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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专业化与批评的品格:兼论文学批评与学术机制的关系
2015-05-16 10:56:46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批评的专业化与批评的品格
——兼论文学批评与学术机制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批评常为人讥笑与嘲弄,或言其“缺席”,或言其沦为商业化的奴隶,等等。批评家在人前似乎说话底气不足,亦难以为自己辨白。事实上,文学批评受到社会浮躁风气和消费价值导向的影响,确也存在着被人诟病的痛处。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刮起的商品经济风潮对社会影响甚巨。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场商品经济风对推动市场经济的前进步伐无疑是有极强推动力的,但对尚无思想与心理准备的知识界来说,却是当头一棒。知识界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复苏过来,才树立起来的一点点自信与自尊又被突如其来的“下海经商”潮与“脑体倒挂”表象慢慢击碎。知识界包括文学界都对市场经济难以适应,其感觉仿佛是初长的菜苗一夜之间遭遇到了霜露——蔫了。进入90年代中期,知识界经历过心理上的煎熬,终于逐渐认可市场经济这支无形的手的力量,知识分子也逐渐认识到自身的社会与市场价值,并有意地开发这种价值并使其增值。在社会狂炒院士价格、明星效应的同时,学术界又引入了量化考核机制,知识分子在此时倒真有点头脑发热了。有的知识分子还自觉地加入到“炒作”的队伍,“炒”文化,“炒”学术,“炒”批评,并力图将自己也“炒”热,借此获得社会地位与经济效应的双重效果。随着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知识界包括批评界围绕着消费目的来活动已日益彰显,媒体介入批评,甚至与出版商合谋炒作学术,使得批评的商业化、学术的谋生性色彩越来越强烈。
        在这段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中,文学批评到底怎么了?它完全是被动地裹夹在商品经济与消费社会的大潮中丧失掉自己的地位,被挤兑到边缘,而且还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追求了吗?是因为社会的金钱价值导向与消费欲望的无限刺激以及学术机制、文化机制的转换而导致批评的失向与倾斜了吗?
       不是。如果说批评完全是被动地顺从、适应社会风气与学术文化机制,那是错误的,是批评不敢正视自己角色与地位的软弱的表现。在变化多端的社会风向中,批评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和品格了吗?显然没有。
       事实上,我们不能责怪或抱怨社会风气与学术体制的好坏,关键还在于批评家是否坚持了学术立场与学术人格。其实,有思想的批评家并不为社会风气所左右,相反,他时刻以批判的眼光透视着社会,并坚持着自己的专业水准而不降格以求。另外,评价一个学者与批评家的贡献与地位,学术传统与现行的学术体制也并不只强调他论文的数量,而不强调质量,比如申报博士点或重点学科,带头人只要填五种有代表性的论著,整个学科点的成果也只要求填30篇代表性论文和20种著作。现在一些高校尝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评资深教授,如果真正评起来恐怕也还是评他在学界突出的创造性贡献,而并非只看他论著的多少。在文学创作界也一样。有的作家早期的创作水准就高,足可以代表他的整体水平,如曹禺现象;有的作家一生作品不少,但都平平,没给人留下多少印象。衡量一个作家的水准与地位,还是看他代表作的水平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虽然在总体上言是年纪越大越成熟,积累越多名气越大,但也不否认有的人在青壮年时做的研究由于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得出新的有开创性的结论,那时就已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如人类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就有此现象。所以,学术评价体系从传统上言还是看他对学界突出的创造性贡献,而不只重数量。现在也没有人要去推翻这一传统。
        再说市场导向的影响。尽管市场对学术、对批评影响甚大,但人文知识分子也并非完全屈服于市场,他对市场始终是存有戒心的。对于市场热炒文化和人文知识分子,比如热炒余秋雨等,大部分人文知识分子是抱观望态度与谨慎态度的。现在有人专挑余秋雨的刺,并非就是出于嫉妒,就是怨恨市场,有的确实是出于对文化的虔诚,觉得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传播有误的文化信息,用假文化知识糊弄老百姓。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对文化虔诚崇拜的传统,觉得做学问就应该处于一个清静的地位,应该严肃认真。正如钱锺书所说“学问乃是荒村野老之事”,绝大部分人文知识分子都能接受这种地位和角色定位。
       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西方知识分子多将知识当作谋生的手段,正像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罗伯特·诺齐克指出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学校教育让他觉得他们理应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最有声望和获得最高收入的人,但他走向社会之后,却得不到这种待遇,因此对市场心怀怨恨。①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惟有读书高”的传统,“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体制对他们有所保护,传统中的知识分子对市场隔膜,对官场熟悉。在文化传统中,学问等同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真正有志于从事学问研究的就是选择了清贫。这种传统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留下的痕迹还很深。尤其是近代以来,科举取消,读书做官的路堵塞,做学问与当官成为两种不同路向的选择。长久以来,知识分子已然养成一种做学问就是清贫的习惯。20世纪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面对市场冲击确实是有过一番心动神摇,但到现在为止,人文知识分子并不完全靠市场经济价值来衡量自己的学术。他们中有许多人也清楚地知道,做学问不如去上课赚钱,也不如去编畅销书赚钱,但他们并没有去做赚钱的事,仍然坚持在做扎实的学术。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对市场是抱静观态度的,一方面认为市场经济时代到来一切要由市场来导向是挡不住的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对自己从事学术要完全与市场挂钩一直是不热心不主动的,甚至是怀疑的。
        从现状上说,现在也不能不说是人文知识分子做学问的好时机。一是经济状况改善,“脑体倒挂”现象基本改变,知识分子收入处于社会的中上水平,虽说赶不上企业家,但也好过一般的小公务员;二是学术研究与批评环境相对自由宽松,即使拿不到社科基金,但只要自己按兴趣研究,拿出有价值的成果,有眼光和经济实力的出版社也还是会出版的。更何况管理部门还提出引导的政策,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深教授也可享受自然科学领域院士待遇呢!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现在的学术体制已经完善了,而是说现在的学术体制也在发生变化,知识发展的规律会逼迫管理部门改掉那些过于僵化教条的评价体系、考核指标,会推出更多顾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评价标准。
        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是如此。面对消费世风和与之相应的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文学批评也还得有自己的立场和品格。王晓明在《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一文中曾列举了当前十种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②这些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委实将对文学批评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必须要对它们加以认真研究。然而,不管怎么说,文学批评在正视这些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时,必须坚持它的批判眼光和专业化。批判眼光是批评的学术立场,专业化则使批评保持和强化它的学术品格。我之所以强调专业化,是因为批评不是广告,也不是个人的理论自娱和与娱乐配套销售的文化工业产品,而是真正富有思想与学术立场的艺术品。只有专业化,批评才能走近艺术,推进艺术,正如我们通常看到的美术批评和音乐批评一样,那是很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话语才能走进乐迷和懂行的美术爱好者心里去的。专业化的批评自有它的专业性标准,它之所以与“媒体批评”相区别,就在于它有一定的学术范式和专业术语。“媒体批评”是抓热点,因为没有热点它就抓不住读者,抓不住市场,同时这也是为了满足大众的需要。而真正的文学批评却是要面对文化/文学现象,沉静下来反复认真地思考才做出来的。专业化批评是不赶热点的。举个例子,有的批评家今年在报纸上批评这个批评那个,都说是好作品,但三年后呢?他来个180度大转弯——说当年的那些作品都不值得一提。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证明媒体的热点批评往往产生泡沫,显出浮躁,而专业批评家作出的批评是靠积累,靠反复思考,是经得起历史淘洗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大都还记得批评家季红真1985年写的那篇《文明与愚昧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的批评论文,就是因为它有极强的专业性。
         说到这里,大概我提出的专业化批评已很接近人们通常所说的“学院派”批评了。正如南帆所说:“‘学院派’批评要求言之有据,要求严谨的论证。这是‘学院派’批评的可贵品质,也是‘学院派’批评反感以‘个性’或者‘自我’包打天下的原因。”③但专业化批评与“学院派”批评还是有区别的。“学院派”批评显得严谨,有较强的理论色彩,比较讲究追问事情的原委成因,爱追溯历史,讲究批评观点形成的共同积累和基本准则,但有时不免带有些学究气;而专业化批评则主要强调批评的到位,它也遵守批评的基本准则,但更强调个性的体验和思想上的尖、新、深,文字会显得灵动活泼。它在文学批评的专业领域站得住,有一定说服力和冲击力。比如青年批评家谢有顺,他的批评算不上“学院派”批评,但其专业性是很强的。因此,不管是“学院派”也好,“非学院派”也好,我认为批评必须做到专业性,才能立得起,留得住,才可避免炒作性、浮躁化。
         韦勒克在论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三者关系时说得很好。他既强调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强调文学批评的形成要重视文学史知识的基础,在文学史方面他又尤其重视历史上各类文学批评所做出的积累。文学批评要做到专业化,就应该重视理论,重视文学史,而不能抛弃已有的共同积累和基本的理论准则,而只顾“自我”的言说,甚至天马行空、独断专行。我们都钦佩巴赫金在小说理论方面的创造,但只要细读巴赫金,会发现他在创造出“复调”与“对话”理论的过程中,引用过多少前人的研究成果。他也是立足于前人的积累,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有自己的创造的。当然,这些创造还是他独特的分析眼光与审视角度起主导作用,是他独自体验与剖析的结果。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及其理论创造,正是因为其专业性强,才被世界文坛所重视。
         批评的炒作与浮躁自然与“跟风”相关,而“跟风”与批评家缺乏学术勇气、不敢坚持批判立场相关,更重要的则是缺乏思想。没有思想,故只有随大流,更不敢对低劣作品和不良文化/文学现象进行一针见血的批判。过去人们是将批评视为锋利的解剖刀的,但现在这把刀子变成为人涂脂抹粉用的毛刷刷了。有的批评则借虎皮做大旗,将国外的理论搬弄一番,却毫不涉及现实问题,看似挺专业挺理论化的,但思想是他人的,其文风还是显得浮躁、苍白。坚持批评的学术品格,就是要坚持批评家有思想,有思想的批评才有锐气,才有活力,才敢大胆地贴近文学、贴近现实。有思想的批评才会让人读来痛快,哪怕是过了几十年上百年读来也仍然让人激动。而“跟风”的、炒作的批评很快就会变成隔日黄花,被视为“快餐文化”的附属品。一个批评大家或批评巨人,应该是兼备思想家与文化哲学家的才能的。现在,我们经常提学术创新,于批评方面的创新也就是要道出自己的思想,说自己的话,不说随大流的话。要做到创新,没有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没有深刻的思想支持,也是做不到的。有了思想,有了批判意识,批评才有自己坚定的立场,才可在消费浪潮与浮躁世风中坚持自己的专业性,才可避免商业化的污染,才可真正显示出批评的“在场”与不可缺少的角色和作用。希望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和理想。

注释:
①罗伯特·诺齐克:《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见秋风编《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王晓明:《面对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③南帆:《“学院派”批评又有什么错》,《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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