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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视角:詹姆逊视野中的“文化研究”
2015-05-16 15:06:02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一、阶级·种族·性别·身份
        文化研究自诞生之初就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极为重视阶级因素, 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日常生活和文化。英国的“新左派”的政治追求引发了早期的文化研究对阶级的关注。但文化研究传到美国后, 其政治色彩减弱, 特别是缺乏对阶级给予应有的重视。针对这些局限, 詹姆逊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第一, 既要分别研究特定社会现实中的阶级、种族和性别, 又要把它们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第二,要重视对阶级范畴及其各种新的存在形式的研究。随着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愈演愈烈, 阶级因素将会重新活跃起来, 被置于社会问题的前台。而且, 社会的变化也使阶级的存在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 要结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 分析阶级的各种新的变化和存在形式, 其中包括“完全形成的阶级, 自在自为的阶级, 通过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过程获得了‘阶级意识’的潜在的或结构意义上的阶级”。第三, 探讨性别和种族问题时, 一定要考虑到阶级因素。实际上, 性别问题仍是由背后的阶级和经济因素诱发产生的, 如果离开这些, 仅仅从生理、习俗等方面研究性别问题, 无疑是有局限的。种族研究也是如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如果把阶级与种族进行比较, 前者有可能获得与社会同步的发展, 后者“必然受到自身特殊的自我定义和构成性特点的限制”。最终其发展结果是, 阶级比种族更有发展前途,“种族冲突可以发展并扩大为阶级冲突, 而阶级冲突退化为种族竞争则是一种限制性的离心发展”①。这样, 离开阶级关系, 就不可能解释清楚种族问题。而且, 在詹姆逊看来, 种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阶级和阶级斗争终究是要消亡的, 只有弄清楚种族向阶级转变的方式, 才有可能解决种族问题。所以, 不能脱离阶级因素来研究种族问题。
         詹姆逊还对文化研究的身份研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身份(也被称为认同) 主要指主体对其起源、自我意识和归属等问题的判断, 主要由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组成。詹姆逊认为, 文化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之间的关系, 文化与集体身份建构关系密切: 当一种文化试图借用另一种文化时, 客观上就意味着对对方的权威性的承认和敬意, 可能伴随着集体性的嫉羡; 当一种文化试图拒绝另一种文化时, 就意味对对方的否定, 可能伴随着集体性的憎恶。这样, 文化势必影响到集体身份的建构。受到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的影响, 文化研究强调了身份的多重性、不确定性和虚构性, 消解了作为身份基础的责任和立场, 使身份研究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威胁。鉴于此, 詹姆逊强调了责任、立场之于身份建构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力图结合、引导和协调各种身份、各种责任和立场的促动性张力, 就不可能出现真正有意义、富有成果的作品和思想”。同时, 身份研究也要提防后现代主义多元论的侵蚀:“各种群体身份之间的张力能够提供一种更强大的角逐场, 但是这一切有可能被争雄的后现代主义及其所提倡的多元论变相地抽空或消解”①。这样, 才能处理好主体立场的多重性与身份建构中的结构等问题。

       二、理论旅行·学院政治·权力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改变, 其社会矛盾和对立也表现出新的特点: 阶级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 种族压迫与性别不平等逐渐突出。在新形势下, 文化研究以其强烈的政治意识积极地介入现实。一方面, 文化研究关注并力图改变政治、社会中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 文化研究主要以学术方式参与政治, 借助于学术发出自己的声音, 注重分析权力(包括政治因素) 对文化的影响, 所以具有浓厚的学院政治色彩。实际上, 文化研究只是对大致相近的学术旨趣的一种粗略概括, 但其内部颇为复杂, 而且还存在理论的旅行。
         文化研究传到美国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批判性和战斗性锐减。究其原因, 英国的文化研究注重对流行文化、亚文化和青少年抵抗文化的研究, 是在研究这些具体的文化实践中产生的; 而美国的文化研究则是在借鉴英国文化研究的结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的。随着美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发展, 文化研究的政治视野逐渐扩大到阶级之外的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 淡化了对阶级的关注。而且, 美国的文化研究与现实的距离更远些, 更多的是一种学院政治。美国的文化研究把斗争的领域拓展到学术领域, 诸如课程设置、专业教学、修正经典和对学院内平等身份的诉求等等。这样, 其学院色彩就更重些。批判性是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特征, 失去了这个特征, 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合法性, 很可能从根本上背离其主旨,沦为知识和概念的操练, 从而也就丧失了其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由于美国的文化研究丧失了对具有斗争意义的事件和重大社会改革的承诺, 其激进性和战斗性也丧失殆尽。詹姆逊还看到了美国的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局限: 缺乏历史感。在詹姆逊看来, 美国人认为其他国家的现实都是由文化决定的, 唯有美国是个例外。而且, 只有美国人才能代表人类, 才是普遍性、普遍人性的代表。其结果是,“美国人看问题无须任何历史角度, 也许连阶级观点也不需要⋯⋯他们不需要在自身特定的环境中看待自己”②。缺乏历史感导致了美国人的夜郎自大和盲目性, 这也体现在文化研究中, 并导致了其局限性,“阻断了分析具体对象与思考理论问题之间的联系”。鉴于对美国的文化研究局限性的清醒认识, 詹姆逊提出了改进的方向: 一方面要历史地对待研究对象及其具体环境; 另一方面又需要与美国现今的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 以真正地研究其得失, 并认清自己在研究的态度、视野等方面的盲目和封闭。
        詹姆逊看到了文化研究的学院色彩, 他也是由此来看待文化研究的政治性的:“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 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做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 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这项事业所包含的政治无疑属于‘学术’政治, 即大学里的政治, 此外也指广义的智性生活或知识分子空间里的政治。”① 虽然学院政治所涉及的范围已经大为扩展, 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冲突和矛盾, 但与实际的政治介入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文化研究的学院政治还表现为对权力分析的迷恋。事实上, 文化既被制度限制又为制度服务, 文化的独立、自治和超越只是一种假象。但传统的文化研究片面地强调文化的独立性, 忽视了社会对文化产品的影响。而且, 还主观地强调研究者的中立、客观,研究的科学性和逻辑性, 以及结论的普遍意义。文化研究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入手, 揭示了文化背后权力的运作、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 特别是话语权力的作用, 以破除人们对文化的错误看法。因此,权力分析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由此介入文化问题, 有助于促进我们对文化的真实状况的认识。但权力分析的作用和范围都是有限的, 不能把文化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权力, 否则, 就可能遮蔽事物的真正原因, 也会影响权力分析的效果, 甚至导致某种意义的政治倒退:“确认知识与权力有关, 确认认识论与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之间的关系, 力图将政治本身作为一个单独的例子或实践的可能性加以解释, 并且通过知识与标准的所有形式转化为纪律、控制和支配的形式, 实际上这种认同是整个从更狭隘意义的政治中撤离出来”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詹姆逊认为, 应该把权力分析放到合适的位置。

        三、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立场
        许多文化研究的理论家都有“左翼”倾向, 这使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包括新马克思主义) 作为其重要的思想资源, 这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研究的主旨、研究视角和方法。文化研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其中,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都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 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境遇已大不相同: 其面对的社会现实已不是往昔的资本主义; 其学术环境也有很大的变化, 需要在与新的思潮的交锋与对话中求得发展。这些因素影响了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知识谱系和理论倾向, 使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既有继承、一致的一面; 也有误解、歪曲、紧张的一面。詹姆逊既看到了文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也看到了文化研究(特别是美国的文化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就前者而言, 他认为,“文化研究或‘文化唯物主义’实质上不啻为一项政治事业, 而且实际上确实是一种马克思主义”③。但文化研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他对文化研究的整体判断, 但英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 英国的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较为密切; 美国的文化研究更为学院化, 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歪曲较多。这些误读、歪曲主要体现在对宏大理论和总体性的拒绝、以权力代替生产方式等方面。
         美国的文化研究大都青睐微观政治、学院政治,拒绝宏大理论和宏大叙事, 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历史进步、社会发展观念。尽管美国的文化研究中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总体化的倾向, 但它们还是竭尽全力地歪曲、反对总体性及其作用, 其方式是先歪曲然后批驳, 甚至动用了政治的谩骂。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 总体性是指借助于某个统一视角把所进行的观察与工具、素材联系起来, 形成一定的关系。但有些文化研究者的理解是, 总体性意味着让一切差异服从于“某种极权主义的、同质的有机总体”。结果, 总体性压制了差异、多元、偶然, 导致了专制和压迫, 成了罪恶的根源。在此, 詹姆逊继承并赋予被伯明翰学派发展了的“连接”概念以总体性的涵义:“这种连接是一种突发性的, 有时甚至是转瞬即逝的总体建构, 在此总体建构中, 性别、阶级、民族性和性生活交错混合到一起, 形成一个发挥作用的结构”④。以权力分析代替对生产方式的研究, 也是文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对文化进行权力分析固然可以揭示文化背后的权力支配关系, 打破其神秘感, 但并不能从中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还可能以此代替对生产方式的分析, 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权力这个问题, 韦伯和马克思都先后系统地阐述过, 不过研究权力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步骤, 旨在取代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对权力的研究固然开辟了新的领域, 产生了一些丰富的、令人着迷的新材料, 但是使用这些材料务必留心它所附带的意识形态后果, 知识分子更应该警惕那种祈灵保佑式的如醉如痴的自我陶醉”①。因为, 生产方式比权力更为根本, 它决定了权力的运作, 因此要把权力分析放在适当的位置, 从更为根本的生产方式入手来分析文化问题, 以防止落入权力的意识形态陷阱。同时,研究生产方式还有更大的意义:“为了研究某一种文化, 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超越了这种文化本身的观点,即为了了解资本主义文化, 我们必须研究了解另外一些来自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文化”②。
         实际上, 文化研究在处理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所出现的问题, 也是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许多当代西方理论都存在的问题。这可以引发我们深入地思考, 诸如马克思主义对分析当今社会文化问题的有效性、如何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的对话等问题。
          许多社会学家在理解知识分子问题时都持一种“悲剧意识”, 即作为观察者的知识分子必然有其难以克服的主观性, 这种主观性也影响到自己在沟通认识对象与认识行为时的效果。因此, 要反对任何先入为主的“理论预设”、倾向和对社会事务的积极介入。在詹姆逊看来,“悲剧意识”观借助于知识领域的盲点, 以原罪的方式鼓励知识分子放弃对世界的责任和义务:“对与我们自身观察者的视点相关的一切的占有, 对社会承诺的放弃, 将社会认识与世界行动截然分开的企图, 以及对世界行动的可能性所持的悲观态度, 这一切似乎构成了对这种特殊的(结构性的) 原罪的赎罪行为”③。詹姆逊通过否定这种悲观主义, 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和现实关怀, 实际上也强化了文化研究的政治追求。虽然知识分子与其出身的阶级、选择的阶级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 但仍然需要在距离与倾向之间的平衡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 福柯设想的“个别知识分子”和到民间中原罪式的“大众化”方式都不足取。在此, 詹姆逊重申了“萨特式”的知识分子立场, 直面矛盾, 强化自我意识。詹姆逊曾经对知识分子做出过展望:“正如全球性劳工运动从未形成, 真正的国际性的知识分子联盟也没有出现。不过, 新的技术可能性使得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间的接触和交换急剧加快, 知识与思想的网络也一定会抓住这种机会并利用这种可能,不然的话就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事情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当前世界各地不少国家里的思想文化运动或活动比现代主义或帝国主义时代有着远为明确清晰的意识。”④ 文化研究强调政治意识和现实关怀,或许有助于促进世界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联合。
         詹姆逊从学科发展、政治意识和现实关怀等方面肯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及其取得的成绩, 但又指出了其迷恋于权力分析、学院政治、批判性的削弱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改良等局限, 希望文化研究重建其问题意识, 更有效地干预现实, 取得更大的发展。上个世纪90 年代以来, 文化研究传入我国, 对促进我国的文学、文化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诸如盲目崇拜所导致的机械照搬、缺乏原创性、脱离本土文化实践、难以有效地干预现实、热衷于微观性的权力分析等等, 而且这些问题已经影响了其良性发展, 最近几年呈现出衰微的趋势。从这种意义上说, 詹姆逊对文化研究(特别是美国的文化研究) 的看法, 对于了解文化研究发展中的得失, 深入地理解文化研究, 促进我国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 都不失为难以替代的、有效的捷径。同时,他的看法也有助于诊断文化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的盲点, 推进其健康而深入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詹姆逊:《论“文化研究”》, 载王逢振主编《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 第41 页。
②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11 页。
③詹姆逊:《论“文化研究”》, 载王逢振主编《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 第33 页。
④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 载王逢振主编《新马克思主义》, 第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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