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数据库 古代文论数据库 旧版入口 English
首页 > 研究新论 >

方维规·一个概念一本书--读冯天瑜先生新作《"封建"考论》
2015-05-16 16:56:54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9/2006   点击:

方维规

本人在西洋从事中国文学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多年;如何将有些重要的汉语概念移译成西洋语言,常常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封建”便是一例。这里说的并不是翻译用词问题,而是“概念”与“指称”的问题,“名”与“实”的问题,也就是接受者是否能够理解的问题。在现当代汉语语境里,诸如“封建意识”、“封建迷信”、“老封建”之类的表达是不难理解的;而将其直译成西洋语言,一向以“封土到臣”、“采邑领主”诠释feudalism(封建)的西方人,一定会感到摸不着头脑,不明白这些以“封建”为基轴的短语所言“封建”为何义。
“封建”(即“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这个汉语古词在20世纪发生了指称的变化,获得了“新”的涵义和标记,其词义特征与古义“封建”几乎无缘。笔者以为,所谓“封建”新义,或曰此概念蜕变后的内涵和外延,至少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封建’指称1911年之前中国历史上的皇朝时代;而1949年前的一百年时间,也常被称为“半封建”时代。其次,“封建”用以状写与所谓封建传统和封建社会相关的意识形态。第三,在人们谈论所谓“封建”残余的时候,或论说保守的、愚昧的、落后的、迷信的行为方式和思维的时候,亦常出现“封建”一词。以上三点,大概可以包括绝大部分中国人的语言实践。即便在学界,似乎大部分人至今还在用“封建制度”描写秦汉以降的各代皇朝。甚至连不少史学家也已经不再考虑“封建”概念的词源和语义,或不再想到,今天的“封建”概念,至多只是“约定俗成”而己,井不能说明“约定”的准确与否。在这种情况下,冯天瑜先生的大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杜2006年版,以下简称《考论》)的发表,无疑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
本文开头所说之翻译的困惑,主要是说,一个误用的概念无法得到正确的翻译。这种概念的误用,正是冯论所说的概念误植所致,或曰“名实错置”。早在《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一书及其他一些单篇论文中,冯天瑜己对不少误植概念作了可贵的厘定工作。在研究概念史的时候,指出误植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误植的缘由,这就往往需要长篇大论甚至一本著作论述一个概念,《考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式。它不但指出今天的“封建’概念既与汉语本义脱钩,又与英语feudal system或feuda-lism相左,而且还明晰地展示了整个概念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及这个多少己经变得不伦不类的泛化概念的来由。使《考论》这部难得之作与其他类研究区分开来的,首先就是它的篇幅。换言之,中国学界明确地在“历史语义学”的层面上,一本书论一个概念,此著当为开山之作。当然,《考论》巨制,非言纸张之重,而是内容丰厚。
与《新语探源》相仿,此作依然围绕中西日互动展开讨论,探索一个概念的古今沿革。中西日交叉关系是目前谈论西学东渐话题的一个常见框架,冯氏研究则在结构上更加突出这一交叉关系。所谓中西日互动,或许最能体现于“封建”一词与feuda-lism交接之初。当美国传教士平文(J.C.Hepburn)编撰的《和英语林集成》(1867)或柴田昌吉、子安峻编撰的《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起用汉语古词“封建”与英语feuda-lism对应,用“封建的”翻译feudal,应该说是极为精准的,原因是日本与欧洲封建制的酷似以及日本自古袭用的汉语“封建”之名与西洋概念的匹配。对此,冯文作了极为精当的论述。其实,用“封建”写照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和政治形态,己经见之于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和徐继畲的《流环志略》(1848)。在这两部介绍外国史地、政治习俗等概况的名著中,“封建”一词虽不常见,但却用得恰到好处,例如魏源说欧洲诸国近代“变封建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鉴于魏源等人之著多以一些洋人汉语著述为蓝本,我们多少可以窥见当时中西“封建”概念的对接,窥见feuda-lism概念在中土的“移译”,尽管论者常常是引用他论,而不是从翻译的角度介绍欧洲的feudal system。
19世纪下半叶,“封建”概念还未异化。郑观应在《易言·论公法》(1880)中指出:“考诸上古,历数千年以降,积群圣人之经营缔造,而文明以启,封建以成。自唐、虞迄夏、商、周,阅二千年莫之或易。”谭嗣同则在《仁学》(1896/1897)中说“自秦以来,封建久湮”。时至19、20世纪之交,也就是“封建”概念从日本返回中国的时候,梁启超将“封建”与feudal相对应,将中国周代国体与古希腊国体相比(《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或论述春秋战国至秦代由地方分权趋于中央集权,“及秦始皇夷六国,置郡县,而封建之迹一扫”(《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此时,梁氏所运用的“封建”一词,既是正宗中国概念,又是接受了西方学术、经日本与西方feuda-lism相通约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真正的中西日互动之时,“封建”还是一个纯正的概念,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与feudal的对接。清末民初,基本上还未出现“封建”术语紊乱的现象,误植或对一个纯正概念的歪曲是以后的事。
冯天瑜的《考论》,对这个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没有对大量资料的把握及深厚的功底,此工程是无法完成的。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冯氏对日本材料如数家珍似的陈述与分析。此书日本“封建”概念史部分,汇总东西洋考,兼及中西交汇;分则可视为一部精巧的日本“封建”概念史,将其镶嵌于古今中国“封建”论,合为一部充满动感的概念发展互动史。从方法上看,此作是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的成功结合;加之一些范例比较,更有助于辨析。另外,书中除专章阐述欧洲“封建”术语外,不管是在日本部分还是中国部分(不包括中国传统的封建论),对欧洲“封建”概念的关照总是或明或暗地体现在全篇论述之中,因此,《考论》也是对西方各种封建论的一次大的检阅。这样,我们又看到了概念史跨文化研究的成功尝试。
《考论》一方面系统地再现了中西日众多的“封建”论,另一方面对中国“封建”概念在20世纪的异化作了详尽的论述(这也是认识误植的关键):从陈独秀的“泛封建”观到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封建中国说,从中国社会史论战时诸说并存到郭沫若封建说的确立,以及此后成为流行说。这一切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曲折的历史长卷,让我们看到“封建”概念在20世纪之演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即诸多名家对泛化封建观的质疑或者坚持精当的“封建”用词,为何无力修正脱钩和误植。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概念的不平常的命运,看到了非学术对学术的干扰;或如著者所指出的那样:“‘封建’泛化,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因的。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更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可以总结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问题。”
陈寅恪有“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名论,此说似乎略嫌夸张。不过,不少文史哲核心概念的解释,其非同一般的意义是无庸置疑的。《考论》的问世,似乎可以让人比较直观地领会陈寅恪解字作史的见解。《考论》无疑是一部精湛的“封建”概念学术史。言其精湛,很大程度在于这部力作的拨乱反正和继往开来。拨乱者,非自冯氏起;而冯氏拨乱,气势过人。《考论》是作者长期关注名辩、对一个概念反复思考的结果,冯氏对泛化“封建”概念的怀疑及其纠正的努力,已见于十五年前的《中华文化史》中对中国“封建制度”的专门辨析,冯氏无疑属干当代最早关注“封建”概念之误用的学者之一。另一方面,《考论》精选各种名家论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封建”名辩;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会赞叹《考论》为探讨“封建”概念的集大成之作。
当一个学科连最基本的概念还没有弄清的时候,很多学理讨论只能是盲人摸象,或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悲的也许并不是众说纷纭,而是人云亦云一种仿佛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是以讹传讹的天长日久,“封建”便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冯天瑜展示的由陈独秀开创的诸多“泛封建短语”,在现代汉语(政治)语汇中多么“理所当然”!然而,当我们看到冯氏揭示的诸如“封建地主阶级”、“封建专制帝王”、“封建专制皇权”、“封建官僚”等套话的自相矛盾之处,我们自会感到误用概念之滑稽。确实,泛化“封建”概念是历史对现代汉语开的一个不小的玩笑。只有在正本清源之后,《考论》作者才可能提出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指称秦至清之帝国时代。这时,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到“正名”的重要意义,看到一个中心概念对一个学科的意义。由“封建”概念引发的论题,不但涉及中国历史的总体框架,亦关乎“封建”自身的定性和定位,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应厘清的大概念。同样在这时;《考论》己经超出了对一个概念的论述,超出了中西日互动的讨论框架,成了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个总体反思和考察,并给历史重新定性。
应该说,书作者提出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总括秦至清之主要时段的见解是很自信的,而且作了必要的论证。但是,作者似乎还是看到了语言实践自有的规律,看到了一个概念约定俗成、难以更改的事实,因此,冯天瑜说其正本清源,也在于让人们在“将错就错”之际,知道“错”在哪里,正解何方。笔者也曾对几个重要术语作过些微梳理,与冯先生的上述看法大约相同,为的是让人知道“原来如此”。不过我现在想,中国“封建”论者逾越千年,“将错就错”不过才大半个世纪而已,人们不见得会一错到底。既然这没有封建的“封建”属于子虚乌有,执迷不悟总有到头的时候。其实,笔者所见的西洋升堂入室之中国史论,秦汉至明清,一般不会以“封建”论之,而是“官僚中央集权制”之类,或者是早己见之于梁启超的“专制政治社会”等。中国当代对以“封建”论秦之后二千余年的考问,也是在对外开放以后的中西交流,促进了对西方feudalism以及对本土原本封建词义的再思考以后的事。我相信,通过学人的论说,教材的更正,汉语“封建”概念的普遍正确使用只是时间问题而己。到那时,人们依然会想起2006年的一本书所作出的非同一般的贡献。
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不敢冒昧评说《考论》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意义;但是凭直觉,此书当为史学不同凡响之作。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汉语历史语义学领域,《考论》的重要性及其典范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冯天瑜在其《考论》释题时指出,此书“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我以为,这是一部有分量的历史语义学著作或论文的关键所在。论词溯源只是为了铺陈,释义才是宗旨;而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些关键词,本身就直逼思想史要害,也只有在思想史的高度才得以廓清。对做概念史的人来说,尤其可以从冯天瑜在此著中对“名辩之学”的阐发得到颇多启示;冯氏力倡名辩之学亦言之有理,而《考论》本身,便是对名辩之学的意义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注解。
最后,笔者想就《考论》中提出的“历史文化语义学”概念发表一点看法。此说当为“历史语义学”的延伸或扩展。加入“文化”,自然是为了强调文化在词语和概念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或视其为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者,这里只是一种限定,研究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概念之历史。本人所理解的“历史语义学”,是研究某一个词语或概念的生成、发展和变化及其与一些相关概念的关系,注重一个概念的发展和定型“过程”,或不同时代对一个概念的不同认识。人文社会学科中不少概念的发展,往往与不同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地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假如说“历史文化语义学”中的“文化”是一个广义概念,那么,加入“文化”似嫌累赘,因为“文化”是“历史语义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或许也是陈寅恪所说“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原由。如果“历史文化语义学”取狭义之“文化”,又会给人拘囿之感,因为很多概念本身超出了狭义文化范畴。且以“封建”为例,它与历史和文化有关,同时也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议题。同样,“封建”概念的“名实错置”亦即旧名向新名的转换,固然由于“一些史学家那里发生了文化错位”(冯天瑜语)所致,但还有不少学术与非学术的原因。另外,在狭义文化范畴内探讨“科学”、“革命”、“商品”、“市场”、“细胞”等概念的语义发展,也有不够贴切之处。因此,本人还是觉得简用“历史语义学”为妥。


上一篇:方维规·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  
下一篇:方维规·时代与创新——简论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