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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消解:主体的隐匿与人的沉沦
2015-05-16 09:05:08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一、诗性消解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
 
刘震云在谈到他的小说《塔铺》时曾说过:“《塔铺》是我的早期作品,里面还有些温情。这不能说明别的,主要说明我对故乡还停留在浅层认识上。到了《新兵连》、《头人》,认识就加深一些。”[1]这里的温情,实质上就是诗意。正像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塔铺》里所讲述的那个感伤浪漫的爱情故事,仍然因袭了理想主义宏大叙事的既定套路,因而的确是富有诗意的。在乱哄哄的教室里,一个闹中取静,埋头温书的红衣少女,便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一般,凸现在读者面前。说她是“一枝红杏出墙来”也好,甚至是“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也罢都不为过。待到“河边落日将尽,一小束水流,被晚霞染得血红,一声不响慢慢淌着。远处河滩上,有一农家姑娘在用筢子收草”,就更是一幅诗意盎然的霞光夕照图了。有小河流水,有夕阳西下,有红衣村姑,还有多情的书生相遇,此情此景禁不住令我们想起我国古代许多才子佳人的故事。之后李爱莲的家境贫困,更激发了“我”想拯救什么的崇高愿望。五一节,“我”的一份肉菜,果然升华了“我”的行为。当“我”将那菜吃了两口,推给了她。“她抬头看着我,眼圈红了,将那菜接了过去。我既是感动,又有些难过,还无端生出些崇高和想保护谁的念头,便眼中也想涌泪,扭身出了教室。”不想李爱莲舍不得吃这份肉菜,却将之带回给病中的父亲吃。“我”去看望李的父亲,李爱莲跟“我”回校,“我”的崇高感又转化为下一步的积极行动。
 
黑夜茫茫,夜路如蛇。我骑着车,李爱莲坐在后支架上。走了半路,竟是无话。突然我发现李爱莲在抽抽嗒嗒地呜咽,接着用手抱住了我的腰,把脸贴到我后背上,叫了一声:
“哥……”
我不禁心头一热。眼中涌出泪。“坐好,别摔下来。”我说。我暗自发狠:我今年一定要努力,一定要考上。
 
这样诗意的描写到处都是,比如当“我”早晨起来,到河堤上去找李爱莲一起背世界地理时,有这么一段文字:
 
河堤上,李爱莲坐在那里,样子很安然。她面前的草地上,竖着一个八分钱的小圆镜子。她看着那镜子,用一把断齿的化学梳子在慢慢梳头。她梳得很小心,很慢,很仔细。东边天上有朝霞,是红的,红红的光,在她脸的一侧。打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
我忽然意识到,她是一个姑娘,一个很美很美的姑娘。
 
这样一幅少女梳妆图,是多么美丽。爱情悄悄地来临了,使我枯燥的生活中出现了转机。
 
我第一次发现,我们头顶的天空,是那么崇高,那么宽广,那么仁慈那么美。
 
诗意创造了美,或者说是美创造了诗意,然而,当这美被扼杀时,留下的是令人痛心的遗憾。小说的结尾,李爱莲为给父亲看病,违心地嫁给暴发户吕奇,但她不愿令“我”牵挂,假称在外乡考试,而让苦水一个人咽。这一义举说明她不仅是一个美神,简直还是一位女英雄。于是当我得知真相,去见李爱莲时,两个人的别离,无疑将戏剧推向了高潮。诗意终于升化了:
 
暮色苍茫,西边是最后一抹血红的晚霞。
我走了。
走了二里路,我向回看,爱莲仍站在河堤上看我。她那身影,那被风吹起的衣襟,那身边的一棵小柳树,在蓝色中透着苍茫的天空中,在一抹血红的晚霞下,犹如一幅纸剪的画影。
…………
 
寒风、孤柳、苍茫的天空、滴血的晚霞,还有那十二个省略号,都起着强烈的煽情作用。作家在诗意升华的高潮中肩负着两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无限的悲凉和愤懑,踏上了人生遥遥的长旅。
显然,刘震云在这里自觉不自觉地套用了理想主义的传统叙事模式,因为在这一传统模式中,我们耳熟能详的便是这种诗意盎然的一幅幅图画。甚至小说的题目都是诗化的,比如《早春二月》、《红旗谱》、《青春之歌》、《春之声》、《黑骏马》、《北方的河》、《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红高梁》等等。但是刘震云的转向是迅速而及时的。《塔铺》的诗意如一缕袅袅的香烟,面对从现实中吹来的阵阵狂风,早已是烟岚不兴、魂魄消尽。这是因为,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文化的进一步的凡俗化与庸众化,使得生活中的诗性消解殆尽,生活无诗成了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从戴厚英的《人啊人》的感叹到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的自嘲,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刻骨铭心到池莉的《不谈爱情》的冷俗,诗性消解的轨迹清晰可鉴。刘震云作为这场否定性解构性大潮中的骨干,他的对诸如《塔铺》中的温情主义的清算自然就来得十分彻底了。《新兵连》直指人性的丑陋和卑琐,而《单位》和《一地鸡毛》则将这种丑陋、卑琐和现实的荒谬放大到极点。如果说,《新兵连》里尚有李上进的向指导员开黑枪,“老肥”自杀的激情的话,那么到了《单位》和《一地鸡毛》生活的平淡和琐碎,连这样的一丝激情都不复存在,生活除了鸡毛蒜皮,婆婆妈妈,俗而又俗的尴尬和无奈便别无所有了。
诗性消解的根本原因是主体的隐匿。主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不是指人的自然状态,而是指非自然的社会存在物。是“大写的人”。因此,主体的隐匿,就是“大写的人”被凡俗的人所取代,英雄被消解成了平民,理想回到了世俗。众所周知,主体性、主体意识、人道主义在八十年代初的文学中是何等光辉的字眼。“人”的发现,“大写的人”,构成新时期初期文学的重要主题。无论是“班主任”张俊石,还是“犯人”李铜钟;无论是“人到中年”的陆文婷,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知识分子“研究生”,他们无不自觉肩负起社会时代的强烈责任,为民请命,为信念而斗争,为理想而献身,他们都有着崇高的英雄气质。作为教师的张俊石,他是谢惠敏心灵伤痕的发现者与启蒙者。教师的角色给予他高高在上,语重心长的特权。而李铜钟为民请命的牺牲精神,使他成了崇高的英雄人物。陆文婷默默奉献,超负荷运转的精神,也显得平凡而崇高。“研究生”徒步考察北方河流的行为,带有个人价值实现的执着,是一刚硬强悍的孤独的英雄……。然而“85新潮”之后,“大写的人”颓然倒地,这正应了福柯那句话“人死了”。人之死,意示着主体的隐匿,主体的隐匿,标志着我们时代的神性之光无可挽回地黯然失色。
在这一主体中知识分子一直是主体中的主体。随着主体的瓦解,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批判意识在这里也逐渐消匿。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与市民化了。边缘化和市民化是说知识分子已不能担当或不愿担当启蒙者的角色,他们放弃了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无奈而又无望地融入民间,成了琐琐碎碎婆婆妈妈的小市民。如果说,王蒙笔下的钟亦诚、曹千里,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是在经过炼狱的痛苦砥砺之后终于找到了信仰和自己的岗位,那么刘震云笔下的小林和他的老婆则是在日常生活的打磨下,丧失锐气,再也不以精英自居,他们变得世故、势利和俗不可耐了。比如小林的老婆小李,本是一个文静爱干净的富有诗意的姑娘,可是几年的生活磨炼,竟完全变了样,正如书中写道的:
 
哪里想到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在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你也无非是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到了晚上你一页书都不想翻,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一辈子下来谁还知道谁?……一切不要急,耐心就能等到共产主义。倒是使人不耐心的,是些锼豆腐之类的日常生活琐事。过去总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意识,但你不弄老婆孩子弄什么?你把老婆孩子热炕头弄好是容易的?老婆变了样,孩子不懂事,工作量经常持久,谁能保证炕头天天是热的,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林,一切还是从锼豆腐开始吧。
 
是的,“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于是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小林夫妇是如何一步步放弃作为启蒙者的优越感而日益沉沦为卑微可怜猥琐的凡俗市民的。这里体现了知识分子身份的危机。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就是一个“遭威胁”的身份。五六十年代直至“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一直处在政治权力话语的压抑下,但经济上相对尚可优越。但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变得相对贫困化,他们的付出与所得不成比例。经济地位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于是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成了一个沦为底层平民的身份,但知识分子又具有内在矛盾性和分裂的人格。这主要是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文化因素的多重作用有关。正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姆斯提出的三种文化因素的理论,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知识分子在剩余文化因素中一直是作为“读书人”的身份而受到潜在的承认和尊崇,而在主导文化因素中亦有虚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新崛起的文化因素中,则是倍受岐视,而中国文化的实质是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文化的核心是实用理性。“读书人”之所以受到尊崇是因为这“读书人”可以变成“官”;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是因为这有知识的人才对官有用;而受到歧视则是因为知识分子既无权又无钱。这就造成了知识潜在的有用和实际的无用之间的矛盾,同时也造成知识分子自我幻想中的高高在上和实际生活中的穷酸潦倒的状况。这样,清高与穷酸,有价值与无价值,重视与轻视都集于一身,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在新写实小说,特别是刘震云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当我们通读《单位》和《一地鸡毛》时,在“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的貌似肯定的声音里,仍包含着多种声音,既有隐含作者愤懑的不甘心的叹息,也有社会话语的迫人就范。对此我在下面的章节里将有专论。在此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主体隐匿和市民化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行为。那么,放弃启蒙身份的知识分子在融入民间之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二、“常人”专政与人的沉沦
 
人的命运其实是很可悲的。当消解了诗性,瓦解了英雄,人的主体性光晕全部消失之后,小写的人实际上并不轻松。他们一无所有,赤身裸体地被抛在世俗的大地上。他们不仅要承担上帝之死所蜂涌而至的虚无的围困,而且还必须承担“人之死”所带来的更加荒谬的现实。因此,他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个可怕的深渊。人日常沉沦着。沉沦意指,不做为自己本身存在,而是在它的日常烦恼中绝对又坚定地依赖于他人。无论自觉与否,人都是按照公众的意志而不是本己的意志行事。而这个难以名状的暴君就是一种中性的无人称的主体,“常人”(dasman)。这就是海德格尔的著名的“常人专政(独裁)理论”。“常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2]这里的常人实质上就是“无人”。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常人”就是一种社会的权力游戏规则,你必须按共同的规则行事,否则就会受到判罚,受到谴责。这种听任“无名氏”摆布的状态,海氏称之为存在的非本真状态。而在存在的非本真状态中此在展开状态的三个构成因素是闲谈、好奇和两可。在“此在”的日常沉沦中,人首先热衷于闲谈,在闲谈中又被好奇所吸引,但最终人对每一种事情都发生了兴趣而又不用去真正接触任何事情,通过这种形式,此在日常沉浸于两可和怀疑中,最终在这种两可和怀疑的气氛中,通过一切交谈和提问,无人能进一步知道事实上所发生的东西究竟是什么。[3]
刘震云小说形象地阐发了人的沉沦这一事实。人的沉沦构成了他现实系列小说的基本主题。刘震云的小说第一句话都与“吃喝拉撒”有关:
 
 
到新兵连第一顿饭,吃羊排骨。
——《新兵连》
 
五一节到了,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分。
——《单位》
 
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
——《一地鸡毛》
 
县委书记到省城开会,就像生产队长进了县城,没人管没人问。四个人住一间房子,吃饭到大食堂排队买菜。三天下来,个个嘴里淡出鸟来。
——《官场》
 
二楼的厕所坏了,有人不自觉,坏了还继续用,弄得下水道反涌,屎尿涌了一地。
——《官人》
这决不是随意而为。刘震云说:“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往往是打开一篇作品的钥匙。”[4]第一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奠定了整篇作品的话语基调和叙述的视角。“吃喝拉撒”不仅仅是维持自然生命的基本手段,而且也是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起点。由此所展开的故事,肯定与浪漫无缘。它不仅限制了人的活动范围,而且还彻底阻隔了人的精神升华的可能性,所以人在这样的世界中烦忙、奔波,迫切要忙的只得是房子、票子、位子、孩子,忙吃喝拉撒,忙蜂窝煤,弄大白菜和馊豆腐。因为在这一世界的体制内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权力游戏规则,而这一规则的实施者,就是那位无名的“常人”。“常人”极大限度地将每一个独特的个体都拉平为千篇一律的“非人”。小林初到单位时,“学生气不轻,跟个孩子似的,对什么都不在乎”。党小组长女老乔劝他写入党申请书,他竟说:“目前我对贵党还不感兴趣”。这种特立独行的方式,自然是不合规则的。在这个高度官僚化的单位里,它的游戏规则并不在意你是否有个性,是否有能力,而一切都看你会不会“混”,因为“钱、房子、吃饭、睡觉、撒尿拉屎,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小林在单位混得如何。这是不能不在意的。你不在意可以,但你总得对得起孩子老婆,总得养活老婆孩子吧!”于是天真的小林变得世故了、成熟了,他开始积极表现,并开始对“贵党”感兴趣,要重新认识女老乔及她的狐臭。“夏天也不能嫌女老乔狐臭,得一月一次挨着她的身子和她汇报谈心。”因为生活的磨砺,使小林体会到了这样一个道理:“世界说起来很大,中国人说起来很多,但每个人迫切要处理和对付的,其实就是身边周围那么几个人,相互琢磨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具体到单位,部长是那样,局长是那样,处长是那样,他小林也是那样。你雄心再大,你一点雄心没有,都是那样。小林要想混上去,混个人样,混个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就得从打扫卫生打开水收拾梨皮开始。而入党也是和收拾梨皮一样,是混上去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开始。你不入‘贵党’,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副处长呢?而要入党,就得写入党申请书,就得写思想汇报,重新检查自己为什么以前说党是‘贵党’而现在为什么又不是‘贵党’而成了自己要追求的党,说清楚吧,小林,否则你就入不了党。你就不能混好,不能混上去,不能痛快地吃饭、睡觉、拉屎撒尿!”
你可能有一千个理由指责小林的世俗和功利,但现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现在这时候崇高的话都别讲了”。小林的话也许是值得反思的,那些在台上满嘴崇高和冠冕堂皇的话,而在背后却是另一套的人,恐怕还不如小林高尚。刘震云的犀利就在于他无情地捅破了这层人生的窗户纸。他将人的沉沦的现实和盘托给了我们。于是我们看到,悟出人生“混”的哲学奥秘的小林,开始了具体的实施阶段。他不仅要忍受女老乔狐臭和变态情绪的折磨,而且还要去拜访女老乔,给她送礼。还要屈辱地为张局长搬家、刷便池。现实的荒唐就在于小林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些事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所能改变或获得的,这其中无规律可寻,一切都是非理性的。小林由于为女小彭买了一只蝈蝈,无意中得罪了女老乔,因为女老乔与女小彭有矛盾,便将对女小彭的气转移到小林身上,小林入党的事也泡汤了。小林“万万没有想到,无意中得罪了女老乔后果竟是这么严重。平常的打水扫地收拾梨皮,都算白干了。甚至帮老张搬家也白搬了。有时想起来,小林真想破罐子破摔,那样他就可以拿出以前的大学生脾气,好好将女老乔教训一顿,不气他个半死,起码也让她子宫重新犯病。但回家一看到自己的小女儿,就又把一切都咽了”。问题的尴尬就在于,你这里有气还不能发泄,你只能忍气吞声,你还须赔小心讨好人。权力游戏规则就是这样迫你就范,你一旦进入,便一切都由不得你,你就像一只被鞭子抽起来的陀螺,你必须不停地转动,否则便只能被淘汰出局。
不仅小林如此,处里的其他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老张被提拔成副局长,并不因为老张能力有多大,或者他的神通有多广,恰恰是部长为了平衡两派的激烈争斗而利惠了渔翁。老张将这归结为一个“熬”字。老孙与老何为争夺老张提拔而留下来的处长这个空地,可谓处心积虑,拼命挣扎,结果,只因组织处那个长痔疮的处长自己犯病住院才阴差阳错地提了老何而“挂起了”老孙。偏偏老孙经不住考验,工作上破罐子破摔,心里有气,急火功心,浊气郁结,得了肝病,住了院,老孙算彻底被淘汰出局了。而老张与女老乔发生“作风问题”之后,本来局长的位子已摇摇欲坠,但因部长又要搞平衡,恰好还要在国庆节前出国访问,便快刀斩乱麻地决定,副局长还是由老张来干,不撤职了,只给了一个党内警告。老张又拣了便宜,除了说明老张运气好之外,实在没有什么理性可讲。怪不得老孙不平衡“心里又骂世道不公平,老张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行政上没有处理,又让他当副局长熬过了错误时期,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为党拉马坠镫,最后一脚踢开,这怎么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实际上这又何止是个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问题,而是窒息甚至是扼杀人的自由、才情和意志的严重问题。这是一个制造庸才、蠢材和投机钻营、心术不正之徒的大工厂。在这里“单位”成了转型期中国旧官僚体制的象征。但是,刘震云的重心并非只是揭示这一体制的种种弊端,而是给了人的沉沦予一个场景。随后发表的《一地鸡毛》,刘震云便将这一权力游戏规则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
 
 
三、 灰色的日常生活及其杀伤力
 
《一地鸡毛》是刘震云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可看作是《单位》的姊妹篇。如果说《单位》写了“单位”这种权力密集型官僚网络,在对人的异化和使其迅速沉沦于非人状态的游戏规则的话,那么《一地鸡毛》则将这一规则推广到底层人琐碎的日常生活领域,看看这一无所不在的权力游戏规则是如何运作和发挥作用的。人日常沉沦着,这也许正是人的基本存在状态。日常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大染缸,不管你是黑的白的还是黄的绿的,都将染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同一色彩。这就是灰色。灰色是一种无生气,无特点的颜色,这就是我们在刘震云《新兵连》以后的作品里再也看不到《塔铺》里那些“红”、“金黄”等诸种生动颜色,也可以说刘震云此后的作品里,极少用有颜色的词汇,这是一种无色彩的生活,所以从情绪上看,这一颜色只能是灰色。
灰色的日常生活是从馊豆腐开始的。从馊豆腐开始的故事,注定了它的凡俗与卑琐。因而刘震云的作品都没有戏剧化的故事情节,没有高潮,它的平淡与流水账式的日常记录,成了一个个俗得不能再俗,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事件的“堆砌”。但刘震云的高明之处也许正在于,透过这些一件件俗事的“堆砌”,使我们视而不见,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有了“意义”,它所引发的我们心灵的“震惊”也许并不亚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它使我们看清了日常生活的杀伤力,它是如何令人一步一步地步入沉沦,异化为“非我”的。
小林与妻子两人都是大学生,“他们都有过远大的志向、宏伟的理想,有过一番事业心,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
“淹没在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中”正是日常生活游戏规则的伎俩。你想调动一个方便些的单位你就得送礼找关系,然而你的礼都送不进去,说明你仍然未将生活的这套游戏规则弄娴熟了。你还得学着点混。“小李白”是一个混得“较好”的榜样,他从一个写诗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卖板鸭的个体户,每天大把大把的金钱进手,的确令小林开了眼界。但是“小李白”的这一天壤之别的变化,既突兀又合情理,因为“小李白”看透了人生,正像他说的:
 
看,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
 
“小李白”就在人堆里混的理论,以及那个反问,不仅是针对小林的,也是针对我们的。“我们”难道不都是在“混”吗?混际于人群之中,不异想天开,不总想出人头地,的确最舒服,因为在这个人群中,你毫无个性可言,你随着“常人”的指挥棒转,“常人”便会给你提供安全保障,你不用负任何责任,这正是日常生活的“魔力”。然而反过来想,“小李白”由机关到公司,由公司到个体,他虽然摆脱了体制化的桎梏,但他却逃不出另一个专制,即金钱。金钱淹没了“小李白”的灵气、才气、志向。那么“小李白”还是“小李白”吗?由此可见,“小李白”的沉沦是更深层次的沉沦,他的潇洒是负出巨大代价的结果。
小林不能潇洒,不潇洒说明了小林内心深处仍存有一丝渴望拯救的幻想,因而他注定要在尴尬的处境中挣扎。老婆坐上了班车是沾了厂长小姨子的光,女儿入托是跟人陪读,尽管小林心里像吃了马粪一样感到龌龊。
 
但是事情的龌龊在于:老婆哭后,小林安慰一番,第二天孩子照样得去给人家当陪读。在好的幼儿园当陪读,也比在差的幼儿园胡混强啊!就像蹭人家小姨子的班车,也比挤公共汽车强一样。当天夜里,老婆孩子入睡,小林第一次流下了眼泪,还在漆黑的夜里扇了自己一耳光:
“你怎么这么没本事,你怎么这么不会混!”
但他的声音不大,怕把老婆弄醒。
 
巨大的辛酸和无奈,由反讽的手法写出,就显得充满了喜剧色彩。令人忍俊不禁,但分明又苦从心来,笑过之后只想哭了。
小林沉沦的道路也许是痛苦的。他的挣扎与无可奈何,表现在由一开始的给人送礼到最终的收别人的礼,由一开始的不安到最终的达于坦然,是他内心矛盾的巨大反应。本来举手之劳的事,他却收了查水表的瘸腿老头的微波炉。当吃着微波炉烤的鸡,喝着啤酒,小林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其实世界上的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按“道理”办事,就是顺从社会的权力游戏规则,就是听从“常人”的摆布,完全泯灭自我个性特征,成为非人。小说的结尾,小林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又梦见黑鸦鸦无边无际人群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这个梦,实际上表现了日常生活的无意义性和荒谬虚无的人生。如蚂蚁一般的人群难道不是也如“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一样毫无价值和意义吗?老师的死讯尽管让小林难受了一天,但大白菜冲淡了小林的忏悔感。“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至此,小林完成了自己的沉沦与异化。“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沉沦的人的可怜由此可见一斑。
 
[1]刘震云:《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文艺争鸣》1992年第1期。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56 页。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1版。
[3]同上书。
[4]参看丁永强《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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