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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复兴”与新的做美学的方式———兼论新中国 70 年
2015-05-16 09:30:38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中国美学发展经历了三次热潮。我想将这三次热潮分别称 为“美学大讨论”、“美学热 ”和“美学的复兴”。“美学大讨论”,指的是从 50 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的对美学的讨论。这一讨论一直延续到 20世纪70 年代初年。随着“文革”的临近,这一讨论才逐渐让位给更为直接的政治和文学论争。“美学热”指的是从1985年起,以“形象思维”讨论为开端的美学热潮。这一热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期,其后就为社会、经济、文化等一些学科的研究所取代。发生于50世纪末年新的一轮美学热潮,我愿将它称为“美学的复兴”。美学的这新一轮的发展,出现了众多新的话题,在学科内部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谈到“复兴”,我想首先从一个故事讲起。前几年,有一次闲来翻看一本名叫《 文学与哲学》的英文杂志,从中读到一篇小文章,讲述美国一所大学的文学系一位教授的亲身经历。文章说,这位教授有一次和其他几位本系教授一道,给一位外校新毕业来求职的女博士面试。面试官们依照常规问她教育背景和博士阶段研究的情况,博士回答说研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接着,这位女博士就按照要求,从一首诗讲起,用上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各种各样新的主义,将流行的一些批评工具玩得淋漓尽致,展示她对当代理论的了解。听她讲完后,一位担任面试官的教授问道:“但是,你认为这首诗是一首好诗吗?”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简单的问题难倒了这位能言善辩,能熟练运用现代批评工具的博士,她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解释这部作品的“好”“坏”与否,无法回答它是不是一首好诗。这位博士是否最终被录用,我不知道,不过,那已经与我们无关了。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种问话法是否合适。面试官是否可以问这是一首好诗吗?这么提问是否合适?当然,没有学校会做出这样的规定。这位教授事后也自我怀疑:在美国大学的文学系,已经有好些年不教学生怎样谈论诗的“好”与“坏”了。那么多新的主义出现了,不去跟上,行吗?再用老派的做法,用“好”与“不好”,也就是说,用审美评价来纠缠学生,而不问当代最时髦的种种主义,合适吗?几个暮气沉沉的老人,不想跟上时代,也不到学术会议上与学界新锐人物交锋,只是守在家门口刁难刁难上门有求于己的学生算什么本领?
当然,这不是说审美感觉不存在。我们读文学作品,喜欢就读,不喜欢就不读。这里面有“好”与“坏”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告诉朋友、同学、同事、家人,今天我看了一部好电影,读了一部好小说。你们可以去看!应该去看!从我称赞的神情中,显示出一种高度的肯定,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这部作品好啊!但究竟怎么好?回答是:你去看了就知道了!说不出什么,没有理论的术语可对它进行描述。我所做的,只是用神态、语气,传达一种审美感觉。这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光有感觉还不够。
我们不能只抒发自己的感觉。这里所说的,不是感觉,甚至不是对感觉的反思,而是这种反思能否纳入到现代批评理论的框架之中。如果我们没有批评的语汇来解说我们的感觉,没有合适的批评理论去回答这部作品如何好,好在什么地方,那么,这种感觉在批评和理论的视野中就不能获得一种存在形式。一部作品给我留下很强烈的经验,使我很感动、激动、兴奋。这个经验有没有语汇来描述它?如果没有,经验就像流水一样消逝了。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渡过的,有经验,无时无地不在,但说不清道不明,后来就忘记了。众多人的无所不在的经验之流,来了又去了,只有理论才能从中打捞出点什么。有了理论,人们可以按照理论去思考经验,从经验中发现点什么,总结出来,记录下来;有了理论,人们就按图索骥,从经验中找到理论的对应物。理论的语汇是需要进入到大学的课堂上,进入到教科书中,再由老师去讲授的;有讲课,有练习,有考查,划定了框架,再由学生在既定的框架基础上发挥,从而最终教会学会,并传承下来。如果老师只是在讲时髦的文化理论,把文学文本当作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文本来研究,不引导他们重视审美经验并对这种经验进行阐释,那么,学生就不会这么做。考学生没有学过的东西,是不公平的。这么说,似乎也有道理。
当然,公平还是不公平,这只是一个虚拟的问题。我们并不知道那位学生是谁,那位教授也许是在说他的一段亲身经历,也许只是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已。故事真实与否,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文章没有提这位博士的名字。即使提了名字,对于我们来说,也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我们实际上面对是的这样一个问题:审美的批评还存不存在?还有没有必要?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这样的理论,它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辨认:它代表了什么思想?体现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体现了哪种文化立场?在性别政治中,它起着什么作用?是否宣示了某个亚文化群体的存在?而是使我们在面对文学艺术作品时,回到对作品的美学的评价,使我们关于“好的作品”的感觉与理论接上轨,用这种理论将我们关于作品好坏的经验打捞出来,留存下来。
美学这个学问,我们曾将它想的很抽象、神秘、高不可攀,其实它是从一些很简单,很具体的问题开始的。从“这是不是一部好的作品?”的作 品 开 始,到“为什么是一部好的作品?”我们就行进在通向美学研究轨道上了。如果审美经验在批评和理论中没有地位,如果问这方面的问题不合法,如果是不是一部好的作品不需要问,如果说这方面的问题已经过时了,那么美学也就过时了,这就是所谓“美学的终结”。如果审美批评被“超越”,经验对于艺术批评来说不再重要,审美经验不成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对象,那么美学这个学科也就“终结”了。如果审美批评被“超越”后就缺了点什么,如果审美批评还能在新的语境中重新获得意义,那么,“终结”后的美学就有复兴的理由。

二、中国美学的盛衰起伏:从1978 到1998
从“美学热”到“美学衰退”,正是由于美学与批评的脱节。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和70至80年代的“美学热”,涉及到了无数的论题,但核心主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美的本质,二是形象思维。“美学大讨论”是从“美的本质”转向“形象 思 维”,“美学热”是从“形象思维”转向“美的本质”。大体说来,在那个年代,“美的本质”属于美学的 哲学一翼,而“形象思维”属于美学的艺术一翼。1978年,对于中国当代史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从年中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到年末召开的“三中全会”,都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思想文化领域,这一年是从对“ 形象思维”的讨论开始的。1977年12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给陈毅的一封信,由此开启了一场对“形象思维”的大讨论。毛泽东的信发表后,出现了形象思维论文的井喷现象。李泽厚、蔡仪、朱光潜分别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各自发表了6篇文章。当时还编了许多论文集和资料集,其中最有名的,是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的《 外国作者艺术家论形象思维》一书,编选者有像钱钟书这样一些的顶级学者。美学和文学艺术研究者在那个时代的那种热情,今天已经很难想象。
“形象思维”的讨论是在批判“ 文化革命”时代的文学理论的背景下出现的。文化大革命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是一场动乱,是在革文化的命。但是,说文革时代没有文学艺术,只是一种评价性说法而已。实际上,文学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林彪委托江青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姚文元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三个文人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的批判,鲁迅的旗手地位的确立以及借用鲁迅之名对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生“四条汉子”的批判,郭沫若关于要烧掉自己全部著作的震惊全国的检讨,直到定下八个样板戏,要求塑造“高大全”人物,“三突出”、“主题先行”、“三结合”等等,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也逐渐成型。这种理论的特点,就是将文学艺术当做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
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来说,1978年是“形象思维年”。“形象思维”重视艺术的特性,反对“文化革命”期间的概念化的艺术。后来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手稿》的讨论,“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都与对艺术的审美特性的关注有关。
如果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这样描述:文革期间,审美评价只是居于次要的地位。“这是一部好的作品吗?”这个问题在当时会被人理解成:这部作品在政治上正确吗?“坏”作品也不是在审美意义上坏,而是内容有“政治”问题。“形象思维”的讨论,以及因此引发的“美学热”,是要扭转这一点,回到审美评价上来。
强调文学艺术走出概念化、公式化、“主题先行”、“三突出”等方式的文艺,回归其“本来面目”,这是“美学热”时期人们的普遍追求。在这一时期,李泽厚倡导康德美学,审美被看成是无功利的。朱光潜在20世纪 50年代所主张的“审美态度说”也重新流行,古老的“距离说”和“移情说”,在80年代的中国焕发了青春。王国维和宗白华也在这一时期受到高度的重视,原因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康德、叔本华线索的美学倾向和他们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结合起来的努力,符合当时的普遍潮流。
文学艺术的非政治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成为一种政 治。“美学热”所具有的要“美”与“和谐”,而不要“斗争哲学”的潜台词,是促成“美学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种非政治化的要求,成为当时文艺理论体系转换,思想更新,为文艺创作松绑的推动力。
“美学热”也带动了西方思想的引进。在此之前,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有着严格的限制。
“文化革命”前的选题,主要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西欧的书,列宁、斯大林以后的俄国书是否可以翻译?这在当时是个问题。商务印书馆也曾出版一些现代理论译丛,但只能内部发行不能公开出版。这一禁区是在“美学热”的热潮中打破的。当时,出版了几套丛书:李泽厚主编“美学译文丛书”,甘阳等人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金观涛主编“走向未来”丛书,王春元、钱中文主编“外国文学理论译丛”,这些译丛,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是中国意识形态改变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它们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学科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此后,当代中国学术从学科意识,到学术话语体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从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角度批判和走出“文化大革命”,是形成“美学热”重要原因。这一时期逐渐过去。用一种无功利的美学追求来批判“文革”时的工具论,用非政治化来纠正过度政治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会赢得支持和拥护者。但是,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伦理、日常生活等等,本来就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非政治化在改革进程中赢得赞同,是由于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和文学艺术的特定状况决定的。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倾向所存在的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在一个社会生活迅速发展,不断向文学艺术提出各种问题的时代,无功利的美学最终必然会导致自我边缘化。
从另一方面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和众多的人文和社会学科,都在吸引着人们注意。这些学科中在中国都处在草创阶段,对于人文学者,特别是一些美学研究者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能提供更强烈的刺激。这时,越来越多的人走出美学,走向其他各个学科的研究。
当然,会有人说,美学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热”,也不是常态。这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只需要很少的一些人进行专门研究就可以了。似乎美学研究的淡化,是一件正常的事。严格说来,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学只是对一部分人来说,是专门化,而对一般公众来说,它已经过时,不再有存在的空间。2001 年,笔者从国外留学回来,想看看这些年国内出版了哪些美学书,于是,到了北京专门销售学术书的三联韬奋书店。在那里的“美学”类书架下,我只看到两本朱狄的书,一本是《当代西方美学》,一本是《 当代西方艺术哲学》,还落满了灰尘。其他美学书一本也没有看到。在那些年,出版社不愿意出美学书,书店也不愿意进货,于是,形成恶性循环。结果是,想买美学书的人买不到,写出美学书的人出版不了。那一段时期,许多著名的美学集刊,从《美学》,到《 美学论丛》,再到《 外国美学》,都陆停刊。《 美学译文》、《 美学译林》等美学翻译集刊也相继停办。当然,美学会议还是继续开的,只是在美学会上,谈论的是一些老而又老的话题,提不起人们的兴趣。我的一位同事在一次讨论会上思想开小差,写了一首打油诗,其中有这样几句:“美学早乘黄鹤去,长使英雄泪泫然,何能独臂挽狂澜”。他是在调侃我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仍在坚持美学研究的人,这样的调侃竟然赢得了不少赞同声音。这是美学的最低潮。当时,在国内有传说,外国大学里没有美学系,因此也没有多少人研究美学。听说美学在外国也过时了,这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传言,但这不是事实。
我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是推动中华美学学会加入国际美学协会,在中国的出版物上介绍国际美学界的情况。这件事的直接意义,也许是在告诉国内的学术界,在国外是有美学研究的,而且还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当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通过中外交流,在国内形成美学话题的转变,推动新的做美学的方式。在滑入到谷底时,回升的时候也就不远了。这是我当时的信念。1999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名字叫《 美学之死与美学的复活》,将这个信念表述出来。

三、西方美学的困境与新逆转
20世纪西方美学与中国美学走着不同的路。我曾经在几篇文章中都谈到过,在西方,20世纪美学经历了三次转向。
第一次转向是20世纪初期的“心理学转向”。
随着19世纪后期“实验心理学”的发展,费希纳“自下而上”方法的提出,心理学美学成为一个潮流。心理学美学是在当时的一股科学取代思辨的大潮流下出现的。一些科学哲学家甚至宣布,思辨哲学到康德就完成了它的历史史命,此后的哲学就应该是科学哲学。美学也是这样,有一种呼声,要求美学不再寄生于庞大的哲学体系之中,而像心理学一样走向实验。20世纪初,当“科学”成为一种信仰时,出现了“实验美学”的强烈呼声。但是,“实验美学”与“心理学美学”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心理学美学”在世纪初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借“科学”和“实验”这一类上个世纪之初的关键词而获得天然合法性。但是,心理学美学一直处在两难之中,实验不能解决“审美”和“艺术”中的复杂现象,而离开实验,又会滑入到大体系之中。
朱光潜先生所写的《文艺心理学》一书,介绍了当时的心理学美学的主要流派的观点。他所介绍的这几家,也正好是这种两难境地的体现。他的书第一章讲克罗齐,而克罗齐却一直对心理学方法持怀疑的态度。第二章讲布洛,布洛是一个热心的实验心理学家,但他的“距离说”却是一种离开实验的内省心理因在于“心理学”与“美学”的内在矛盾。“心理学”不能解开“美学”的秘密,在当时却硬是给了它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当时的心理学是实验的,而心理学美学却不是实验的。
第二次转向是20 世纪中期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哲学被说成是语言的世纪,原因在于,在科学哲学宣布取代了思辨哲学以后,一些哲学家们坚持认为,科学哲学所做的只是一些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研究,这与社会对哲学这个学科的要求相差很远。除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外,人类社会生活之中,有着大量的哲学问题,包括对世界、社会、生活的意义追求,对道德伦理,人的价值观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发展,在环境和生态等一系列问题出现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等等。美学也是如此。单纯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实验的手段,并不能解释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审美关系,于是,美学在这时就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给哲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20世纪前期哲学的发展,主要是由语言 学 推 动 的。语言学改变了人对思维性质的看法。过去,语言只是思想的载体,是传达思想的工具。在语言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文字,只是使思想传达至远方,留存给后世的工具。
20世纪的语言学,使人们认识到,语言不仅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工具。我们正是用语言来思考的,语言的边界,也正是思想的边界。这一革命性的思想,对美学和文学艺术的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出现了几种不同形式的“ 符号学”或“符号论”的思想,出现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出现了以作品为本体的“新批评”和基于语言分析的种种阐释的理论,也带来了作为分析方法的直接移植的分析美学。分析美学将美学定义为“元批评”,即批评的批评。语言转向所造成的结果,是一个大规模的对“这是好作品吗?”这样的“审美批评”问题的偏离。分析美学提出美学研究的“间接性”。美学家不再回答“这是好作品吗?”这一类的问题,而只是对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进行语义上的分析。对于分析美学家来说,作品的“好”与“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词是否正确。
分析美学的兴起,为美学提出了新的话题,从而带来了 20世纪中叶美学的兴盛。在当代西方美学史上,分析美学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留下了很多宝贵成果。它的成果,首先当然对批评概念的讨论和论述,从中发现了很多有意义的话题,并在这些话题的讨论中推动了美学学科的发展;其次,分析美学还努力克服此前心理美学的主观倾向,从更具主观性和个体性的心理走向与客体有着更密切关系的,更具社会性的语言;最后,促使分析美学受到普遍欢迎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这种美学对当时的艺术最新发展的关注,以及它为艺术下定义的努力。
第三次转向,应该是20世纪后期美学的文化学转向。
分析美学将美学变成一个在西方大学哲学系里只有少数人进行专门研究的学问。这些人用分析的方法,对一些批评的概念进行阐释和澄清。他们保持着一种间接性,回避对艺术作品的“好”与“坏”作用评价。这种研究越做越精深,却使这种研究离开艺术,离开艺术的创作与欣赏,离开人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远。
与美学的日益专门化相反,20世纪中后期,是一个文化研究日益发展的时期。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形成了对艺术的精英性的挑战,后殖民运动形成了对非西方艺术的重视,对一些亚文化研究形成了对旧有艺术概念的冲击,所有这一切,都极大的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但是,这又不是以“美学”的名义所从事的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事文化研究的人远离美学,认为美学是躲在书斋里的少数人所从事的,与社会没有多大关系的学问。分析美学在兴盛时期所具有的,与当时的先锋艺术之间保持的生机勃勃的对话关系,慢慢成为过去。因此,“文化研究”与“美学”的形成了一种对立。这种对立,与古老的文学与哲学的对立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根本的不同。在这里,“文化研究”不仅是指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而且包括法国、德国、美国的一些新的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的流派和思潮,还包括一些与文化相关的运动、组织、机构。这包括一个范围宽广,人数众多的文化从业者。这些人对文学艺术感兴趣,但基本上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等不同的角度来接近文学艺术的。他们当然不能完全排斥对艺术的审美评价,但这种评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成为理论论争或实践活动中的话题。
另一方面,美学家们认为,这些自称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从哲学水准上看较低,所研究的都不是哲学问题,而只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可能关注的对象,因此,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在一个似乎“文化研究”者与“美学”研究者各做各事,相安无事的时代,“美学”的实际影响力被蚕食了,一些“不被看成正经学问”,“ “不够哲学水准”的“文化研究”逐渐取得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联系到前面所说的“是不是好作品”话题,我们可能会看到,分析美学的间接性采取的是与“审美批评”拉开距离的做法,而文化研究则走向多样化,特别是在它的开始阶段,“审美批评”被放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是不是好作品”并不是一个无效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会过时,只是在一段时期没有受到普遍重视而已。到了20世纪末研究。这种美学研究,是文化研究的哲学化,同时也为审美经验重新回到人们关注的中心位置提供了条件。

四、新的做美学的方式
美学的复兴,并不只是说,我们曾经有过“美学热”,后来,美学变“冷”了,现在呼吁它再次变“热”。或者说,将“热”的标准定义为:美学书可以发行多少本?美学的新书有多少种?美学研究生投考人数有多少?美学课在大学里受欢迎的程度?如此等等。这一类数量的指标还只是外在的,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做美学的方式发生变化。这里用“ 做”这个词,力图强调,美学不是某种放在那里的东西,它有时受人喜欢,有时被人冷落。相反,美学是一批从事美学的研究者们的活动:他们的思考、生活,他们对美学这个学科的理解,他们切入并定位这个学科的方式。那么,什么是新的做美学的方式呢?当西方学者走出分析美学,中国学者走出主客二分的思辨美学之后,美学向何处去,就成了一个问题。不过,这时的美学所面临的,不是无路可循的彷徨,而是生机勃勃的创造和探索。旧的枷锁被打破后,迎来的是新的美学的生长。复兴的意思,主要指的就是这种方式的转换。没有创新,就没有复兴。
用新的方式做美学,首先要做的,是克服伪问题。有一次,我坐地铁上班。在某站上来一位学生,坐在我身边的空位置上,拿着一叠复习提纲,背诵起来:某某认为,美是主观的;某某认为,美是客观的;某某认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某某认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背得我心痒痒地,很想和她谈谈,这么学美学不行。但是,我不认识她,而她显然是要去考试,我要是和她谈,她会听我的吗?谈了以后,她考试还能过关吗?对于这位学生来说,重要的是要考试过关。她也许对美学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必须有这门课的成绩而已。她也许本来对美学还有一点兴趣,这么一考以后,可能就不再有兴趣了。对于我们从事与美学有关的工作的人来说,重要的是作出设计,让掌握了哪些知识的学生过关,让美学知识使青年学生感到有趣有用。美学发展到今天,还围绕着这样的问题打转转,浪费脑力、纸张和时间,是很悲哀的。这样的美学,还是不复兴为好。美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争论,是一个伪问题。原因在于,那种主客二分的哲学本身就走入到迷途。
还是从动物和原始人讲起。动物没有主客二分,世界只是它们的环境,而不是它们的对象。原始人也是如此。所谓主客二分,是将世界对象化的结果。将世界看成是对象,从而可以进行反思,于是,理性发展起来了。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写道,哲学是从泰勒斯开始的,他说万物源于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西方哲学开始于推测对象背后的东西,从而将对象归结为某种本质。万物是源于水?源于火?源于水、火、土、气四种元素?源于数?源于某种其他的本质?这种思路引导哲学走上了一种主客二分的道路。对象有现象与本质,主体有感性与理性,这都是一种二分的哲学构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改换一个思路,克服将世界对象化的观念,就可以回到一个素朴得多的思想上来。对于人来说,最本源的应该是人的生命活动。生命活动是一种生命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从猿到人的过程,是在工具的使用和语言的发展中,人不断实现自我改造的过程。人的生命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的不断改造、改进和进化,是一切认识的根源。因此,人与环境在生命活动和实践中所建立的关系,先于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对象性是在认识的过程中形成的。二分的哲学也是在将认识凌驾于实践之上才产生的。我们是在与世界处于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之中,形成对主体和对客体的认识。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这一切都是后起的概念。这些概念是以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为基础而生长起来。哲学家们都关心“看”的问题,但“看”还是晚于“做”并源于“做”。
具体说来,可以区分两种“看”:一是“凝视”,一种是“扫视”。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之源,就来自“ 凝视”。将自我控制在静止的状态,或端坐或肃立,定睛看对象,努力看清对象,看到对象背后的东西,这是一种“凝视”的态度。这坐和立,就将自我与对象的关系确定为“看”与“被看”的关系了。边走边看,边做事边看,结合自己的活动来看,看为活动服务,这就是一种“扫视”的态度。开汽车的人需要睁大眼睛看前方,不是要看对象背后有什么本质,而是不要开错路,不是撞着行人或障碍物。其实我们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看都是如此。动物的看,是为了看到可能的食物和天敌,以趋利避害,对象的“本质”与它无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看,也是如此。第一性的,应该是为着趋利避害的看,只是后来,才发明一种“凝视”的态度,并把这种态度看得高于一切。
与己无关却又凝神观照的态度,由于希腊社会和文化的状况,在希腊哲学中得到了发展。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那些来作买卖的人都属于最低的一等,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来竞赛的人。然而,最高的一种乃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因此,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奥运会是运动员的节日,最高一等的,是运动的参与者,而最荣耀的是戴上橄榄枝的获奖者;但按照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最高一等的却是坐在高高的看台上观看的人。
同样思想被希腊人使用到生活之中。本来,在现世生活之中,忙碌地劳动着的人,创造价值的人,才应该是最高一等的。但是,按照希腊哲学,无所为而为的人,只是观看、“凝视”、“观照”的人,才是最高一等的。从这里出发,人们发明了种种美好的词语赞美那些“旁观者”:科学、客观、价值中立、不动情、直观事物的本质,无利害地观赏,等等。这进而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传统,从古至今,代代相传。从康德开启的古典美学的传统,是这种态度的传承和进一步强化。
新的做美学的方式,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转变。美学家们要改变姿态。思辨的美学家们赞美旁观,要凝神观照;分析的美学家们赞美间接性,只对批评的术语进行分析;今天的美学,需要的是一种“介入”的态度。
美学要介入到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介入到艺术的发展之中,介入到城市、乡村的再造和环境的保护之中。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要从这里做起。现代美学致力于宣传一种思想———人与环境的一致。中国人对“ 自然美”的研究已经很久了。但过去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两种观点在争论:一种是强调自然的“典型性”,一种是强调“人化的自然”。自然的“典型性”似乎不依赖于人而存在,但存在于这种对自然理解背后的,是黑格尔式的“理念的感性显现”,还是离不开人,而且突出强调的是理性。存在于“人化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的观点背后的是一种理性积淀为感性的观念。其实,我们日常环境的美,并不依赖于这种积淀,而最美的自然又常常是人迹罕至之处,这种理论都无法提供说明。
自然美需要新的解释模式。这种模式不应该从人作为人的特点出发,而应该从人与动物的连续性出发。自然的美,是从我们的生活环境适应和喜爱开始的,出发点不是“看”而是“居”。中国古代讲画要“可游可居”,那是理想。要画出一个如果我们住在那里,会感到非常惬意,于是,通过一种移情作用,欣赏那里的美。四川九寨沟本来是人与环境共处的美景,后来为了防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将人迁出,造出只适合观赏的无人区,按照现代美学来看就是不合适的。人与环境共处,设计出人与自然在共生中的资源循环,这才符合美的理想。“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十分现代的概念,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
例如,现代城市兴起,乡村的变化,造成的美的缺失。古代的城市和乡村,都有着自己的风情。前些天到南方,看了一些古代村落,真的很美啊。为什么这些美只是过去的美,新的乡村的美在哪里呢?近年来,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等这些大都市的繁华程度,连欧洲的一些大城市也望尘莫及。但是,中小城市和农村,与欧洲相比则差很多。
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急剧破产,城市与乡村两极分化。居住在乡村的人,再也没有当年的对田园生活的自足感,而只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这样的心态是造不出美的环境的。
再如,最近接触到一些文化工程建设方案,有古城区改造,有新的文化项目标志性建筑设计。总的感觉是,这些工作都迫切需要美学研究者的加入。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这些问题仿佛本来很清楚,但实际上并没有弄清楚。美的东西被拆掉,建起一些丑的东西,还以丑为美。这是美学研究者没有发言权的表现,但归根结蒂还是美学研究者工作没有做好的表现。
当然,在艺术这个美学的传统领地,要做的事就更多。从当代美术到当代电影,中国的美学家们都缺席。一些在国际激起了波澜的艺术现象,美学家们没有说什么。欧洲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一系列艺术运动和思潮,都与当时的美学发展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国的美学家们则与这些运动离得很远。
从这些方面看,美学的复兴,既是事实、趋向,同时也是需要。我们来到了一个需要美学的时代,但是,只有转换视角,更新方法,重新定位,美学才能复兴,这个学科才能在中国有辉煌的明天。

(黄金城、冯雪峰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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