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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日常表演性与存在的荒谬感
2015-05-16 09:03:5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一、“面和心不和”与日常表演性
 
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词来界定刘震云的文体风格,喜剧性、幽默感都觉不大妥当。说他的小说具有喜剧性,大体是不错的,但由于这个概念比较宽泛,讽刺、夸张、滑稽、调侃、反讽等都可以产生喜剧效果,所以,它又失之于准确;幽默由于它的力度不够,又使它显得过于狭窄。如果说刘震云的小说是喜剧的,那么这喜剧中又是饱含辛酸的,有点类似于果戈里的含泪的笑;如果说他是幽默的,那么,刘震云的幽默则是“冷幽默”,在不动声色之中,引发了人的会心一笑,不过这一幽默背后分明又是不能抑制的愤怒。反讽(iron)也许是一个比较接近刘震云这一文体风格的概念。“反讽”可以简要理解为:对某一事件的陈述或描绘,却原来包含着与人所感知的表面的(或字面的)意思正好相反的含义。华莱士·马丁认为“反讽是通过一套代码传达两个信息。他可能作为局部音色或技巧出现,但也可能是涵括全篇的模式。”[1]在刘震云这里,反讽不应该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一种弥漫于所有文本之间的话语方式,是“创作者对其所写现实的一种独特态度”。[2]它表现为整体性的文体风格特征,涵盖了刘震云文化思想意识和对存在的整体性领悟,因而是我们窥破刘震云内心世界的一个入口。(当然,这个整体也包括细部,比如语言技巧方面的反讽,不过,关于语言技巧方面的反讽,我将在第七章有专论。这里主要就整体情节和主题层面等文体风格方面的反讽加以论述。)所以,我在刘震云反讽所带来的笑中感受到了人作为角色的表演性和存在的荒谬感。同时作为一个直抵存在奥秘的作家,他的内心决不是轻松的。正像巴赫金对果戈里所评论的那样:“笑面的讽刺家从来都不是快活的。从根本上说他是阴沉而忧郁的,在果戈里作品中笑却是战胜一切的。具体说,他创造出一种特别的对庸俗的净化。”[3]在某种意义上说,刘震云也可做如是观,不过刘震云的笑制造出的不是对庸俗的净化,而是虚无。
有人认为刘震云的小说文体具有很强的漫画性特征。[4]我理解这主要是针对刘震云对笔下人物的处理方式而言。从《新兵连》以降,刘震云作品中的人物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谓的正面形象,像《塔铺》中的李爱莲那样,“脸蛋红朴朴的很美很美的姑娘”也再难出现,而所有的人物都属于“残疾人”。这种“残疾”从生理到心理都属病态,且外貌丑陋。《新兵连》里的老肥最终得了羊羔疯,李上进如按精神分析学看,也是属焦虑型神经症人。《单位》的张副局长“长了个猪脖子”,老孙最终得了肝病,女老乔不仅有狐臭,而且子宫还有病,且爱翻别人的抽屉,“说是找找有无我的东西”。女小彭头脑爱发热,发起火来不管不顾,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一地鸡毛》中,查水表的老头是个瘸子,有事没事喜欢到别人家里转转,动不动就在谁家坐下,便是高谈阔论一番,说他年轻时给某已死去的大领导喂马的事。你还不能不听,他一不高兴就给整个门洞停水。即使小林老婆,虽然曾是个眉清目秀的姑娘,但个头小,眼小,这是缺陷。不过作者却说:“别看个头小,小显得小巧玲珑,眼小显得聚光”。《官人》中的副局长老方,远看像一口结结实实的大缸。脾气和个头一样,属于“大炮型,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心里存不住事”。老王是个瘦猴。至于后来的作品像《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中的人物则更为漫画化,曹丞相、袁主公都长有脚气,孬舅头上长着大包。女地包天,女兔唇、柿饼脸姑娘,小麻子、白蚂蚁、猪蛋、瞎鹿等,从名号到外型都不敢恭维。总之,刘震云笔下的人物,简直就是一幅百丑图。他们形容猥琐,内心卑俗,丑病交加,惨不忍睹。正是这些“病态人”同庄严的场合和部门以及自己的职位形成反差,构成反讽。你想,一个冠冕堂皇的单位里竟是一般这等人物,又怎能不令人感到可笑!这种“洪桐县里没好人”的现实又同作家对非人的厌恶相联系,对于展示灰色的生存相谐调,实属一种整体性的考虑。如果都写成一本正经的身心都健康的人物,同高度官僚化的单位体制相冲突的话,那将会是另一种文体风格,这就是我们在阅读其他新写实作家,比如池莉、方方的作品时,印家厚、高人云并不能给人以笑的效果的缘故。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高人云(方方《行云流水》)的烦恼与愤懑是严肃的,它带来了某种无奈的愤怒情绪而极少唤起笑,原因概出于此。可见,刘震云的“残疾人”形象是独具特色的,它就像达达主义在蒙娜·丽莎画像上画上两撇胡子一样。
不过,丑陋的人更主要地还是表现在人性的丑陋和阴郁上。“面和心不和”这是刘震云所有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层次。他在作品中多次使用这一成语,并在他的二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中用作题目。“故乡面和花朵”,并不是“面和花朵”,而是“面和花朵”,“和”在这里不作连词,而是动词,“面和花朵”就是“面和得像花朵一样”。刘震云在答某电视台记者问时曾阐明过这一想法。他说,有朋友把面说成是物质的,花朵是精神的,这种解释也很好,“但是,汉语和西文的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汉语的词组是单字构成,这种单字的组合连成一个词语,它可能会发生这种非常不同的歧义。比如讲,你把‘面和’两个字连在一块可不可以?因为中国有一句俗话就叫‘面和心不和’。我觉得,这也反映在洗脸刷牙骑自行车上班老李和老张他们每天这种物质和精神,内心和面部表情的一种矛盾和背叛。他可能脸上是这样一种表情,心里想的是别样的事情。‘面和心不和’也是可以解释通的。”[5]
“面和心不和”与萨特的“他人是地狱”异典同工,都标明了人与人共同存在于世的伦理定位。“面和心不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我的表情与自我的内心不一致。心口不一,自相矛盾;二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矛盾,表面上过得去,甚至还表现出亲近,而实际上却是“相互看不起,相互不服气,有尿故意不往一个壶里撒”,相互拆台,相互想看笑话,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上面握手,下面使绊子。而这两点在根本上又是一回事,因为所有的面和心不和都是心口不一,自相矛盾的。
小林的大学生脾气与后来的努力表现,讨厌女老乔又不得不讨好女老乔;本不想给老张搬家,而又不得不去搬还刷便池,都是心口不一的灵肉分裂行为。在《一地鸡毛》中,小林为妻子调动买了易拉罐的可口可乐送礼,结果人家并不稀罕,只得将饮料重新扛回家,可这四十多元买一箱可口可乐放在家里,不是吃饱撑的?不过还是老婆聪明,把“可口可乐”打开,“时常拿出一筒让孩子到院子里去喝。过去从来没买过饮料,也没买过带鱼,孩子穿得破烂,在院子里穷出了名。一次倒是买了一次带鱼,是贱价处理的,有些发臭,臭味跑到楼道里,让对门印度女人到处宣扬,现在让小女儿拿着可口可乐也起一个正面宣传的作用,也算这箱可口可乐买得没有白费。只是工作的事仍然没有着落。仍是小林和小林老婆继续窝心的问题。”
这里表面的行为与内心所想不一致,颇有阿Q精神胜利法的遗风,特别最后一句,“只是工作的事没有着落,是小林和小林老婆继续窝心的问题”。一语道破,令人忍俊不禁。类似的情节还有小林知道孩子入托是给人陪读,但又不好理论,嘴里像吃了马粪的味道,老婆睡下,自己搧自己的耳光,这时作者突然说:“但他的声音不大,怕把老婆弄醒。”自怨不恨,心里觉得窝囊,黑夜里自己搧自己耳光,本也是个自我发泄,弄好了是很能长点男儿志气的,可是却也不敢声大了,怕把老婆弄醒,这里将小林内心极度的愤懑和行为上的渺小与无奈形成反差,从而引人发笑。
《官场》中,筑县县委书记老丛超标准盖豪华住宅被人举报,分管监察的金全礼副专员前去“调查”,因二人是好朋友,老丛便给老金掏心窝子,说自己马上退居二线,临退前给自己弄条退路。说得正红火,这时,县委办公室主任前来说:“丛书记,下午县里开党员教育会,原定你去讲话,现在时间到了”。这真是绝妙的一笔,一个为自己谋私利大言不惭的人,却还要在“党员教育会上”头头是道地讲话,这一极大的对比,便写出了老丛的滑稽可笑,而且老丛决不是个别现象,老胡、老白不是也有问题吗!他们是不是也一边给自己盖豪华住宅,一边给党员干部讲廉洁呢?
地委书记陆洪武,因在提拔专员人选上未报副专员“二百五”,“二百五”前来兴师问罪,这时作者写道:“陆洪武当时正闹肝病,像焦裕禄一样用个钢笔帽抵着腹部,头上也正冒汗……”。
细心的读者读到这里自然会会心一笑。陆洪武固然不是坏人,但联系他在前面为迎接省委书记许年华的到来而惶惶不可终日,还准备了两套饭菜的行为就会感觉到作者的妙心。用金全礼的话说,陆洪武是“马列主义装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这样的人却让他同焦裕禄害同样的病,做同样的动作,然而,这动作的内容已被抽空,它只成了一种空洞的形式,焦裕禄是为兰考人民累病的,而陆洪武呢,则不能望其项背,正话反说,以一当十,实在精彩。
“面和心不和”体现在人与人关系上,便构成了刘震云小说的一道枯冷的风景。通读刘震云的所有小说,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处在一种“窝里斗”状态,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争权夺势,互相算计。小彭与女老乔,小林与女老乔是这样,老张、老孙、老何也是这样,他们虽然是一块分来的,还住过同屋,但也是面和心不和,小林老婆与合住邻居发面窝窝白毛脸女人还有后来的邻居印度女人都是面和心不和。《官场》里的金全礼和县长小毛,提了副专员后与“二百五”陈二代,《官人》中的八位局长以及《故乡天下黄花》里的孙李两家也都是这样。在《故乡面和花朵中》,不仅外姓旁人,即便是夫妻、父子、甥舅等等也都是各怀鬼胎,面和心不和。
“面和心不和”的广泛性,造成了人作为角色的日常表演性。似乎人人都在演戏,人人都是演员,尤其是各级官员,都可谓是绝佳的超级明星。比如《单位》里的老孙为了与老张释解前嫌跟老张出差,在餐桌上的一幕就颇为精彩:
 
“老张我早就想给你说一句话!”
老张吃了一惊,支起耳朵严肃起来:
“你说,你说”。
老孙说:“老张,我还得请求你原谅我”
老张说:“老孙,可不要这样说,咱们是同志,是不错的同志。”
老孙说:“老张,不管以前我做得怎样不对,以后你说哪我做到哪,就是前边是个坑,你老领导说句话,我就先跳进去再说”。
老张说:“老孙,不要这样说,也不要‘领导’不‘领导’的,其实这个领导我来当也不合适。我内心总想,虽然党信任我,让我干这个差使,但从心里,咱还得按普通一员要求自己。”
老孙说:“可不,全单位都有反映,说老张当了副局长,上班还骑自行车。”
老张说:“我那是锻炼身体,看这脖子。”
如此,两人说得很热烈,一直到服务员请到餐车吃饭。到了餐车,你要掏钱,我也要掏钱,互握住对方伸到口袋里的手,弄得两人都挺激动。这时两人倒像回到了当年一同来到单位一同睡集体宿舍的时候。
可等吃过饭,双方都回到各自的车厢里,冷静下来,双方又都觉得刚才像一场表演,内心深处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交流,老孙回到硬卧车厢,渐渐觉得自己除了陪了一顿饭钱,什么都没谈;老张回到软卧车厢,躺在软铺上,渐渐觉得刚才的举动有些荒唐,有些失雅,于是便有些懊恼,竟禁不住骂了一句:
“这老孙,又他妈的想往我眼里揉沙子!”
 
在这里真实的自我与角色之间构成反差,引人发笑。
像金全礼与县长小毛,平时不对付,一听说金全礼要当副专员,小毛立马热情百倍,由老金改口为“金书记”,还对金全礼左一个检讨右一个检讨。还为金全礼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当县委办公室主任提醒金全礼说小毛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他个人,一是看金当了副专员,二是想接书记的班时,金全礼突然清醒:
 
金全礼吃了一惊,接着背上飕飕的起了冷气。可不,办公室主任说得也有道理。接着马上又觉得刚才的隆重场面有些贬值,心上又有些心灰意懒,但他却瞪了办公室主任一眼:
“你胡说些什么?把毛县长说成什么人?我不信这些,大家都是党的人,要以诚相待,哪里那么多小心眼。亏你还是县委常委,说出这样没原则的话!”
 
义正辞严,一本正经,愈是如此,愈显示出表演技艺的高超,表演技艺愈高超,其反讽意味就愈浓。
金全礼其实也是一个很会表演的人,比如常到专员家去坐,吴专员一说话,他赶紧拿出本子记上,弄得吴老挺感动。吴老便暗示让金全礼接班,而金全礼实质想得到的也就是这个结果,因而,常跑吴专员家及说话赶紧记笔记的表演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不过,刘震云并未过分漫画化,还是让金全礼对吴专员很有“感情”,吴专员去世后,吴的老伴以为金是吴的至死知交,便任事都来找他,一来二去,金终于还是“经受不住考验”怠慢了吴的老伴,弄得吴老太婆很不满意。
刘震云小说反讽文体风格的另一特点是善于将本不相干且反差强烈的两件事联系起来。通过展示这两件事的内在荒延逻辑,引人发笑。在这两件事中,一件是渺小的,谑戏的或者说是平凡的,微不足道的,而另一件事则是重要的,严肃的,甚至是关系大局的。这样两件事本没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必然联系,但经刘震云的反讽式处理,立刻显示出另一层意义,就好比是电影中的蒙太奇,剪接的技术,产生了共时性的时空关联,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样。比如《新兵连》中,老肥在车上尿了排长一裤子与后来的分配床位睡门口,军长威武的检阅与背后的玩女护士问题,《单位》中的烂梨事件与司机分房问题,女老乔的翻抽屉,小林给小彭的蝈蝈与入党问题,组织处长的痔疮与李、何的提拔问题,《一地鸡毛》中的馊豆腐与宏伟理想,《官场》中的活鱼与吴专员的中风问题,《官人》中的厕所反涌与局里的人事调整问题,《故乡面和花朵》中的一块熟肉与语言问题等等。我们不妨摘其要者,欣赏两段:
 
晚上,熄灯睡觉,我仍想着白天的检阅,觉得军长这人不错,越是大首长,越关心战士。想到半夜,出来解手,不巧在厕所碰到排长。见了排长怎好不说话。我搭讪着说:“今天检阅真威武呀。”
排长边扣着裤子上的扣子,边作出老兵不在乎的样子:“就那么回事。”
走出厕所,我又说:“军长这人真关心战士。”
没想排长鼻子里“哼”了一声走了。走了老远,又扭头说:“你哪里知道,他是一个大流氓,医院里不知玩了多少女护士”。我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味儿来。回到宿舍,躺在铺上,翻来覆去再睡不着。我不相信排长的话。那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子,怎么会是流氓?那么一个壮观的场面,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结局?想着想着,我不禁既伤心又失望,眼里不知不觉流下了泪。
————《新兵连》
 
 
吴老的苦衷大家不知道。吴老有一个习惯,顿顿吃饭离不了鱼。他吃鱼不能吃死鱼,一吃就犯胃病,拉肚子,得吃活鱼。一到做饭,他要亲自下厨房查看,看下锅的鱼是不是活的,尾巴还动弹不动弹。如果不动弹,就得赶紧换鱼。哪怕买回来是活的,临到下锅便死了也不行,也要拉肚子。前几年吴老不用亲自到自由市场买鱼。那时候他刚当专员,人也年轻些,工作风风火火,经常到各县去。各县知道他这点毛病,临走时,都用桶装几条活鱼。这几年不行了,吴老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到下边转得少了,大家知道他也快退居二线了,人情也就薄了,各县很少再给他送活鱼。所以吴老得亲自到自由市场买鱼,所以就中了风。
——《官场》
 
 
二楼的厕所反涌了。不过这反涌并不是打扫厕所的老头不尽心,而是单位自身出了毛病。……今年五月,部里新换了部长。新官上任三把火,部长听了关于这单位的情况汇报以后,决心进行调整。而且据说这次不是小调整,而是准备大换血。……这次不同往常,这次是“全窝端”,连正局长老袁也不留,弄得老袁也心神不定。领导心神不定,单位便乱了套,整个八层楼人心惶惶。二层的领导们上班时间也都不在办公室坐着,开始坐车出去活动。单位乱了套,搞厕所卫生的老头便有些浑水摸鱼,卫生搞得不如以前认真。何况过去二层是领导,领导的便池自然该抹干净;现在要换血,你们马上不是领导了,何必还抹它?于是就脏了起来。最后造成反涌,屎尿遍地,出现蛆虫。后来还是正局长老袁亲自从新部长那里听到口信,部长明确说,单位班子是要调整,但这次老袁还是不动的,对于老袁,不是考虑调不调的问题,而是考虑如何继续把单位搞好的问题。老袁这才放下心来,有了情绪。一有情绪,这天上厕所,才发现遍地蛆虫,于是大为光火,马上将总务处长叫来训了一通。总务处长回去马上将搞卫生的刀疤老头叫去,训了一通。刀疤老头这才知道自己错误估计了形势,原来不是全窝端,二楼有领导,这才一边嘟囔,一边下楼去收拾厕所,将厕所下水道吸通,用簸箕将满地乱爬的蛆虫撮回便池里,然后一拉水闸,蠕动的蛆虫就下去了。
——《官人》
 
引得很多,有点抄书凑字数要多嫌稿费之嫌。但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刘震云的精彩是无法转述的,转来转去倒不如抄下来让读者自己去看过瘾。正像一位很有特色的文学评论员所说的那样:“刘震云的幽默,是从故事情节的内在发展中生发出来,而没有一句王朔式的天外飞来的笑话。同时,刘震云的笑话不具备王朔那种轰动效应——不会一个妙句就引来八方怪叫。他的幽默中藏着一种苦涩的味道,要咀嚼大半天才会使人发出辛酸的一笑。这种效果又是王朔没有的。”[6]这位论者说得很准确,所以只引述刘震云小说中的一句两句,不足以显示刘震云的特色,即使写下以上这么多,恐怕也不足以展示刘震云,真正要想理解和欣赏刘震云,最好去读文集。这使我感到文学批评有时显得很不过瘾,说到底也不过是批评者自我陶醉罢了。
以上所引三段,第一段把庄严的阅兵仪式,军长的神秘光眼光晕,与排长漫不经心的一句话挂起钩来,顿时拆解了所有的神圣和庄严,使那场威武的阅兵黯然失了颜色。第二段通过吴专员吃活鱼的嗜好的前后变化,把个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以及官场上权力与世情的变迁和盘托出,使“活鱼与中风”对接起来,倒也颇为精当。第三段,厕所反涌与单位人事调整,本不该有直接联系,但刘震云这么戏谑化的一联系,就收到奇效。
 
 
二、权利欲:日常表演的游戏规则
 
日常表演性的反讽意味就在于,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与现有社会道德及主导文化规范的脱节所造成的内容与形式的分裂。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分裂不是局部的和偶然性的,而是近乎普遍的且带有某种必然性的现象。因此,作家刘震云所面对的便是一场来势凶猛的假面舞会,搔首弄姿的装扮与内在欲望的狂欢各守规则,成了我们当今转型期社会的一道醒目的文化标志。欲望与理想化从追寻的角度看具有一定的同构性,但理想的目标是崇高的,因而从内容到形式往往是和谐统一的;而欲望的满足和渴望其目标则是不可见人的,非崇高的,因而内容需要形式的掩饰。如果说,小林等底层小人物的可怜的欲望属正常范围内的改变困顿生存的挣扎,那么,那些已获得了生存的基本条件的局长、处长们,对更高官位的争夺,虽然有维持即得利益的动机,但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正是一些欲壑难填的人。欲望是人的本性,欲望的满足似乎是毫无节制的,因而压抑就显得有所必要。弗洛伊德演绎的那个原始父亲的形象,是如何压抑子们贪得无厌的欲望追寻,因而诞生了文明,文明正是压抑的结果。[7]然而原始父亲对子们的压抑方式并不包括他自己,他是至高无上的,须子们绝对服从的天下第一人。他成了一种象征,那就是权力。权力是逃避压抑和实施压抑的枢纽,至高无上的皇权,标志着对权力的自由控制。所谓的官本位文化,正是以至高无上,绝对自由的皇权为象征的。俗话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正是体现了人的支配欲。所以罗素说:“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8]欲望通过权力的体制化和网络化而实施满足或压抑。因而,人类对权力的争夺便成为最根本的争夺。当然,按照福科的观点,权力是无所不在的,权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谁也不能回避权力。既然权力的最终旨归是欲望满足,因此,权力从根本上说便是非理性的,为了实施压抑,权力又以理性化的体制形式存在于世,这样,非理性与理性的冲突,就是逐权者成为表演者。
因此,我们在刘震云的小说《官场》、《官人》等作品中看到的正是他们把当官做为一种获得欲望最大满足的极佳方式。金全礼被提成了副专员,县长小毛马上殷勤献媚,目的是要获得县委一把手的位置;金全礼讨好吴专员,也是对专员的位置窥视良久;陆洪武对省委书记的到来惶惶不可终日,也是与自己的位置和前途息息相关;《官人》中八个局长“窝里斗”,争的就是自己的位置。由于这个网络中以实用、功利主义为基本游戏规则。所以人情的淡薄,世态炎凉最为突出。吴专员由于要退居二线,便没有人再给他送活鱼,为吃活鱼只好自己弄,弄鱼时导至中风发作。《官人》里的老丰被迫退休,心里有气,便回家同儿媳发脾气。“现在的儿媳是让人的?于是指着老丰的鼻子骂他‘老王八蛋’。当天晚上,这个‘老王八蛋’就犯病被司机拉到了医院。倒是临被抬到病房,他头脑还保持清醒。仍做出过去当领导时的风度,没忘记拉住司机的手说声‘谢谢’。弄得人家小司机挺腻歪,你一个犯病的人,拉你一趟也就算了,还拉人家手干什么?跑到水房洗了半天手,才开着空车回家。”在这里用反讽化手法说出,把司机的趋炎附势与人情世态写了个透彻。儿媳妇敢骂老丰是“老王八蛋”,而这次“老王八蛋”犯病与司机握手,司机也是那样的嫌弃,都跟老丰不当局长有直接关系。甚至连打扫厕所的刀疤老头也会见风使舵。可见权力是异化的主要根源。《头人》里的几任支书,开始都是普通乡民,但一当支书便移了性,吃小鸡、吃兔子、睡女人,可见无节制的权力是可怕的,权力如果没有权力的制约,引发的将是无限膨胀的欲望。如果说权力是个魔杖的话,那么欲望就是这魔杖的“魔灵”。《故乡相处流传》中,“我”以能给曹丞相捏脚而自豪。一到有人问我真假,我马上举起右手:“看这手,看这黄水!”
 
大家看我的黄水与曹丞相的黄水有些相似,便相信了。曹丞相的黄水,是人们争相保存的雨露,装在透亮的试管里。当晚便有人给我爹送猪杂碎吃。我爹吃着猪心说:
“丞相(省去姓,显得随便与亲切)可喜欢娃了,听说还要认他做干儿呢!”。
这事很快风传开来。开始有人给爹送猪头肉、猪尾巴。
 
这里形象地显示出权力对人的影响力,一个在丞相身边捏脚的,便让众人艳羡不已,纷纷给“爹”送猪头肉猪杂碎吃。可一旦失去了这位置,连猪尾巴也自动逃离了。“当天晚上,从我家逃出的猪尾巴,全像蚯蚓一样扭动着身子,扭到了白石头家。”奴性与欲望紧密相连,在戏谑化的反讽中,揭示了权力的实质。
 
 
三、存在的荒谬性
 
正如前面所言,刘震云的反讽不是简单修辞性的,而是整体性的,一种对所写现实的态度,一种话语方式。因此,这种反讽的背后便不可避免地隐藏着作家的世界观和文化哲学意识。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刘震云公开谈论自己的哲学文化立场,但从他众多的作品中,我感到了他在骨子里是个怀疑主义者,他站在否定解构的立场上看待世界的现存秩序和历史逻辑,对一切“元叙事”的怀疑构成了他小说叙事的基本视点。因此,当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大厦不可避免地轰然坍塌之后,世界的破碎与存在的荒谬感便几无遮拦地裸露在众人面前。正是存在的荒谬性,使刘震云的反讽具有了应有的哲学文化深度。
由此看来,权力欲不过是刘震云叙述的一个支点,一条路径,通过这个支点,这条路径揭示世界背后存在的荒谬性才是最终的旨归。这就是我们在阅读刘震云时,感到字里行间充满了荒谬感,充满了非理性的悖论,这种荒谬不亚于加缪笔下那位整天做着推巨石上山这一毫无意义工作的西绪福斯,不亚于卡夫卡笔下的那永远走不进城堡去的土地测量员K,也不亚于萨特的《墙》中的那位伊皮叶达,本想戏弄敌人却反被世界戏弄的荒谬逻辑。
其实,人是喜欢统一性,连续性与逻辑性的,昔日的宏大叙事正是建立在这些统一、连续、合乎逻辑的基础上的一种方式。人依托在这一理性的统一链条中,感到安全和有信心。因此,人的所有的面向自然和面向他人的开战,都纳入在这一巨大链条中,成为通向救赎之路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尽管这未来的救赎是如何渺茫,但人类整体的乐观精神从不怀疑追寻的无意义性,人们相信现实正是这连续不断的,一代代人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进军的中转站,而自己的现时奋斗也将成为向未来进军的历史中的一环,因而是有意义的,值得的。然而,“上帝死了”之后,统一的世界立即分崩离析,人从统一性连续性的链条上被突然抛开,人成了没有历史的有限性存在。“(人生)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儿意义。”[9]这几句诗虽是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但对于莎翁而言,这样一个世界不可能存在,只有到了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这几句诗才真正名副其实。
 
既然梯子撤了,
我只好倒在放梯子的地方,
在内心收买破烂的小摊上。[10]
 
爱尔兰诗人W·B·叶芝这样概括失去了上帝的人的处境,杀死了上帝无疑撤掉了人类通向天堂的梯子,人类获救的道路被拦腰砍断了,于是人只有倒在放梯子的地方,那已是一个收买破烂的小摊。世界破碎了,荒谬的存在放逐了人的自信,绝望与虚无如影随形般地横空出世,正像70多年前的鲁迅所感受到的:
 
……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但是,可惨的人生……
我只得由我来搏击这空虚的暗夜了,……但暗夜又在哪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竞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1]
 
世界的荒谬就在于,当你准备与这虚无展开肉搏之时,却找不到虚无的影子,这将是更大的虚无和绝望,希望就等同于绝望,因而人生的所有抗争也许一开始就注定了其毫无意义的结局。存在的荒诞性就在于它从不回应,任凭你嚎叫叹息,一切只是人一厢情愿的瞎忙乎。
所以,刘震云的荒谬感,正是鲁迅所体验到的荒谬人生在90年代的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刘震云应该是个在大作家,他的透悟与老辣,除了鲁迅,目前还没有几个作家能与他相比。
个人同命运抗争的无效性构成了刘震云小说的荒谬感。许多论者在谈到新写实的特征时,过分注重了这些作品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并且把“情感的零度”奉为其还原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现在来看刘震云的小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至少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在刘震云的小说里,读到的是内在的愤怒,是人物对尴尬命运的抗争。因而在其小说中充满着双重的声音:沉沦与反抗沉沦,尴尬与超越尴尬,无奈与逃避无奈等等,都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在《单位》及其续篇《一地鸡毛》的中小林,本是个学生气十足,孩子气十足对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常常迟到早退,上班穿个拖鞋,不主动打扫办公室的卫生,还常约一帮分到其他单位的同学来这里聚会,聚会完也不收拾”。不仅如此,小林还说话不注意,比如说:“我们办公室阴阳失调,四个男的,对两个女的!”这话传到单位,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大怒。第三是对政治生命的漠不关心,比如女老乔让其写入党申请书,他却说:“目前我对贵党还不感兴趣。”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小林不成熟,倒不如说它体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实秩序的天然反抗。这是一种不愿同流合污,不愿随波逐流的姿态。然而,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使小林感到必须对“贵党”感兴趣,因为只有入了党,才能提干,提干才能有住房,有了住房才能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于是小林觉悟了,成熟了,他最终也加入其中,收了瘸老头的微波炉。然而这一切小林难道是心甘情愿的吗?小林的内心是分裂的,小林的身上分明有两个灵魂,一个是步步沉沦的,一个却抗拒沉沦。当小林看到单位乌烟瘴气,心里一阵阵难受。
 
他看到单位一片混乱,连老张、女老乔这样的人都乱搞男女关系,自己还帮他们搬家,找他们汇报思想,五一节给他们送礼,整天低三下四看他们脸色说话,现在他们出了事,让小林怎么办?真感到自己这积极是荒唐,于是决定自己今后破碗破摔,不再积极了,他要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谁也不怕他孙子。所以这几天他上班来得晚,天天迟到,也不扫地打水了,上班坐一会儿,又溜出去打乒乓球去了。
 
这里体现的正是抵抗继续沉沦的这条线索,然而,抵抗的结果却是更大的沉沦,更强烈的尴尬。抵抗的无效性,与不能自主的无奈,成为人物命运的选择。不过,小林做的那个一地鸡毛的梦,难道不是面对存在荒诞性的空前的虚无吗?小林最终在行为上与庸俗的现有秩序妥协了,“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我想读者读到这里,总觉得小说没写完,小林还有话说,难道他真的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吗?但他分明又不得不满足,存在的荒谬就是如此捉弄着人。
实际上对这种存在荒谬性的感受不仅是小林的,而且也是作家本人的。利用反讽的话语方式,表明隐含作者与小说中的人物既相关联又保持距离,小林的遭遇,隐含作者是同情的,有时甚至是认同的,但隐含作者毕竟不是小林本人,他在观照,评价和感觉着人物的境遇,心态,面对共同的荒诞世界,作家与人物同样困惑、不安且看下面两段:
 
过去总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意识,但你不弄老婆孩子弄什么?你把老婆孩子热炕头弄好是容易的?老婆变了样,孩子不懂事,工作量持久,谁能保证炕头天天是热的?过去老说单位如何复杂不好弄,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好弄的?过去你有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林,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
——《单位》
 
老丰心眼比老刘小些,这些正经事没考虑,倒是回家犯了浑,与儿媳闹上了矛盾。现在的儿媳是让人的?于是指着老丰的鼻子骂他“老王八蛋”。当天晚上,这个“老王八蛋”就犯病被司机拉到了医院。倒是临被抬到病房,他头脑还保持清醒,仍做出过去当领导时的风度,没忘记拉住司机的手说声“谢谢”。弄得人家小司机挺腻歪,你一个犯病的人,拉你一趟也就算了,还拉人家手干什么?跑到水房洗了半天手才开着空车回家。
——《官人》
 
在以上的两段文字中,显然都是叙述者的语言,这个叙述者与隐含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在第一段,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甚至人物都是一致的,作家的同情在小林身上,从馊豆腐开始,即有对现实的认同,同时又包含着对这种认同的强烈不满和怨怼之气。是总体上的“双声话语”。
第二段,隐含作者与叙述人同一,但同人物不统一,隐含作者同情老丰,但又同其保持距离,老丰犯浑是因为他丢了副局长的位子,儿媳骂老丰,间接来看也是因为他丢了副局长的位子,司机腻歪,还是因为老丰丢了副局长的位子。“你一个犯病的人,拉你一趟也就算了,还拉人家手干什么?”叙述人用反讽语气,看似埋怨老丰不通情理,实则是针对司机太势利眼,进而直指官场的人情淡薄。可见,隐含作者的声音与人物并不完全相同。他可以站在更高的局外,观察人物抗争的无效性,从而传达出深层次的荒延意识。我们有时感到刘震云的小说有一定的漫画性特征,但又觉得它并不像《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那样,也不像时下的一些写官场反腐败的小说,刘震云笔下的人物虽然凡俗庸常,但决不是坏人,他们都是一些有缺点的普通人,既使是官,刘震云也给他们留有余地,刘震云说:“下级不易,领导也不易,这才叫辩证唯物主义。”[12]这里说明刘震云未站在狭隘的政治和社会学立场上,而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看待笔下的每个人物的,由于身在局外,以奥林匹斯山上神祗眼光静观谛视而又不乏同情,便不会使作品成为愤怒的遣责小说,这也是刘震云成功的一个原因。由于这一大视角,作家的焦点便不在个别的人事上纠缠,而是体现了对存在荒谬的领悟,因而显得气象阔大。
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物对命运的反抗是潜在的,还不具备西绪福斯式的对荒诞的有意识的抗争,他们更多地是一种顺从,他们希望在顺从命运的安排中能够达到改变命运的目的。于是他们沿着既定的游戏规则行事,渴望遵循规则换取人生的赢球。这在“官人系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命运却是不可把握的。个人有遵循规则的义务,却没有享受规则本该带来的权力,一切都是不可把握的,甚至是不可捉摸的。面对着毫无理性,毫无规则的命运,存在的荒谬感怎能不油然而生?
于是我们看到,小林的入党并不是只靠打水扫地收拾犁皮等个人积极表现所能凑效的,也不只靠给女老乔送礼,一月一次挨着她有狐臭的身子汇报思想所能解决的问题,小林的命运不在自己手里,处里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莫名其妙地影响小林的政治生命。老张的升迁是靠运气,老孙老何的忙乎,最终是因为组织处长的痔疮而阴差阳错。《官人》中的八位局长,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而“窝里斗”,最终的结局却是不可预测的。局长老袁本以为自己是稳坐钓鱼台的,因为新任部长亲口对他说过,谁知最终首当其冲的却是他,“笑面虎”老曲不动声色中便将他取而代之,当然老曲也不过是一枚棋子,他的命运也不在自己手里。《官场》中的金全礼为当专员去找旧日的熟人省委书记许年华,两人到饭馆吃饭,许年华告知金全礼自己也将被调离的消息,引发了金全礼的人生感悟:
 
金全礼告别许年华,一个人在大街上走。夜已经很深,街上行人就他自己。他忽然感慨万千,觉得什么都想通了,什么专员不专员的,谁想当谁当,他当个副专员就很好。回到宾馆,司机已经睡熟了。金全礼脱了衣服躺在铺上,又忽然想起了老婆孩子,好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第二天一早,洗濑完,吃过饭,司机问:“今天咱们怎么活动”。
金全礼说:“回去!”
司机问:“回行署?”
金全礼说:“不,去春宫,看看老婆孩子!”
 
这里的意识活动,是金全礼看到让自己曾一直佩服,让陆洪武们惶惶不可终日的省委第一书记许年华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那自己作为一个小小的副专员又将如何?官场的规则也许正是如此,世事的荒唐令金全礼突然悟透,他感到了人生的虚无与无意义性。一切都是徒劳的,人的可怜就在于面对徒劳的不觉悟。由此可见,金全礼还是幸运的,而“二百五”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觉悟呢?
历史的无限循环性,也是构成荒廖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刘震云的历史系列小说,是他全部作品的重头戏。在这些作品中,作家通过对不同时期历史场景的描述,使我们感到了历史内核的无限循环性。虽然,时代的沿革和时间的转移,但历史场景的质并未改变。《头人》中的头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们的所做所为却是换汤不换药的。《故乡天下黄花》中的孙李两家相互争夺村长的斗争一直从民国延续至今,除了姓氏的不同,其运作方式都几乎相同。这种历史的无限重复性,就彻底显示出历史存在的荒谬性。试想一个不断重复,毫无创造性的时代的永恒轮回,难道不是十分可怕和荒唐的吗?对此,本文将在下章详论,故在此不赘。

 
[1]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第2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巴赫金:《讽刺》,《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第2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3]巴赫金:《讽刺》,《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第1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4]摩罗、杨帆:《奴隶的痛苦和耻辱》,《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4期。
[5]本处参考了河北电视台记者周晓丽同志对刘震云的采访录音(未经刘震云本人审阅),特此向周晓丽同志致谢。
[6]胡河清:《王朔、刘震云:京城两利嘴》《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 期。
[7]参看佛洛伊德:《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第十章,《集体和原始部落》及附录部分。《佛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132—1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8]罗素:《权力,一种新的社会分析》,转引自陈晓明《<官人>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
[9]参看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第387页。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10]转引自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第 42 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2月。
[11]参看鲁迅:《野草·希望》,《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77-178页,1993年。
[12]参看《中篇小篇选刊》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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