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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
2015-05-16 09:38:55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比较文学已走过百年,在这百年中,比较文学有过辉煌,也有过沉寂,并不时响起比较文学危机的警报。但比较文学总是顽强地在否定中发展,不断将危机变为自我更新的契机。近十多年来,随着文化研究在西方的勃兴和在中国的传播,“文化”从背景走到前台,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也因此显得斑斓庞杂。面对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化的趋势,人们不免露出忧虑,担心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会淹没在不断扩展的比较文化的浪潮之中,因此经常听到比较文学应坚守“文学性”的呼声。对于这一呼吁,我们在倾听的同时也需要辨析。21世纪的今天,如何为比较文学定位,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文学性”是俄国形式主义者引入文学研究的一个术语,但深究起来,文学性并非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而是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产物。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文学”是一个逐渐明确但没有清晰界限的门类,特别是今天,“文学”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变化,在抽象方面它可以接近哲学,在具象方面它几乎模糊了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例如法国新小说派作品中那些没有人物、没有传统情节结构的作品在19世纪批评家眼中,几乎不能算作文学,但今天却成为人们研究的经典。正是文学的这种开放性品格,使文学不断获得新的滋养和发展。因此“文学性”这个概念应随着文学边界的扩展而不断刷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迄今“关于文学性,我们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定义”(乔纳森·卡勒语)。这里,我们姑且依据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的说法,设定“文学性”是文学特有的东西,是文学特殊的表达方式和结构方式。俄国形式主义之所以提出“文学性”,是希望从语言手段和形式手法方面捕捉文学的特殊性,反对并拒绝用作家的个人生平、心理学以及哲学研究来替代文学科学的建构。那么,根据这一限定,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比较文学关注的对象一直不是“文学性”。
从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看,比较文学伊始就与这种“文学性”有距离。法国是比较文学的故乡,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确立的可比性基础是文学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和接受方式、接受效果等等是他们关注的重点,用韦勒克的话说,法国学派研究的是“文学的外贸”。注重事实联系构成了法国学派的学理依据,他们甚至希望“‘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这一提法显然是对“文学性”的否定,可见“文学性”不是比较文学与生俱来的属性。作为对法国学派的反拨,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韦勒克提倡立足文本的新批评方法,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1]。但美国学派的理论主张和操作实践却与新批评的主旨相距甚远。如果说法国学派强调的事实联系还是围绕文学之间的借鉴展开的话,那么,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则走得更远,它不仅径直从文学走向了文化,而且法国学派所标举的文学关系也被抛在一边了。“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之相比较”(陈寅恪语),因为平行研究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比较文学之所以远离文学性,也与比较文学对文学性质的认识有关。比较文学把文学视为一个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载体。文学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的内容不可避免地打上意识形态的痕迹,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角度审视,不难发现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压迫、性别歧视、权力话语以及意识形态中异己成分等随处可见,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也不是中性的,主体、权力等都以话语的形式渗透在语言表达之中。在当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女权主义观念等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了文学创作意蕴的更新。因此,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作品时,就不仅分析作品中的词语、形式和结构特点,而且要了解包括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价值观念,群体性格,精神趣味等,以及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其他文化符号,如原始仪式,地域风俗,自然意象乃至神话传说等。这种综合研究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的思维空间,同时也对比较学者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学不仅自身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与整个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如果我们将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发现,文学并非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里运行,它在其历史发展中必然与其他文化形态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如政治、宗教、哲学、道德对文学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有时这些影响还是直接的甚至决定性的。因此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不应该孤立地考察作品本身,也不是仅仅寻找文学与社会的对应,而是多方位的考察,需要在文化的综合网络中研究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联系。
随着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确立,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最初,比较文学仅涉及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学关系,如法德关系、法意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如今这种研究已不再限于欧洲文化背景之中,而是扩展到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研究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文学关系。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国际比较文学界已经看到第三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越来越引起各国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并且,比较文学“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特别是艺术和思想领域:也就是说,不仅从地理方面,而且从不同领域的方面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2] 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些关系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比较文学要研究的是文学在这些关系中的冲突、对话和互补。而在这些不断扩大的领域里,文学关系始终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出发点和最终指向。
如果我们将比较文学研究锁定在文学关系上的话,那么,比较文学就不可避免地进入跨文化的层面,因为比较文学是“一种坚定地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勃洛克语),它不可能在同一文化语境下进行。比较文学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联系的整体,把各国文学置于这个整体结构中加以认识和比较,从两种或多种文化体系上观察文学现象,去发现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通过不同民族的文学的比较,人们将发现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点和不同点,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模式,由此进入文化沟通的时代。
我们知道,“文化”这一概念在19世纪的重新定义缘起于人类学家对地球上原始民族的观察,用詹姆逊的话说,文化“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3] 群体之间虽有对抗但不完全排斥,而是每一方都依靠另一方来限定自己。因此在研究中,詹姆逊推崇比较的方法,“为了研究某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超越了这种文化本身的观点,即为了了解资本主义文化,我们必须研究了解另外一些来自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文化”[4]。他希冀通过各种文化的互相观照,互相审视,从而到达一种文化上的沟通。坚持跨文化的视野,还因为文学与文化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文学的体验形式、创作形式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中实现的,文学不可能摆脱深层文化机制的制约。任何文学文本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环境,同是写爱情,中西方文学在价值观念、人物形象和语言表达上就有较大的差异。
由此,和“文学关系”一样,“跨文化”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根本属性。也许人们会说,“跨文化”一词进入比较文学的定义,不是什么新鲜提法,但这里提出的“跨文化”则有一些新的含义,需要作进一步阐发。
首先,“跨文化”应超越中西方文化的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如今的文学不再是单一文化的产物,而是多种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纯粹的中国文化和纯粹的西方文化都是不存在的。就中国文化而言,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过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热情十分高涨,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的启蒙和反封建主题就融入了西方诸多现代性因素,现代文学对西方的借鉴甚至超过对传统的继承,中国文化中的现代意识已深深打上西方现代性的印记。而西方文化也通过与他国文化的交流乃至对他国文化的征服、掠夺而吸纳了他国文化的成分。因此,要在中西方文化之间划分出一条截然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跨文化研究不仅要研究东西文化的对峙,而且应看到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变异和融合。
其次,“跨文化”也不仅仅是两个因子的连接,而应包括多种文化传统。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在关注强势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去了解、体验其他多种文化传统。从历史上看,除西方自古希腊文化传统外,中国文化传统、印度文化传统、阿拉伯文化传统以及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都深深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当今,随着“全球意识”和“多元化”的提出,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其实,一些从事比较文学的前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写下了一批跨文化研究学术论著和论文,如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齐思和的《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等。今天北京大学东方文化中心所创办的“东方文学通讯”也为我们了解阿拉伯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中国的比较文学在向西方敞开大门的同时,也应该面向世界的多种文化,关注除西方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并通过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学关系,达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宽容。换句话说,比较文学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营造多样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让理性之花、野性之花都在其间绽放。
再则,跨文化还含有综合研究之意。文化是一个有着多种子系统的庞杂体系,文化语境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等文本交织而成的大文本。事实上,文化研究已经渗透到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研究涵盖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的价值之一就在于突破各种学术界限,使文学研究进入综合性研究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将比较文学定位于“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或者说,比较文学是采用跨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关系。毋庸讳言,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这一定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关于比较文学界定的争议几乎伴随比较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但“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这一定位毕竟规定了比较文学的某些基本性质和范围,比较文学是一门有着广阔而独立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如果说法国学派强调的是注重事实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提倡的是基于普遍性的平行研究的话,那么,“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应该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
将比较文学定位于“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并不意味比较文学不能或不应该从事文学研究,而是要求比较文学应有开阔的视野的风度,即使研究某个细小的问题也有一种大气的手笔。如钱钟书的《管锥编》,在“针锋粟颗”之间纵论古今,横察世界。比较文学所具有的宽阔的领域使它在未来拥有多条可能的发展途径和无数的研究课题,人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天地里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自由地选择比较文学中的任一课题。
比较文学可以坚守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研究,通过分析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意象、主题的承传和异同,了解不同民族文学的审美特征和文学的某些普遍规律;或继续沿着国际文学交流史的方向前进,作“直接的文学关系和文学借鉴的研究”(约瑟夫·T·肖语),分析作家在创作中的模仿、师承、借鉴和创造,把握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互相呼应,发掘文学史上的外来渗透和对外影响,把握各民族文学的交流轨迹和本民族文学发展中所受到的异质文化的浸染。
比较文学也可以在比较诗学领域里纵横驰骋,在理论的层面上寻找中西方文学和文论的规律和特征。例如,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文论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所采用的术语有的来自佛典,有的来自书画,梳理这些术语、范畴的来龙去脉和转换也就了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成史;又比如关于中国现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系,中国主流批评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有哪些变异和发展,这些都是颇有兴味的课题。我们相信,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继续耕耘将会有更多的收获。
比较文学转向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未来发展中的重要趋势,也是当下文化环境对比较文学的要求。通过将文学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文学与社比较文学已走过百年,在这百年中,比较文学有过辉煌,也有过沉寂,并不时响起比较文学危机的警报。但比较文学总是顽强地在否定中发展,不断将危机变为自我更新的契机。近十多年来,随着文化研究在西方的勃兴和在中国的传播,“文化”从背景走到前台,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也因此显得斑斓庞杂。面对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化的趋势,人们不免露出忧虑,担心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会淹没在不断扩展的比较文化的浪潮之中,因此经常听到比较文学应坚守“文学性”的呼声。对于这一呼吁,我们在倾听的同时也需要辨析。21世纪的今天,如何为比较文学定位,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文学性”是俄国形式主义者引入文学研究的一个术语,但深究起来,文学性并非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而是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产物。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文学”是一个逐渐明确但没有清晰界限的门类,特别是今天,“文学”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变化,在抽象方面它可以接近哲学,在具象方面它几乎模糊了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例如法国新小说派作品中那些没有人物、没有传统情节结构的作品在19世纪批评家眼中,几乎不能算作文学,但今天却成为人们研究的经典。正是文学的这种开放性品格,使文学不断获得新的滋养和发展。因此“文学性”这个概念应随着文学边界的扩展而不断刷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迄今“关于文学性,我们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定义”(乔纳森·卡勒语)。这里,我们姑且依据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的说法,设定“文学性”是文学特有的东西,是文学特殊的表达方式和结构方式。俄国形式主义之所以提出“文学性”,是希望从语言手段和形式手法方面捕捉文学的特殊性,反对并拒绝用作家的个人生平、心理学以及哲学研究来替代文学科学的建构。那么,根据这一限定,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比较文学关注的对象一直不是“文学性”。
从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看,比较文学伊始就与这种“文学性”有距离。法国是比较文学的故乡,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确立的可比性基础是文学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和接受方式、接受效果等等是他们关注的重点,用韦勒克的话说,法国学派研究的是“文学的外贸”。注重事实联系构成了法国学派的学理依据,他们甚至希望“‘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这一提法显然是对“文学性”的否定,可见“文学性”不是比较文学与生俱来的属性。作为对法国学派的反拨,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韦勒克提倡立足文本的新批评方法,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1]。但美国学派的理论主张和操作实践却与新批评的主旨相距甚远。如果说法国学派强调的事实联系还是围绕文学之间的借鉴展开的话,那么,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则走得更远,它不仅径直从文学走向了文化,而且法国学派所标举的文学关系也被抛在一边了。“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之相比较”(陈寅恪语),因为平行研究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比较文学之所以远离文学性,也与比较文学对文学性质的认识有关。比较文学把文学视为一个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的载体。文学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的内容不可避免地打上意识形态的痕迹,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角度审视,不难发现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压迫、性别歧视、权力话语以及意识形态中异己成分等随处可见,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也不是中性的,主体、权力等都以话语的形式渗透在语言表达之中。在当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女权主义观念等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了文学创作意蕴的更新。因此,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作品时,就不仅分析作品中的词语、形式和结构特点,而且要了解包括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价值观念,群体性格,精神趣味等,以及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其他文化符号,如原始仪式,地域风俗,自然意象乃至神话传说等。这种综合研究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的思维空间,同时也对比较学者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学不仅自身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与整个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如果我们将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发现,文学并非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里运行,它在其历史发展中必然与其他文化形态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如政治、宗教、哲学、道德对文学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有时这些影响还是直接的甚至决定性的。因此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不应该孤立地考察作品本身,也不是仅仅寻找文学与社会的对应,而是多方位的考察,需要在文化的综合网络中研究文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联系。
随着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确立,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最初,比较文学仅涉及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学关系,如法德关系、法意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如今这种研究已不再限于欧洲文化背景之中,而是扩展到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研究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文学关系。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国际比较文学界已经看到第三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越来越引起各国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并且,比较文学“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特别是艺术和思想领域:也就是说,不仅从地理方面,而且从不同领域的方面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2] 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些关系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比较文学要研究的是文学在这些关系中的冲突、对话和互补。而在这些不断扩大的领域里,文学关系始终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出发点和最终指向。
如果我们将比较文学研究锁定在文学关系上的话,那么,比较文学就不可避免地进入跨文化的层面,因为比较文学是“一种坚定地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勃洛克语),它不可能在同一文化语境下进行。比较文学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联系的整体,把各国文学置于这个整体结构中加以认识和比较,从两种或多种文化体系上观察文学现象,去发现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通过不同民族的文学的比较,人们将发现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点和不同点,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模式,由此进入文化沟通的时代。
我们知道,“文化”这一概念在19世纪的重新定义缘起于人类学家对地球上原始民族的观察,用詹姆逊的话说,文化“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3] 群体之间虽有对抗但不完全排斥,而是每一方都依靠另一方来限定自己。因此在研究中,詹姆逊推崇比较的方法,“为了研究某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超越了这种文化本身的观点,即为了了解资本主义文化,我们必须研究了解另外一些来自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文化”[4]。他希冀通过各种文化的互相观照,互相审视,从而到达一种文化上的沟通。坚持跨文化的视野,还因为文学与文化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文学的体验形式、创作形式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中实现的,文学不可能摆脱深层文化机制的制约。任何文学文本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环境,同是写爱情,中西方文学在价值观念、人物形象和语言表达上就有较大的差异。
由此,和“文学关系”一样,“跨文化”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根本属性。也许人们会说,“跨文化”一词进入比较文学的定义,不是什么新鲜提法,但这里提出的“跨文化”则有一些新的含义,需要作进一步阐发。
首先,“跨文化”应超越中西方文化的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如今的文学不再是单一文化的产物,而是多种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纯粹的中国文化和纯粹的西方文化都是不存在的。就中国文化而言,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过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热情十分高涨,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的启蒙和反封建主题就融入了西方诸多现代性因素,现代文学对西方的借鉴甚至超过对传统的继承,中国文化中的现代意识已深深打上西方现代性的印记。而西方文化也通过与他国文化的交流乃至对他国文化的征服、掠夺而吸纳了他国文化的成分。因此,要在中西方文化之间划分出一条截然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跨文化研究不仅要研究东西文化的对峙,而且应看到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变异和融合。
其次,“跨文化”也不仅仅是两个因子的连接,而应包括多种文化传统。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在关注强势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去了解、体验其他多种文化传统。从历史上看,除西方自古希腊文化传统外,中国文化传统、印度文化传统、阿拉伯文化传统以及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都深深影响着当今的人类社会。当今,随着“全球意识”和“多元化”的提出,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其实,一些从事比较文学的前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写下了一批跨文化研究学术论著和论文,如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齐思和的《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等。今天北京大学东方文化中心所创办的“东方文学通讯”也为我们了解阿拉伯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中国的比较文学在向西方敞开大门的同时,也应该面向世界的多种文化,关注除西方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并通过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学关系,达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宽容。换句话说,比较文学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营造多样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让理性之花、野性之花都在其间绽放。
再则,跨文化还含有综合研究之意。文化是一个有着多种子系统的庞杂体系,文化语境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等文本交织而成的大文本。事实上,文化研究已经渗透到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研究涵盖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的价值之一就在于突破各种学术界限,使文学研究进入综合性研究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将比较文学定位于“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或者说,比较文学是采用跨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关系。毋庸讳言,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这一定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关于比较文学界定的争议几乎伴随比较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但“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这一定位毕竟规定了比较文学的某些基本性质和范围,比较文学是一门有着广阔而独立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如果说法国学派强调的是注重事实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提倡的是基于普遍性的平行研究的话,那么,“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应该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
将比较文学定位于“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并不意味比较文学不能或不应该从事文学研究,而是要求比较文学应有开阔的视野的风度,即使研究某个细小的问题也有一种大气的手笔。如钱钟书的《管锥编》,在“针锋粟颗”之间纵论古今,横察世界。比较文学所具有的宽阔的领域使它在未来拥有多条可能的发展途径和无数的研究课题,人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天地里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兴趣自由地选择比较文学中的任一课题。
比较文学可以坚守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研究,通过分析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意象、主题的承传和异同,了解不同民族文学的审美特征和文学的某些普遍规律;或继续沿着国际文学交流史的方向前进,作“直接的文学关系和文学借鉴的研究”(约瑟夫·T·肖语),分析作家在创作中的模仿、师承、借鉴和创造,把握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互相呼应,发掘文学史上的外来渗透和对外影响,把握各民族文学的交流轨迹和本民族文学发展中所受到的异质文化的浸染。
比较文学也可以在比较诗学领域里纵横驰骋,在理论的层面上寻找中西方文学和文论的规律和特征。例如,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文论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所采用的术语有的来自佛典,有的来自书画,梳理这些术语、范畴的来龙去脉和转换也就了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成史;又比如关于中国现代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系,中国主流批评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有哪些变异和发展,这些都是颇有兴味的课题。我们相信,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继续耕耘将会有更多的收获。
比较文学转向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未来发展中的重要趋势,也是当下文化环境对比较文学的要求。通过将文学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文学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联系和作用,将使文学的本质内涵得到更充分地展示,从而更好地揭示出文学发展的方向。现在这种跨文化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传统的跨文化研究往往比较关注学术上、形而上的问题,如文学与哲学、宗教等学科的关系,而当前的跨文化研究则似乎更有现世关怀性,例如,英美高校比较文学课程中经常有关于民族研究、黑人研究、性别研究、权力话语、身份问题、后殖民问题等问题。此外,文学与高科技的关系进入比较文学视野也将给比较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和扩展。
最后,我们用一比喻作结。我们不必把比较文学建成一个精致、高贵的殿堂,而最好把它设计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广场,广场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比较文学存在的魅力所在。比较文学在发展中可能还会出现种种危机,这是它的动态性的学科性质决定的,但它毕竟已成为一门具有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学科。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比较文学都会在不断变化的诠释中更新和存在。


[1] [美]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0页。
 
[2] [美]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载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7页。
[3] [美]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421页。
[4] [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第11页。会其他方面的联系和作用,将使文学的本质内涵得到更充分地展示,从而更好地揭示出文学发展的方向。现在这种跨文化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传统的跨文化研究往往比较关注学术上、形而上的问题,如文学与哲学、宗教等学科的关系,而当前的跨文化研究则似乎更有现世关怀性,例如,英美高校比较文学课程中经常有关于民族研究、黑人研究、性别研究、权力话语、身份问题、后殖民问题等问题。此外,文学与高科技的关系进入比较文学视野也将给比较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和扩展。
最后,我们用一比喻作结。我们不必把比较文学建成一个精致、高贵的殿堂,而最好把它设计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广场,广场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比较文学存在的魅力所在。比较文学在发展中可能还会出现种种危机,这是它的动态性的学科性质决定的,但它毕竟已成为一门具有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学科。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比较文学都会在不断变化的诠释中更新和存在。


[1] [美]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0页。
 
[2] [美]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载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7页。
[3] [美]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421页。
[4] [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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