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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构“文学政治学”
2015-05-16 14:46:04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试构“文学政治学”

         在文学研究中,由于理论生产的巨大分蘖作用,除了文学本体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外,文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同样硕果累累,将文学研究与其他的科学研究相交叉,形成了各种交叉学科,如文学哲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人类学、文艺生态学、文学语言学、文学信息学、文学价值学、文学文化学等等,不一而足。这中间,当然也包括文学政治学。可以这样说,有多少个科学研究的类型,就有多少个文学研究的类型。
        但我感到,在文学研究的众多交叉学科中,直接受制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往往兴起得快,也消失得快,而其他交叉研究,大都显得比较兴盛。但令人困惑的是,当我以文学政治学作为关键词,输入中国期刊网加以检索,结果从1994年至2005年的11年间,精确匹配的文章竟没有一篇。再以此词输入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中检索,中文图书也竟无一本。我以文艺政治学作为关键词再次输入,仅有曾永成先生于1995年出版的《文艺政治学导论》,可以算是这一交叉学科的仅有成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研究局面呢?照常理讲,政治在生活中的影响如此之大,文论界的研究又是向来追踪新潮与热点的,何不也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来做一种研究的对象而建构文学政治学呢?这种集体的规避,是不是反映了文学研究的某种尴尬与遗憾?我想,大概有三个因素制约了文学政治学的兴起:其一,在中国,政治曾经对文学施加过巨大的影响,有些影响是负面的,所以,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难免有些后怕;          其二,这样的话题太老,怕吸引不了学界的眼光,引起不了轰动,产生不了学术影响;其三,寻找不到新的视角来反思文学与政治关系这样的老话题,因此,也就产生不了研究这个话题的理论冲动。
          如此一来,文学研究失去了与现实政治对话的一条重要渠道。一方面,文学研究感到与现实之间缺乏血脉贯通的联系,总是显得隔膜重重,思路不宽广;另一方面,却对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联,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能给出理论上的解释。其实,逃避政治不能解决政治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文学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要说哪一种批评活动最有实力,那还是政治批评对于文学的影响不可估量。不总结这段历史,就不能认识这段历史;不认识这段历史,就不能重新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能重新认识这一层关系,文学政治学的研究就将痛失资源,难免瞎子摸象,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就只能处于前理论的状态而得不到重视,从而也解释不清文学与政治之间到底是如何结缘的,又是如何维持关系的。我感到规避心态其实是知识分子软骨病的一种反映,是想离开坎坷之途的艰难跋涉而只拣阳光大道去飞奔。这样的一种面对现实、面对历史的态度,是缺乏创造性的态度。有些文学研究领域,虽然有难度,但却存在特有的价值,所以,建构文学政治学,无疑是文学研究的必然命题之一。在文学政治学这样的一个有着极大理论潜质的学科没有受到文论界重视的情况下,我认为提出建构文学政治学的意见,就不仅是为文学政治学正名,而且也是为文学政治学命名。
          建构文学政治学是否意味着重拾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老结论呢?我认为既是也不是。认为是,是因为文学政治学必然要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中的政治问题,这当然不能离开文学与政治关系这样的基本话题。从这个角度讲,文学政治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必然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在这方面,中国现代的政治批评积累了丰富而复杂的经验,分析与总结这一经验,将会为文学政治学的建构提供巨大而必要的思想智慧。离开过去的实践,我们终将因为无视经验而无法完成文学政治学的建构活动。认为不是,是因为文学政治学所运用的政治学视角要远比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宽泛得多。它不仅指的不是一般的政策条文,甚至指的也不是一段时期的政治路线及体现了这样的政治路线的法律规范。我认为它应当指的是围绕着人类的政治活动所产生的政治文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对此,我认为朱晓进等学者引进的政治文化概念,可以改变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之间的简单连接所造成的理论粗糙。“广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1](P6)因此,文学与政治相关,不仅仅是与政策相关,不仅仅是与一定时期的具体政治活动相关,更不仅仅是与政治领导者的政治言论相关,而是与一种广泛的流行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意识、政治情绪、政治价值等相关,并由它们构成一种独特的政治观念与政治信念。处身这样的政治文化之中,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这样一来,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不仅涉及与政治行动的关联,也涉及与政治价值的关联。这时候,每一个体现了政治倾向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情绪,就不仅仅是对具体政治活动的感应,而是对一种存在于他的心中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信念的感应。由此表现出来的政治性,才是一种活泼的政治性,这样的政治人物,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文学创作表现这样的政治性,也才能够生动有致。当然,在文学政治学的视野中,就文学表现政治文化来讲,仍然需要诸多中介的转化才能收到文学的效果。可将文学与政治文化相关联,发生的根本变化就是由原来的硬性的直线的关系,改变成了软性的间接的关系,打开的视阈是远比只将文学与政治简单连接所不可比拟的。
         但若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放在现代性这个大背景下来看的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往往也就是文学与民族崛起、国家创建之间的关系。民族的崛起、国家的创建非一方之力可以奏效,所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往深处说,往远处说,往大处说,也就显得无比的复杂与丰富。因此,当曹丕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未必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从文学政治学的角度审视曹丕的这段言说,未必不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所体现出来的对于文学的殷切期望。所以,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未必不是文学的表现对象。其实,即使创作者有意避免与民族、国家的大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某些个体身上确实做到了,但那是凭着对审美的至诚之心做到的。可另外一些作家也完全可以凭着对政治的至诚之心,关注现实,表现民族、国家的进程及在这个进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不久前的《中国农民调查》所引发的心灵震动,就说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仍然是紧密的。近时期关于打工文学的讨论,再次显示了文学与国计民生的血脉剪不断,理可清。
         因此,当我们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观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且不再将文学紧紧地绑缚在文学的战车之上,而是让文学来自由地表现它与政治文化的深层关联,这样的话,将文学与政治连接,就不是为文学设陷阱,而是为文学找新途。现在的情况是:文学已经按捺不住它的热情,它要奔赴现实,表现现实,干预现实,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在文论界的反应却令人失望。当这类关注政治的文学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掀起情感风暴时,却在文学理论界卷不起一丁点儿的涟漪。学界之所以缺乏对于这类文学的强有力的研究与批评,与丧失了这样的理论批评的能力有关。改变文学研究的现状,建构文学政治学,将会为文学进入现实政治提供一种理论支持与思想支持。
          从纯粹学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文学政治学是一门有着清晰边界的文学研究领域。过去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要么是作为文学的基本问题加以突出,这是越俎代庖,使得文学本体的研究一片凋零;要么是模糊地谈一谈社会历史批评,不能清晰地在政治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之间划分理论的疆界,使得政治批评变得不伦不类。就以国内最有影响的童庆炳先生所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来看,总结文学批评的模式设有:伦理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语言学批评、心理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却独缺政治批评这个类型。为什么会如此?依我看,这是编写者过分担心设立政治批评这个类型可能会引起学界反感,为了避嫌,也就不惜以牺牲理论体系自身的完整为代价了。
         实际上,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所设立的社会历史批评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说法。社会历史批评到底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呢,还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讨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呢?我认为是模棱两可的。若宽泛地理解社会历史的内涵,当然也就包括了政治在内。可在文学研究的交叉学科中已经具有了文学社会学这一门类,这已经使得社会历史批评失去了立论的一半基础。因此,将社会历史批评所涉及的部分内容置入文学政治学的理论范畴之中,明确地建立文学政治学的研究类型,将会很好地解决这个缠杂不清的老问题。与其羞羞答答地承认文学与社会历史有关联,不如分而论之,文学既与社会活动有关联,这由文学社会学来研究,文学也与政治有关联,这由文学政治学来研究。
          我查阅了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一书,共设五编,第一编:再现;第二编:主体性;第三编:形式、体系与结构;第四编:历史与社会;第五编:道德、阶级与性别。“再现”主要讨论的是文学与对象的关系“,主体性”主要讨论的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心理、情感与认识等问题,“形式、体系与结构”主要讨论的是文学的语言构成及相关的文本结构等问题,“历史与社会”主要讨论的是文学与传统、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道德、阶级与性别”主要讨论的是文学与道德、人生、阶级与性别的关系问题。从这本教材看,关于“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这两编也同样存在着混淆社会历史批评与政治批评这样的情况。比如谈到意识形态批评,将其与阶级、性别批评联系在一起来讨论,本来是更能反映这些问题的相关性的,可在教材中却被分置两编,设立了两个论域,好像它们不相干一样。在“社会”一章中提到马克思,似乎马克思的理论不属于阶级理论,这给人的印象也不真实,缺乏说服力。这本书也因为在社会历史批评与政治批评之间划分不清区别点,而无法确定清晰的学科界限。我认为不如堂堂正正地将属于文学政治学的内容划入这个学科,它主要讨论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拉曼·塞尔登的教材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阶级的与性别的诸种批评,都可以用文学政治学来统摄,从而建立文学政治学的研究范式。
          用文学政治学来取代模糊的社会历史批评,是必然的,也是明智的理论选择。
          那么,什么是文学政治学呢?曾永成先生在论到“文艺政治学”时,认为它是在二维交织的复合视角下形成的。“其一是审美之维,即在审美场中从审美的视角去审视政治活动;其二是政治之维,即在政治场中从政治的视角去审视文艺活动。”[2](P11)简单地说,也就是在审美之维与政治之维的双重视角之下来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样的说明没有错。但曾永成先生还是过于谨慎了,他因谨慎忽略了理论的独特性,没有敢于直截了当地就将文学政治学视作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讨论文学的一种理论研究活动,因此,在建立审美之维时,虽然强化了整个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说明,却缺乏了强有力的学科意识,使得文学政治学的自身特色显现得不够清晰明了。
          在我看来,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其实是文学通过自身的独特方式对于政治的想象而形成的。在这里,想象具有多层复合的含义,它既是一种心理活动,也是审美活动,同时还是一种价值活动,想象在其本质上更成为了创造活动。因此,文学对政治的想象也就不是被动的政治写实,而是对于政治的一种主体的创造。正是这种想象,使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加进了主体的中介要素,使得文学的政治性可能因为主体的独特性而具有形形色色的特点。从文学中去寻找关于政治对错的判断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这是关于政治的想象而非关于政治的判断。我认为,在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时,这个想象的介入,也就具有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文学摆脱了依附政治的地位,从而使文学成为自由展示政治特性的一块领地,在这个领地中,它服从的不是政治而是主体的想象。对于想象的理解越是深入,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也就越深入。对于想象的运用越是灵活,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也就越灵活。正是在这种想象的状态下,文学表现政治而不会受到政治的束缚,相反,却成为主体自由创造力量的爆发方式之一。因此,研究这种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想象关系的文学政治学,也就成为一门研究文学是如何通过对于政治的想象而创造文学的一门文学理论。当将这门理论付诸批评的实践时,就形成了政治批评。在文学政治学中关注文学中的政治要素,是其理论的基本内涵之一。相反,在这里紧紧围绕着审美之维去论述政治的恰当性,只能是其次要的论述目的。文学政治学包括这样几个主要内容:文学中的政治要素与政治底蕴,文学的审美性创造与政治性的关联,文学对于政治的作用及其类型,文学创作与政治体制的管理,文学政治学的批评实践与模式。
          最后,请注意:文学政治学之所以属于文学理论学科,是因为文学政治学虽然是运用政治学的理论来进行文学的研究,却在立场上与政治学有所区别。研究者应当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去体察与分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去讨论文学到底能够表达多少政治内容。若是后者,那就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而不是文学的研究了。这个文学的立场,其实也就是承认文学是对政治的想象,它想象的是政治,但却不会受制于现实的政治。这样也就出现了两种政治:想象的政治与现实的政治。想象的政治是文学政治学所加以研究的对象,现实的政治是政治学所加以研究的对象。因为两种政治的内涵有所区别,也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因此,我在前文中强调文学政治学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这里的政治学视角主要是指利用政治学来提炼文学研究所需要的依据与方法,并不包括同时提供政治的结论及无限地使用政治理论来解读文学问题。这样一来,我认为文学政治学中的政治学视角,其实也是一种有限的研究视角,在运用这一视角时,必须考虑到文学的特殊性,在不能施用政治学分析的地方,应当放弃政治学分析,从而保证文学政治学研究的有效性。所以,立场是文学的,视角是政治学的,这就是文学政治学的立场与视角的交叉融合,从而形成了一门交叉学科。
         文学对于政治的想象,若解释为是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我认为它的核心内容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这三个要素就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建制和人民的形象。文学对政治的想象,也就是文学对民族、国家与人民的想象。因为历史条件可能不同,在文学与政治关联中的这三种想象,往往也会体现出阶段性,有时以民族想象为主,有时以国家想象为主,有时以人民想象为主。但尽管有着区别,有着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轻重缓急的不同,这三个想象又是紧密相连的,从而构成了对于政治想象的统一性与持久性。因此,文学政治学在研究文学对于政治的想象时,会依据不同时代的特征及文学对于政治想象的独特性,做出判断,给予证明。这表明文学政治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其学科的完整性在于它必须是以研究这种政治想象来作为自身的理论内涵的。若是仅以历史上出现的某一种政治想象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这样的文学政治学,就不是元理论,由此去谈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可能产生极大的偏差,从而造成对于文学的伤害。
          我认为,就中国现代的文学政治学的建构过程来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述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学建构中的一个里程碑,为后来的文学政治学留下了一笔重要遗产。事实上,中国现代的文学政治学源自晚清的那场维新运动,是那个时代开始了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开始了文学政治学。大体看来,从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学的建构,具有四种类型,共有七个阶段。依据文学的政治想象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来作划分的话,可有四种类型:启蒙类型(潜体制类型);左翼类型(反体制类型);政权类型(体制类型);大众文化类型(解体制类型)。包括七个建构阶段:第一阶段:启蒙型的文学政治学;第二阶段:文化转型期的文学政治学;第三阶段:社会转型期的批判型文学政治学;第四阶段:战争时期的文学政治学;第五阶段:后革命时期的文学政治学;第六阶段:开放时代的文学政治学;第七阶段:大众文化阶段的泛文学政治学。探讨这样的一个复杂过程,对于文学政治学的建构来讲,是一次必要的理论历程,对于认识什么是文学也是一次重要的反思活动。建构一个独立的文学政治学,探讨它的理论特性,明确它的理论方向,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将是获得一种新的理论生产力的极佳机遇。
注释:
[1]朱晓进.非文学的世界: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史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曾永成.文艺政治学导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原文载于《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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