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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2015-05-16 10:49:06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多维视野中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学理论界,还从来没有像“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的讨论持续这么长久。有的学者想以“伪命题”的说法终结这场讨论,但事过几年,还是有认真的学者重提这一问题,并从中西文论融合的角度论述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重要意义及其可能①。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再度重视起来,一方面是由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命题具有再度开发与挖掘的空间。如果我们不再只执一端,而是从多个视角出发继续讨论这一命题,将有助于古代文论的研究和当代文艺理论学科的建设。
        (一)从全球地域化视野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具有实现本土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意义。
        当今世界文化思潮从总体上看是越来越趋于全球化,但这种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范围内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而不是指全球文化一体化、单一化。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全球化的问题也有不少相反的看法:有的反对全球化,尤其是反对以英美文化为核心的霸权性的全球化;有的则主张保持与建设本土文化以抵抗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地域化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出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的需要,一些带有地缘意义的政治、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如东盟、博鳌亚洲论坛以及不断扩大的欧盟等,美国近期在中亚国家中推行的“颜色革命”也带有明显的地缘性色彩。于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全球地域化”这一词语,意指全球范围内地域性的文化在不断增长。
        笔者早在1997年就在一篇题为《论本土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冲突与融合》的文章中提到:“本土主义的存在完全取决于文化差异,取决于文化传统的延续。”[1]128并指出本土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冲突;本土主义与全球一体化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如今看来,全球地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是本土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问题的延续和扩展。
从国际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理论是无国界的,理论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谁都可以享用,相互之间的借鉴与影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但从理论生产、创造与继承的角度看,理论又具有本土性和国别性,它的创造带有一定的传统继承性,并具有地域或国别色彩。古代由于交流不便,理论生产的地域性很强;在当代,理论生产的地区性色彩同样不可避免。国情不同,理论生产者个人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文化立场不同,都会使其生产的理论带有地域性,如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也是具有全球地域化色彩的。近二十年来,中国引进了不少西方的新理论,但传译、传播过程中有诸多“误读”产生,使它们在中国被改造。比如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后,曾被人称为“伪后现代”,这正是因为国情的不同而产生的变异,属于理论转换过程中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也带有地域性。
正是在此意义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提出和继续讨论,是本土文化传统自然延续并实现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换的必然要求,符合文化生产与继承的发展规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生产与创造,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具有鲜明的中国性。它既要根据当代中国的文艺经验进行理论创造,也要吸收中国古代与现代文论的优良传统,还要吸收西方古代、近代、现代文论的精华,这也是符合理论创造与继承的发展规律的。西方文论被吸收到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中来,不会也不能照搬,要进行创造性转换。而从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和内在要求来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要求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是很自然的,这是本土文化建设的必然发展和内在要求,也是为了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而提出的客观要求。
         (二)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以及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实践结果看,古代文论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换是有经验可借鉴的。
          中国传统文化自20世纪初开始,就处于是否需要保持、是否可以实行现代转换以及如何转换的争论中。五四时期,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主张反叛中国传统文化,追求西式文化,提倡以西方文化为主干建立新型的中国文化。他们提出完全不要读中国传统的书,因为传统的东西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必须抛弃,有个别学者甚至大声疾呼要全盘西化。而另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则认为要守护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要保护中华文化之根,在返本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在还乡的同时进行“灵根自植”。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并不完全排斥西学,主张承受和回抱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优美的文化精神传统中立定脚跟,“再在自己的立场上发展内在的宝贵生命和创造精神;再原原本本地看西方文化,以取法乎上,得乎其中”[2]43。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新儒家一派的典型主张。
         新儒家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的实践,从20世纪20年代到六七十年代,这项实践曾取得丰硕的成果。只是因为1949年以后,新儒家中的一批人流散到港台地区与海外,而当时中国内地又鲜有哲学家,就是如冯友兰等,也由于一定的压力而改弦易辙,故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至于提到新儒家,大多数中青年学者还是甚感陌生。新儒家立足于儒家思想并对其进行阐扬,他们根据20世纪世界的变化,援西入儒,返本开新,对儒家文化进行了重新阐发和弘扬。新儒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们对中国哲学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还在于他们对传统诗学进行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侯敏在其博士论文《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中曾对新儒家的文化诗学进行过全面的研究,指出新儒家不仅从中国哲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本体观和价值观出发,建构了以“人化”—“心化”—“生化”为中心的中国诗学理论体系,而且还对中国古代诗学中某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范畴和美学观念,用现代意识和话语加以了阐释。如他们分别以道、境、和、游、心等范畴为轴心,开展了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诠释。侯敏认为:“20世纪末,国内学界提出开展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实,这项工作新儒家早就开始实践了。”[3]10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是符合事
实的。新儒家所进行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经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那就是对本土文化的充分自信,在立足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志在为20世纪的社会、人生寻找新的人生哲学与生命诗学,同时容纳吸收西方古典与当代哲学的思维与精神,自创成体系的中国诗学话语。
          在中国现代诗学建设道路上,除了新儒家一派外,还有像朱光潜、朱自清、闻一多、宗白华等一些属于审美派的哲学家与艺术理论家,也在进行着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实践。朱光潜在对西方悲剧心理学进行充分研究的同时,思考了中国诗论的问题;朱自清对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范畴和概念进行了仔细的清理和现代诠释;闻一多运用西方人类学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现象进行了阐发;宗白华则着重对“意境”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一套重视艺术生命与揭示艺术意境理论有机构成的新的“意境”理论。宗白华的理论中有王国维理论的影响,也与新儒家一派中的“生生诗学观”有内在相通之处,但他更多地立足于分析中国艺术审美,在一种中西比较、中西融合的思维中创建具有现代意义的生命美学。如果说朱光潜、闻一多等人的文化诗学实践还是“融而未明”的话,那么宗白华的理论则建构了现代中国文化诗学的初步形态。宗白华等人所进行的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实践,也创造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途径。还有一位重要的理论家的现代转换实践值得重视,那就是王元化先生。他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既运用中国传统的考据、义理、词章相统一的诠释方法,又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站在现代理论高度,运用当代理论的解剖刀,对《文心雕龙》的重要理论命题、概念、范畴进行了现代诠释,挖掘出它们在当代的重要价值。王元化先生所主张的古今、中外、文史哲“三结合”的综合研究法,也对中国文化诗学的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
       (三)从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的角度看,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途径是多元的,前途是光明的。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之所以还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原因大约有二:一是认为虽然口号与观念都提得不错,但转换的成绩却并不显著;二是在转换实践中,有的学者将其简单化了,比如将转换理解成一种挪移,用古代文论的范畴去解释当代文学的问题,这自然会造成一种生硬和不合。其实,现代转换首先应该有一种思维方式的调整,有一种对当下文艺生存状况的精神回应。中国传统文论凝聚的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首先应学会用中国智慧去解决中国的问题。
         禅宗的创立就是用中国智慧创立中国理论的典范。禅宗的思维方式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禅宗对印度佛教的吸收并不拘泥于文字,而重在以中国式的感悟去领悟佛教的精神,从而实现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我们在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时,由于古代与现代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转换,就应根据当下的需要,从继承古代文论的精神与思维方式出发,而不是简单地进行一种词语和概念的挪用,或者简单地用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去解释当代文论的现实。那种认为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在当代还10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6卷可使用就谓之于可以转换,否则就不可转换的看法与做法,都是僵硬和缺少中国智慧的。
         前面笔者提到新儒家文化诗学的现代转换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主要是他们注重在精神传统上继承,根据当下生存境遇的思考去对古代诗学的概念、范畴进行现代诠释,不是简单地将个别与部分词语挪移,而是作一种整体上的现代整合。但是,我们学习这种经验时,又不得不对新儒家文化诗学的整体发展做更深入的拷问。因为古代文论传统并非儒家一家,还有道、佛部分。此外,在构建当代文论新话语、新体系时,也不可能完全儒家化。因此,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途径是多元的,对古代文论传统进行现代诠释与激活的方式也将是多样的。
         在思维方法上和表达方式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不可能简单地沿用古代文论传统的重感悟、直觉和形象表达的方法,而应将感性与知性、理性逻辑结合起来。因为经过这一百年的训练,中国人在语言表达上已经习惯于现代白话文的表达,而现代白话文的语法是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人也习惯于用逻辑推理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和表达所思考的结果。因此,将感性与理性、直觉与逻辑结合起来,才是正确的选择。之所以提出要保持感性和直觉,是因为中国的这一文论传统还有其鲜明的民族性。现代转换不能丢掉民族性,更不能放弃中国的文化立场,否则就不能形成理论的主体性。创造中国话语既需要理论的自信,又需要选择一种正确的话语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笔者相信,充满智慧的中国人经过努力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丢弃传统去找肯定会陷入迷途,这正如禅宗批判的:放着自家宝藏不用,而到处外求,终会一无所获。我们需警惕这种流浪式的外求。

[参 考 文 献]
[ 1 ]蒋述卓.论本土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冲突与融合[J].广东社会科学,1997,(4):126-130.
[ 2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A].方东美.方东美集[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 3 ]侯敏.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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