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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框架下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生产
2015-05-16 14:13:34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摘 要:2007年,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研究同步发展。在城市发展环境与都市精神生态不断恶化的当下,从“美国梦”向“欧洲梦”的转型标志着一种生活方式的新理念与新智慧逐渐形成。杭州“生活品质之城”的提出昭示了中华民族在城市化进程中“向内转”的创新模式,代表了中国城市更高层次发展的需要与方向。出于现实的与学术发展的需要,以环境、生态、精神健康为对象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在全球范围内应运而生,并出现越来越繁荣的研究局面。对GDP的怀疑与批判表明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悔其少作”,幸福经济学成为“对经济学研究目的和内容的一种回归”。都市化进程不仅打破了地理——民族——国家的传统分界,也融化了文化、意识与心理等方面的隔膜,带来了一个产生大思潮、大思想与大学术的大时代。城市(都市)文化成为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在都市化进程研究、文化城市与文化都市研究、以艺术之城为中心的艺术与城市文明研究、“新农村”与“城市群”关系研究、都市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运河“申遗”相关的运河城市群研究、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都市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市文化学研究在2007年度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都市化进程;2007年度;学术研究与创新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城市发展到大都市,古典文化让步于现代文明,早已变得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如芒福德把特大城市称为“暴君城”,不仅人的精神世界在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中被彻底扭曲与异化,同时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空间紧张的都市环境也越来越不适合人们的居住与生活;[1]如席勒把现代人看作是“永运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耳朵里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而“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2]在文化与精神上也是如此,如尼采对现代文化的指斥:“这里站立着失去神话的人,他永远饥肠辘辘,向过去一切时代挖掘着,翻寻着,寻找自己的根,哪怕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挖掘。贪得无厌的现代文化的巨大历史兴趣,对无数其他文化的搜集汇拢,竭泽而渔的求知欲,这一切倘若不是证明失去了神话,失去了神话的家园、神[3]话的母怀,又证明了什么呢?”[3]在传统社会机体与精神文化生态被恶性侵蚀与消费的当下,这些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只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以高度发达的大都市文明为社会实践的本体基础,不仅为当代社会与个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为当代都市社会解决其自身存在的社会环境与精神文化生态危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在被大都市问题与危机层层挟裹的当下,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城市发展的光明与希望,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中包含的积极的、抗击颓败的文化模式与理论创新具有的起死回生的神奇力量。在世界城市化的背景下,由于人的任何存在与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开城市社会去谋求,因而,这也是人类认识其真实处境、解决其现实问题以及探索其未来世界的惟一出路。在2007年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生活质量为中心:从“美国梦”向“欧洲梦”的文化模式转型
1、英美,还是挪威与冰岛?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城市发展环境与都市精神生态越来越险恶的当下,一种关于生活方式的新理念与新智慧蔚然成风。2月22日,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发表蒂莫西·加顿·阿什的文章,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一个新的制造行业的专家:制造欲望。由于地球根本无法供养65亿按照今天北半球中产阶级方式生活的人,因而这直接导致了全球规模的不可持续发展。他还预言,几十年后,我们将用光需要4亿年才积累起来的化石燃料,地球的气候也将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我们的替代技术方面多么高明都是无济于事的。[4]无独有偶,据全球生态足迹网的估计,维持一个像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将需要五个地球的资源;维持一个像英国这样的社会,也需要将近三个地球的资源。[5]按照J·里夫金的看法,我们面临着两种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冲突:其一是基于“生活质量”与“可持续性的文明”的“欧洲梦”,其二是以“最大自由去挣最多的钱”与以最疯狂的行为去消费的“美国梦”。 [6]而如何以“欧洲梦”去纠正“美国梦”,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在都市化进程中生产的真正的理性,而完全不同于贫苦小农或传统道德斗士对大都市的“恫吓与辱骂”。
与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时代,人人向往更富有的物质生活而拼命发展经济不同,在都市化进程中,特别是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空间逼仄与竞争酷烈的大都市使人的生存与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因而才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人生、生活与世界观的反思与再认识。它们并不仅限于灰色的理论范畴,在2007年有两件事情说明它已深入到现实实践中。一是全球生活质量的评比。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根据儿童福利、谋杀案、平均寿命、平均收入、健康医疗质量等二百项指标,对全球一百八十三个国家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最新的分析评比,其中前二名分别是挪威与冰岛;美国与英国则分别为第八、第十七。其中透露出一个强烈信号是[7]经济大国与生活质量的不对称;[7]二是“冰岛获选世界最宜居住国家和地区”。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冰岛在2007年超过挪威成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国家和地区。[8]在这两项全球性的评比中,英美等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明显落后于挪威或冰岛,可以说有着深远意义与重大影响。
2、杭州宣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向内转”创新模式 尽管中国城市化水平不高,但由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不仅恶性损耗了有限的环境与资源,也使过于“忙碌与劳累”的都市人对城市生活产生了不少的怀疑与失望。这是杭州率先提出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主要背景。此前,由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组建的课题组,以杭州为范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并参照全世界主要国家生活品质的评价体系,完全形成了一套包括自然环境与居住条件、生活出行与公共安全、社会福利与医疗健康、教育与文化娱乐、社会参与与社会公平在内的5大类45个指标的生活品质评价体系。2007年5月,“国民幸福与快乐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并发布杭州宣言。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是确立广义消费理念;二是践行和谐生产原则;三是珍爱生命与培养人力资源;四是弘扬广义财富理念;五是全面关注人类健康、亲情、经济发展、职业满意、社会和谐公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9]
杭州生活品质之城的提出,与一般的跟风、凑热闹不同,是一个既独具个性又具体可行的发展目标。一方面,“生活品质是杭州差异性最强、认同度最高的特点,是杭州城市特色的综合体现”,另一方面,“杭州人历来懂生活、会生活、讲究生活品质、追求生活与创业的融合”。[10]进一步说,尽管“生活品质之城”的提出与杭州雄厚的经济社会基础相关,但由于它昭示了中华民族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变化,代表了中国城市更高层次发展的需要与方向,并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城市的总体实践相契合,因而具有很好的引领与示范意义。
  
二、传统学科在都市化进程中的转型与升级
1、美学的生态转向与对城市本质的再认识 在芒福德看来,城市的本质在于“形成了一种更丰富的生活联系……它表达了人们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11]如果说当代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市场与多元化的精神消费是城市生活的感性显现,那么,以人的愉快不愉快、自由不自由为核心的美学研究则是都市化进程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在迅速的城市化、大都市化过程中,城市的美好意义与价值正在陷入双重的困境:一方面是城市环境与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与破坏。如2007年6月的无锡蓝藻生态灾难,就足以使“江南可采莲”或“三生花草梦苏州”等古典意境化作一片虚妄。它不仅直接摧毁了江南文化赖以存在与重建的现实基础,也将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美学、充满了“恶心感”与“荒诞感”的“审丑”经验与现代美学对象感性地展示在当代人面前。另一方面,随着都市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的不断恶化,都市人的精神、心理与情感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并集中表现为个体在大都市中的郁闷、烦躁、焦虑和不适应。与此相关,一是一般的城市社会学或其相关的人文科学对这些都市问题基本上没有有效的“干预”;二是这些问题超出了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的势力范围。对于在形式上无比复杂、在内容上格外混沌的都市人的精神世界,它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阐释与批判的。正是出于现实的与学术发展的需要,以环境、生态、精神健康为主要对象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在全球范围内应运而生,并出现越来越繁荣的研究局面。具体而言,在当下有两个方向最值得关注:一是西方的环境美学,二是中国的生态美学。前者如阿诺德·伯林特反对把“城市,尤其是工业化的城市”与审美对立起来,并指出:“城市不仅拥有道德的潜能,它还有审美的可能性,这种审美的可能性显得更广泛、重要和急迫。”[12]后者如曾繁仁指出:“当代生态审美观应该成为新世纪人类最基本的人生观,成为我们基本的文化立场与生活态度。”[13]对于当代都市人而言,外在环境的压力与内心世界的冲突,在演化为更为激烈的城市危机之前,一般是以情绪、压抑、焦虑、苦闷等形式蓄积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对这些尚在“青萍之末”的心理内容进行有效的疏导与控制,使之在生态上走向有序化、和谐化与审美化,既可以避免给社会肌体本身带来更大的现实伤害,也可以为物质生产提供更优化的主体条件。
2、经济学的“悔其少作”与“幸福指数” 都市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互为表里、一体两面。经济学研究的语境与话语转换具有“一叶知秋”的特殊意义。在我们的记忆中,经济学给人的印象一直不够好,无论是传统上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资本”,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经济学关键词的GDP。但自去年开始,快乐经济学话语的出现[14]使这种传统印象得到一定的改观。在2007年,关于快乐经济学的讨论十分热烈,以至于使人感觉到中国经济学家正在“悔其少作”。一是对GDP的怀疑与批判。如“GDP是个市场价值概念,体现了市场化的程度,而无法精确反映经济增长状况,更无法考虑人们的闲暇福利”;“经济增长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促使人们安居乐业以及增长福利,而仅仅停留在可量化的GDP指标上是无法真正提高人们福利的。”[15]如“在20世纪的100年中,美国GDP维持了一个长期的较快增长,但有研究表明,其国民快乐指数并未与GDP同步快速增长。在亚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速并不高的不丹被认为是世界上国民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天堂般美丽幸福的国度。”[16]
二是把幸福经济学看作是“对经济学研究目的和内容的一种回归”。如“经济学可能要重点研究的是,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性,我们能不能用投入较少的资源,消耗较少的环境,获得民众较多的幸福和快乐?我们能不能在增加发展的正效应时,更着力于减少其带来的负效应,从而使民众增加获得物质财富幸福快乐的同时,减少其带来的污染、不可持续、社会关系紧张等等痛苦,使发展的幸福和快乐效应最大化?”[17]对幸福经济学的提倡,不仅有助于改变GDP为中心的的发展理念,有助于重新确认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与终极价值;同时,对于“转变人类生活理念,确立快乐幸福才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与终极价值的理念”,以及“创新社会发展模式,确立以快乐幸福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体系”,[18]均具有重大而及时的现实意义。
三是对幸福指数进行研究。与农业文明不同,城市生活与文明意味着更多的幸福与快乐,幸福指数的研究,不仅具有高度的都市化意义,也是中国城市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尺度。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幸福指数是反映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指示器”,是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标尺。极富人性化色彩的幸福指数,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片面和不足,而且可以衡量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文明程度;(二)幸福指数是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预警器”。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持续下滑,这个社会发展就可能失衡,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阻碍经济发展;(三)幸福指数是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通过追踪研究、把握不同社会群体幸福指数的走势和变化规律,将其作为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灯,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不同社会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19]
在以快乐、幸福为主题的经济学谱系中,不仅很好地弥补了经济学与人文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分裂,也有助于经济学本身成为都市化进程中的人本学或为人生的学问。
   
三、都市文化研究的背景与整体氛围
1、“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古人谈时世对文章的影响,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之语,近人论“时代思潮”则指出:“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20]在波澜壮阔的都市化进程中,全人类的发展与命运正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都市化进程不仅打破了地理——民族——国家的传统分界,也融化了文化、意识与心理等方面的隔膜,因而,其所带来的必定是一个产生大思潮、大思想与大学术的大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集聚着大量人口、具有最好的物质条件与制度保障的大都市社会,也必定要成为社会思潮与学术研究共同关注的中心。以都市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为核心对象的都市文化研究,正是借助于此而一跃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思潮。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以及传统学科反应的缓慢与转型的艰难,在都市社会与文化的相关研究中,也明显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空间等方面,对其文化结构与人文精神层面很少予以关注即使偶然注意到文化要素,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文化创意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都市文化深层的价值结构基本上束之高阁。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主要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审美外观”或“都市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城市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往往只能抽象地炮制一堆又一堆的“泡沫”与“幻像”,也不可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此外,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百年来的重点始终凝聚在乡村与小城镇上,间接地影响了城市社会学等知识谱系与理论工具的传播,也是影响中国都市化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2007年,这两种倾向均得到一定的矫正。对城市文化的重视以及对中国本土经验的重视正在被提到一个更加重要与自觉的位置上。
2、光明日报的《百城赋》与单霁翔的“城市文化问题” 在2007年,除了“文化评书”在央视“百家讲坛”继续火爆,并连带许多城市纷纷推出各种“城市讲堂”或“市民论坛”之外,其最可关注的还有三方面:
一是光明日报推出的旨在“存史、资政、传承、励人”的《百城赋》。《百城赋》3月以《西安赋》开始,到年底已推出50余篇赋文。“百城赋”在社会上引起了多方关注和反响,每篇赋文问世,都受到读者热评。一些城市还把“百城赋列入中小学备选教材或参考资料。哈尔滨、沈阳、苏州、合肥、绵阳等近20个城市为了向“百城赋”专栏供稿,开展了全市征文活动。[21]其特殊意义在于以传统文体再现城市的历史、文化与当下,直接带动了中国传统城市记忆的复活与再生产。与此相应,《人民日报》推出了“感悟文化名城”专栏,以个人的经验关注城市文化的历史与演变,两者可谓相得益彰;二是国家文物局长单霁翔在《中国文化报》1月16、23、30日连续发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城市文化问题》、《文化遗产保护转型过程中的城市文化问题》《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的城市文化问题》,《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以《略论开展城市文化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为题进行了转载。认为城市化的加速进程中,“矛盾凸现”期遭遇了“城市化急躁症”,城市像“摊大饼”一样无计划地无限蔓延,必将对能源、生态以及对社会、对城市文化生活带来巨大压力。并特别提出了城市文化成为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核心问题,还从文化遗产保护转型过程、以及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等角度强调了城市文化的重要性,此外,其他还有《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22]等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强调了文化研究在都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三是西方人的中国城市研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以及中国城市研究的本土性话语开始觉醒受到重视 如对施雅坚“中世纪城市革命”的讨论与批评。这个理论提出了中国“中世纪城市革命”的五个特征: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割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贸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中国学者指出其中有四个存在问题,对这个重要的理论命题需要重新进行思考。[23]如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谱系的阐释:“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24]
 
四、2007都市化进程中的人文学术研究要略
1、都市文化学:一门有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特色的新兴学科 都市文化学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通过人文学科(其核心是中国文学)与社会科学(其核心是城市社会学)的交叉建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它的兴起、发展与中国大陆城市化水平与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密切相关。与传统学科相比,尽管它起步晚、研究人力不足、缺乏相关的知识积累与学科积淀,但由于直面全球范围内的都市化进程、国家格局中迅猛异常的城市化进程、区域战略上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以及更加具体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目标,因而其活力与影响力不仅不容小觑,相反正朝着一门具有严密的科学范畴体系、内在理论结构及知识生产规范,并在理论与实践上符合当今世界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需要的世界性前沿学科不断迈进。
作为一门有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特色的新兴学科,都市文化学在上海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与重视。目前已建成的相关研究机构与平台主要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都市圈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以及上海市都市文化学重点学科、国内首个“都市文化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与硕士点等,它们对于推动都市与都市文化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里对本年度都市文化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创新观点作一简介,希望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也为了听取积极的批评性意见,以推动都市文化学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2、都市化进程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进程正在构成影响人类环境与社会变化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在现代化的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都市不仅成为一般中小城市乃至乡村竞相模仿的中心,而且其自身在发展中所有的优点与存在的问题,也都超越了都市空间乃至于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以及需要认真思考的世界性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都市化进程的影响并不限于数量有限的都市人口或几个国际化大都市与城市群,而是使人类个体与社会在整体上出现了“都市化”倾向,从主体角度讲,是人自身被再生产为“都市人”。在当代,一个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是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在更高层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上,他不仅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相反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充满着严峻的现实意味。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社会环境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痛苦的问题,如社会学家经常讲到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城市综合症,但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正是在城市、特别是在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中,才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在乡村、城镇与中小城市不可能有的现实空间。从程度与范围上看,“都市化进程”也超出了经济社会领域,深刻地影响到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乃至于审美趣味等方面。如当代中国影视作品对历史、传统、经典的解构与“恶搞”,如都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对中小城市、甚至边远乡村的渗透与影响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年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从人口迁移、经济发展、城乡关系、现代科学与工业转型等角度深入研究中国的都市化进程。[25]特别是《河南大学学报》在2007年第4期首次推出“都市化进程研究”专栏,使这一研究长期化与固定化下来。
3、文化城市与文化都市研究 文化城市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文化都市是文化城市的更高表现形态。
“文化大都市”是上海提出的新发展目标,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与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的特殊地位相对称。长三角地区最有希望在中国建成一个“世界级城市群”,文化大都市是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城市群的重大战略方向之一。其次,与上海2010年“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相一致。文化大都市既是这一建设目标在城市“软实力”方面的自然延伸,也可以看作是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对总目标的直接回应与积极反响。再次,“文化大都市”是一个具有重要创新意义的城市发展理念与战略方向,它不仅表明上海城市建设正在努力冲破经济城市与普通文化城市的发展思路与局限,对于中国其他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性价值。
提出、研究和建设文化城市与文化都市,对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被现代工业恶性损耗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已无力支持当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一直不受重视的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在消费社会中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与先进生产力代表。但由于中国城市在整体上不是偏向于政治型,就是偏向于经济型,特别是由于它们在城市管理、文化体制文化市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城市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的贡献率依然很低;而文化城市与文化都市对于缓解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走出现代城市发展陷入的困境,改革文化管理体制与解放文化生产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引领与示范性意义。[26]
4、以艺术之城为中心的艺术与城市文明研究 “艺术之城”是一种以美学为理论基础、以艺术活动为实践中介、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城市文明建设与发展框架,对于当代城市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文明早期,城市发展的重心主要在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上。在当代城市的发展中,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再是城市文明发展的最高理想。在都市化进程中,一是由于“文明病”、“城市危机等更多地集中在精神环境与文化生态上,使艺术与审美在城市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二是随着当代艺术产业与文化市场的充分发育,艺术生产力提供的新生产要素与资源可以给城市经济带来极大活力,三是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初衷,一个真正理想的都市聚落空间,不仅要使人生活得安全、富裕、健康,还要使个体生活得愉快、自由与有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艺术之城”重新定义并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概念与内涵,同时也是当今世界许多城市改变观念、不惜血本进行“艺术之城”建设的根源。
在上海城市发展中,一方面,经济建设上四个中心局限于城市发展的“硬实力”,没有涉及到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层面。另一方面,上海城市文明的“七建目标,表明其关注的重点是法律、卫生、安全、规范、伦理等,这些建设目标不仅与中国其他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大同小异,对大都市社会中日益严重的精神生态与心理危机也没有真正重视起来。由此可知,在“四个中心”之外提出“艺术中心”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七建”之上增加“艺术之城”的城市文明建设目标是十分必要的。对于上海而言,“艺术之城”作为“七建”建设目标中缺失的一环,在逻辑上与其他“七建”恰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艺术之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艺术素养与人生境界,不仅从深层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心理、意识、思想、价值与行为,同时也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着都市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满意度与幸福感。对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而言,上海“艺术之都”与长三角“艺术城市群”的规划与建设,本身是建设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世界级城市群本身是一个整体,各城市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层级关系与功能定位,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生产与资源配置上,在文化发展与城市文明建设上同样如此。以上海“艺术之都”建设为中心,对于整合本区域的艺术文化资源、优化艺术产业结构、解放艺术生产力、提高艺术自主创新水平、培养世界艺术领军人才,以及在宏观上塑造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形象、提升其整体文明水平,推动长三角经济社会的科学、和谐与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7]
5、“新农村”与“城市群”关系研究 “新农村”与“城市群”是“十一五”规划中的两个关键词。在“新农村”与“城市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与竞争,一方面,建设新农村意味着要将政策与资金更多地投向农业地区,这势必要削减与压缩中国城市的资源与发展空间,使城市群的进一步扩展与升级受到影响;而另一方面,发展城市群则意味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与城市密集区的发展水平,其在客观上只有从乡村、城镇吸收更多的人力与资本,才能实现中国城市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对于“城市群”与“新农村”,既要看到两者的矛盾,也要看到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都市化进程在加剧农村与城市在人口迁移、资源分配、文化消费等固有矛盾的同时,也为它们在更高的历史平面上综合解决城乡之间的紧张与危机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先进的实践框架。实现中国社会的科学与和谐发展,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新农村”与“城市群”这两极的关系,而对两者的内在关系原理与外在实践框架的科学态度与系统研究,则可以为它们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实现和谐与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根据。
在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在经济上,是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子,只顾经济指标而不计环境与资源成本;在社会发展上,是沿袭城市化的传统模式,最突出的是重蹈城市建设中的“摊大饼”与“千人一面”现象;在文化上,是侧重现代化的技术————经济模式,严重忽视了社会、文化与精神因素,偏离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依托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背景的毛桥村新农村建设模式,为中国农村在都市化背景下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一般人们所熟悉的南街村、华西村模式(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实现农业地区现代化的主要手段)不同,毛桥村走的是一条经济增长比较平缓、人与环境相对友好、社会进步与文化传统较为和谐的新型发展道路,是以较少的投入、通过改善农民的居住、卫生条件、农业文化保护以及对农村环境的景观化生产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尽管它没有令人骄傲的GDP战绩,没有堪与都市相媲美的高级别墅,但由于同时也避免了乡镇工业化带来的环境过度损耗与农业资源透支,使传统的农业社会与生活方式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因而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适度的发展,所以在许多方面预示或开辟了农村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可能。[28]
6、都市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都市社会与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内容庞杂、层面众多,不容易找到一个逻辑起点,直接影响了人们对都市社会与文化的深层结构与规律的研究。都市社会与文化尽管在机理上十分复杂,但并不是一个不可理喻、无法研究的对象。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其深层结构及其不同层面间的有机联系,为都市文化研究建立一个具有较大普适性的解释框架。由于都市社会与文化本质上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首先,都市社会与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高级形态,在本质上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构成了都市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只有把都市社会与文化看作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才能科学地理解与把握都市社会与文化存在与发展的秘密。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与“精神生产”,它们在生产观念上分别对应于康德哲学的“真”、“善”、“美”。都市人的审美需要更多地与物欲联系起来,伦理需要也因为社会的复杂而在实践上更加困难,但通过这个基本结构仍然可以找到一把解读都市人的钥匙。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都市化背景下,“物质生产”、“人类
自身的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传统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精神生产”、“城市文明”重要性日益突现,则是都市文化研究在都市社会中变得十分重要与紧迫的现实根源。其次,都市文化在模式上之所以不同于乡村与中小城市,是因为它在精神生产机制上存在着特殊性。一旦发现了都市精神生产的特殊性,也就解开了都市文化再生产的秘密。马克思的“消费决定生产”理论表明,“消费”环节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本是一个天才的理论预见,但在那个资本主义生产起决定与支配作用的时代,其现实意义并没有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是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的特殊意义才日益显示出真理的光辉。再次,在都市化背景下,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命运,以及如何在现代化大都市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与和谐发展,则构成了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29]
7、与运河“申遗”相关的运河城市群研究 在运河“申遗”中,城市是核心。特别是2007年以扬州为牵头、由24个城市联手启动的大运河“申遗”工作的启动,直接带动了运河城市文化研究热。
在运河城市社会与文化的研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以西方城市群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大运河城市群”研究。借助运河文明在水文、商业、航运等方面的共通性,中国运河城市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市群,是中国古代纵贯南北的“主干大街”。其特殊意义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在发生上的独特原理与背景。运河城市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都市。或是借助大运河的综合功能超越了城市已有的规模与局限,使城市在空间、人口等方面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二是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模式。既不同于安土重迁、专制保守的农业社会,也不同于中国普遍存在的“政治型”或“经济型”城市,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独特谱系,极大地促进中国古代的区域文明、不同城市、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对中国政治型城市结构、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形态、积淀深厚的农耕社会与精神传统等,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三是大运河还孕育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景观,而不仅仅只是一条南北、东西或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与古代主流的农耕文化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文化;与安土重迁、专制保守的农业社会不同,在运河文化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现代城市要素。在今天看来,最可注重的是运河城市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它们既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刺激与推动作用,又在岁月沧桑中逐渐演化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遗产,因而是研究中国当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本土性对象。
以运河城市群为背景阐释运河文明的现实意义在于,在参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之间,经济与资源的矛盾与竞争成为影响它们相互合作与共赢发展的主要障碍。以大运河城市群为总体框架有助于推动运河城市之间产生更深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对它们在实践中采取一致的战略与和谐的步调也是不无裨益的。[30]
8、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 江南地区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等,不仅直接参与了江南都市的历史建构,也影响着它在今天的存在与发展。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的研究一直是都市文化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与当代其他的人文学术一样,对江南城市与文化的研索首先面临的是语境问题。由于中西城市传统、形态与内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特别是在应用那些从西方城市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原理、方法与工具时,由于缺乏对其合法性与普适性的“先验批判”过程,因而它们在对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经验的阐释与研究中是否适合,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观念、理论与方法上存在的问题,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学术研究的价值。
本年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性文化语境的确立与相关研究的深化。如《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头条推出“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专题,[31]其中,刘士林指出:诗性文化理论特别适合于解释江南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最高表现形态的江南城市文明;严明指出:工业化进程造成了现代城市文化与历史传统之间永恒的矛盾,苏州城市文化在现代转型中营造出了水性与根性相融合、务实与开放相交织、个体与和谐并存、精致与多彩相辉映、儒雅与宽容兼修的城市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一个中间点,为当代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李正爱指出:明中叶以后徽州盐商的介入,打破了扬州城市发展的传统动力机制。随着城市发展推动力的彻底转变,扬州的文化、艺术内蕴和发展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徽州盐商的广泛参与和推动,深层次地提升了其城市文化精神结构状态。查清华以袁宏道任吴县令和卸任后游吴越期间的诗作为考察对象,从苏州的胜迹、享乐、伤痛等方面阐释了苏州城市的人文基础、尚雅的人文景观都市女性的忧愁与“新苏州人”的落寞与不适,多层面地展示了晚明苏州城市的人文形态;朱逸宁指出:以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人就是展现江南城市文化的艺术群体,他们不仅有对古老诗性精神失落的深切感伤,还有一种与新兴市民阶层相呼应的审美气质,从中可窥见江南都市文化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这种密切的内在关系,为从文学经验出发研究与阐释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此外,对江南城市文化性质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即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类型的提出与阐释。一方面,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的空间差异,主要是由“政治型”与“经济型”城市的类型差异所造成;而在江南城市与乡村之间客观存在的“文明发展程度”差异,则是江南诗性文化产生“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源。把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江南乡镇区别开,是正确阐释或建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最重要的前提。[32]相信它们对于当代长三角城市文化建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9、都市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都市化的背景下,一门新学科也在上海应运而生,这就是近年来倍受瞩目的都市文化学,其主要任务是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用来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生命体验与杂乱的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生命主体与都市社会之间建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与现实联系,以期在重重矛盾与困惑中为当代人实现他们的生命自由与本质力量揭示一条历史必由之路。
在2007年,都市文化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也取得一些进步。一是对都市、都市文化、都市文化研究的性质与特征作正面界定与阐释,如把都市界定为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把都市文化界定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特别是指出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谱系与学术渊源与西方不同,强调要以西方的城市社会学与中国文艺学美学为双重资源进行都市文化学科与理论建设。这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基本理论与科学体系的经验基础,同时还可以为世界范围内的都市文化研究与建设提供一种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理论形态与解释框架。二是重点研究与阐释中国都市文化学与中国文学的学科关系。如“都市文化学与中国文学研究笔谈”、《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术渊源》、《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等,其具体论证与学术主旨在于: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看,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关于文艺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粹学术研究”,它的一个具有基础本体论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文学是人学”这一基本命题中,由于“文学”的“文”在当下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的“人”也在城市化进程中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论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是不存在任何学理问题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上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被看作“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的桥梁。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逻辑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框架中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领域中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价值问题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以文艺学、美学为理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促进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三者的良性循环与学术互动,就完全可以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都市文化学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中的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首先,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中的“寻根”文学,对后者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其次,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的研究,他们将文艺学、美学的基本理论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或大摇大摆,或暗渡陈仓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再次,受“文化学转向”这一学术思潮的总体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三门二级学科,其他如当代文学对“都市文学题材”的重视,现代文学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热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学(文化)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于都市文化本身。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城市发展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直接推动了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的变化。它们急切地呼唤与寻觅着一种可以认识与把握现实世界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但另一方面,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基本理论与学科体系上却是一片空白,无论是过于偏重“乡土中国”的本土社会学,还是在现代西方美学影响下过于关注文学文本的当代文论研究,都不可能承担起阐释与批判都市化进程的思想与理论任务。正是巨大现实需要与理论研究空白的现实处境,为在“文化研究”中已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率先介入都市文化研究这个新学科提供了社会条件、学理契机与现实可能。此外,学术回顾也已经开始,这对于如新生婴儿般的中国都市文化学,也是重要的与必要的。[33]
让人文学术研究与思考更多地关注人的生活世界,以现实问题为契机提升学术思考的实践理性品质,则是都市文化学作为都市化进程的理论家永远的期许与文化理想。



注释:
[1]康少邦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9页。
[2][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3][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100页。
[4]杨学祥:《地球供养不起资本主义》,光明网光明观察:http://guancha gmw.cn/show.aspx?id=3700,2007年03月02日11:04:03。
[5]新华社:《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式》,《光明日报》2007年11月25日。
[6]刘永:《美国梦·欧洲梦·江南梦》,《中国教育报》2007年01月18日;乐黛云:《“欧洲梦”开的生命意义追问》,《中华读书报》2007年05月09日。
[7]《全球生活质量:挪威居首冰岛第二中国未入前20》,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 com.cn/gj/ywdd/news/2007/09-05/1019559、shtm,2007年09月06日06:32。
[8]新华社:《冰岛获选世界最宜居住国家和地区》,光明网:http://www.gmw.cn/content/2007-11/28/content_703450.htm,2007年11月28日15:41。
[9]光明日报社:《国民幸福与快乐全国学术研讨会杭州宣言》,《光明日报》2007年5月29日。
[10]胡征宇:《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满意感受的统一》,《光明日报》2007年05月29日。
[11][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7页。
[12][美]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张敏、周雨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6页。
[13]曾繁仁:《作为新世纪基本人生观的当代生态审美观》,《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
[14]陈惠雄:《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光明日报》2006-11-20。
[15]朱富强:《GDP数字能说明什么?》,《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6]袁山林等:《“快乐方程式”刍议》,《光明日报》2007年07月10日。
[17]周天勇:《关注民生幸福是经济学研究的回归》,《光明日报》2007年05月29日。
[18]陈惠雄《快乐与幸福理论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光明日报》,2007年05月29日。
[19]张慧芳,文启湘:《民生幸福与社会和谐》,《光明日报》2007年06月05日。
[2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
[21]胡晓军等:《“百城赋”研讨会在白鹿洞书院举行》,《光明日报》2007年07月10日。
[22]孙逊:《都市文化研究:世界视野与当代意义》,《文学评论》(北京)2007年第3期。
[23]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4]刘士林:《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学术研究》(广东)2007年第10期。
[25]相关文章可参看刘士林:《都市化进程》(《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暮色中的工厂:都市化进程中的审美景观生产》(《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契合都市化进程》(《社会科学报》2007年5月10日)、《都市化进程与现代科学的人文价值生产》(《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人口的都市化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特别是《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开设“都市化进程研究”专栏,将使这一研究长期化与固定化。
[26]相关文章可参看刘士林:《建设文化城市急需解决三大问题》(《中国文化报》2007年07月17日)、《文化城市需要一个“操作系统”》(《社会科学报》2007年08月09日)、《从当代视野看文化都市》(《文汇报》2007年09月03日)、《文化都市的历史源流与当代阐释》(《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以及《文汇报》“文汇时评”推出的“文化大都市建设系列笔谈”,其中包括吴建民:《开放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因素》(《文汇报》2007年09月18日)、徐清泉:《在长三角联动发展中推进文化建设》(《文汇报》2007年09月24日)、余源培:《文化自觉的价值取向》(《文汇报》2007年09月27日)等。
[27]相关文章参看刘士林:《建艺术之城:让城市文明全面发展》(《解放日报》2006年03月23日)、《艺术与城市文明———刘士林教授在上海师大“双三角论坛”上的讲演》(《文汇报》2006年07月09日)、《论艺术与城市文明》(《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艺术之城”与长三角都市文明的全面发展》(《上海文化》2007年第04期)以及“艺术与城市文明笔谈”(其中包括刘士林:《艺术与城市文明初论》、张黔:《欧洲城市文化与城市艺术》、严明:《东亚艺术与城市文明》、李正爱:《江南城市经济与艺术文明》)。
[28]相关文章参看刘士林:《“新农村”与“城市群”并行不悖》(《社会科学报》2007年1月25日)、《都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都市化进程对当代农村经济文化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毛桥模式”: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上海新农村建设》(《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9]相关文章参看刘士林:《马克思哲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光明日报》2007年05月08日)、《都市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都市文化学:结构框架与理论基础》(《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30]相关文章参看阮仪三:《我们应当怎样保护京杭大运河———阮仪三教授在“2007京杭大运河沿线城镇文化保护论坛”的讲演》,见《文汇报》,2007年07月22日。刘士林:《运河文明史:运河城市发展史》、耿波《朝代更替下的通州》、李正爱《临清巷陌间的运河文化》、朱逸宁《运河来到嘉兴》(《社会科学报》,2007年09月20日“运河的城市城市的运河”专版。刘士林、耿波、李正爱等著《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
[31]“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专题,《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陈学文:《明代杭州的夜市》,《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江南城市生活与审美文化笔谈”,刊有刘士林:《江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价值》、朱逸宁:《南唐词人与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气质》、曹茶香:《“柳词”与北宋南北都市风情》、伍波:《〈十二楼〉中的江南都市风情》、丁瑶:《富春江畔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32]刘士林:《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33]相关文章参见刘士林《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界定及其人文研究路向》(《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刘士林:《学科渊源与学术谱系》、钱文亮:《都市文学:都市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变革》、耿波:《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审美文化》、曾军:《都市文化生产的主体阐释》(《求是学刊》2007年第3期);刘士林:《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术渊源》(《文艺报》2007年6月19日);刘士林:《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学术研究》2007年第10期);刘士林:《大都市灯火阑珊处的人文理性跋涉———2006年度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语境与话语》(《学术界》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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