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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科学的反思
2015-05-16 11:53:18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指的是对于历史时空中已然的文学事实的叙述形式。因此,它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叙述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现今已有的文学史著作数以百计,但不仅理论家们不满意,就是文学史编写家们也承认,以往文学史的编写存在着种种毛病。这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性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性普遍存在的问题。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沃伦指出:“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末是社会史,要末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末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①就是说,许多文学史不是首先把文学视为艺术,而是当作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思想史的文献,甚至把文学史看作并写成政治运动史。此外,许多文学史是用编年史的方法来叙述各个时代发生的文学事实,缺乏对其演变过程的内在规律、连接关系作“真正的历史进化”的揭示。
韦勒克﹒沃伦对西方文学史著作存在的毛病的概括批评,同样适合于对中国现今流行的文学史著作的批评。
关于把文学史写成政治运动史问题,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文学史著作中表现的特别突出。
诚然,不能否认文学史与政治史或思想史的密切关系,一定时代的文学反映一定时代的生活,它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一定时代的政治和思想,但文学毕竟是文学,而不是政治或思想的记录,谁也不能抹杀两者的区别,它们之间从根本上说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正是这种区别,文学史首先应该是文学史,而不应该是政治运动史。文艺斗争在历史上总是存在着的,文艺史当然包含着文艺斗争的内容,但它也常常表现为与政治思想无关的艺术是非,如创作方法、艺术技巧之争,而我们的一些文学史家却往往把文艺斗争等同于政治思想斗争,极力把文学史上的斗争上升为政治思想斗争,结果,一部文学史便往往被叙述为政治思想斗争史。这种叙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明显不过了。例如,30年代“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其实就谈不上是政治思想斗争,但由于种种原因,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却把它描述为一场政治路线和思想的斗争。这种做法,与政治家往往拿政治斗争去代替文艺斗争颇为相似。
这种现象的症结在于:人们长期习惯于用政治眼光和标准去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念不妨称之为“政治中心论”。
在政治中心论的影响下,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普遍存在着两个突出问题:
第一,文学史的分期用政治史的分期代替。这种分期的观念,实际上就是把文学视为完全由国家的政治或革命所决定,把文学看作政治的附庸。这样,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仿佛不需要文学史家依照文学自身历史进化的实际情况去考虑,而只须根据政治家或社会史家划定的历史阶段模式去硬套即可。例如,翻开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几乎都是把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五个时期。这是明白无误的社会革命分期、政治运动分期。这种分期使人无法看到文学自身历史演进的阶段性,而且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发展同步。这是一种抹杀文学特质和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其实正如韦勒克﹒沃伦所指出的:“仅仅以代代交替或社会阶段的划分根据是不足以解释文学变化的。文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场合的变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它的渴望所引起。”文学的发展固然与外部的原因包括社会政治革命有关,但还有它的内部原因和规律,例如文学自身的继承与革新,文学自身价值系统的变化等。因此,文学史分期的出发点应该是作为文学自身发展的分期,而不是政治运动的分期。
第二,以政治是非取舍和评价作家作品。这同样是政治中心论的影响。本来,一部文学史要选择那些作家作品来叙述,总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其中也包括政治标准。但是,既然是文学史,首先就应该从文学的角度去考虑其是否有代表性、典型性和独创性,从而作出选择。就是说,文学史要写谁不写谁,依据首先是文学性,而不是政治性。唯此,文学史才是文学史,才能客观地反映文学自身发展的真实面貌。这就要求文学史家不仅要叙述正面的作家作品,也要让人们知道反面的作家作品。否则,如果只写政治上进步的作家,这样的文学史就只能叫做“革命文学史”或“左翼文学史”。翻开流行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人们就可以发现,它们大致上都像“革命文学史”。例如,那些政治上、思想上存在着这种那种问题的作家、像徐志摩、周作人、戴望舒、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等,有的一直被摒弃于史册之外,不留痕迹,有的纵有论及,也只是被当作批判的对象;而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但政治上进步的作品如抗战时期的“街头剧”、“活报剧”和某些文学成就平平的左翼作家,都在文学史著作中获得了显眼的位置。这不仅表现在作家作品的取舍上,也表现在对作品的评价和分析上,具体说就是只注重作品政治思想内容的评价而摒弃了审美价值的分析,或只把审美价值放在从属的可有可无的位置上。结果,不应该过高评价的被人为抬高了,不应该低估的被人为贬低了。
这就是政治中心论给文学史的编写带来的两大毛病,它造成了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在某种程度上的 “失真”,使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变得不那么科学。
文学史要成为一种科学,首先必须尊重历史,历史的本来面目如何,是规定文学史家如何叙述历史的前提,包括如何选择和评价作家作品。换言之,就是历史优先。文学史家应该在历史优先的原则下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这是所谓“史笔”的根本品质。当然,文学史作为一种叙述形式总是一种主观的叙述,具有主观性。但是,主观必须服从客观。所谓“真”,就是主观与客观实在的符合。文学史科学之所以科学,其灵魂就在一个“真”字,主观性决不是离开客观实在的任意性。某些文学史著作之所以不科学,就在于主观任意“重构”客观,任意“打扮”历史。
我们所说的“真”,当然不是说不加选择地叙述历史发生过的一切文学事实(上文已论及),也不是要求细节的叙述绝对精确,但必须强调与历史的基本事实和本质面貌相符合,例如,司马迁对鸿门宴的细节叙述,其中就包含着不少想象的成份,不可能绝对精确,但与基本事实符合,乃不失其真实性。不过,在我看来,历史科学主要是对历史作宏观把我和客观叙述,一般不必对事件过程的细节作太具体的描述。历史科学毕竟不是文学创作。
不少学者主张写“我的文学史”、“你的文学史”。笔者赞成这种主张。实际上,文学史本来就是不应该只有一个版本,它可以有不同角度的叙述,可以有不同的范式结构,可以有不同的分期,也可以对文学历史过程各种文学现象作出不同的评价。现在许多文学史几乎都是按照一种固定思维模式,遵循大一统的预定观念制作出来的,千部一面,千口一腔,没有个性,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历史科学变成了一种重复制作工艺。这种现象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史书上,别的教科书也一样,例如本科生用的政治经济学,据统计,全国多达2000多种,用电脑一分析,却几乎都是简单的重复。这种现象不改变,一个民族的社会科学如何发展?文学史科学作为一种研究,也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可以是紫罗兰,也可以是玫瑰花;大自然的色彩是无穷无尽的,不能只准产生一种色彩,例如官方的色彩。当然,“我的文学史”、“你的文学史”也不是主观任意的,文学自身发生、流变的历史对于任何人的历史叙述都具有客观规定性;过去的文学作品,作为一定时代的产物,其形象的客观意义也不是可以任意进行“现代阐释”的,人们对其蕴含的丰富意义可以不断有新发现,新解释,但也不能任意杜撰、想当然、违背实际,例如从《红楼梦》“看出排满”之类,固然可称之为“新发现”,却不符合实际,这种“我的”、“你的”文学史就失去了真的灵魂,从而失去了历史科学的价值。
文学史科学要拥有“真”的品质,关键是文学史家要具备一种尊重历史、坚持真理的精神。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占有丰富翔实的文学史资料,这是根基。但是,缺乏尊重历史、坚持真理的精神,丰富的文学史资料在其笔下也会“变形”。有的文学史家在谈论如何撰写文学史的文章中虽然讲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强调写文学史要“显示出个人对文学史的独特看法”,“文学史应该首先是文学史,不应该是政治运动史,不应该是文艺斗争史”,“把文学史上政治上犯过错误,或政治上不太好,过去写过一些好作品的作家,都否定了,不提了,这是不对的”。等等。然而,许多持这种观点的文学史家往往未能将其付诸于文学史的著述之中,包括唐弢先生主编的三册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他们为了迁就某种预定框框而放弃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对历史做了不切合实际的改造,这是颇为令人深感遗憾的。
文学史的著述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要编写出一部理想的文学史或许还是遥远的事。因而,对文学史家责备求全也并不切合实际。但是,人们呼吁文学史家坚持真理,提倡实事求是的“史笔”精神,要求排除缺乏科学依据的外部干预,却是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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