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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之我见
2015-05-16 10:01:08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在文艺战线第五期上面,我曾拜读了萧三兄的“论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我觉得有几点意见不能不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第一,萧三兄认为“中国的新诗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形”,我想这未免过于抹煞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文艺运动之成绩。诚然,我们的诗歌直到现在还残存着许多缺点,可是我们现有的新诗已比唐诗元曲前进了一步。因为这些都是跟着一般的文化运动上之“民主主义和科学”运动一道来的。萧三兄对于一九二三年前后的新诗“首首离不掉伊,句句抛不开爱……”觉得十分无聊。诚然在我们目前看起来也许是无聊的,不过,我们如果知道,恋爱问题之当作为社会问题而被提出,是在资本主义勃兴以后的事情,在封建社会里面,女子之附属于男人,完全是“天经地义”,根本就不能成为问题的,所以从历史的见地说来,当时的恋爱诗,实际上就是反映着那个时期反对旧礼教,反对盲目婚姻的一种革命运动。我们并不能因为诗是“恋爱”的,而忽视了它当时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它当时所起的革命作用。
第二,对于旧诗的估计,我也不敢赞成萧三兄的意见。萧三兄举出了一二首好的旧诗来,因此就好像认为旧诗这种形式还是要得。我的意见倒不是这样。我认为现代的人也许能够做一些好的旧诗,可是这种形式究竟是太旧,不能成为我们今天诗歌运动的模范,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的文学,一定要根据于现代的语言。假如我们更深刻的去研究一下中国近代的语言,并把它和中国旧诗对比一下,那么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是非常之远的。再把民间的文学和中国的五言七言旧诗比较一下,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发现,民间的歌谣绝对没有旧诗般那么严整的格律:它已经有了“自由”的倾向。
此外,自从鸦片战争到现在,这一百年以来,中国的语言因为受到外来语的影响,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到了今天,我们即使要写一篇很通俗的论文,我们甚至都不能不用些“意识形态”,“安那其主义”之类的复音名词。如果把这些复音名词应用到五言七言的绝句诗上,那么,这首诗一定会只变成名词的排列,此外再没有什么。所以中国新诗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受当时整个的新文化运动之推动,另一方面,则是受着中国的近代语言之制约,绝对不是由几位新诗人“自由”尝试成功的。
第三,萧三兄认为“发展诗歌之民族形式应根据两个泉源,一是中国几千年文化里许多珍贵的遗产,和民间的文学……”萧三兄把最主要的泉源忘记了。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有一个补充,那就是应该把五四运动以来诗歌的收获,以及世界文学所给予我们的丰富遗产放在民族形式的泉源里面去。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世界的一部,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总是同世界的历史息息相关。同样在文化上我们正应大量输进外来的文化作为发展我们的民族形式之一个最丰富的泉源。
在俄国,彼得大帝的时候,因为彼得大帝醉心欧化,大量的输进了西欧的科学和艺术,结果,有一个时期,俄国的文艺作品充满着许多非俄国的生硬的东西。可是后来由于俄国文艺本身的成长,于是这些外来的,生硬的艺术,结果经过一番消化以后,遂变成为俄国文艺的不可分离的一部。所以我觉得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歌,诚然有许多缺点,应该否定,可是我们否定的乃是在它的“买办性”,它的机械的模仿性。至于一部分被我们中国化了的东西,那才是最宝贵的遗产。
我们要介绍莎士比亚,我们也要介绍歌德和普希金,我们介绍他们,并不是洋博士般当作为我们模仿的对象,而是当为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的阶梯。
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同时也就是第一次欧战爆发后,中国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的信号,它把中国的过去封建文化予以否定。即在诗歌方面,虽然在形式上未免有些粗野,但从它的内容说来,未尝不洋溢着革命的朝气(如郭沫若的女神等)。
虽然到了后来,其中一部分流于颓废和形式主义,可是左翼文艺却又继承了这个革命的文艺运动的传统。所以今天我们如要谈到继承过去的传统,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多的注意到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上的成果。这即从运动的本质上说,争取民族独立,和争取民主的基本任务上说,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与其到封建主义文学里面的离骚那里去汲取新鲜的血液,倒不如向拜伦那里,向玛耶可夫斯基那里去汲取更多的新鲜的血液。新的中国诗歌应该承继世界的优良的传统,同时也应该承继这十余年来已经中国化了的新文艺的传统。
当然我们也承认过去的“新诗”之过于形式主义,我们也承认过去的新诗过于欧化,不适合于中国人的口味,我们也承认我们的文艺必须更加展开,一直普及到下层,我们也承认我们必须反对过去的,脱离开了中国民族的立场,离开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需要,离开了中国语言的自然的韵律的生吞活剥的西洋崇拜,可是这和我们在基本精神上要承继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和科学化的文艺传统并没有妨碍。
最后说到诗歌民族形式的两个泉源中,萧三兄指出“一是离骚,诗,词,歌,赋,唐诗,元……”“二是广大的民间所流行的民歌,山歌,歌谣,小调,弹词,大鼓,戏曲……”我想这两曲点都是对的,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不应该把离骚,诗词,和民歌,山歌并列。因为离骚,诗词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太远了,而它的韵律和我们今天语言也已有了很大的差异,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谈文艺的民族形式,绝对不应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存着过大的希望(虽然我们未尝不能从它那里学习一点东西),我们必须紧记语言才是文艺的母亲,而语言又是与民族生活血肉相连的一部分。谁要是把中国古代的诗歌当成为一种美的形式来崇拜而忘记了它之所以美是因为它能表现当时的人民生活,而又构成为人民生活之一部的缘故,那谁就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陷阱。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应该着重于能表现今天中国人民生活,和表现今天中国人民的要求的那些山歌歌谣,而不应该过分重视那些只能表现过去的人民生活的那些诗,词,歌,赋。
当然,我们也赞成萧三兄的意见,即对于这些民间文学,我们还得批判地接受,因为里面正有不少由士大夫所创造出来的“为民说教”的封建的文学。这种封建意识的内容,当然也会影响到它的形式,所以如果认为只要把其中作为内容的意识否定,而无条件地接受它的形式。同样的也是最大的错误。
这是我对于中国诗歌之民族形式问题的一点意见,未知萧三兄以为如何?

——载《论诗》远方书店1944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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