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数据库 古代文论数据库 旧版入口 English
首页 > 学者文集 > 柯汉琳 >

世纪之交:广东文化的裂变、困惑和历史抉择
2015-05-16 11:54:10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急速发展,广东文化(本文指精神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振荡和裂变。怎样看待这种振荡和裂变?广东文化将何去何从?这是人们普遍关切的现实问题。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广东文化的裂变,业已促进了广东文化的繁荣兴旺。他们兴致勃勃的列举了广东各地多姿多彩,万象纷呈的文化生活形式,诸如歌舞厅、卡拉OK、音乐茶座、投影室、游乐场和名目繁多的艺术大赛、时装表演等等,得出结论:广东已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经验。但同样面对广东这种文化变化和文化现象,有人则认为广东文化正走向失范和滑坡,不无充满困惑、烦虑和感伤情怀。
同一种文化现象,引发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和情绪,究竟孰是孰非,似不能作简单的回答,因为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更何况广东文化正处于裂变和选择的历史进程,它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复杂充满矛盾和具有两重性的文化现象。下面谈几点思考:
 
A 新文化曙光中的“第一片朝霞”
 
如果我们不是把广东文化当下所发生的裂变作为一个孤立现象来看,而是把它放在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发展的历史中来考察;如果我们不是把眼光停留在歌舞厅、卡拉OK、音乐茶座之类的表层现象上,而是从深层文化心理的变迁及其意义上来观照广东文化的变革,那么,显然没有理由视之为文化滑坡,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一种新型文化正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逐步生长和崛起。
历史证明,文化是时代的产物,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一种文化要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就要不断革新,不断打破陈旧僵化的文化活动方式和思维模式,走出旧的文化格局。文化上的这种变革,一般来说,只能产生于社会大变革期。反过来说,社会的大变革,也往往是文化发生大变革和获得蓬勃生机的历史契机。
历史的经验也表明,真正的文化变革,实质上首先是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的变革。换言之,只有在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革的前提下,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才可能产生。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就充分证明了文化发展的上述规律。文艺复兴作为一种文化运动来说,正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社会大变革的必然产物,而文艺复兴所形成的新型文化,恰恰是资产阶级上升期人文主义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的逻辑结果。
因此,评价一种文化变革现象,首先必须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并从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的嬗变上去加以考察。
纵观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一直在经历着痛苦的裂变。但真正可以成为大裂变并集中反映了新旧文化的严重冲突和新文化在这种冲突中成长、崛起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应是当今的文化变革。两次文化大裂变都是历史的必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所引发的一场政治、思想、道德和整个文化领域的大变革;当前的文化变革发生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转型所引发的一次文化的大变革。
我们把两次文化大变革联系起来思考,正是为了对今天的文化裂变给予“历史的理解”。
五四运动作为一次文化变革来说,其历史功绩是强烈地动摇了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专制文化,在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上培育了人们的科学意识、民主意识、个体意识,开辟了通向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之路。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革新史上第一次“光辉的日出”(黑格尔,当年呼唤法国革命的一种赞词)。没有五四,就没有中国的现代文化。但是,由于当时人们侧重于“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陈独秀:《本志罪案之道辨书》),没有从深层上触动人们的文化心理,由于封建主义文化根深蒂固,也由于当时缺乏与新文化观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五四初步培育起来的进步文化观念并没有获得坚强的生命力,时过境迁,许多陈旧的文化观念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新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为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我们的文化事业获得了重大的发展。但是,不能不承认,几千年小农经济土壤上形成的封闭性、自足性、保守型的文化观念仍然作为一种历史惰力在消解着人们新文化观念的生长;五四运动冲击过的封建主义文化观念仍然作为一种隐形文化心态在悄悄发生作用;加之长期的计划经济所强调的绝对集中和统一,已经使人们形成了某些僵化的文化观念,也造就了某些僵化的文化模式和格局,使本应是五彩缤纷的、多元的、有众多变奏的文化、艺术变成了清一色的东西。这种状况无疑阻碍了文化的发展。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文化要发展,就不能不通过变革走出旧的文化格局;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丰富化也决定了原有的文化观念和模式不能不变革。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恰恰为文化变革提供了一个极有利的历史机遇,80年代初以来,中国当代文化的大振荡、大裂变,正是在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发生的,无论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状况来看还是从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来说,这种大振荡、大裂变都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借德国哲学家、文化学家卡西尔的话来说,我们在这种对历史的理解中,深感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也深感一种新的文化的必将降临(卡西尔:《历史哲学》)。我认为,无论对全国还是广东当前发生的文化变革的思考,都应确立这种观念。
当然,评价一种文化,必须从这种文化的实际出发,拿广东来说,广东文化的变革和它的经济变革一样走在全国前头,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广东文化变革先走的这一步是否误入歧途或造成文化失范、滑坡呢?进而,市场经济对广东文化发生的影响是否都是消极的呢?笔者认为,如果着眼于深层文化心理,那么,很明显,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对广东人的民主意识,政治平等意识、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等价值观念大大强化了,这些观念已经广泛地渗透到文化领域中,作为一种积极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创造和文化生活行为,例如,他们看中个体价值,强调自由创造,注重自我实现,不再总是被动地接受文化,而是主动参与文化艺术创造和表现,大量通俗歌曲的创作和大众歌手的涌现至少说明了这个问题(据统计,80年代中期以来广东创作流行歌曲达万余首),那种随处可见的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形式(如卡拉OK)也可略见一斑;过去那种单一的文化模式,那种把艺术当作工具或政治图解的倾向已受到冲击,随之一种“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各种形式、多种风格的文艺景观正在形成;各种群众文化娱乐品种和活动设施遍布城乡,等等,且不论其俗与雅和质量高低,这种文化现象首先就是对过去单一化、僵化的文化观念和模式的超越。如果把这种超越斥之为“失范”,显然是不恰当的,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表现。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文化的变革都必然是对旧规范的突破,这种“失范”恰恰是文化观念上的一种进步,而这种进步正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如果把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中国现代文化当前所发生的变革看作又一次“光辉的日出”的话(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那么当前广东文化的变革,虽然还不宜说已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宝贵经验,却可以认为是中国当今新文化曙光中的“第一片朝霞”。
 
B 朝霞底下的阴影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可能具有两重性。
马克思曾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页)此话用来说明当前广东文化的变革和现状是极为中肯的。的确,广东文化这片朝霞底下也有阴影,也存在着不少令人烦虑、困惑的现实难题。
如果说给广东文化变革带来积极影响的重要因素是市场经济的话,那么,给广东文化变迁带来消极作用并给它留下阴影的,市场经济同样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无可逃避的二律背反的文化难题。
马克思曾指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由于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因而必然带来平等观念、民主观念,带来工业文明,造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也必然产生拜物教、金钱崇拜等消极意识(《资本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所不同,但作为市场经济,其原始动力都是利益的驱动,功利追求是一切市场行为的直接动机,换言之,功利性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功利意识必然大大强化,这本无可非议,但功利意识一旦渗透进文化领域甚至成为文化活动的驱动力时,畸形文化就可能出现,整个文化事业就可能受到损害,这是因为:
第一,功利意识与文化的超越性追求是矛盾的。功利意识奉行的是实际利益的原则,而文化尤其是艺术的根本性质却是非功利的,它的理想是一种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的追求,两者必然是矛盾的,甚至是“敌对”的。
第二,功利意识与文化的人文精神是矛盾的。市场经济的平等交换原则固然孕育了人们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等人文精神,但市场经济的功利意识却容易产生拜金主义,拜金主义使人见利忘义,甚至使人良知沦丧、人格卑劣、人性畸形,而这与以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等为根本内容的人文精神是不相容的。文化尤其是艺术总把人文精神看作自己的生命,它要通过对人情世态的反映,表现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和对远景理想的追求,因为它与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反人文意识必然是矛盾的,甚至是敌对的。
第三,功利意识与艺术家、作家所张扬的主体性﹑个性是矛盾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平等观念﹑民主观念无疑有利于人们的个体意识﹑独立意识以至主体性的强化,但市场经济培育出来的功利意识却可能使人走向对物的依附和对金钱的屈从,从而反而丧失了自我,消解了个性,泯灭了主体性,这恰恰与艺术家﹑作家对主体性、个性的尊重和追求是矛盾的,甚至是“敌对”的。
上述表明,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本身,对文化艺术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而这种消极作用在当前广东文化的发展中已有明显的表现,例如,某些文化人开始用“商人的眼光”根据“什么好买就写什么”为原则去制造“文学”,尽可能搜集奇闻﹑凶杀﹑奸情之类写作,出书﹑登报,制造刺激情景,招徕顾客,追求即时利益﹑当下轰动,把本来并非赚钱的东西变成赚钱的工具,他们不仅自己抛弃了对文化艺术的超越性价值的追求,也剥夺了大众对艺术超越性价值的需求,结果,在一种表面的“文化大众化”﹑“雅俗共赏 ”的名目之下,已经同时带来了某些庸俗化,例如,1992年年底以来,广州出现所谓“新潮小说,”就是专捡海外黄色书刊中淫秽部分拼凑起来的黄味小说,极其庸俗。这种倾向的反面必然造成高雅文化发展的举步维艰,拿文学创作来说,尽管近年广东也产生了像《商界》,《大林莽》,《情满珠江》等一批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较高的作品,但总体上说与广州经济的发展还极不相称。再如,某些群众性文化设施和文化生活品种,如歌舞厅等,已经完全受商业意识的支配,以赚钱为目的,根本不考虑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和文化素质,甚至为了吸引顾客而不避庸俗,结果,某些文化娱乐场所实际上成了社会一些低文化素质人们寻求感观刺激的地方,如此等等。这些现象表明,广东文化尽管其主流方面是好的,但某些文化畸形﹑文化错位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我们决不能轻视这些矛盾和消极面,看不到这些矛盾和消极面,看不到市场经济对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盲目乐观于表面的轰轰烈烈,津津乐道于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设施和文化生活品种的统计数字,而忽视正确地引导和采取必要的措施,那么,广东当代文化就可能大滑坡,作为新文化曙光中的第一片朝霞便可能是昙花一现,而人们对广东文化的困惑和烦虑也就不无道理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发问:在奔向21世纪的历史时刻,广东文化究竟应走什么样的道路?
于是,我又想到下面的论题――
C 佛罗伦萨还是威尼斯
 
作为经济改革走在全国前头,经济相对繁荣的广东,其文化前景将如何?眼下广东文化面临着种种矛盾,它应做出何种历史抉择?这使我想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
历史是一面镜子。
早在14世纪初,商品经济已在欧洲包括意大利开始发展,15世纪初至中叶,佛罗伦萨已出现了“新市场”和交易所,新兴工业,工商业非常发达,出现了“普遍繁荣”(参见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77页,下面所引材料均见该书,只注页码)。当时的威尼斯这个岛的经济尤其发达,曾被称为“世界的珍宝箱”;在那里到处可以看到在“进行着全世界的商业交易”,到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一般的兴盛繁荣的景象”(第61~62页);它拥有巨大的财富,已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但是,在文化方面,两个城市却走着很不相同的道路:佛罗伦萨的文化和他的经济一样高度繁荣,以至成了意大利也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各个文化部门都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例如文学方面涌现了像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后半生活主要在佛罗伦萨)等世界性大诗人;在美术方面曾出现了两次高潮(14世纪初至中叶和15世纪30年代以后),涌现了象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一批艺术大师和像马索﹑乔图﹑马萨绰﹑马佐利诺﹑安日里科﹑乌彻罗、包利切利﹑巴托罗美奥等一大批著名画家;其它各种艺术如音乐等,学术方面如历史学﹑政治哲学等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布克哈特指出,当时这个城市形成了一种难得的“既是尖锐批判同时又是艺术创造的美好的佛罗伦萨精神”,其文化成就“声名洋溢”,“为意大利任何其他城市所未曾有”(第72~73页)。法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也高度评价说:“文艺复兴的旗手是佛罗伦萨。除雅典之外,没有一个城市诞生过这样一大批艺术家和思想家。”(罗素:《西方的智慧》第225页)。而当时的威尼斯在文化上却是落后的,与其经济地位很不相称,如布克哈特所指出,威尼斯“在意大利当时所最珍视的文化方面,却没有站在前列。对文学活动的推动总的说来,在这里是缺乏的,在其他各地盛极一时的对于古典文化的热情,尤其缺乏”(第70页);看看其学术史,“我们会发现,在14世纪里,除了历史和神学,法律与医药专著外几乎没有别的,而在15世纪里,直到伊尔莫劳·巴巴罗和阿尔多·曼纽奇以前,人文主义的文化是表现得很少的。……在意大利的诗的创作上,威尼斯很久以来就微不足道”(第70~71页)。
为什么两个经济高度繁荣的城市文化方面如此悬殊呢?布克哈特指出,因为“佛罗伦萨人得之于这个历史的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第73页),得之于“对古典文化的热情”(第217页),而威尼斯除了政治上的停滞性和神秘性等原因外,尤其由于“文学艺术在威尼斯,像其余的东西一样,大都带有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观点”和缺乏对于古典文化的热情(第70,217页)。
可见,文化的繁荣与否,经济不是唯一因素;经济领先,文化也完全可能落后,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平衡”现象。威尼斯文化的落后,显然与其商业意识﹑实用功利意识对文化的渗透、支配和不重视对古典文化的发扬直接相关。这里所说的古典文化指希腊文化,其核心精神是人文主义精神。因此,可以说,威尼斯缺乏对古典文化的热情也就是缺乏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理想追求,而人文精神恰恰是文化的内在灵魂,是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超越性价值追求,缺乏这种追求的社会势必平庸,文化势必落后,这就是威尼斯的历史教训。如果说威尼斯太遥远,那么我们眼皮下的香港就可以说明,香港在经济上远比当年的威尼斯繁荣,称之为当今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聚宝盆而当之无愧,但香港文化是落后的,充塞于市民阶层的“大众文化”多为粗劣﹑鄙俗文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根本性的一条就是商业意识﹑功利意识对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支配,人文精神被物质利益的追求所消解,这一点与威尼斯是共通的。总之,从威尼斯到香港,事实证明,社会生活中一旦一切追求实际利益,一旦实用功利目的与超越性价值追求之间失去一定张力,人文精神就会崩溃,文化的败落就不可避免。佛罗伦萨之所以能够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其文化之所以能够高度繁荣发展,恰恰因为它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
广东,尤其是作为广东文化的代表的广州,能否成为当代的佛罗伦萨而不步威尼斯,香港之辙,我以为关键就在于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否确立一种正确的文化观念。广东文化在开放改革大潮中的确迈开了革新的第一步,这一步在中国当代文化的变革中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历史意义,但它仍然在面临着严峻的历史抉择,把握的好,广东文化的变革可能成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之“蛹”,广州可能成为新文化的“生长点”;弄不好,就会误入歧途。
 
D 余论: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上文主要围绕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实用功利观念与超越性价值追求的关系,谈广东文化的发展问题。笔者认为,广东文化要真正成为新文化的生长点,除了要大力张扬新的人文精神,避免走实用化+商业化的道路之外,还应辨证地处理好下面几个问题:
其一,内容与形式﹑软件与硬件的关系问题。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能不重视形式,不能不有一定的硬件与软件与之配套,例如作为文化活动形式的文化设施诸如剧院﹑音乐茶座﹑歌舞厅及其他物质设备等,或如当前颇盛行的包装手段等。应该说,广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发展起来的文化设施和包装手段,目前在国内显然处于领先地位。这对推动广东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文化设施不等于文化,“包装”不过是外壳,都不是文化的灵魂,也不是文化繁荣与否的根本标志。佛罗伦萨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它产生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艺术巨人,在于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人类某种伟大精神。广东文化要走在全国前头,从长远来说,关键在于产生更多的文化精品和人才,而这些方面广东恰恰是落后的。因此,人的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教育,即软件的“生产”是更根本性的措施。
其二,模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创造而不是模仿。如果我们透过广东某些文化表象进一步分析,就不难发现:当前广东某些文化的发展仍然没有从对海外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的模仿中摆脱出来。有人说广东文化“港味十足”,或许夸大了,但至少说出了部分事实。不可否认,对外开放以后,海外文化一涌而入,的确对广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后我们从时装﹑广告﹑电视﹑流行音乐等文化样式中都可以看到文化模仿的印记,生搬硬套地移植外来文化范型,文化模仿品充斥市场,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一种创造力贫乏的表现。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广东文化就可能沦为一种“边缘文化”,甚至成为“附庸文化”。只是被动地吸收,适应或趋从于外来文化并受其制约,那无疑是一种文化的悲哀。广东尤其是广州的文化根基远比香港深厚,没有理由将香港置于“文化中心”的位置上接受其文化辐射而成为文化附庸。
其三,走出岭南和走进岭南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广东当代文化已走在全国前列,因此,现在不是“走出岭南”的问题,而是“走进岭南”的问题。笔者认为,广东文化发展过程中与内地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的交流是必然的,历史向来如此,走出岭南是必要的,走出岭南不等于抛弃岭南文化;反过来,外地也应从岭南文化中尤其是当前广东文化中吸收一些新鲜文化气息。但是作为广东来说,我以为强调走出岭南比提出走进岭南对发展广东文化更切实更有帮助。广东文化的发展方向不应以西方文化或海外文化作为参照系,而应是一种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新的岭南文化,这种文化不应该排斥西方或海外进步文化,但立足点是中国特色和岭南特色,因此我们应更多地吸收中原文化的营养,这就是我主张走出岭南的第一层意思;其次,广东文化要发展,就应以自己的精品打入全国性水平的行列,不能局限于岭南自我陶醉。实际上,广东一些文化样式在全国仍出于低水平层次(只要对比一下节日的文艺节目就可窥见一斑),我们应看到岭南的文化局限性,不能以“越是岭南的就越是全国的”为由(这个“由”也是值得讨论的),而锢守一个地域文化,这是我主张走出岭南的第二层意思。
笔者认为,正确处理好上述几个问题,或许有益于广东文化的发展。
我们衷心期待:在步入21世纪的时刻,广东文化不再只是一片朝霞,而是一个灿烂的天地!

上一篇:文学史科学的反思
下一篇:审美 “虚静说”的历史发展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