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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
2015-05-16 10:50:46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
——关于“打工文学现象”
        作家的人文关怀大致可分为两种层次:一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即追求人类生存的意义、死亡的价值、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以及人的精神追求等;二是对人的现实关怀,即对人类生存处境和具体现实环境的关心、人性的困境及其矛盾、人对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公义的艰难追求以及人类的灵肉冲突等等。在现实关怀之中,包含着作家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和人本主义意识,体现出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高度重视,对人的价值的集中关注,尤其体现在对社会底层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他们生存欲望的深刻理解和同情。过去的文学大师如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鲁迅、曹禺、巴金等都是这类现实关怀的典范。上个世纪的后半期,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文学大师以及后现代哲学大师们更多地体现为第一种层次的人文关怀,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实关怀仍然是作家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部分,文学的底层意识仍然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并能在世界文学史中闪烁出异彩,如南非作家库切的创作,还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实就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在沿海地区进行的“三来一补”企业以及靠劳动密集型起家的工业,劳动条件艰苦,许多企业还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其着眼点在于“物”,眼里还顾不上人。那时的工厂聚集一批从农村转移来的农民工,其生活的艰辛正如一些打工诗人所描写到的是“像老鼠一样在生活着”。深圳当年流行在“三资”企业中的“打工歌谣”有一首唱道:“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打工阶层尤其是农民进城务工阶层的生存状况是非常艰难的,稍有不慎还要被辞退,有的受了工伤得不到赔偿。90年代始,城市改革开始,不少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往往是以一部分工人的失业为代价的,因为国家要调整工业结构,城市要“腾笼换鸟”,换下来的“鸟”有的却无能力再进新的“笼子”了,于是工人从过去的骄宠一下子就沦入社会底层,这确实让许多人唏嘘不已。在今天,虽然有的大城市发展得已很繁荣,大厦林立,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丝毫不亚于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也有了诸多首席执行官、大企业家、白领、中产阶级、小资等,但在这些城市的表面繁荣中也仍然有挣扎在维持基本温饱水平的贫困户,还有流浪在城市各个角落乞讨的流动人口。更何况城乡之间的差别没有缩小,反而在继续扩大,底层还是构成我们这个社会基础的较大部分。从总体上来说,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在步入小康,但我们还必须关注底层,为底层呼吁,并为改造底层、提升底层做出切实的精神关怀。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和这个阶段需要文学的底层意识。
         底层意识是一个形象的概括,如果按写作者分,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已不是社会底层至少说是中等阶层或知识分子写作中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由于他们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艰辛和生存困境,其作品往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但有时往往也不免有俯视的感觉,有的还对底层生活存在一定的隔膜,多少带有一些臆想的成分,有的流露出过于同情的意味。另一类则是由本身就处于底层的写作者即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务工的打工者所写的“打工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由于他们有亲历的体验,会更让人感觉到平实。有的为了给自己打气,反而更趋理想化一些。尽管有两类写作者的不同表达,但底层意识在精神内涵上是一样的,即对社会底层生存状况的关注与揭示,意在唤起社会对社会底层命运的重视,为社会底层遭遇不平等、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相对贫困和暂时困难给予关注,对社会底层前途的改变与未来路向充满着忧虑与同情。
        与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大墙文学”相比较,当前文学的底层意识主要不在反思造成对底层人物伤害的社会原因和人性原因,而是着重在对现实生存境遇的描述,因此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更多的重在“切近”而不在“反思”。与“知青文学”相比较,当前文学对底层人物命运的描写更着重在写出他们的无奈与生存挣扎,而“知青文学”着重在反思当时青年的盲从和迷茫。当前的底层写作与底层意识的表现,更多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难进程和社会改革的阵痛联系在一起,其中虽也有对愚昧的鞭笞和文明的启蒙,但更多的主题却超越了“文明与愚昧冲突”的限制,而将笔触深入到对社会转型期阶层的分化与身份的转移、社会改革带来的生存困惑和道德困扰以及许多还难以一时作出好坏对错判断的难题。值得重视的是,当前文学的底层意识已具备了新人文精神的因素,有了超越一般人道主义同情和平等意识呼吁的新质。
         这种新人文精神的质素大致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身份焦虑与主体觉醒。身份焦虑是文学底层意识中常常表现的内容,底层人物通过对自身位置与身份的辨认,表达出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质疑或确认,反映出一种维护自我尊严、追求平等公正和自我价值认同的主体意识。榛子所著的小说《且看满城灯火》就是通过对工人阶级在国有企业衰落过程中对自己身份的焦虑和质疑,揭示了当前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身份转移和出路艰难的问题。叶大生有着工人阶级的情结,因为他从他父亲叶国权那儿继承了工人阶级的身份与传统,他四兄妹分别被作为老工人的父亲叶国权命名为“大生、大产、大模、大范”。但在国有工厂在市场浪潮冲击下,由于管理和市场定位的缺失日渐走向衰败的过程中,他们四兄妹都相继失去了国有工人的身份。老二大产早早就看穿,跳出工厂去承包了酒店,靠色情服务去招揽生意;老三大模下岗后只能靠卖馒头、摆书摊过日子,从事小本经营;老四大范沦为擦鞋女工,最后还沦落到被人包养的境地;有技术有名气的老大大生在工厂坚持了许久,但最终也受不了“民营企业家”可赚钱的诱惑,离开了国有工厂,另外去办起了私人工厂。小说通过大生的回想道出了对如今工人身份的质疑。过去他四兄妹刚参加工作,父母领着他们去饭店聚餐庆贺,来到大桥上看城市景观,四兄妹相继喊出“:啊,且看满城灯火/敢问谁家天下/看我工人阶级。”那时的工人是何等自豪,可如今的产业工人却在丧失身份,没有了光荣感与归属感了。小说写得很有苍凉感,透露出了国有企业衰败和工人身份失去的某种无奈,但小说表现出来的质疑与追问都是令人警醒的,也反映出了底层人物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和探求。大生最后离开国有企业去办了自己的工厂,因为他在国有企业里无法施展他的技术,他需要的是能有所作为。老二、老三、老四都分别在默默地寻找自己的出路,虽然有像老二那样违规操作的,但也有像老三那样凭小本经营生存的。小说虽然对国有企业持批判制度,但也对它们的现实境遇表示了理解——国有企业疲惫了,衰老了,而国企改革又“像一个不称职的清洁工,在厂区和车间里扫来扫去,扫得浮皮潦草”,改革的不到位最终使国企衰败,工人下岗,也留不住有技术的人蒋述卓?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才。联想到这几年有些国有企业领导借企业改制之名,变卖国有资产肥了自己腰包而不管工人生存与出路的例子,就足见这小说提出的警示和预示是有强烈现实针砭意义的。小说给大生留了一条光明的出路,实际上也是对他的身份觉醒和对自我价值追求的认可。
        “打工文学”中经常充满着对身份的追问,因为是进城打工,他们反而不忌讳自己就是“打工仔”,而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是移动的、漂泊的,是要靠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发挥自己的才能才会去获得应有的价值回报的。张伟明的小说《对了,我是打工仔》里的“我”懂得用编造的“劳工法”去维护自己不加班的利益,他的小说《下一站》中的吹雨竟然敢对着香港总管杜丽珠的面一字一顿地说出:“告诉你,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然后他毅然地炒掉了老板而走下了“下一站”。黎志扬的小说《打工妹在“夜巴黎”》中四川辣妹子容妮在歌舞厅里狠劲地踹了想揩他油的香港“秃头”一脚,当然,最后她只好守住在工厂做工的一份工了。周崇贤的小说《漫无依泊》写出了打工者在城市里的身份与灵魂都漂泊无依的痛心感受,“我”虽然有文字写作才能,但因无钱付城市增容费,就只能是城市的“边缘人”。相对于作家们的底层写作而言,打工文学的底层意识对身份的焦虑更为迫切,对自我的尊严更为看重,更要维护。即使在现实中遭受到不公平不平等的凌辱,也要在文字上精神上获得自信与自尊。在张伟明的小说《我们INT》里,“我”在梦中对香港总管小姐的痛快占有,也是弱者在想像的性关系改写中挽回打工仔自尊的一种书写。
         身份焦虑是主体觉醒的重要标志。打工仔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而不甘屈辱,宁可辞工炒老板鱿鱼而不愿低三下四丧失人格;工人对过去身份的质疑,在下岗后仍然要寻找出路或寻找自我价值实现的另外途径,虽是无奈中的选择,但依然是适应市场竞争的主体选择。相对于过去作家们写底层人物的逆来顺受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言,当前的底层写作更让人觉得富有社会与时代的气息,以及对人的自我尊严的维护。这就是经过20年改革开放以后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人的自我价值提升,人的自由度相对扩大的结果。
      对道德缺失的拷问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思索。底层写作既关注底层人物艰难的生存境遇,但同时也对底层人物在对待金钱与道德、金钱与传统伦理关系、金钱与人格尊严维护、金钱与法律冲突时出现的道德缺失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能正确运用法律约束自身行为以及维护法律与正义的行动作了肯定。晓苏的小说《侯己的汇款单》中侯己的儿媳因想霸占公公打工寄回来的500元汇款而失去了应有的伦理制约,而村子中的药铺老板、杂货铺老板,还有村支书、村长都想要雁过拔毛。一张汇款单将底层人物中的乘人之危和自私、贪婪面目全都浮出地面。残雪的《民工团》以她那惯用的怪异与冷峻将小人物之间在“死囚”般生存处境里还相互告密和互相压迫,为了追求一己利益而力争强权等道德错位和灵魂缺失进行了揭露。虽然她采用的是一种变形的写法,让我们觉得另类,但其借用“民工团”这一底层组织来展开,又让你感觉到其对道德拷问的严厉以及对人性追问的犀利。周崇贤是早期“打工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打工情爱系列”小说曾对打工者的情爱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剖析,其中既有对打工妹为保护自己贞操而拼死挣扎的赞赏,也有对打工妹出卖自己肉体不算还助纣为虐的鞭鞑(如小说《米脂妹》中的也非和李红)。而在周崇贤、林坚、安子等“打工文学”先驱们之后,“打工文学”对爱情的思考变得更复杂起来,如王世孝的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虽然也写的是打工者的爱情悲剧,但其中却将困境与仇恨、物质与精神、道德与法律等的思考带入了小说中。小说写了底层人物对社会与环境的仇恨,但磨刀人最后终于带着自己受伤的女人消失了。天右因生存环境的窄逼也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他怀着报复心理染指磨刀人的女人宏,但在他误砍了磨刀人之后还坚持要送磨刀人上医院,并付医药费。仇恨埋在了心底,并没有让它肆意横行,他们在内心深处设置了不干傻事的法律底线。磨刀只是他们发泄仇恨的一种心理借代。在罗迪的小说《谁都别乱来》中,处于社会底层并坐过牢的歌厅歌手“我”检举了盗窃高级小轿车的朋友阿华,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并不想出卖朋友,而是容不得社会犯罪。这是他的社会良知,是他不允许任何人乱来的理由。底层人物虽有仇恨,但并不干触犯法律和扰乱社会的傻事,虽在底层受过欺压但也不容忍“乱来”的犯罪。这就是法律意识普及的结果,也是对社会良知和道德操守的坚持。从这一点说,底层写作并没有陷入愚昧的陷阱,而具备了坚守良知和法律的新质。
        为对城市认同的追问以及对融入城市的思考。底层写作中城市已由过去的隐在背景走向前台。随着民工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他们一方面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依赖着城市开始了他们的另一种人生。作为城市的边缘人,他们无法认同城市,但又离不开城市。林坚《别人的城市》中打工仔段志在城市中受挫后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故乡,在他眼中这城市属于别人,但他因在城市住过后回到乡下又再不能适应传统的生活,最后又不得不返回城市。黄海的诗歌《这个城市没有记住我的名字》里说“漂流,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漂流/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虽然城市未记住他们的名字,但并不妨碍他们像“好奇的小鹿”一样“伸长脖子”去探寻城市的奥秘,“永远望着水泥建筑流兮盼兮”。尽管他们不是城市人,但他们也在思索,“如果我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分子/就有构成砖和瓦的义务和权利。”打工者并不是简单的打工,他们在追问他们应有的义务和权利。他们的父辈希望他们的子孙能成为城里人,黄海的诗《致我的父亲》题记里写道:父亲将儿子打工寄回的汇款退回来,说只要儿子能过得像个城里人,他就是饿死也瞑目了。“父亲呵!你说你一辈子的荣耀/是儿子蜕变成城里人所得到的幸福”。这些追问和梦想如今在深圳已正在变成现实,安子是早期外来工成为“白领”的典范,因为她靠自己的奋斗有了属于自己的天空。而杨广,六年如一日不懈追求,获得了高级电工的资格证,他终于成为了首位调入深圳市具有深圳市户口的首位农调工(见《南方日报》2005年4月6日第C01版)。在周崇贤《漫无依泊》中打工者无法成为城市人的心痛感正在现实中逐渐融化。经过城市生活的洗礼,农民工也树立了与城市人共同的现代观念,如林坚《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流浪者的舞蹈》等小说,不同程度地写出了打工者也必须改变与世无争的传统文化标志,参与到奋斗拼搏的竞争中去,“要搏杀才能有出路”也成为多数打工者的心声。“过客”心理、“边缘人”心理正在逐渐改变。这也是近年来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在打工者与卡拉OK厅里大为流行的原因。
        最后,我还得对“打工文学现象”说几句话。打工文学现象从社会学角度去看,应视为社会底层人物素质提高的表现。农民工进城务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必然之路。农民工进城务工恰恰成为了社会现代化大潮中的弄潮儿,他们适应社会的需要,在生存中拼搏,在竞争中提高。其中的佼佼者能拿起笔书写自身的感受与经历,道出了一个阶层的心愿和呼声,不能不说是当今新一代农民的骄傲。打工文学作家中有的人成为了专职的文字工作者,当了记者、编辑、文秘,有的人还成为了律师和中级管理者,这充分表明当今社会的自由发展空间的扩大以及对人的能力与价值的认可。最近,团中央还专门为打工文学改了名,叫“进城务工文学”,并为其设立了“鲲鹏文学奖”,这一切都是新人文精神在社会与文学当中的体现。“进城务工文学”虽然是底层写作,但其透露出来的新人文精神理应受到评论家们的重视,它们也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一脉气息、一种文化状态、一个阶层精神面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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