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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文化版图下的战争逻辑
2015-05-16 10:14:26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我们生存的理由在于生产——即永恒地产生、化生和创生,和无止境地反映、反思和反抗。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就不是生存的快意,而是生存的重轭。
 
       当代生活世界的一个最显著的维度,是消费文化。但是,如果用德勒兹意义上的生产来看,消费又何尝不是生产的一种形式?人类在求生的意志的支配下,进行权力的生产,于是有了征服、治理和协调的政治;人类在求真的意志的支配下,进行知识的生产,于是有了假设、探索、证实或者证伪的科学;人类在求爱的意志的支配下,进行欲望的生产,于是有了对肉体家园的筑构和对灵魂家园的追寻……“生产”,就是这样的一面棱镜,生命、文化、历史以至未来,都是生产之结果。这是我作为《生产》的读者,运用自己的想像对它的名字做出一种臆测,以及根据这种臆测对它的编辑立意做出的一种期待。《生产》的主题是“战争”、“帝国”和“拯救”(这第三个主题是通过本雅明这个人物及其《拱廊计划》间接呈现出来的)。本文主要论述第一个也是基本的主题——“战争”。作为最严酷的生产形态之一,战争是诊断历史世界和当代世界的一个醒目的症兆。从生命权力的角度说,战争是对他人血肉生命的系统灭绝,是自然状态之中的生存典范。但是,从终极价值的角度说,战争又与共同体的生命理想、与超越共同体的普遍正义直接关联。从表面看来,战争无疑导致黑暗和混乱、死亡和流亡。但在语义的深层,战争构成了哲学基本主题之一。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正义即冲突”,到尼采“智慧是女人,总是独爱战士”的宣言,直到后现代德鲁兹式的“战争机器”,历史上的哲学家编织了许多战争神话。这些神话不仅还没有褪去绚丽的色彩,而且还在解政治化 再政治化的历史运动之中被补写了令人心惊肉跳的篇章。《生产》编辑的关于战争的论说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战争的历史话语,二是关于战争的现实反思,三是关于战争的价值逻辑。

       第一类论说暗示或者呈现了战争话语的谱系,这种谱系的编排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被淹没在后现代语境之中的宏大的叙述。修昔底德记载了雅典的两位将军和米洛斯岛城邦行政长官之间关于征服和屈服的对话,并以对人类屠杀行为之中的意义和神圣命运的探索将他的《历史》叙述推向了高潮。在这里战争不是邪恶与混乱的根源,而是一出以希腊悲剧风格书写的、蕴涵着启示意义的“道德戏剧”(109页)。道德上的焦虑,而不是政治上的盘算,是思想关注的中心。奥古斯丁认为,战争的真正邪恶,是“对暴力的热爱、报复的残忍、凶暴而无法平息的憎恨”。在这些可怕的负价值的另一极,是战争的正义,是灵魂的高贵和动机的纯洁,它们在历史中延伸为基督教伦理的要义,而无声地深入人心。霍布士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初看上去是广播复仇的种子、自始至终在对他人摆出决战的姿态。但是,他的利维旦形象,却隐曲地传达了《圣经》中神圣正义的脉息,提示人们注意到生命权力较量后面的形而上学 神学模拟物。值得关心的是,在霍布士展开对自然状态的沉思时,为什么特别强调表示价值的词语的含糊和不确定:有人叫它智慧,有人叫它恐惧,有人叫它残忍,有人叫它正义,有人叫它挥霍,有人叫它高尚。这就隐含着一个关于战争道德/战争正义的歧异性,也正是这种歧异性给予了战争思考的动力。到福柯手中,战争话语与生命权力、知识、性欲体验等等融构成复杂的谱系。通过这种谱系,他试图质疑甚至颠覆决定着“权力/力量/永恒战争”的同质性的前提。通过解读霍布士“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公式,福柯解构了“在西方可以属于某个种族的意识的历史”,清算了“建立人们企图用来从肉体上排除、贬低和摧毁一个种族的仪式和机制的历史”的可能性。按照福柯的观点,战争与政治权力无关:“霍布士使战争、战争的事实、在战场上真实显露出来的力量关系与统治权的建立没有任何关系。统治权的建立不知道战争。”如此一来,霍布士就根本不是好战的理论家,也根本不是处处向他人宣战的斗士,而是展开统治权力诞生的研究,“强烈地想取消战争”的理论家。福柯向霍布士发难,就是要把一种被17世纪的哲学 法律话语等窒息的“政治历史主义”解救出来。“政治历史主义”的基本要义是:“我们在统治关系之中,在统治永恒的复杂厚重的历史关系之中。”(24页)简单地说,首先是政治、然后是历史,与我们的存在如影随形。换句话说,“政治历史主义”,意味着政治复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福柯颠倒这种说法:政治是战争的延续。而这,就是关于战争的历史话语留给一个解政治化的时代的暗示。

         第二类关于战争的话语呈现了对生命在当今世界惨烈遭遇的深沉反思。第三类关于战争的话语牵涉着对人类非常行为的法律裁定和道德评判。自古至今,战争作为一种间隔地发生、周期地回归的事实,就是对人的理智的一种极度考验。战争肇始者身上矛盾地集结着浪漫情调和邪恶灵魂,使这种非常的人类行为陷入到一种巨大的悖论之中:以系统毁灭的手段来寻求理想的存在秩序,以彻底堕落为中介通往拯救的门槛。战争,作为一种铁血的事实,显然超越了人类的一般心理承受能力。但是,战争,像恋爱一样,其中的一切都是合理而又正当。法律的公正和道德的至善,在这里都完全沉默了。这种将战争作为纯粹的事实,认为人类无法对此进行法律裁定和道德评判的观点,就是一种作为普遍原则的“战争唯实论”(102 103页)。如果在战争面前法律必须沉默、道德陷入无奈,那么,人类还渴望进入一种完美神圣的存在秩序吗?如果要以无数人的流血、流亡和流泪来换取通往天堂的门票,人类生命权力究竟还有没有寄托?战争的正义和道德问题,随着全球时代日益复杂的帝国体系的生成、帝国版图的扩张而更加令人迷惘。《生产》中提供的文献将关于战争的正义和道德的探索推向了争论的中心。第一种观点以迈克尔·瓦尔泽的正义战争论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笼统的道德评判与实在的正义抉择没有关系,而在非常情况下采取非道德的决断是正义与合法的,决策者无须为非道德的手段担负责任(92页)。第二种观点以罗伯特·霍尔姆斯为代表,与第一种论点针锋相对。他的论证逻辑是:除非能证明发动战争所必要的行为是正当的,否则不能证明战争行为以及对战争目标的追求是正当的;而且,如果不能证明前者的正当,就不能开战(164 165页)。鉴于无法证明作为战争本质的暴力、杀戮和毁灭的正义性,所以,也无法证明战争行为的正义和诉诸战争的正义。总之,战争正义论无法公正地解决道德这个中心问题。第三种观点以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为代表,这种观点将战争的正义和道德问题携入了全球化时代的帝国话语之中,超越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视野,在更深的层次上审视战争事实。哈特有一句名言:对伊战争与石油无关(213页)。那么,绵延不绝的海湾冲突与什么有关呢?他们的回答是与帝国这个全球时代的变数有关,与伴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而崛起的政治势力、政治视野有关。受后现代诸家思想影响的哈特提出了帝国语境下的“肉体反权力”概念来阐释现代战争。这种反权力包含着“抵制”、“起义”和“构成性权力”三个元素,并被铭刻在民众的肉体之中,将他们造就成一种抵抗帝国的生物,一个不断地出现在帝国权力网眼中的新型野蛮人。在肉体的反权力和巨大帝国的较量之中,一种新的无限制的民主作为人类前景展露在帝国文化地平线上。这种新民主“把肉体与民众的理智结合起来,我们也许能通过爱的工程使人类焕发新的青春”(241页)。这当然是一种近乎弥赛亚主义的拯救许诺。它也许是涌动在消费文化炽热语境中的一种弱化的思想,但它永远地把存在秩序完美的希望留给了生命权力,留给了未来。

        生活在这个消费文化语境之中、栖息在这幅帝国文化版图之中的人,曾经有一个虚幻的感受,仿佛随着物质世界的殷富以及自由民主在这个地球村安家落户,历史已经迎来了它的太平盛世。与这种空前世俗化的消费社会完全一致,西方人已经得到了有关终结的全部命题,思想世界真的是“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思想领域,有一种将虚无主义推至巅峰的思潮告诫人们服从于“物的体系”主宰“人的命运”的铁律。在这么一脉走势强劲的思想潮流的劫持下,知识人从立法者的位置上自愿地降格为解释者,从解释者进一步滑向了伏伏贴贴的奴隶——不是服从“神圣正义”,而是服从“物的体系”。但是,我们生存于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理由,肯定不在于消费,也肯定不在于服从。不如说,我们生存的理由在于生产——即永恒地产生、化生和创生,和无止境地反映、反思和反抗。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就不是生存的快意,而是生存的重轭。惟其如此,才可以谈得上进步。本雅明在“《拱廊计划》之N”中断言:“进步的概念应建立在灾难的理念上”。可是这个“灾难的理念”常常就显形为活灵活现的地狱。他引用Strindberg的话说,地狱并不是什么在未来等待我们的东西,而是此时此刻的生活。生产,就是要负载着生存的重轭创造一种完美的秩序。而这种坚定而且严酷的对生命的把握,都归属于拯救的日程。这,就是超越消费文化,进入生产空间的意义。

编发:卢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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