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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意义化地生存
2015-05-16 14:37:53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如何意义化地生存

          何谓“意义”?意义发生于自觉及了解;任何事物,如果我们对它能够了解,便有意义,否则便无意义;了解越多,越有意义,了解得少,便没有多大的意义。何谓“自觉”?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事情,便是自觉。人类与禽兽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人类能够了解,能够自觉,而禽兽则否。譬如喝水吧,我们晓得自己在喝水,并且知道喝水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禽类喝水的时候,它却不晓得它在喝水,而且不明白喝水是一回什么事,兽类的喝水,常常是出于一种冲动。(冯友兰《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选自《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我相信,生命和历史都不具有一种终极的意义,它使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意义或又使每个人的痛苦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考虑到扰乱人的生存的矛盾和软弱性时,这样一种看法便显得十分幼稚了,即人寻求一种“绝对”,正是这种绝对才使人对确定性产生了幻想,摆脱了冲突、怀疑和责任心。然而,上帝并不会披着神学、哲学或历史的外衣来拯救或谴责人类。只有人才能找到生活的目的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虽然,人不能找到拯救的最终的或绝对的答案,但是,人能努力争取达到经验的这一强度、深度和明晰性,这一经验使他获得丢掉幻想而生活的力量,使他获得自由的力量。
         我相信,没有人能通过为别人做出选择而“拯救”了别人。一个人能为别人所做的就是真诚地、友好地向他表明各种各样的选择,而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或幻想。与真实的选择相冲突能激起一个人内含的一切能量,并使他选择生,而反对死。如果他不能选择生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能向他注入生命。
         我相信,有两种途径可以达到善的选择。一是责任和对道德律令的服从。这条途径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几千年内,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基督教的)十诫。许多人犯了罪,他们的罪行被那些颁布命令的权威人士所揭示。另一条途径乃是产生一种从善的幸福感。我所说的幸福感,并不是指边沁主义或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我指的是崇高的存在,从中可以肯定我自己的权利和同一性。(弗洛姆《信条》,选自《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在生活中谋求一个固定的职业,得到某个对个人几乎没有什么要求的官方的任命,自然是比较可靠的,但是的确还有更可靠的工作。只是它要具备信念;在每一个紧要关头,每一个瞬间都需要有信念。这就是区别所在。大多数人向往安逸的生活而不顾其他,正因如此,他们对于上帝知之甚少。他们拥有固定的生活,从来不需要付出最大的努力;他们和妻子同处,安享天伦———对于这种幸福,我是从不加以贬低的———但我相信我的天职与此无缘。(克尔凯戈尔《我是要被献祭的》,选自《克尔凯戈尔如是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我们最大的努力必须在于尽量使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人物;在于使得理论上的事实(如果这个语辞不会造成矛盾的话)———这项事实是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并且我们死后,没有人能够填补我们所遗留下来的空缺———能够具有实践上的(实际的)真实性。既然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那么,绝不可能再有任何其它的“我”存在,并且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灵魂,而不是我们的生命———都抵得上整个“宇宙”。我说的是人的精神,而不是人的生命,因为人们附加于生命之上的荒唐可笑而又夸大了的价值,乃是他们不相信精神———对于精神而言,生命只不过是一种奴仆的身份而已———而勉强添附在生命之上的价值罢了。而他们不相信精神———这就等于是不相信他们个人的不朽性,然而却也激烈指责战争与死刑。生命之所以有用,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服侍它的主子———精神———而一旦主子与他的奴仆相偕死亡,则二者俱无任何伟大的价值可言。(选自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133页,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
         创造性地生活在意义中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作为意义的参与者来加以肯定。他因其创造性地接受和改变现实而肯定了自己。他因参与精神生活并爱这生活的内容而热爱自己。他爱它们,是因为它们是他自己的实现,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他而得到实现的。他对于他的发现感到满意。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精神上的自我肯定”的东西。但假如他还未发现什么而只是参与到此发现之中,那也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肯定。(选自P·蒂利希《存在的勇气》43页,成显聪、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对人类来说,没有比为使命而活着更可贵的了;同时也没有比不知为何生存更空虚的了。没有使命感,没有目的,便彷徨于人生的路上。人啊,一次次在追求虚幻的梦,而彷徨的人只不过在别人眼中是自由的,对不得不彷徨于路的人来说,他没有了生存的根基,打发着一个个充满不安和内心空虚的苦恼的日子。没有使命感的人生犹如彷徨的人生。
         要想过上健全的生活,就要树立值得贡献一生的理想,并为它的实现倾注全部热情,专心致志地进行努力,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的未来操心,就能找到自己生存的价值和使命,全心全意做这些工作,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将超过所有的健身法,这也是人类的一个特权。
         确立内心世界是为了能始终如一地生活。如果日常生活被外部世界淹没,它就会暂时与内心世界分离,这种现象必定发生。而你必须使这个内心世界复归于现实的日常生活。良好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是一个从内心世界到外部世界往复不断的运动过程。(选自池田大作《人生寄语》)5页,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精神承担的任务是何等沉重?它必须创造出一种认识真理的力量,看清目前流行的东西不过是宣传家们的真理罢了。它必须摒弃低级的爱国主义,信奉以全人类为目标的崇高爱国主义,过去和现在的那些过时的政治观点,甚至还在那些愿意摆脱低级爱国主义的人中间维持着民族主义的极大热情。它必须使现代人看到这一事实,文明是所有人和整个人类世界的利益所在,但在今天,国家的文明被当作一种偶像来崇拜,文明社会共有的人性观念也不复存在。它必须使我们相信,尽管现代文明国家因战争而受到精神和经济的摧残,它们仍然不会去考虑文明的使命,除了千方百计而不惜损害正义观念去聚敛财富以延续其存在之外。这些文明国家不再关心别的东西。精神必须为我们提供一种文明人的理想而使我们统一起来,现代的世界是国家非法剥夺了世人的博爱信仰,理想、正义、理性和真理都同样受到权力的左右,而权力正在使我们陷入野蛮状态。在谋生愈发困难因而使得大众愈发只关心物质利益,使得大众把物质利益以外的东西视为过眼烟云的情况下,精神必须使大众去关心文明问题。在经济不断危害精神并导致道德败坏的情况下,精神必须能够使我们对进步的可能性充满信心。当世俗的和宗教的各种组织及其领导者使我们大为失望之时,当危机来临而那些被视为思想家的名人也像平庸学者一样行动之时,精神还必须给我们提供希望的根据。(选自弗洛姆《健全的社会》232页,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在人本主义的观念中,精神健康具有这些特征:能够去爱和创造,摆脱对家庭和自然的乱伦依恋,在认识到自我是自身力量的主体和代表的基础上形成自我意识,认识内心和外部的现实,也就是客观认识和理性的发展。生命的目标就是热烈地拥抱生活,就是充分的诞生和觉醒。摆脱婴儿式的自以为是,坚信自己真实而有限的力量: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悖论,我们每个人是宇宙中重要的存在物———同时又与蚊子或一株小草的价值差不多。精神健康的人能够去爱生命,但又对死亡无所畏惧;他能够忍受人类生存中许多重大问题的不确定性———又能坚信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因为它们确实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健康的人能够独自一人生活,同时也能与被爱者共同生活,与地球上的人类和生物成为一体;他遵从我们良心的呼声,遵从回到我们自身的呼声,当良心的呼声微弱到不能为人们所听见和遵循,他也不会陷入自我怨恨。他是能够用爱、理性和信念去生活的人,他尊重自己的和他人的生命。(选自弗洛姆《健全的社会》204—205页,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有意义的生活是一个以通过持续的挑战和冲突的发展前景为特征的开放世界中日常生活的“为我们存在”。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世界建成“为我们存在”,以便这一世界和我们自身都能持续地得到更新,我们是在过着有意义的生活。过有意义生活的个体,并非是一个封闭的实体,而是一个在新挑战面前不畏缩,在迎接挑战中展示自己的个性发展的实体。这是一个对它而言只有死亡才能确定期限的过程。这一个体不压抑自己的个性,不给自己的个性强加极限,而是“同宇宙较量”。在对他开放的可能性中,他选择他自己的价值和他自己的世界———他与之较量的宇宙。(阿格尼丝·赫勒《日常生活的“为我们存在”》,选自《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原文载于《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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