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数据库 古代文论数据库 旧版入口 English
首页 > 学者文集 > 胡晓明 >

略说现代中国知识人的两个缺点
2015-05-16 09:44:15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这个题目是我读《吴宓日记续编》时想到的。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即我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只认一种权威、一种真理,一种价值,用比较口语化通俗化的讲法,即是“一根筋”。一个是自卑。是完全缺少自我尊严。通俗的讲法,即是“一抹黑”。我这两个关于知识分子缺点的意象是比较新鲜的,但是我的内容却并不新鲜。让我先介绍吴宓日记续编这本书的重要性。

《吴宓日记续编》,共十册,我们知道已经过十本日记,从1921年到1949年。吴宓教授建国后一直到1974年,坚持写日记。除1949、1951两年大部分遭焚毁(作者托重庆政治文化界耆宿陈新尼(1987- ,曾任东京同盟会书记,二十年代四川军政府秘书院科长等)保管,陈老于1966年擅自代为焚毁。其中含有作者所经天翻地覆之变故社会情景,友人知交与自己的多种书简与诗札,极可宝贵),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而且出版了,吴宓日记,从1921年到1974年,全都出齐了,半个多世纪的悲欢离合,可歌可泣,这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吴宓日记的价值究竟如何,意义与地位如何,我以为这是要通过细致的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结论,我这里只是谈谈我初步的读后感而已。

日记的真实性如何?
首先,他的史料价值如何?作为如此一部时间跨度极大,牵涉人物众多,事件极为丰富,内心生活也极为细致的日记作品,其史料价值是无容置疑的。但是我这里还得提到大家可能担心的两个问题。一是既然是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整理的,而吴宓与吴学昭在后期(文革前后)关系紧张,那么,那些不利于吴学昭的记录,可能被加以“整理”,这是钱文忠兄提出来的,所以文忠认为似乎不可抱太高的期望。我初读的结果,文忠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虽然,日记中涉及到吴学昭本人的文字,尤其是五十年代的,仍然保存着,而且也不是什么好话,比如说她与他自己不是一种人等等,但是确实到后代吴学昭的名字就消失了。似乎没有这么一个人。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吴学昭是不是动了手脚。譬如吴宓曾打过学昭的耳光,这里就没有了。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吴学昭不会删去一些更重要、更能体现吴宓思想的文字,因为正如吴学昭在前言中说的,那些反动话,是“愤激之言”,“虽然是错误的,但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话语是长期八股训练而来的绝对正确的套话。)举一个“反动”的例子,1957年8月18日记:“自悔昔在燕京时仰望共产党之非,而今则无术远遁,宁愿原子弹从天而下,毁灭此无人性、不合理之中国,亦所乐矣。”(第三册第153页),这样的话都照印出来,那还会有什么顾忌?我后面还会引到,那样一些“愤激话”都未动,那么大致是可以相信的。

第二个问题,吴宓日记特别是四九年以后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的背景下写的,而且政治空气一次比一次严酷,文字狱越演越烈。简直是要用命来换取几行真实记录,在这样的背景下,还可不可能真实?会不会被改写或自我删削,也就是说,二十五年的时间里(1949-74),吴宓自己有没有对自己的日记动过手脚?九年前,张紫葛在《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张有传奇色彩,做过宋美龄的秘书,能记得上百个电话号码,打出去一个都不错。)那本传记中透露:吴宓曾经在1951年、1955年大规模改写过日记,有的焚毁、有的改写,有的增补。用加页,拆下来重装的办法,多次整理加工。尤其是1955年批胡风,吴宓看了人民日报,细读了发下来的单行本《胡风反党集团材料》,“不禁深为惶恐”,逐条对照,觉得如果以《材料》按语的观点来处理,自己日记中某些地方,皆可施以类似的判词。张书还叙述十几处非常具体、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的例子。其中还提到吴宓在1974年一次谈话中,十分庆幸自己的日记在当时曾作过改动,不然,“哪里能有今日的高枕无忧?”张著由于过于具体,反而使人怀疑他是否小说家言。举个例子,1956年10月28日,据张书,吴宓那天与李源澄等友人在西师聚会,谈到匈牙利事件。但是吴宓日记续编却了无踪影,完全是别的事情,完全在跟另外的一些人在另外的地点吃饭。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张氏为了掩饰自己虚构的马脚,故意制作了吴宓改写日记的情节。(因为如果读者发现后来发表的吴宓日记跟张书不同,那就不能怪张氏,只能怪吴宓自己修改了日记。这正是所谓你死然后我活,你假然后我真。)一是真的吴宓有那么一次聚会,为了掩饰自己与友人因匈牙利事件而聚会,故意在日记里乱以他词。这恰是现代考据学大有可为的地方。现在我的一个简单想法是,即使张书所述为实,吴宓确实修改了日记,也不能动摇吴宓日记的真实价值,为什么?一,正如张氏也说,吴宓的改动,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三、四,从数量上并不影响大局。第二,我们接下来还会说到,《吴宓日记续编》本身,已经充分证明了在思想深处和重大问题上,作者肯定是有勇气秉笔直书,做当代知识人的良史。第三,吴宓的改写,也不是随便乱攺,也可能留有一些线索,留待后人去揭开一些秘密,这样反而可能增加其价值。张氏的书也提到了吴宓自言改写后的效果:使“后人阅之,或疑其语焉不详,或疑其不尽情理,或怪其悬诸半空之上,能以触类旁通之,正余之所望也”云云。吴宓只有这样一部著作,可以视为传之名山之作,名山之作要有点耐读的才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代由于极为特殊重要的时代因素,使得日记书简自传等史料通往历史真实的过程,呈现出复杂而扭曲的面相,这里也可以生产出好几个硕士博士论文的好题目呢。

与陈寅恪有关的内容。
清华大学出版社十年前出版的《吴宓与陈寅恪》,就记录了1961年吴与陈的历史性会面。由于触犯时忌,会面时所说过的一些话,出版时被删去的内容,在这里可以看到。其中要紧的是,陈见到吴的那天深夜,对吴说了关于时局的一段话。明确指出共 产 党正在遭受极大困境,原因是不仅不能如唐太宗那样向突厥称臣,[i]而且还试图灭掉突厥(明案,指当时的苏联,中苏开始交恶,我们知道陈寅恪写过论唐太宗与突厥的论文,又一次证明余英时是正确的。[ii]即陈的政治性非常强。),错误在于立国之初不能选择如埃及印度印尼等中立国的做法,从美苏矛盾中得到好处,而选择了极不明智的“一边倒”。(案,“一边倒”一语,来自毛《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否有可能不选择或调整“一边倒”,是一个更复杂的历史问题。近读杨奎松《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大,2006)国共两党都各自一边倒,这与雅尔塔之后的国际斗争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是国际列强的牺牲品)。根据“外族盛衰连环论”(陈寅恪)这一定律,“一边倒”是后来反右、文化思想专制、改造知识分子、党天下等一系列毁灭性路线的重要原因,中国现代史,是国际斗争的产物。陈明确说到“共产主义未必能一帆风顺,掌握全球。”“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态,殊可鄙也云云”。吴宓的这一段史料,第一次从文献上印证了余英时的研究成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其他如陈“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主义,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等,都是第一次出现,可与陆键东书相印证。
从这一段完整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其实并不反共,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其实是与人为善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关心、是从历史经验、从国际局势看问题,表达对国家的忧患意识。
与陈序经谈话中,陈提到唐筼执意要走,1950年与寅恪发生分歧,只身往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也证实的钱穆《师友杂忆》中的说法。

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

《续编》中对文化专制深深畏惧,常常发出苟延殘喘于乱世、生不如死的悲苦之音。亡国之音哀以思,读来令人欷嘘不已。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及其后来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今天看来,确实是一连串非常错误的决策。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解放战争的延续,对知识分子实行精神占领,让原先拥有社会资本的知识分子沦为一无所有的精神赤贫,用暴力手段改变“贫富悬殊”的阶级力量对比,从精神上灵魂上消灭他们。确实实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群体毁灭的历史,可以说是从政治思想、经济状况、思维方式、文化趣味、精神面貌,从穿衣戴帽方式到灵魂的全面毁灭的历史。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知识分子群体毁灭,且不说对国家命运有深重的灾难,且说对于知识人本身,至今仍有后遗症。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伤害。知识分子与党,似乎是永远都不可心天真地交心了。(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不交心了。季羡林文章中说到的在检查稿上用红笔写“哭”字,到此放声一哭的教授,正是一例。)
吴宓日记中记,为求过关,求领导小组的人为他的检查稿大纲把关,认识到检查其实是一种“科场应试之文”,其中,学理和逻辑、事业与道德、于国于党的真实关心与意见建议,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态度和立场,是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与改悔的决心。这一点,可以印证王元化师论《讲话》的“股论”:要的是屁股坐在哪里(杨绛的《洗澡》已经写明白了),而不是理性、良知与性情。
吴宓日记里,多处提到过去的文化专制之威,胜于历史上的秦始皇、朱元璋等暴君,甚至胜于民族征服者。清代还有一部明史,还传下来顾、黄、王的著作(案,其实王船山书是后来曾国藩时代出的),《四库》虽销毁却仍能保存文献,而当代则只有郭沫若、只有鲁迅。举国上下、男女老幼,“莫不规规焉诵述马、恩、列、斯以及毛主席之书,谈讲政府所发、报刊所载之文件,于其思想内容、文字体裁摹仿追步,莫敢或违,又莫敢稍有出入。呜呼!明太祖之□□□□(我猜是“专制暴力”四字,明太祖是中国皇权专制的高峰)如彼,使生今日,必当惊目咋舌,自叹望尘莫及。”由阶级斗争、阶级革命而阶级独裁,中国数千年之文字、文化、文学全亡。多次反复提到数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一派学说之牺牲品,使后人只知有某不知有国,厄运不知伊于胡底。甚至,断言思想改造运动所引发的文化世变,为华夏历史之最烈。“华夏数千年之礼教风俗、衣冠文物,我生所寝馈之中西学术典籍思想文艺,以及吾父吾师吾戚吾友之声音笑貌、风度言谈,昨日尚在者,今日忽尔尽亡,盖从来沧桑之变,未有如近年中国之全且骤者。”
吴宓在195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还具体描述了思想改造运动中,身心所受的摧残的十件事:除了诸如各种教学任务、填写各种表格、以及和平签名运动、校外统一战线工作等社会活动之外,仅参加各种学习,其内容就包含:批胡适、学辩证唯物主义、自我检查与批判、工会组织生活、学习宪法),“近半年来宓未作诗,少读书,惟碌碌于上列十事,开会、听讲、撰公文、填表格,故身劳而心苦,至乃每日无时休息,每夕不外出散步,朋友书信断绝不复,诗不作,更不亲圣贤典籍、古典名著,于是志愈摧、气愈塞、情愈枯、智愈晦、神愈昏、思愈滞,而身愈瘦、肢愈弱、目愈眩、发愈白、容愈蹙、胆愈怯,尚不足为重轻者矣!”
这还算只是神昏气短、筋疲力尽,可是到了1957年,情况又严重多了。他多次产生自杀念头,多次表示速死为安。其中有一次好笑的是,他看了学生对他侮辱的大字报后,愤而欲自杀。学生听说后,又贴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做《吴宓老师应大力克服娇气》(女字旁的娇),说他虽然接受意见,但动辄生气自杀,实为太娇气,勉励他“做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P258)另外一次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发疯:劳动回来,被人领走小路,很艰辛,忽忆小骡子的命运,破口大骂。又写检查。在日记里画图表示。
中国先秦有一个叫辛有的人,平王东迁时的周大夫。周幽王被西戎灭掉,辛有随大队百姓迁往伊川(河南),途中忽见披长发而祭于荒野的人群,他不禁慨叹:“不及百年,此其戎乎!”辛有是最先哀叹文化命运的知识人。西洋名画《萨帕纳路斯之死》,描绘一场惨烈的杀戮:纷纷散落的宝石玉器和绣毯,宛转呻吟中挣扎的嫔妃和濒死的良马。敌人近在宫殿咫尺,亚述国王已经下令,要当着他自己的面毁灭一切。我读吴宓日记,强烈感觉到他复活了辛有的声音。也一如希伯莱人和中世纪的欧洲人,有大劫来临的悲情锐感。

其他知识分子在改造中的挣扎

除了壁立千仞的陈寅恪与“宛转娥媚马前死”的吴宓辈,除了恣雎暴虐者,为虎作伥者,知识分子的命运也不是单一的,有发疯的、有不堪侮辱而含愤自杀的,有亲人被镇压而流离失所的,有从此默然隐忍的,也有戏剧性表现如自煽耳光如溤友兰辈,贤愚死生、修短优劣,在洪水滔天之时,各有其表现。从大的方面看只是一毁灭,而从内部看去则各具死亡之姿。《续编》提供了一幅知识人灵魂与身体的群体挣扎图。
从思想改造的方式来看,除了学习、劳动与揭发批判等外力,最重要的是唤起知识分子的内在力量,即所谓觉悟。吴宓日记保存了一份很珍贵的第一手记录,说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不为过。具有史家的纪念碑意义。但是他更多地表现的是不觉悟,抗拒改造的记录。[iii]另外一本书《改造》则是通过大量的检查,来记录了很多情况知识分子的如何“觉悟”、通过什么办法改造的。第一是生活趣味的改变。如王蒙“嘴里大粪”与郑振绎的夜色真美。第二是自卑感(季羡林的“摘桃派”、原罪、追求名利可耻、保卫领袖牺牲)。第三是自毁(骂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师范大学的肖丞,骂自己是流氓、地痞、光棍、学阀,还咒老师太炎是封建头子。才过关。没有不痛哭流涕的。自己的学历与地位)。第四是自毁文化。(雷海宗说老干部在土改斗争中的经验总结,是每天都有创造性的新学术,而他们自己原来的那些,是要加以彻底改造的旧学术、老古董学术。许杰看到一队解放军在面前走过,如同看到神圣的闪光,顿时心地清明、似乎达到了悟道或净化的境界。吴小如说自己从老师俞平伯那里学来的学术方法,是一块应该整个剜掉切掉的烂肉,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对老师说话。)也许人们会很宽容地说,那没有什么,那个时代嘛,多少真话很难说,违心的话呀。意思是这些检查,这些批判文章,不能算研究知识分子心态的材料。但我觉得巴金的自我反思、不简单地宽恕自己,还是很必要的一笔:“运动一来,我的文章也升了级。我向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不责任?”(第409页)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知识分子大多都这样乖乖的?

大多数普通知识人忠诚坦白地向党交心的,顺着意识形态的思路认真改造自己,其中大量记载了历次运动如何交心、如何自我批评与帮助别人的过程甚至细节,不仅具有历史现场感与文献档案价值,而且提出了当代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课题:知识人为何这么“乖”?这是吴宓日记续编区别于许许多多文革受迫害文本,而更加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这一方面揭示了现代知识人的弱点,另一方面也真实表明了极左的一套东西其实仍有具有相当的欺骗性。至今仍有影响力。
有人会说,这个问题本身不能成立,他能不“乖乖的”么?耀 邦夫人李超,在他墓前的题词是:“无私无愧”。某报发表时改为“无私无畏”。李超很生气,说:“耀 邦是很畏的!”连总书记都要畏,安得一般知识人不畏?
但是,我说的是另一种情况,畏,本来可以不说话,或少说话,但许多人却主动说、多说、积极说、真心说。这就不是可以用“畏惧”来解释的了。也不能用“原谅”来勾销。所以,我不完全同意葛剑雄的观点。[iv]
吴宓日记中记王恩洋是一例。“王先生极称毛主席之丰功伟绩,谓其救亡兴国戡乱施治之大业,正吾侪儒生所想望者,而彼于一二年中竟成之。”“至于儒道、佛教并遭摧抑、吾侪所经营之学院及杂志,皆不能续办。斯固损失,然而真理惟一,大道永存。兹共产党竟得成功,其所率由之道,亦必即是吾侪平日所笃信者,名异而实同故也。”王氏之所以欢欣鼓舞,甘愿自弃其安心立命之道,而交心交人,正是在他那里,文化与文明的基本价值,完全是没有独立地位的,一旦政治成功,天下太平,就可以弃文明与文化于不顾了。
李赋宁也是一个例子。
王氏的“真理惟一”一语,恰是伯林所谓真理的一元性,必然导致真理的绝对性与宰制性。

两个缺点:一元化权威的偏执与自我意识的错置

第一, 一元化权威的偏执。
知识分子真心相信或容易轻信一套意识形态话语,其中有两个契机,一个是一元化政治权威。即是我开篇说的“一根筋”,缺失一种文化超越的思想传统。政治权力和社会功业的权威,往往一统道德理想与文化学术的权威,甚至以前者来取消后者。所以,一旦前者得了天下,取了果实,占了优势,往往可以取后者而代之,甚至牺牲后者来证明前者的正确性。
政党政治高于文化。凌驾于文化之上。天下围攻,百万人倒扁运动,是台湾人现在第一次,也是中国人第一次超越政党政治的运动。用阿伦特的话来说,是释放人的尊严的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活动。
权力第一。缺少制约权力的东西。
另一个是伯林所谓真理的绝对性。相信真理只是唯一。缺少观念的张力与价值的多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唯科学主义的影响,进化论的影响,认为真理只有一个,正如天无二日。这也是导致文化专制所以得逞的内在思想机制。
第二, 自我意识的错置。该自尊的,自卑自贱。该谦虚的,却盲目尊崇。
我认为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中有两块,一是他们的旧我(本我),一是他们的新我(超我)。他们之所以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正因为他们生长于新旧之间。(新世纪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只是同塑型或后塑型的知识人,没有根。算不算知识分子,可能还是个问题。)但是时代和革命,把他们从旧我中拔出来,他们也把自己拔出来了。对于他们的本我,弃之唯恐不及,正如上面所分析的。从家庭、教育、生活方式、文化趣味、思想传统、价值关怀、灵魂等方面,全面投降撤退。另一方面,又因为过于相信改造、新社会、新世界之类宏大叙事,再加上旧我丧失之后,人格认同的需求,要有一个替代物,即将新世界的乌托邦作为替代,内化为天天改造向上的生命动力,这就是“新我”。
用原罪的办法,泯灭良知,泯灭人性。把人变成没有尊严的机器或物。尊权而不尊思想、尊良知。尊知识而不尊道德。为什么可以用原罪的办法来泯灭良知呢?关键也是缺乏文化与文明的超越价值。所以中国文化守住良知,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守住良知,也就是守住人类的希望。
周易中说,易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这是古老的中国文化智慧,可供任何时代作为坚实的智慧框架。我们处于变易的时代,一直在变易中。从李鸿章到毛泽东到现在。大变局。但是,变中有不变,即超越政治文化的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这就是不易。中国文化中最大的一个价值即做人的“良知”。良知就是心灵的美好、心灵的真诚。对美好、对真诚加以肯定、守护的心灵。这就是最大的“简易”。如果能将这个作为知识人最大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源头,那就不会自轻自贱,不会一盘散沙。就会有一份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认同。
当然,仅仅只有良知是不够的,还要有制度上的建设,但是必须相信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就没有生命动力,没有自我生命的尊严,就等于摘除了天空的太阳。其他制度建设也会变得空洞化。
现在我们再回到题目。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毁灭背景中生存。我们今天讲他的缺点。什么是“一根筋”呢,我们如果说一个正在谈恋爱的人是一根筋,那是表扬他,说他很专一,绝不脚踩两只船。但是我们说整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只有一根筋,只像向日葵式的性格,向往着唯一的真理,唯一的价值,那可不是一个好的评价。因为如果只有唯一的真理唯一的价值,那就从根本上取消知识分子存在的理由了。这说明他们头脑太简单、太容易上当受骗了。太容易上当受骗,还当什么知识分子呢?遭遇政治与遭遇恋人,可是两回事,后者需要爱,爱即是献出,献出即是获得;而前者则献出即是被糟蹋,因为知识分子一旦献出自己的自由,献出他的独立思考,那他还有什么呢?等于从空中将太阳摘掉。等于知识分子自动摘出自己的太阳。
最后简单讲讲为什么又说知识分子是一盘沙?这是讲知识分子没有一种东西可以依附,毛泽东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看透知识分子是一盘沙,所以要改造他们,用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钢筋水泥来改造他,让知识分子融入在革命阶级之中。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神话,一个现代革命文化的建构,一旦神话破灭,知识分子又无所依附了,又变成了一盤沙,其实当初毛的做法,新加坡的李光耀说批评说毛不过是在瓷砖上写字,雨一下就没有了。我们看今天的知识分子,除了假的知识分子,譬如那些当股东拿红包的所谓经济学家(根本就不算是知识分子,只是奸商的一种),除了那些政府公务员(只能说是技术官僚),这两种人正如葛兰西讲的有机知识分子,此外比较有点专业性的,真的只是一些非常个人的存在,无所附着。迷失而飘荡。乱沙渐迷行人眼。现在只好依附于权力,依附于体制。我小时玩吸铁石,你拿沙子跟吸铁石在一起磨多了,沙子也会有一种吸力。正如现在的体制知识分子,彼此靠体制而吸在一起。体制是一根棍子,沙子就成为一根棍子,体制是一个盘子,沙子也就成为一个盘子。所以前些年法国有一本书,所谓知识分子的终结,不少国内文人也跟着发言,说知识分子没有了。然而大家都承认这几乎是一个事实。
这两个缺点,大家都承认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如果大家都承认的事实,那就是常识,还有什么可讲的?老师可以下课了吧?但是我今天主要是谈谈原因何在。这里面有非常丰富复杂的学术思想问题。譬如有三个很重要的争论,一是海外的余英时教授与林毓生教授的争论。一是国内的葛剑雄教授与沙叶新先生的争论。第三个说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专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何公共的争论。这里有点我自己的思考在里面。我这里介绍第一个争论。
余英时认为,有一个士的觉醒的时代。士从其他关系中游离出来,具有了自由身份。再加上礼崩乐坏的时代,同时又是哲学的突破的时代,产生了一种超越的价值,即“道”。从此,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知识分子可以凭借着道,来批判现实政治。孟子是其中的代表。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歉焉?德位相分。
另一个学者林毓生教授,也承认余说的是事实。但是他还是认为中国是一元权威说。林先生说他有两个“很老很老”的老朋友,老得常常在电话里讨论学术问题,而且几个月后,再打电话,会再接着讨论上次的问题。余英时和张灏,他们都认为中国传统有道统与政统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威,而我认为只有一个。我不是不承认他们说的儒家要超越于政统之上,要做帝王师,我要追问的是,他们这个“教师”,教的是什么东西?也就是道统的含义是什么。追问的结果表明,他们最终要做的,还是要维护、巩固帝王的统治。政教合一,作为中国的政治正当性的资源,至今仍没有突破,古今之别,只是宣传方式不一样。。
我现在的想法是余与林都正确。余是理想型,林是现实型。余指陈寅恪等人,而林则更多的人。至于一元权威观,是不是完全来自传统,我以为不一定。余是一个证据。有时候,观念的产生,是一种突变。现代正是一种突变时代。五四也是一个“很高的奋斗”。所谓新民、新时代、新世界的降临。一新到底,让他们很是兴奋,许杰是一个例子。唯新主义,是一个现代思想传统。物质主义挂帅。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来自左面的现代思想观念,即“存在”与“意识”的二分,存在第一。通过教科书直接或间接的建构,这个观念实在是深入人心。但是似乎没有人去想想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迎合科技的负面的力量,火上加油。我有一个很长期的想法:本来,传统中国的意义世界是完整的,是可以提供人生的基本幸福感的,但是科技来到中国,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变化,以及人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存在”对“意识”的影响、改变、甚至操作与控制,不仅不能成为必然地“决定”人的意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理性,而且当这一大因缘决定着人的所有意识包括精神价值的源泉,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才行。但是正是在源泉、根本,这个问题上,“存在必然决定意识”,被浅薄化、被利用来作为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至上的理论护身。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空洞化,成为一物的崇拜的加速度发展的国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权力”和“金钱”就是最大的、最进步的,最能代表着人生方向的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决定着人的意识。我这里当然说的是中国一般人的思想状况。至于知识人,当然知道意识也可以决定存在的辩证法,但是第一,这只是附属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第二义的。其次,在科技、新社会、进步等大叙述的面前,知识人并没有多少自主思考的余地的。还是“存在”第一的。第三,什么意识可以不被存在简单决定掉,其实现代知识人了无资源可托,可以说是来无可藏身之地,去无可往之乡。
我很理解林先生提出一元权威论的想法。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政治与文化权威靠得太近,或者说,政治领域从未独立地成为一个领域,这导致很多问题。这背后有很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是如果仅就思想史的事实来讨论,我还是有诸多疑惑。第一,中国思想史中有没有二元权威,应区分:A,儒家人物主观上有没有二元的自觉?即将道统区别于政统区别于帝统的努力?B,客观上有没有真正达到区分的效果?那末,林先生与余先生的不同,是那个层面的不同?我相信林先生也承认中国儒家主观上是有这个自觉的。朱熹说的孔子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地之间,即自觉分开了两个系统。第二,如果仅仅是主观上有这个自觉,而客观上并没有做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三,我更主要的疑问,其实还是要从林先生停留的地方,再追问下去:林先生认为做帝王师的背后是:维护与巩固专制的统治。这就是道统的真实内容。那么,我更要追下去的是:维护与巩固统治的背后,又是什么?维护与巩固本身是目的么?我认为,终极的目的,是孔子说的“天下有道”。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所谓巩固与维护,只是个手段而已。也许,在中国传统思想那里,并不太在意维护与巩固统治的非正当性,他们就是要维护与巩固,通过君王来达到天下有道,通过政权的力量来达到社会的秩序。所以,常常会有林先生也说过的“手段与目的的紧张”,即有时会使用不好的手段来达到善良的目的。
我也认为最后是一元的,但是与林先生的区别,是并不认为这个一元是圣王中心的一元。我认为如果有什么一元,也许就只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的一元。我也许觉得余先生他们讲的二元,可能都有些问题。中国思想那里,可能就没有什么一元二元的区分,这也正是陈寅恪说的:孔子所谓说世间法。所谓世间法,一个意思是,孔子并不像西方基督教那样,将凯撒的事情与上帝的事情分开,而是即凯撒即上帝,即世间而超世间。如果这样,也可以说是一元,但既不可以说是政治权威一元,也不可以说是文化权威一元,因为本来就没有分开过,另一个意思,是终极目标,不是指向未来,而是要在当下人间完成现世人生的意义,是精神现实主义,是要通过转化与拯救人间,来实现生命的意义的。







[i] 陈寅恪有论文《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主张正面理解唐高祖太宗向突厥称臣。成语“引狼入室”放在唐高祖身上,部分适用。网文《卖国之祖唐高祖-----属“狗”的小人李渊》批判说:“《旧唐书》明确记载:“高祖起义太原,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引以为援。始毕遣其特勒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前后赏赐,不可胜纪”是多少???隋朝到底有多少女人?多少珍宝被突厥人掠走这只能是个迷……但李渊对突厥称臣这一历史事实却是板上钉钉逃不掉的。正如宋朝名臣富弼所说:“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当时所遣,或称献纳,则不可知。”中国所有大的有影响的王朝(秦、汉、隋、宋、明、元、清)只有唐朝建立是最无耻的,只有唐朝是靠出卖中国利益投靠中国最大的异族敌人建立起来的。”(见《历史爱好者》博客)。
[ii]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引《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结尾,然后评说:“这段结语真是画龙点睛,一望而知是针对毛泽东向苏联‘一面倒’的政策而发。陈先生本与人为善之意,希望毛氏效法唐太宗,在统一中国之后即改弦易辙,所谓‘初虽效之,终能反之’,仍不失为‘不世出之人杰’。”(台湾联经)
[iii] 毕竟,吴宓的精神生活世界里,还有古典名著成为对抗文化专制淫威、逃避“魔行魔教”,安顿身心的唯一良药,“宓近年每值烦恼苦厄之来,惟有取《四书》《无量寿经》《印光法师文钞》《杜诗镜铨》《蒹葭楼诗》《白屋诗稿》《白屋书牍》下及《吴宓诗集》而精心细读。读之至半时一时之久,便觉身心安和,此宓修养之秘方,治病之良药之。” 所以他没有崩溃。吴宓的当代史家记录,证明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与道家,有自由的,有人性尊严的,与文化专制是势不两立的。这一点尤其值得今天大书特书。
[iv] 葛剑雄与沙叶新之争论。

上一篇: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下一篇:从儒家思想论屈陶杜苏的相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