的“文化和语言”之共同群体。换一个例子说,意大利的土地上还不存在意大利民族和国家的时候,其居民对语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是很明确的:既是热那亚人,也是意大利人。随着现代共和政体与公民(citizen)意识在法国、美国、英国的崛起,现代nation概念的内涵才开始真正体现出来,而原先那种多少带有“自然而然”意味的语言文化共同体便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共同体的抽象观念,也就是国籍观与所有公民理想组合体的观念,以及公民对“他们的国家形态”、“他们的共和国”的认同。从西方nation概念的新旧对比来看,虽然十九世纪汉语中出现了“民族”这个新词,但多半只是中国一些传统概念的一种新的表达而已。当时这个新词似乎与西方“前现代”民族概念较为贴近,而与现代民族概念的涵义常常是相去甚远。
三 “三位一体”带来的难题
  从西方nation的概念史以及这个概念复杂的内涵与外延来看,汉语迻译nation(民族/国家)本身就存在一大难题。芮逸夫1942年撰文说:“由中山先生之说,‘国族’和‘民族’是相同的;而‘民族’和‘国家’也可说是相同的。这三个名词在西文本同作一词:拉丁文作Nationem,英、德、法文并作Nation。所以我尝以为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谓,可以说是‘三位一体’。”(12)早在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撰的《英华字典》(1866-69)中,Nation便译作“民”、“国”、“邦”、“邦国”(13)。而在现今的英汉等双语字典中,nation依然有“民族”、“国家”、“国民”等译词(nationality则既有“国籍”之意,又有一国之内的“民族”之意)。显而易见,西文中的nation究竟如何用中文表达,完全取决于上下文。而现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中所用的nation概念,其涵义常常是(一个)民族造就的一个国家,也就是一个国家所造就的(一个)民族。正是nation“民族”、“国家”兼而有之的时候,译者就必然陷入进退两难之地;或者说,“民族”无法涵盖nation的全部涵义,而且至今依然如此。不少人用“民族”一词翻译nation并视其为“直译”,可是,这“直译”常常不能直达其意,“三位一体”很难用中文表达,这就是我所说的“难题”。前文多处使用西文nation,后面还将经常出现,使行文多少有些生硬,实属不得已为之。
  如前所述,西方nation概念源于拉丁文。汉语中与此相关的概念无法与之同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语中没有相近的概念。不同语言、尤其是汉语和西语这两类迥异的语言,其概念之间自然不可能一一对应,而只存在或多或少的语义契合。下面我们开始考究nation当初在汉语中可能的表述形式。笔者以为:既然是一词多义,一词多“译”也就自然而然,且传导了一个词所包含的不同概念。
四 一词多“译”
  有人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分为三个阶段:文化主义决定族类意识的阶段(帝国时期),向民族主义转型的阶段(约1860-1919年),民族主义盛行阶段(1919年之后)(14)。这里对于具体时间的划分,也许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然而,假如这种说法基本成立的话,探讨西文中的nation在“转型阶段”的汉语表达形式,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论题。
  甲午以后,各种学会相继而出,“保国会”也于1898年在北京创立。王尔敏认为,保国会意味着对“国”字认识的成熟,这个“国”字“同于当时西方的NATION-STATE。这个‘国’字的自觉,在晚清酝酿成熟,在保国会有重要的表达。‘国地’(在今日沿用为国土)一词,同于西方的Territory,‘国权’(在今日沿用为主权)一词,同于西方的Sovereignty,‘国民’一词同于西方的People。合之足以代表民族主义观念之成熟。”(15)不错,正是在1895年以后,随着主权观念的成熟,中国人越来越多地给自己的事物加上“国”的定位,除了“国地”、“国权”、“国民”外,清季还流行起所谓“国教”、“国学”、“国粹”、“国文”、“国语”、“国故”、“国乐”、“国画”、“国术”、“国剧”等等,当然还包括“国耻”之类(16)。毫无疑问,这里的“国”字,就是西文中的national。不仅如此,“国”与nation的对应,早在1895年之前。1887年1月,清廷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在伦敦的《亚细亚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发表英语文章,题名是:"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国之睡与醒〉);这篇名文后来又以中文版〈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17)。英文本中共有十三处运用了nation(s)一词,译文均以“国”字与之对应,用以论述中国、他国及国际事物(18)。曾氏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注意,何启于1887年2月12日在香港的《德臣西字报》(The China Mail)发表反驳文章,题名"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A Reply to Marquis Tseng"(19)。胡礼垣当年就把何启的文章译成中文,两人联名发表〈曾论书后〉或曰〈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20)。反驳文章从原文到译文,同样显示出“国”与nation的对应,如foreign nations →“外国”之类。正是nation(“国家”)一词,不但当时通行于西方,今天依然如此。
  另外,查考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史书典籍,尤其是介绍外国政治史地的著述与译文,或是中国外交官和留学生的异域游记及杂感,“国”字比比皆是,“中国”只能是one of nations,或曰“世界之中国”(21)。当然,并不能说时人所用的“国”字都与nation相配,在许多地方单指country,但是与nation的“吻合”之处委实不胜枚举。假如说这种“吻合”纯是偶然,或曰那些不通西文的著者不可能知道nation一词,那么,我们不妨罗列几本外国人撰写或编译的著作: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着《外国史略》(1847年前钞本,《海国图志》引录此着凡60处),祎理哲(Richard Quarteman Way)编《地球图说》(1848年,1856年重版易名《地球说略》),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着《地理全志》(1853/45年),林乐知(Young J. Allen)着《中西关系略论》(1875/76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着《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1893年,又名《三十一国志要》),译作《泰西新史揽要》(1894年)等等(22)。就在这些名著中,「国”字甚是显眼。毋庸置疑,这些泰西来客是深谙nation之义的。而在《东西洋考》中,介绍各国概况时使用最多的也是“国”字。
  十九世纪下半叶不少书名中有“万国”二字(23),这是认识世界以后的自然结果:天外有天,国外有国。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出满300期以后,从301期开始,更名《万国公报》。提起“万国”,人们定然不会忘记1864年发表的丁韪良(W. A. P. Martin)译惠顿(Henry Wheaton)《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又名Wheaton's International Law)。《万国公法》所论之事,正与nations有关,或曰international。如果我们将原文与译文对照,“国”与nation(s)之对应是很明显的。
  当然,“国”字是无法兼顾现代西方语言中(特别是西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中)nation之全部涵义的。而现代汉语“民族”概念的涵义,多半只包含nation概念中表达“族类”或“人民”的那部分内容;这也是“民族”一词最基本、最原始的涵义。那么,在“民族”概念真正确立或曰被广泛运用之前,汉语是如何表达这层意思的呢?
  有人从中国古代典籍中种界群类的区别,认为“族类”当为“最早出现的民族意识”(24)。确实,“族类”是一个大概念。然而,中国古代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非我族类”之异族或夷族,不但“其心必异”,而且毫不对等。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只局限于中国版图与“四夷”地域,也就是在一个天下。然而,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至少慢慢了解到“红毛番”、“洋鬼子”属于“他民族”;没过多久,不得不承认中国只是“万国”之一。也就在那个时期,“族类”这个原本颇带种界血缘意味的概念,也被用来指称“他民族”。与“族类”等词相呼应,早已见之于中国古代史籍的“族”字,也从本国转向国际。(这“推陈出新”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传释:“族,类也。”不同类别的“族”,同样也见之于《东西洋考》:“土耳其族”、“蒙古族”、“以色列族”、“法兰西族”、“西洋族”(25)。当“族”字同国家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与现代意义上的nation概念已经相去不远了。
  十九世纪最初介绍各国概况的文献中,与“国家民族”(state-nation)之观念最贴近的,也许当推“民”字。《东西洋考》便偶尔使用“国民”一词(26),以及“欧罗巴民”、“法兰西民”、“俄罗斯民”、“西班雅民”(27)等等。如果我们将其译回英文,那将是European people,Frenchman之类,而这些概念都或多或少建立在nation的基础上。尤其在论述法国大革命及后来发展情形的时候(28),从“民”到nation的联想便是很自然的了。
五 顺理成章的事
  十九世纪中西全面接触以后,汉语在如何表达外国“新”事物的问题上也面临着一次挑战,这在中国人的泰西纪游中甚为明显。对一些抽象概念的译介更是困难,nation当在其中。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汉语在十九世纪对nation的表述是极为纷繁的,其原因一方面取决于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方面源于汉语本身的特殊性亦即构词和组合的机动性;更由于汉语拥有的丰富遗产。既然nation是“三位一体”(芮逸夫),十九世纪在不同上下文中所使用的“国”、“族”、“民”及其相关词汇,应该说已经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仅如此,以笔者之见,这种处理方法要比死板地用“民族”对译nation准确得多,其原因正在于“民族”涵盖不了现代意义上的nation概念。西方语言中一词多义极为频繁,我们肯定不能说中文无法表达;反之亦然。一般说来,哪一种语言里都可能存在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语言里没有你们这种说法。”但这并不一定妨碍我对“你们这种说法”的理解和表述。也就是说,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词汇库,语言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要素,然而它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和地域渊源,也只有在这种实际关照中才能对之作出准确的诠释。此其一。
  其二:西方“民族主义”概念是政治和学术用语中词义最广的概念之一;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才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二次大战后的反殖民主义之民族独立运动则推进了“民族主义”的世界性比较研究。如何依据客观的、带普遍意义的特征来诠释nation概念,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探讨nation,绝对不是探讨自然法则。Nation是一个纯历史的、由文化决定的观察、诠解、归类之范畴,nation(民族/国家)源于不同的历史政治关联之中,其产生与发展,当初在许多社会和地域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走向。正因为如此,众说纷纭所带来的矛盾很难使这个概念获得明确的界定;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且既有的不同定义也常常是游移不定,因时代和背景的不同而“轮流坐庄”。难怪有人称民族主义研究为“术语密林”["terminological jungle"(29)],探险迷路者不乏其人。现代民族主义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真正发展成普遍运动则在十九世纪。而1870年前,──再说得夸张些──1895年前,中国“没几个人”去过欧美;世界列强入侵中国,也肯定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民族主义。这样看来,nation在汉语中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词,似乎也顺理成章。中国人没有选择“音译”,而是采用了字典中常见的一词多“译”:翻译的是nation概念下的三个分支概念,以表达nation的全部意义。
  其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毫无疑问,中国传统的「族类”观念在外来侵略之后受到了挑战,中国人对“国民集体”之nation定义的理解,也是在外来思想的刺激下、尤其在对外反抗的意识和行动中逐渐成熟的。但是,西方民族主义根植中国以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必然使其带有自己的特色。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正如二十世纪欧洲之外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其反殖民主义、反外来统治的立足点或出发点与欧洲民族主义观念常常是大相径庭。鉴于此,用欧美现代nation观念衡量世界,肯定有走不通的地方。再则,Nation的多层意思虽然由来已久,可是,把“民族”和“国家”几乎变成一个联体同时体现在一个概念里,这是后来的诠释。“术语密林”的很大一片是后人培植的,即便十九世纪的欧洲对nation理解颇深,假如把今天的一些高度理念化、学理化的术语放到当时,恐怕也是空谷足音。就此看来,下引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30:
至于晚清民族主义之观念,当发生甚早。显然的事实,民族主义之词汇本身,并不是由西方Nationalism一字直接译来,最早习惯沿用,也并无“民族主义”一项词汇出现。这种思想,实际是一种时代的觉醒与反应,而使传统民族思想之内容有所扩充。
这类观点在西方学界是很少见的。西方的一种看法是,前现代中国人所认同的是文化和历史传统,对甚么是nation毫无概念,因此,这种文化主义(culturalism)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毫不相干31。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才从前现代的文化主义转型到现代的民族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至今不在少数。而少数人中却还有另一种发现:前现代中国同样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而且,传统中国的社会整体之表现形态,并非全然不同于现代民族主义对社会整体的设想。这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观点,其基点建立在种族性与文化观念上。也就是说,“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既是族性的又是文化的。(此立场与前文所说的中欧之“文化─民族”观念相似。)杜赞奇不同意把政治与文化截然分开,在中国如此,在罗马帝国、印度或中世纪欧洲也一样。民族主义研究的两位大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格尔纳(Ernest Gellner),都很强调民族认同中「意识”所起的重要作用;杜赞奇引伸此说,认为把作为一种认同感的文化主义与民族认同感加以区分是很困难的。前现代中国便是一个“自我意识之政治共同体”(self-conscious political community)或曰nation(32)。
六 “不知有国”勘误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创办的《清议报》第73、74期(1901年)连载的“本报论说”题名〈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简要地从地理和历史出发论说中国人“不知有国”,中国「无国号”,并陈述了中国人“国家是君主一家之产业”及“君主即国家”等观念(33)。从思路到行文可以断定,此乃梁氏手笔;其主要思想已详尽见之于1900年发表的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清末言论界骄子梁氏的此类论说,还见之于他的其它一些文章。这类思路对西方的中国研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换言之,西方中国研究中的一种常见的观点,很可能源于梁氏的“不知有国”说,从而推论前现代中国没有nation。欧美对梁启超深有研究,梁氏许多言论常常是很体面的“证据”。试举一例: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曾征引梁说,并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习用朝代、而不是国家来指称他们的历史共同体,可见,事实上以前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34)(笔者注:这里自然是说“民族国家”或“国家民族”。)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菲氏文章标题便是"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这就是西方从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出发,以朝代编史及中华民国之前没有国名来论证二十世纪前中国没有nation之观点的大概思路。在阐述“中国”是否国名之前,笔者想先作一些说明:首先,逃亡日本、被清廷悬赏通缉的梁启超的论说,多少带有当时在知识界开始流行的反清逐满情绪,矛头针对一个王朝并依此类推。可是从逻辑上说,“不知有国”的前提是“有国”。梁文本身便是明证。其次,中国二十四史以朝代为序,这是观念或“规矩”问题,本无可多加追究;在全世界通行以耶稣降生为准的公元之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连王韬编《法国志略》(1871年)、黄遵宪编《日本国志》(1879年)也均按他国朝代编史,配以中国年号相对照。马礼逊《外国史略》记载“葡萄亚国于周朝时已通贸易,后罗马国攻服之,以为藩属,汉朝时国日强,然屡被外国侵伐,唐肃宗时并入回回国者三百年,宋朝时〔……〕”(35),这类叙述方法在十九世纪介绍外国史地的书籍中占多数。笔者无意为这类过时的年表辩护,只想说明公历在中国确立之前的一种通常用法,而且不纯属“国粹”,世界各地均有此例。在欧洲,早期按朝代编史也不是个别现象(当然西人有公元参照),其原因正在于王朝观念的重要意义。然而,君主国的连续性却是事实,朝代可以更迭,君主国依旧。同时,欧洲封建主义时期,“朕即国家”并非路易十四之独家观念。第三:梁启超批判中国人“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提倡民权与人的独立精神,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倘若将此视为中国特有现象,定然是一种错觉。一般而论,世界史上几乎所有帝国,帝王是国家的象征,而在民权思想尚未成熟的时期,忠君爱国是一回事。帝国者,君主之国也。以英国为例:直至十八世纪下半叶,Nation与the Empire(帝国,帝权)还是通假词,可相互替换(36)。第四:朝代与国家在逻辑上(概念上)当然有别,可是在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倘若说历史上“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那就很难解释一个历史事实:十九世纪西方列强侵略了谁?难道不是Chinese nation(中国和她的人民),而仅仅是(或曰首先是)一个王朝?最后:国号固然重要,但是,希特勒统治下的波兰人,可以称其为亡国奴,却不能说nationless;波兰人的“波兰”依然存在。Nation的概念史既表明了这个「通用”概念与欧洲近代史的紧密联系,也展示了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文化主义本体,它只有在理念和价值判断中才能体现出来。
  下面,我们就在这个层面上来谈“中国”,并以清末具有代表性的言论?稽时人的“中国”概念,以显示“nationless”论者在解读“不知有国”或“无一国名”时的误解。
  王尔敏在〈“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一文中指出,中国人统称其国名为“中国”,原始于古代,历代沿习,以迄于今。虽然数千年来朝代更迭,各以朝名冠称国名,而“中国”之通称,实为最广泛、最浅显、最常见的中国人自号之名词,实为中华民族生长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自我意识(37)。可是,这个自古有之、习以为常的国名在近代受到怀疑,其缘由一方面在于这个共喻之称或曰统称并非正式的统一国名,一方面是“中国”二字在中西碰撞后本身受到的冲击亦即国人“中国”信念的动摇。
  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曾在《日记》(光绪四年正月初十)中写到:“佛经呼中国为支那,日本人亦用之,西洋转音曰斋拿。”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在“华夏”篇按语中亦有详尽记载。不同称谓,只是他国人的事情;中国人也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知道得更多,并对之作出反省,意在为中国“正名”,以彻底取代外国人对中国的烦琐称谓。虽然当时的言论界抱怨中国没有“全国总名”,但是“中国”还是存在无疑的(典籍中的中国,还有“华夏”、“中夏”、“中华”等不同名称)。换一个角度说:布路亚(葡萄牙)、大吕宋(西班牙)、土鲁机(土耳其)、大尼国(丹麦)、比耳西(波斯)等等,单在当时就不是中国人对这些国家的唯一称谓,这与被称谓之国有无国名(甚或是否有国)关系不大。国家(nation)之形成是漫长的、系统化的来往相处的结果,是世代聚合的产物。中国人的认同感也许是凝固太久了,甚至变成了“潜意识”。晚清士人对国名的思索,目的是──多少针对满清与历代王朝──找一个“正式的”统一国名。但在立论的时候,“中国”已是前提,且没有人否认这个统称的历史存在,只是有人追究它的合理性而已。比名称更重要的是,nation是一种存在。假如说中国以前没有nation的话,那就无法解释清季保种、保教、保国的民族意识。要保的这个“国”不可能晚于意识。
  对自古相沿的“中国”提出异议或更改国名的看法,汪康年大不以为然,认为约定俗成的称谓不一定正确,但没有更改的必要:“即西人之各种名称,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于理,岂有当乎。”(38)黄遵宪则明晰地指出“中国”的来由即历史上的“相对而言”:“中国之云,本以对中国之荒服边徼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39)探讨“中国”名称最有说服力者,或许当推竭力主张以“中华”为正式国名的章太炎之文化主义立场(40):
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在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
七 赘 语
  关于“民族”或「民族意识”问题,也许并非“旁观者清”。民族意识是个人或群体对一个“民族”的归属感,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认同。一般说来,认同者总是把自我民族视为崇高价值,是区别于他人的特殊的东西。世界上有两个极为相似的古老意识:非我族类之夷夏之分;非希腊人蛮族也。这便是民族意识初见端倪的时候。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nation,不是假设之物,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地域、社会、历史不同,民族观念亦因而有异。至于nation,甲方不必因为乙方没有一个贴切的表述而纳闷,乙方也不必因为甲方一词多义、间杂难分而感到摸不着头脑。这也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研究对象,也是一种诠释方法。作为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民族主义在西方近现代中国研究中最为常见,且不乏滥用之例41。
  Nation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对nation概念的认识,是历史的积累,历史还会不断修正前说。从某种程度上说,Nation是一个有待彻底破译的象征。因此,鉴于现代民族主义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以及nation之性质随历史而变,没有一种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近现代民族主义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平等、主权、民主、人权;无数次冲突、战争、种族主义、民族杀戮,至今还在表明始于十九世纪、建筑在划分界线、排斥攮除、建立同仇基础上的nation观念之好战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还是一种ideology亦即错误观念形态。
  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s)─“五族共处”,这种组合肯定不符合民族主义中的“民族国家”理论,也就是各民族为不同的实体,民族有权或必须独立自主各自建国。但这只是理论或教条而已,世界上多民族之nation比比皆是,大至俄罗斯、美利坚,小至瑞士、比利时。正是在欧洲这个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发源地,法国的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大不列颠的威尔士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加泰隆人等等,受民族主义驱使,自主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欧洲共同体却正在茁壮成长,且不断向东欧扩展。其目的无外乎整合一个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就已说过的“欧罗巴民”亦即European nation(s)。

注释
(1)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页255。──古代文献中偶尔亦有「民”「族”二字承接出现的情况,但并不连作一词。例如郑玄注《礼记.祭法》写道:「大夫以下,谓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显然,这里说的是「民”「族居”。
(2) 参见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民族研究》(北京),1984年第2期,页37。
(3) 参见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页8。
(4)(25)(26)(27)(28) 爱汉者(郭实猎 Karl Gützlaff)等编纂,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271;171、273、22、326、171;197、207、216、281;205、244、273、334;262、296。
(5) 参见注1《中国大百科全书》,页255;注2韩锦春、李毅夫,页39。
(6) Michael Lackner, "Anmerkungen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von China, Nation und chinesischer Nation im modernen Chinesisch", in Kulturelle Grenzziehungen im Spiegel der Literaturen: Nationalismus, Regionalismus, Fundamentalismus, ed. H. Turk, B. Schultze, R. Simanowski (G?ttingen: Wallstein, 1998), 331.
(7) John Fitzgerald,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 (January 1993): 85.
(8)(10)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44).
(9) F. Meinecke,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 vol. 5 of Werke, ed. H. Herzfeld et al. (München: Oldenbourg, 1969); Karl W. Deutsch and William J. Foltz, eds., Nation-building (New York: Aldine, Atherton, 1971).
(11) Th. Schieder, "Typologie und Erscheinungsformen des Nationalstaats in Europa",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22 (1966), H. 1, 58-81.
(12)芮逸夫:〈中华国族解〉,载《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页4。
(13) 罗存德编撰:《英华字典》,第三部(香港:Daily Press Office,1869),页1211。(Wilhelm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III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69].)
(14) 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January 1992): 109.
(15)(16)(24)(30) 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1970),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页227;227;209;229。
(17) 曾纪泽文章的译者为颜经与袁竹一。
(18) 对照本为:Marquis Tseng(曾纪泽), "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载许政雄:《清末民权思想的发展与歧异》(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附录一,页155-64。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载龙应台、朱维铮编注,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着:《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纪》(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页89-96。
(19) 何启原文"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A Reply to Marquis Tseng" (To the Editor of the China Mail),载许政雄:《清末民权思想的发展与歧异》(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附录二,页131-54。
(20)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初编.曾论书后》(上海:格致新报馆,1901)。
(21)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饮冰室文集》之六(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0),页12。
(22) 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上海:广学会,1894);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载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上海:着易堂印行,1877-97),第十一帙;余篇均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
(23) 如《万国历史》,《万国史讲义》,《万国史纲》,《万国史略》,《万国兴亡史》,《万国地志》,《万国纲鉴》,《万国宗教志》,《万国宪法比较》,《万国通鉴》,等等。当然,利马窦早已用「万国”称世界,如《万国图记》(1600)。
(29) Benjamin Akzin, State and 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1964), 7-10.
(31) James Harriso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Research Institute on Modern Asia, Hunter 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969). 转引自注14,页98。
(32) 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July 1993): 1-26.
(33) 〈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清议报》,七十三、七十四(光绪二十七年),《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北京:中华书局,1991),页4611-14、4667-73。
(34) 注7 Fitzgerald,页86:"The Chinese custom of referring to their historical community by dynasty (chaodai) rather than by country (guojia) implied that there was in fact no Chinese nation at all."
(35) 〈外国史略〉,载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1877-97),再补编,第十二帙,页24。
(36)(41) 参见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序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页7-8;3。
(37) 参见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1976),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页447-66。
(38) 汪康年:〈汪穰卿先生遗文〉,载《刍言报》,宣统二年十月十一日;摘引自注37王尔敏,页459。
(39) 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一》(1879)(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页133。
(40)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民报》,第十五号,光绪三十三年刊(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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