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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仍在途中”
2015-05-16 09:39:54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也是许多中国人敬佩的一位西方学者。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怀有真诚的信念,并对新的文化现象、新的理论批评抱有不倦的热情和敏感。他不断调整和充实自己的理论,力图结合变化了的形势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以“赢得分析新问题的权力”。
古语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研究詹姆逊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被詹姆逊的博学和睿智所折服,但有时也感到詹姆逊对某些问题的阐述缺乏清晰的表述,偶尔显得顾此失彼。詹姆逊到底提出了哪些新的理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哪些发展,对我们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又有哪些方面还有待探讨和商榷,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马克思在谈到时代精神与哲学的关系时,强调“问题就是口号”,并认为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詹姆逊自己也说,“创造性的发现并不是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发现新的问题。”[①] 全面评价詹姆逊的理论得失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和专门的研究,本文仅提出其中的几个问题求教于方家,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一、 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包容性抑或泛化?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詹姆逊是对20世纪文学批评研究得比较多的一位。20世纪的文学批评既是詹姆逊的批评对象,又构成他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组成部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当代批评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并试图提供一种能够调和马克思主义批评与20世纪文学批评的辩证批评模式。在这种批评模式中,詹姆逊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优先地位,并多次表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逾越的视界”(untranscendable horizon),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具有的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可以达到其他批评所不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洞见作为理解文学和文化文本终极语义的先决条件”[②]。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领域,而是一种方法论,可以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批评具有“元评论”(meta-commentary)的性质。
詹姆逊所设计的“元评论”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可以包容其他阐释模式和体系,或者说,各种批评都可以被纳入马克思主义批评这个有机体系中加以研究。詹姆逊对20世纪文学批评有相当深入的研究。[③]他认为,20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模式既蕴含着对文学的新的认识和发现,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提供一种“在哲学上自洽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信服的解决”[④]。即使对于那些相互冲突的阐释方法,詹姆逊也自信地说,马克思主义批评可以“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相容的批评操作,在它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⑤]。因此,“元评论”的最大特征是兼收并蓄,异质并存。在詹姆逊的批评视野中,20世纪的这些批评流派不再是线形的互相取代的关系,而是多元共存,它们将作为这种或那种局部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阐释框架中。这种兼收并蓄的姿态使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具有鲜明的当代知识语境和巴赫金式的众声喧哗的特征。
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优先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照和解释其他文学批评,这是无可厚非的。他试图寻找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其他批评的结合点,通过博采众长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当代转换,此种努力也实属不易。但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来包容这些批评,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詹姆逊将20世纪的所有批评囊括在马克思主义批评麾下,主张在坚持生产方式的前提下,通过“符码转换”,建构一种涵盖历时与共时、内在与外在的多维度的批评框架,这一设想令人振奋。但如果把这些不同立场的批评统统纳入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框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修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性质,即由一种激进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批评变成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批评,而这种包容性所产生的张力就有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泛化,甚至暗中削弱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坚持的原则立场和社会批判性质。从理论上讲,一个系统中诸因素的变化会或多或少导致结构和功能的改变。随着20世纪的一些批评理念进入马克思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与意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等基本理论将受到质疑。试想,将“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旗帜的颜色”的俄国形式主义,将主张共时、“不要战斗”的结构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框架中,马克思主义批评如何处理文学文本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而标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义批评又如何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观点相安无事。詹姆逊的文学批评还吸收和改造了一些来自不同领域的新术语,这些术语在为文学批评带来活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概念的冲击。詹姆逊的批评实践则多采用细致的文本分析,并表现出对价值判断的疏离。简言之,在詹姆逊的元评论中,文本研究与社会分析并用,符号与存在齐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多种视角、多种话语并存的批评模式还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吗?
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人类优秀遗产的基础上诞生的,特别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深刻的渊源关系。但马克思对前人成果的吸收是在坚持其基本立场和原则的前提下,在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可以吸收和借鉴某些批评流派的特定分析话语,但绝不能异质并存,不能同时持不同立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批评可以吸收当今一些新的成果,但其基本原理是必须坚持的。
其实,任何一种批评模式都不可能无所不包,正如有洞见就有遮敝一样,詹姆逊提出的“元评论”表现出对总体化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仅仅是一种比喻或奢望。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发展的,当今的现实不同于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现实,也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甚至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具体的社会存在时,必然会出现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的“元评论”只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当代西方文学结合的一种阐释理论。

二、“历史”概念的悖论

詹姆逊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学者,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历史主义。在《政治无意识》开篇,詹姆逊就提出了“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的口号,并明确表示对那些“永恒的”、“无时间性”的事物没有兴趣。“历史”在詹姆逊那里被视为一切阐释的终极视域,是讨论问题的前提和起点。
詹姆逊对历史有自己的理解,并以詹姆逊式的特有的综合表述了他的历史概念。詹姆逊所指的“历史”既不是纷杂的历史事实,也不是各种编年史。他吸收福柯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观点,拒绝“真实”的或统一的历史。他同意“历史”本身不可能直接呈现的观点,认为“历史”是非叙述非再现的,它只能通过事先文本化即作为“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要研究历史和现实本身必然要穿越初始的文本化和叙事化。但是他不同意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不过是另一种文本”的说法,而是接受阿尔都塞关于历史是一种“缺席的本原”的看法。詹姆逊认为,历史毕竟是一种不言的过去的存在,“在”的历史文本是以“不在”的无言的历史为依托的,“我们并没有随意构造任何历史叙事的自由”[⑥]。这些看法显示出詹姆逊的聪明之处,也是他高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历史观之所在。他看到了历史事实与文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但问题是,在研究中他又借鉴现象学的做法,将“历史”这个“缺席的本原”悬置起来,从而避开了具体的历史现实,仍在文本的框架中研究历史。
这里,我们不妨将詹姆逊的历史观作一归纳,即一方面,他将历史视为绝对的视野,在研究中坚持永远历史化;另一方面,“历史”在研究中又是缺席的,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詹姆逊既承认历史的存在,将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又表示历史是无法直接把握的。詹姆逊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以福柯和新历史主义批评为代表的历史观之间的关系,结果却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境地。
詹姆逊把历史拉到文本之中,放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这里,我们将再次发问,既然永远历史化所依据的历史被限制在文本中,文学的参照物是历史文本,那么,文学与形成文学的“背景”或它的“反映对象”的历史之间不就处于同构关系了吗?鉴于作为文学的文本与作为历史的文本之间具有了互文性,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就成为一个问题,作为文本的历史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担保文学的真实性?
詹姆逊对“历史”概念的阐释还暗中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詹姆逊把历史从具体的客观现实拉回文本,使历史成为“缺席的本原”,这样他就能够避开具体的历史现实的干扰,研究以文本形式出现的历史,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与意识的观点。同时鉴于历史的“文本性”被突出,“叙事”被提到重要的位置,人们看到的“历史”只是叙事的结果,人们要了解现实和历史也必须通过叙事,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的认识论转换成叙事的认识论,历史研究成为历史文本研究,历史故事研究。
在历史研究中,过去的历史是不可能完全限于文本之中,当今的现实也是如此,丰富的历史事实将为人们不断认识和书写历史提供充分的自由,因此,作为本原的历史不可能被“悬置”起来。随着认识的深化,历史在人们眼中不再是线形发展,而是多维呈现,人们可以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通过对庞杂的历史事实的梳理逐步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多元的历史将构成了人们对历史的总体认识。并且历史研究应该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在研究文本时须重建文本得以产生的历史语境,恢复人们对具体情境的感觉,只有在具体情境中,我们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力量。

三、对批评中政治性理解的质疑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代表,詹姆逊要求文学批评“重返历史和意识形态阵地,直面权力、控制、社会压迫和种族歧视问题,促使人们更主动地从历史残酷血腥的对抗中把握文化”[⑦]。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其主导符码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和阶级斗争,也不是技术论或主体论,而是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他认为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有生命力的领域,是文化变迁的最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最终是要从文本中发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因此,建立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政治性理解是詹姆逊文学批评的又一特色,同时也是最遭人诟病之处。
詹姆逊的这种政治性理解贯穿于他的整个文学批评中,其中《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提出的社会-形式诗学(the poetics of social forms)是突出的代表。詹姆逊精心设计了批评过程中三个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阐释层面:“首先是政治历史观,即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编年的系列事件;第二是社会观,在现在已经不太具有历时性和时间限制的意义上指社会阶级之间构成的张力和斗争;最后是历史观,即现在被认为是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和各种人类社会组织的承继和命运。”[⑧]
在我们的第一个狭窄的政治或历史视域的相对狭小的范围内,“文本”,即研究客体,仍然多多少少被解作与个别文学作品或表达的偶合。……个别作品在这里实际上被解作象征性行为。
当我们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并发现我们借以理解文化客体的语义视域已经扩展而把社会秩序包括进来时,我们将发现,我们分析的客体本身已经被辩证地改造,已不再被理解成狭义的个别“文本”或作品,而在形式上被重构成伟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文本不过是这些话语的个别言语或表达。在这个新的视域内,我们的研究客体将证明是意识形态素(ideologeme),即是说,是社会阶级在本质上不相容的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
最后,……个别文本与其意识形态素都将经历最后一次转换,必须根据我将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来解读,即是由不同符号系统的共存而传达给我们的象征性信息,这些符号系统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踪迹或预示。[⑨]
詹姆逊提出的这三个视域互相联系并逐渐拓宽,从文本的具体阐释扩大到阶级话语的对抗,进而再扩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共存,使文学研究逐步进入文化研究的框架之中。詹姆逊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西纳》的分析就是运用这种操作方法。在第一层次中,《萨拉西纳》被看成是对1830年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复杂的、象征的反应,“伴随着对堕落的商业社会的讽刺,是对资本主义前的另一种社会的怀旧的意象”。在第二层次,《萨拉西纳》这个有关艺术家的故事就包含了更广阔的有关阶级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艺术家的“颓势”主题,不仅说明了当时的情境,而且暗含着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在第三层次,《萨拉西纳》的叙述形式体现了更具普遍意义的历史性,展示出新旧两种生产方式的暂时共存和对抗,并由此展示了一种形式的人类社会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具有最特定含义的文学形式成为显而易见是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象征的策略”[⑩]
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则通过揭示叙事文本的意识形态抑制和乌托邦幻想这一批评策略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理解。詹姆逊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保留“意识形态”这个词,“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将探讨使自身权力立场合法化的各种策略,而对立文化或意识形态则往往采取隐蔽和伪装的策略力图对抗和破坏主导‘价值体系’”[11]。在进行叙事分析时,詹姆逊总是努力挖掘文本的断裂和异质,从文本的这些因素中寻找意识形态的踪迹,发现它们所构成的历史性和阶级、社会矛盾。例如在阅读巴尔扎克的《老姑娘》时,詹姆逊就指出,小说表面上叙述的是求婚者竞争的故事,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法国革命后巴黎外省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象征,争夺科蒙小姐的斗争所表现的“贵族式的优雅与拿破仑式的活力之间的二元对立”暗示出争夺法国统治权的斗争。詹姆逊的叙事分析有时还上升到生产关系的高度。他认为《呼啸山庄》里的希思克里夫展示了历史的“轨迹”,作品中希思克里夫的性的激情体现的是一种新的经济能量,即原始的资本积累,希思克里夫的年龄增长则构成了叙事的发展,这里展示的是异质的资本主义推动力与古代乡间地主的农业生活的对抗与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则是叙事的使命。詹姆逊在文本分析中不仅揭示出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且看到了主导意识形态与异己因素之间的支持和利用的复杂关系。狄更斯的《双城记》的结尾有这样一个情节,锡德里·卡尔登出于对露茜的爱,让代尔那能够与家人团聚,不惜将自己送上断头台。这一情节在弗莱那里被解释为基督原型,而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框架中,则将狄更斯对卡尔登这一角色的塑造解释为对英格兰19世纪50年代阶级冲突的想象性调停,因为他的牺牲使两个敌对家庭的和解成为可能。而乌托邦则“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视角”。“乌托邦观念使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世界有可能富于生气,它采取一种执着地否定现存一切的形式。”[12] 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曾不遗余力地寻找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和普鲁斯特作品的乌托邦冲动。在他看来,现代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对由物化带来的一切的乌托邦补偿。“我们阅读《吉姆爷》的任务是要恢复19世纪末理性化和物化的这个社会的具体亚文本,这部小说在不同的形式层面上是对这种理性化和物化的有力的表现和乌托邦补偿”[13],作品中的时间也可以成为乌托邦发展的一种形象。詹姆逊认为,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乌托邦冲动是借助伪装来完成的,即怀旧的神秘氛围的笼罩下实现它对未来的投射。
詹姆逊在对文本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分析的同时,也主张批评应该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但进一步则是揭示其意识形态的意蕴,使“具有最特定含义的文学形式成为显而易见是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象征的策略”[14]。詹姆逊的目的很明确,通过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
从詹姆逊设计的社会-形式诗学中的三个步骤和他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中可以看出,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突出了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功能。他在叙事理论中将所有文本都看作社会象征行为,当作记录社会矛盾的仪器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幻想。文学批评成为历史阐释,各种生产方式、不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矛盾都通过文本得到调和与并置,文学批评最终得出的都是政治结论。而这样一来,文学批评的价值和功能就会大打折扣,这实际上是限制了文学批评的发挥,使文学批评失去自身的特性。詹姆逊还试图将这种图解式的阐释模型运用于分析多种文本,以证明这种操作方式的普适性,把有限的经验普遍化,这将会给文学作品也包括批评本身带来更大的风险。
詹姆逊在批评中所显示的这种政治性理解也很难全面充分地阐述纷繁复杂的文学作品。在对巴尔扎克、康拉德等作品的分析中,他将人物、情节直接与政治、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虽然有些分析显得别具一格,给人一定的启发,但由于过分注重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倾向,作品丰富的歧义在詹姆逊的解释中都成为意识形态的解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其实,这些经典文本都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仅用意识形态解释显然简单化了,它们的价值往往超越意识形态而具有普遍的人性。尤其是生产方式与文学相距更远,反法西斯的作品、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非洲电影等超出了生产方式的限制,若用生产方式的理论是很难解释这些作品的魅力的。中国当代文学也呈现出日益丰富的差异性,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作了一次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式整合。”[15]。退一步说,即使从作品中可以得出政治结论,但该结论也会因评论者价值观念的不同和政治内涵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政治总是一定时期的特定政治,狄更斯《双城记》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和乌托邦幻想是20世纪批评家发现的。

总的说来,詹姆逊为推动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现代阐释,在批评中历史意识的高扬,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分析,都表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和独到的见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很强的冲击力。诚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詹姆逊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今天显得更为丰富、深邃、有力。正因为詹姆逊的存在,这一传统不仅没有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停滞不前,相反却焕发出勃勃生机。”[16]
需要指出的是,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毕竟只是一种学术话语,他的研究主要限定在文本的范围内,他所建构的社会-形式诗学和意识形态叙事理论,其批评也被限定在“理论实践”的范围,他关注的主要是语言、文本中的历史、阶级和意识形态,其作用仅仅是解释世界而已。在詹姆逊那里,文学批评不过是一个实验室。“它所构成的试验的或实验室的境况,连同其形式和内容以及上层建筑同基础结构之间的特殊问题,提供了一个在其中观察辩证思维发生作用的特殊的微观世界。”[17] 这一比喻实际上暗示了批评放弃了对现实的参与,从而也就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性。
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点包括其利弊对于中国文学批评都是一种激励和启发。詹姆逊的意义还在于提供了不断思考的可能,詹姆逊并没有结束他的批评理论,他还在探索,用他的话说:“理论仍在途中”[18]。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詹姆逊的兴趣逐步移向文化研究。关于他的后现代理论的得失,我们将在另一话题中讨论。


注释:

[1] 这里的批判取康德的“批判”之意,它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对某些观点或结论的思考和提问。
[2] [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0页。
[3]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4] 詹姆逊早期的两部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就是研究20世纪文学批评的代表性成果。
[5]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6]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7]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252页。
[8]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304-305页。
[9]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10]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3-64页。
[11] 该段分析详见[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105-107页。
[12]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13] [美]詹姆逊:《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 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第92页。
[14]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
[15]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107页。
[16] 参见笔拙文《不同语境下的后现代》,《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3期。
[17] 参见《中华读书报》“詹姆逊专栏”编者按,2000年12月6日。
[18] [美]詹姆逊:《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 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前言,第3页。
[19]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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