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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视角:从西方现代性到西方审美现代性
2015-05-16 14:56:05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一 时期视角的意义
        通常而言, 在对现代性( 特别是西方现代性) 的认识上, 主要有时期( period) 、特性( quality) 、体验( experience) 3 个基本的视角, 这些视角是导致现代性歧义丛生的主要原因, 介入点的不同也导致了各个学科对现代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同样, 在认识现代性这样一个概括社会变迁的概念时, 也有学者从时期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从时期的视角看, 西方现代性应该被理解为从西方某一时期开始的历史活动。这里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道格拉斯·凯纳尔(Douglas Kellner) 、斯蒂文·贝斯特( Steven Best) 认为, 现代性是紧随中世纪之后展开的历史: “现代性一词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正如马克思、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所阐释的那样, 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 指涉紧随‘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1]
        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从“矛盾性”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性, 现代性指的是“一段历史时期, 它肇始于西欧17 世纪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型并承受为: ( 1) 一项文化筹划———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 ( 2) 一种由社会完成的生活形式———随着工业的( 资本主义的, 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2]也就是说, 现代性是从17 世纪始。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非常明确,18 世纪是现代性的形成期: “现代性随着资本主义的起源而趋于形成, 18 世纪可以视为其形成的明确的时间标志。现代性不只是预示着强大的历史欲求和实践, 以及社会化的组织结构方面发生转型, 同时在于它是社会理念、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审美知觉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也许更重要还在于现代性表达了人类对自身的意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不仅反思过去, 追寻未来, 同时也反思自我的内在性和行为的后果。在批判的理论家看来, 现代性与其说是一项历史工程、成就或可能性; 不如说是历史限制和各种问题的堆积。现代性总是伴随着自我批判而不断建构自身, 这使得现代性在思想文化上具有持续自我建构的潜力。”[3]此外,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把现代性视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还有论者把资本主义的起源视为现代性的开始。
         从这些代表性的观点来看, 我们可以从时期的角度把西方现代性确定为西方17 世纪以来的历史时期, 这时西方社会开始了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当然, 在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 我们应该承认, 现代性的展开虽然以17 世纪为标界, 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也可以称之为量的积累过程) , 其中作为历史事件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推动了现代性的形成。也就是说, 现代性以追求变化和新为重要标志, 但它的“新”是相对于中世纪的“旧”而言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形成现代性的最早时期不应该在14世纪之前, 形成现代性的最晚时期不应该在启蒙运动的之后。事实上, 英国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都无疑地成为西方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
        其实, 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现代性研究者都选择从时期的视角来研究现代性, 这也说明了这个视角的优势。这个视角的优势在于: 它为我们分析现代性提供了历史的视角, 也就是说, 现代性首先是一种历史现象,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来接近它; 它为现代性设定了一定的时间范围, 即西方世界在14 到18 世纪所开始的社会转型, 对现代性、现代事件和现代现象的研究不应该超出这个范围; 从这个视角研究现代性, 可以历史地认识现代性的产生、发展, 使现代性研究获得历史感和具体性, 能够克服现代性研究中的非历史化和和抽象化倾向, 并防止现代性研究的泛化。当然, 这种研究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我们知道, 历史的发展是渐进的过程, 需要长期的量变的积累, 但人们把某些历史事件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 却把某些因素排斥在外,这说明分期是有相对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现代性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追求新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现代性事件、现代现象无不以新相标榜, 但新与旧的区分也是相对的, 在走马灯似的循环中, 客观的标准也受到挑战。正因如此, 这种研究也受到强有力的批评。福柯洞察出这种研究弊端: “我知道, 人们常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 或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的总体来谈论; 人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 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幼稚的或陈旧的前现代性, 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于是, 人们就会发出追问, 以弄清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是否应当从中看到对于18 世纪的基本原则的断裂或背离。”[4]利奥塔更是直指其要害: “历史的分期属于现代性所特有的强迫症。分期是把时间置于历时性之中的方法, 而历时性是由变革的原则支配的。”[5]刘小枫的看法更使我们沮丧: “生存性的‘现代现象’的历史时间或年代学定位是没有意义的, 追溯‘现代’的词源用法也没有意义。从生存品质和样式的生存性意涵来勘寻‘现代’现象的定位, 找到的只是随时间而推移的生存样式的服装更换。”[6]尽管如此, 但我们必须承认, 仍然有许多人从时期的角度进行研究, 并有不少收获。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局限而完全地抹杀了这个视角的意义, 应该在承认其优势和局限的基础上挖掘其潜力, 以获得对现代性的更深入研究。

         二、时期分期的主要流派
         从时期的视角分析现代性时, 还蕴涵着另一种可能, 就是把现代性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对象和过程来看待。这样, 现代性就成为动态的、由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这也就引发了关于现代性的分期问题, 即根据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将现代性划分为有明显特征的不同的历史时期, 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它。这里提供了几种有代表性的现代性的分期, 不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各个时期的现代性和现代性整体的认识, 而且还有助于阐释西方审美现代性。
         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是这样划分现代性的3 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6 世纪初到18 世纪末。“在这个阶段中, 人们开始体验现代生活; 还不清楚自己受到什么东西的撞击。”第二个阶段起始于18 世纪90 年代的大革命浪潮。这个阶段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 “法国大革命和它引起的各种回响使得一种伟大的现代公众突然地戏剧性地出现在生活之中。这种公众共享着生活在一个革命时代里的感受, 在这个时代, 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会产生爆炸性的巨变。”[7]第三个阶段是从20 世纪至今的现代性。在这个时期, 现代化扩散到了全世界,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主义文化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与此同时, 社会的碎片化加剧, 不同的、缺乏联系的现代性的私人语言开始流行, 这时的现代性观念也失去了与自己根源的联系。伯曼主要是依据体验对现代性进行分期的, 也同时兼顾到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这些体验的决定作用, 二者的结合产生了这样的分期。
         瑞典学者J·佛纳斯( Johan Fornas) 继承了韦伯对现代性的解释, 主要依据现代社会特征的变化对现代性进行了分期, 他把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阶段( 1500 年至1800 年之间) 、“高度现代性”阶段( 1900 年至“二战”前) 和“晚期现代性”( “二战”之后) 3 个阶段, 其共同特征是: “不可逆转的动态化”、“充满内在矛盾的理性化”、“分化”过程的普遍化。西方现在所处的“晚期现代性”是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即“由于晚期现代性不但继续消解着某些尚存的前现代的残余物, 同时也消解着某些早期的现代性生活方式, 因此它看上去似乎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逆反运动, 实际上现代性的上述基本特征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似乎正在变得更加急速和多样, 现代性已经扩散到全球并且进入到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毛孔之中, 现代性正变得越来越具有自我反思性, 同时,正在消解它的旧形式以及创造新的危机和新的可能性。”或者说, 它指的“是现代性的一个强化了的、加速的、反思性的、‘极端’的、‘超级’的或者‘晚期’的阶段。”[8]
        英国学者G·德兰梯(Gerard Delanty)根据解决现代性矛盾的方式把现代性分为前期、高度发展时期和当前3 个阶段。现代性的共同特征是: “自主性(autonomy)与碎片化(fragmentation)之间的矛盾或冲突, 对自主性的追求主要是通过社会活动各个领域的持续分化过程来实现的, 这种持续的分化过程有可能导致社会的碎片化, 后者可能反过来危及人们追求的自主性。因此, 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或冲突是现代性各个发展阶段都需要妥善解决的基本问题。”[8]其中, 在前两个阶段, 这个矛盾的解决主要是通过民族国家对分化为各个领域或部门的社会的整合而得以解决的, 高度现代性时期的整合能力也达到了高潮。但随着高度现代性的发展, 一方面进一步的分化导致了原来分化的界限的模糊, 出现了“逆分化”的现象;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整合能力逐渐减弱, 很难将社会进行充分地整合, 社会趋于“碎片化”, 更加剧了“自主性”与“碎片化”之间的矛盾。这种划分实际上是根据现代性的发展特征来划分的。
         柯什勒克(Neuzeit) 着眼于现代性的语义变化,并从这些变化中展示了现代性的几个主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 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为标志, 在15世纪欧洲所形成的现代性, 当时人们所理解的时代顺序依此为: 古希腊与古罗马、中世纪和现在, 这个时期的现代性与中世纪是对立的, 而这种对立是通过模仿古代得到的, 也由此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 第二个时期, 从16 世纪到17 世纪末, 术语“新的时代”开始使用, 古代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第三个时期启蒙时期, 这个时期的现代性面向未来, 非常重视时代的新异性的质的要求, 是向未来定位的。其前提条件是: “只有到基督教的末世论抛弃了它对于迫在眉睫的世界末日的到来的不断期望, 科学进步和‘新世界’及其民族的意识的不断增长开启了新的期望视域, 这种重新定位才会发生。”[9](P26)到了18 世纪末,现代性逐渐摆脱了中性的用法, 与“进步”、“世界历史”、“革命”、“危机”、“发展”等联系起来, 并与整个传统对立起来。第四个时期是19 世纪下半叶, 现代性逐渐发展成为新时代的观念, 并直接与构成现代性本身的时间性联系起来, 现代性意味着新的、时尚的, 审美的现代主义的逻辑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新异的时间性所具有的独特而矛盾的抽象性被同时质疑与肯定”的阶段, 出现了当代与现代、后现代与现代的对立[9](P24- 29)。当时人们观念的变化导致了现代性的这些语义变化, 因此, 这种分期实际上是观念史的分期。
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 曾经从时期的角度细致地对现代性进行了分期: 17 世纪, 指典型的现代性, 它是一门普遍的新学科运动, 名之为“普遍数学”; 18 世纪的现代性主要指启蒙运动, 它特别地关注人权和社会解放运动; 19 世纪的现代性, 指现代化运动( 即工业化) , 但波德莱尔式的现代性和韦伯式的“理性的铁笼子”则是与此相对立的两种现代性; 20 世纪的现代性, 既指先锋派的现代主义, 有指集权主义式的现代化概念, 还指那些永远在循环自身的现代性[10]。
         以倡导“多元现代性”观念而著称的艾森斯塔特( Shmuel N.Eisenstadt) 则认为, 从19 世纪到20 世纪60~70 年代是现代性的古典时期, 也是现代性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扩张, 这个时期民族国家、革命国家和领土国家的大量涌现, 经典的民族—国家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自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是现代性发展的崭新阶段, 也是现代性的第二波的扩散, 这个时期西方社会出现了各种新社会运动, 它们从不同程度挑战了经典的民族—国家模式, 民族国家的自我管理能力也受到削弱[11](P96- 97)。
        实际上, 艾森斯塔特主要是依据多元现代性发展特点和趋势来进行分期的。实际上, 现代性并不是铁板一块: 它既有确定的、一致性的因素, 又有变异性的素, 而且这些因素之间充满了矛盾、分歧、冲突和对立。现代性的这些内部构成因素相互作用, 才导致了现代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样, 这些状况也明显地反映在以上西方现代性的分期中。这些分期的依据各不相同———有的是现代性体验的变化( 伯曼) ; 有的是现代社会特征的变化( 佛纳斯) ; 有的是解决现代性矛盾的方式(德兰梯); 有的是现代性的语义变化和观念变化( 柯什勒克) ; 有的是多元现代性的发展状况和趋势( 艾森斯塔特) , 但这些分期的基本前提则是相同的, 即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 它与传统社会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 而且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变化都可以从社会的发展历史中找到根据。但由于视角的不同, 以及对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理解, 才导致了这些分期的不同和多样性, 因此要看到这些分期的差异、前提的一致性。对现代性进行分期, 不但可以促使我们认识现代性的复杂性, 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更细致地认识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各个阶段的特点和整体状况。因此, 这种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要考虑到其局限性, 并在尽可能地克服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来采用这种研究方法。

         三、从西方现代性到审美现代性
         作为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表征, 审美现代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理解审美现代性又离不开对现代性整体的把握, 需要从现代性中寻找和分析审美现代性的起源和特征。因此, 以上对现代性的理解就构成了我们分析审美现代性的基础和前提,也为我们从时期视角分析审美现代性开辟了道路。
          实际上, 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依据外延的大小依次排列的3 个概念。现代性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等维度在内的综合性的概念, 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审美现代性则是被包含在文化现代性之中的更小的部分。因此, 从纵向上看, 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的变迁为我们研究审美现代性提供了基础; 从横向上看, 特定时期的审美现代性总是与该时期的现代性、文化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因此需要在这种联系中分析审美现代性的起源和特征, 也就是要考虑整体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状况对审美的决定作用和影响, 但它们之间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 而是要找出其发生作用的中介因素。
         第一, 西方审美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在理解和分析西方审美现代性时, 必须从西方现代性的起源和特征出发来研究它的起源和特征; 现代审美现象是审美在西方现代社会情境中的呈现, 它是从现代性中衍生出来、与现代性与生俱来的现象, 对西方审美现象的选择和分析也不能超出西方现代性的限定。虽然不少学者把17 世纪定为产生西方现代性的标界, 但应该清楚, 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 从总体上来说, 它们没有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变化那么迅速, 基本上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之后才出现的现象, 当然也不乏超前型的或滞后型的审美现象, 所以对审美现代性的研究要具体对待。这样一来, 根据以上对西方现代性的分期, 我们可以把现代审美现象视为自16 世纪( 最早不超过15 世纪) 以来审美在西方世界的呈现, 西方审美现代性则是审美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的变迁, 它与现代性的展开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 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分期。在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分期时, 虽然也以新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 但毕竟有社会结构、社会特征等这些相对客观的存在作参照, 但审美现代性就不同了。审美现代性的“新”面临着更大的问题: 不仅“新”的标准是主观的、相对的、个体的, 而且也不像现代性所追求的“新”那样具有一定的社会因素的参照。同时, 审美现代性还充满了悖论和矛盾, 当这些审美思潮、审美观念和审美现象都把求新作为其追求的价值和目标时, 当它们都以新、现代相标榜的时候, 它们有可能像时尚和服饰一样仅仅靠模仿和循环成为变化之流的一个匆匆过客或脚注, 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新和现代, 并最终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这些行为本身也会演变为一系列无休止的命名和炒作。分期标准的差异性造成了对审美现代性分期要比对现代性进行困难得多, 这也使我们认识到这个视角的局限性, 并从突破这些局限中寻求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科学分期。
         对西方审美现代性进行分期有助于加深对其特征和整体的认识, 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研究状况看,存在着多种关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分期。为了更科学地理解西方审美现代性, 这里在分期时避免了仅仅从审美的变化进行分期, 而是把社会的变化( 特别是重要历史、文化事件) 对审美现代性的影响考虑进来, 将二者的结合进行分期。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和“二战”等。几个对西方审美现代性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 不但有助于理解审美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 而且这些事件具有标界意义, 也有助于对西方审美现代性进行分期。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特别是后者)对人的重视( “人是万物的尺度”) , 导致了人的关怀由天国向世俗的转移, 也促成了审美向世俗、现实的人的倾斜; 启蒙运动对理性和个体权利的强调, 引发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分化, 使审美成为一个专门而独立的领域, 同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个体的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对立开始出现并加剧, 自由个体的出现为浪漫主义审美思潮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情感、直觉、感性、灵感这些审美元素逐渐获得了合法性; 19 世纪下半叶( 或20 世纪初) 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时期, 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价值观和“理性至上”的原则都遭到了质疑, 由此引发了对启蒙所规定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关系的怀疑, 在这样的背景下,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审美观念逐渐衰微, 现代主义审美思潮开始产生, 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 1914—1918 年间发生的“一战”和1917 年发生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对现代主义审美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前者使人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繁荣的虚幻性, 后者促使人们开始思考资本主义的前途, 并感受到了其危机四伏的困境, 二者的影响使现代主义审美思潮打上了悲观和绝望的底色。“二战”后( 特别是20 世纪60~70 年代后) 西方社会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阶级构成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并对人的存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审美世界的面貌也为之改观。
          根据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变迁, 并结合西方现代性的发展( 特别是社会历史因素的重要影响) , 本文尝试提出一种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分期: ( 1) 从16 世纪( 最早不超过15 世纪) 到启蒙运动; ( 2) 从启蒙运动到19 世纪下半叶; ( 3) 从19 世纪下半叶到“二战”后( 准确地说是上个世纪60~70 年代) ; ( 4) 从“二战”后( 准确地说是上个世纪60~70 年代) 至今。其中第一个时期属于发生期; 第二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属于发展期; 第四个时期属于反思期。在西方审美现代性的这些发展阶段中, 每一个阶段都有各自的侧重点, 并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在第一个阶段, 审美越过了中世纪的鸿沟转向了世俗和人类自身, 关注世俗生活、人的理智与情感, 宣扬人性、人道主义, 反对禁欲主义,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神力的存在, 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掉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在这种状况下, 为了合理地肯定人的存在, 审美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古代, 通过重构古代人的审美世界, 既为自身取得了合法性, 也从审美角度肯定了人自身的存在。但这时审美所强调的人并不是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个体, 而是抽象的、思辨性的人类的整体, 与潜在的神形成了对照, 并隐含着为人的整体存在的合法性辩护的潜台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审美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因此, 这个时期的审美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与西方现代性、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密切, 它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 并呈现出了很大的含混性。其中文艺复兴的审美思想强调审美的特性, 典型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审美状况。
       在第二个阶段, 启蒙运动奠定了西方现代性的基础, 也对审美现代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理性至上”原则被确定下来,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人的权利和价值得到尊重, 为个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有助于审美现代性的发展, 可以把浪漫主义视为这个时期审美现代性的典型。浪漫主义一方面张扬个人主义, 从创造性、直觉、灵感、情感、想像、幻想、虚构、沉思、独特性、个性解放、天才等方面强调了审美的特性, 并展示了对自然、朴素和真实等风格的追求; 另一方面也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原则和理性的扩张, 对工具理性引发的社会进步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也对价值理性的失落深感担忧。这时的审美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既有一致的一面, 又有矛盾和对抗的一面, 并第一次明显地呈现了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浪漫主义审美思潮还反对作为理性主义的审美对应物的新古典主义, 并从某些方面促进了现代主义审美思潮的诞生。
         第三个阶段实际上是现代主义审美思潮从产生、发展到衰微的过程。现代主义上承浪漫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质疑, 把一些现代体验推向极端, 产生了唯美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意识流等文艺思潮, 与此相伴的则是唯意志主义、直觉主义、表现主义、神秘主义、精神分析等美学观念的流行。现代主义审美思潮对传统采取了怀疑和拒绝的态度, 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维护社会存在的活动的合法性, 而审美也只有在创造中获得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此, 现代主义审美思潮极力发掘人的心理现实, 表现心理真实和本能冲动; 注重表现和创造内在的精神世界, 而不是去模仿、再现外在的表面性的存在; 形式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 要发掘其潜在的各种功能, 使所谓的内容为它服务。同时, 现代主义审美思潮对西方现代性的否定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不但对资本主义的前途感到绝望, 甚至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前途都感到绝望。这些原因都使审美现代性具有了危机感和悲观主义的色彩, 但它仍然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审美趣味。
        第四个阶段主要是指后现代主义审美思潮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二战”后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的转变又引发了审美的变迁。与此前的现代主义审美趣味相比, 后现代主义因反对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审美的精英意识而具有了平面性、通俗性和消费性; 因反对现代主义的独创性和个性而致力于艺术品的复制; 因历史感和历史意识的削弱而沉溺于当下的“精神分裂”式的体验; 因主体的消解、主体意识的衰微而呈现出体验的碎片和断裂; 因反对现代主义对审美形式( 特别是文字) 的专注而进行形象的创造和消费。从这些方面看, 后现代主义审美思潮就是对现代主义审美思潮的对抗和反叛, 但这只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面相。如果寻根追溯源的话, 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特征几乎都可以在现代主义中找到, 只不过前者将后者的某些特点发挥到极端罢了, 这构成了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个面相。难怪利奥塔认为, 后现代主义续写了现代主义; 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 认为, 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其中, 后现代主义特别地继承了现代主义的反叛意识, 不但反叛资产阶级的审美意识, 而且从根本上反叛了其现实依据和理论根基。后现代主义还继承了现代主义的反思意识, 并把这种反思意识推进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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