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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代文艺学的自身调整与建构
2015-05-16 10:59:12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消费时代文艺学的自身调整与建构

        随着消费时代来临,文学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读者的趣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学如何贴近文学发展的实际,贴近社会生活,贴近读者大众的阅读与欣赏实际,作出相应的反应,是发展文艺学的关键。为此,文艺学自身需要进行调整,放宽视野,与时俱进,作一番新的建构。
        首先,应澄清文学的基本问题。在媒体与信息扩张的今天,文学的发展确实遇到了问题, 比如什么是文学的文学性和文学的存在方式,如何看待亚文学现象等等,都直接与“当今文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当今的文学文本呈现出多样形态,它不再是过去单一的纸质媒体,它可以存在于网络、影视、摄影、广告、歌曲之中,文学性开始向日常生活弥散与播洒。一些亚文学的东西浮升上来,如手机短信就介乎日常生活的沟通与制造文学意味之间。但是,尽管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异,构成文学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完全改变,只是部分产生了变异。比如,(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二) 文学是情感的、能打动人引起人共鸣的产物;(三) 文学是深刻思想完美表达的艺术;(四) 文学是可引起人快感、美感并达到娱乐的艺术。只要文学这四项基本特质还存在,它不管以什么方式、载体出现,它都构成文学,并具有文学性。比如崔健的摇滚曲《一无所有》,陈小奇的《涛声依旧》,它能在感情上抓住你,打动你,那它就是文学。难怪著名文学评论家、北大教授谢冕要将崔健的 《一无所有》选入《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诗歌类中去。有人说:“大多数传媒文学是不可能经典的”。[1] 我以为这话既对但又不全对。宋词当时在酒楼坊肆流行的时候,又有谁想到它也能成为日后的文学经典呢? 今天看,宋词当时的传播方式也相当于今天通俗歌曲的流行方式。许多优秀的唐诗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们在当时就被人广泛传唱,流行于社会之中而得以奉为经典的。流传甚广的“旗亭赌胜”故事反映出唐代优秀诗人的佳作在当时社会流行与被消费的盛况。流行的未必就是坏诗,不流行的未必就是好诗。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以及他的其他诗作在当时社会广泛流行,正说明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得到读者的喜爱。其实,唐诗上万首, 经典选本也只选数百首,许多诗被历史淹没了。所以,严格说起来, 历史上大多数文学作品也不可能成为经典, 而不仅仅是传媒文学而已。就如今天的长篇小说,一年一千部,又有多少能成为经典呢? 经典是相对于后世来说的,是后世人对前世人创作的认可。当社会有需要出一千部小说, 且有市场, 它就有出现的理由, 这总比 “文革”时期只有八部样板戏要进步得多。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传媒文学都成为经典,但也不要想到只有传统的纸质媒体文学才可创造经典。其实,从逻辑上说,传媒文学这个词也是有问题的,难道纸质媒体就不属于传媒之一种了? 报纸也是传媒,难道报纸上发表的小说、诗歌不能成为经典,而只有传统的文学月刊杂志比如《十月》、《收获》、《花城》等发表的小说、诗歌、散文才可能成为经典? 经典不经典,跟传媒没关系,关键在它提供的信息是否构成文学,并能否具备日后成为经典的元素。
         其次,应弄清文类的变化。当今时代,基础文类已发生新变化。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小说已受到大众的重视,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故小说被梁启超视为 “文学之最上乘”, 小说这种叙事文类已代替诗赋抒情文类成为文学的主流。而如今, 虽然叙事文类仍是主流, 但内部却产生了分化与变化。如影视借文学为蓝本插翅飞入大众百姓家成为核心媒体,而杂志、戏剧等沦为边缘媒体或文类。不同的媒体形式反过来又影响到文学的创作方式,包括叙事的方式。比如流行歌曲,我们长期视其为 “快餐文化”而不研究它们的文学构成、思想文化内涵及其表征。当今流行歌曲在叙事文类的影响下也靠近叙述,而减少了抒情。我们的文艺学不能无视文类内部的变化。不去研究并及时总结这些变化的现象,理论就会滞后,而且新的原创性的文艺学也无法构建。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厄尔?迈纳曾指出,一种原创性诗学的形成必然是与它所基于的基础文类相关的,像早期欧洲的“摹仿诗学”建立在再现文类戏剧的基础上,中国古典“情感—表现”诗学则是在抒情文类抒情诗基础上产生的。[2](P32-33)从20世纪初以来,经过100余年,中国的叙事文类已成熟,且与国际上的叙事文类理论相通。但中国当前在叙事文学方面的诗学并没有多少原创性,是追随西方而行的。如果我们掌握好当今文类的变化,研究其美学构成规律,尤其是研究中国叙事文类的独特性,对构建有原创性的文艺学是有帮助的。比如现在有学者提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存在着一种“写意小说”的问题,将它们的出现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诗画乐的艺术传统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就有助于揭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特有规律。
        再次,要尊重中国经验。外国的理论进入到中国是要产生变异并带上中国人的理解和再创造的。如20世纪早期从西方传入的“现实主义”理论,在茅盾等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有自己的理解,到了50年代-60年代则更有邵荃麟、秦兆阳等理论家的自我创造。80年代-90年代传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是变了种的了,难怪起初还有人指认他们是“伪后现代”。这没什么奇怪,因为它带上了中国学者的理解和阐释。理论流通与交流虽无国界,但理论的产生与再创造却有国别,这就凸显出中国经验之重要了。中国面临的消费时代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的消费时代有差别,作家的感受不一样,所产生的文学艺术也不同,这便是中国文学的中国经验。同样是大众文化,但在中国和西方面临的命运也可能不一样。比如西方的现代舞,邓肯当年创立时是为了使舞蹈从古典舞中解放出来,使舞蹈从宫廷、贵族豪宅走向平民,并走向自然,但现代舞传入中国,却成了精英式的东西,它想要成为大众化也难。当前文化产业界也想引进一些在西方国家属于大众文化的戏如《猫》、《大河之舞》之类,但到中国后由于票价的问题,一般大众是难以问津的,它们反而成了“小众文化”。这就是中国经验之不同。文艺学只有很好地尊重中国文学的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的真实问题,才能更好地诠释中国文学,创建新时代要求的文艺学。
       又次, 调整观察视角。文艺学关注当代文艺现象,也应与时俱进地调整观察问题的视角。如从生产的视点观察文艺现象,对文学作品的产生、消费与流通过程进行把握,充分了解其中的形象是根据何种需要生产出来的,其生产方式有何特点,为何需要按照那种方式去生产。从生产视点观察问题是文化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文艺研究吸取其优势,能够更好地补充自身的不足。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观很早就提倡从生产与消费对象的关系研究文艺,后来的接受美学也具有类似的视角。只不过,过去文艺学对文艺生产的问题未加以特别重视而已。又比如文学当中的虚拟真实问题,也必须从当今数字时代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去加以理解。“虚拟”问题如今也成了哲学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生活中的人往往也错将电脑中的虚拟世界当作真实。何为生活真实? 虚拟真实是否也构成了我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不少奇妙的故事就产生于 “虚拟”的真实生活之中。
        最后, 坚持文学的批判、拯救与超越功能。在消费社会,文学并非一味追随市场,迎合大众口味和趣味,它应该坚守文学的理想,坚持文学的批判、拯救与超越功能。千百年来,文学有歌颂盛世、粉饰太平的功能,文学在为帝王宫廷服务的时候的确有这种功能,这也是文学功利的一面。文学功利性的一面还可表现在批判性上, 如白居易主张的 “新乐府运动”,虽提倡文学对现实的讽喻,但也是具备功利性质的。白居易针对中唐社会现实,根据文学发展的需要,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诗歌要多关注世事民生,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文学功利性是不可能被完全排除的。关键是文学还有“无用为大用”的一面,也还有大关怀大拯救的一面。伟大的文学家往往都有一腔悲天悯人的大胸怀。他们对社会与人生的批判,有时往往是功利性色彩淡得很的。他们往往从人类生存困境与出路的探寻入手,在人类的绝望处指出希望,实现将批判与拯救结合起来的文学超越,从而带给人类以信心、勇气与希望。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存在主义文学正是在揭示人类生存困境之中透露出批判与拯救,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鲁迅也是如此,他在犀利地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创作中寄寓了他对中国民众、社会的拯救与希望,他的“救救孩子”的呐喊不是对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的警醒和拯救吗?“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怕的就是民众、社会对他的不理解。中国当代文学中能怀有鲁迅那样阔大胸怀和远大关怀者罕有。消费时代的文艺学应该坚持文学的价值与理想,鼓励与引导文学创作的批判性、拯救性与超越性,在消费社会中为人类社会提供强烈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 曹万生. 消费时代文学人文性变异之思考 [J] . 中外文化与文论 (第11辑) .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2] 厄尔·迈纳. 比较诗学 [M]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8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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