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数据库 古代文论数据库 旧版入口 English
首页 > 学者文集 > 古风 >

当前意境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2015-05-16 09:00:05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古 风

回眸20世纪的意境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一,意境的泛化现象比较严重。先是术语的泛化。意境在形成过程中,与意象、滋味、兴趣、神韵等术语,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或在内涵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从范畴学角度看,它们又是各自独立的美学范畴。有些研究者们忽视了这一事实,将“关系”无限扩大,甚至变成了“等号”。于是便把“意境”与这些范畴等同了起来,使意境成为无所不包的东西。这样就造成了“意境”操作上的泛化。即把“意境”当作标签,随意乱贴。这样又直接导致了意境内涵的泛化。据有人统计,目前学术界关于意境内涵的观点,至少有20多种。按说,经过近百年的意境研究,其内涵应该是愈来愈明确、愈稳定和愈接近科学。然而,现在的情形却与此相反,是愈来愈模糊。当然,出现这种情形,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有些是历史形成的。因为,“意境”是从遥远的历史燧道中传播到现代来的。在传播过程中,一是它自身有一个由孕育、产生到成熟的过程,二是历代的传播者也有随意使用的情形,三是在传播过程中它缺少一个严格的定义。因此,在过去就存在着“意境”的泛化现象。几年以前,吴战垒先生在他的《中国诗学》一书中,就指出:“王国维已有把意境泛化的倾向。”[1]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一些研究者的浮躁心态所致。他们急于求新立异,脱离了古代对意境的“原意”来谈意境,结果将意境范畴弄得面目全非。这样来研究意境,着实令人担忧。
其二,意境研究中的“西化”现象。在西方文论和美学中,还找不到一个与“意境”相对译的范畴术语。这一点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于是,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即能否用西方文论、美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意境?近百年来,有不少学者在此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和探索,也有很成功的例子。比如众所周知的王国维和朱光潜先生等。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似乎有重新讨论的必要。我认为,西方文论和美学的方法,具有工具性质,用来研究意境是可以的;而西方文论和美学的观点,则是理论的“内核”,用来研究意境时则要谨慎小心。因为,意境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生长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诗学和美学范畴,用异质文化的观念(或观点)来研究它,一定要处理好主次之间的关系。否则,如果弄得不好,就会出现把意境“洋化”或“西化”的现象。事实上,在近20年来的意境研究中,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比如,有人把意境等同于“形象”(或艺术形象),有人把意境等同于或归属于“典型”,还有人把意境看作“心理场”,等等。结果丢失了意境最本质的东西,名曰研究意境,实际上是在消解意境,甚至反意境。究其原因,是“西方中心论”在作怪。在有些研究者心目中,“西方的”就是经典的、权威的,于是便崇洋媚外,以西方为宗主,为标准。早在30年代,罗根泽先生就对这种“妄事糅合”的西化倾向予以尖锐的批评。他说:
“以别国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学说为阶下囚,简直是使死去的祖先,作人家的奴隶,影响所及,岂只是文化的自卑而已。”
“中国的学说如真是全同于欧美,则中国的学说应当废弃。”[2]
罗先生所批评的这种“西化”现象,在80年代以来的意境研究中,不仅没有改观,而且愈演愈烈。或将意境的鸡蛋打破,去倒入西方的模子里,做成“西式”蛋糕;或将西方文论和美学的标签,贴在“意境”的范畴上,以抬高其“学术品位”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做法实际上是葬送了意境研究。
其三,近百年来,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研究,持续的时间最长,投入的人力最多,成果也最为辉煌。20年代发端,50至60年代讨论,80年代以来达到高潮,而且从国内走向世界,几乎成为专门之学。但是,这种研究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就是说,在近百年的意境研究中,形成了一个“王国维圈”。只要一提意境,就是王国维的“境界说”;或者一提王国维,就想到“意境”。似乎一部泱泱意境大史,就只有王国维的“境界说”了。还有人把王国维的“境界说”,看作意境研究的“集大成”、“高峰”或“句号”(终结),似乎意境理论到此就不再发展了。即使50至60年代对于王氏“境界说”的批判,80至90年代对于王氏“境界说”的褒扬等,都没有走出“王国维圈”。由此看来,研究者们塑造了一个高大的王国维,这似乎并没有错。但是,由于王国维的过分高大,却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一部意境发展史的真实面目,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意境研究。
其四,古人谈论意境,多是结合文艺作品的分析进行。除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方回的《心境记》、林纾的《意境》和王国维的《人间词乙稿序》等较重视理论探讨之外,其余的大都是在文艺作品的分析中谈论意境问题。因此,从使用的情况看,“意境”用于批评的次数远远多过用于理论的次数。所以,说它是文艺批评范畴,或许比说它是文论、美学范畴,更接近于事实。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意境由批评层面升华到理论层面,最终成为文论、美学范畴,这也是事实。问题是近年来的意境研究,却脱离文艺作品的分析,脱离古代文艺创作和审美的经验,或泛论,或玄谈,往往长篇大论,而不得要令,真正有用的话却没有几句。
其五,从统计数字看,意境研究的成果着实喜人。但事实上,真正有新意、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并不很多。选题重复,观点重复,材料重复(指开掘、使用新材料不够),甚至连行文重复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就是说,意境研究的低水平重复较多。在这方面,也不全是青年学者,也有一些名家是如此。意境研究不仅要有数量,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要注意提高质量。目前,学界正在讨论学术规范问题。其实,意境研究也有一个如何规范的问题。
总之,由于以上五个方面的问题存在,目前的意境研究正处在困境之中。那么,意境研究如何走出困境?新的出路又在哪里?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势必会影响到意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打算对此问题发表具体的看法,而是想在即将展开的这本小书中,做出自己切实的努力,用行动对此问题作出回答。因为,本书的写作,就是在意境研究极度繁荣、面临困境和重择出路的复杂的学术背景下进行的。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难以回避的挑战和考验,舍此则无路可走了。
本书所选择的出路是这样的:一是确定一个中心点,二是贯穿一条思想线,三是使用一种立体透视法。
首先,谈“确定一个中心点。”意境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大树上结出的一颗硕果,也是中国古代文明所孕育和提炼出来的一粒灵丹。因而,它是一个多面体的瑰宝。你从诗学角度看,它是一个中国古代诗学的范畴;你从文艺学角度看,它又是一个中国古代文艺学的范畴;你从美学角度看,它还是一个中国古代美学的范畴。好似川剧中的“变脸”,让人难以窺见它的真面目。那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范畴呢?我认为,对它进行学科定位是困难的。因为,它的这种学科归属的复杂性是历史形成的。其大致的情形是这样:意境最早出现在诗学领域,因而唐宋时期,它基本上是一个诗学范畴;元明以后,意境的观点和理论便逐渐向其它文艺部门渗透,于是它又成为一个文艺学范畴;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美学的引入和中国美学的建构,意境便成为一个美学范畴了。当然,这只是就人们认识意境范畴的历史过程而言。但实际上,它的内在精神和价值范围并不局限于这种历史的阶段性。就是说,如果研究意境范畴史,姑且可以进行这样的历时性考察,因为它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如果从理论的角度看,它一身兼三任,即诗学、文艺学和美学三种范畴兼合一身,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单位。由此可见,它是一个具有弹性和张力的理论范畴,没有一个固定的学科归属,而是处在多学科的边缘位置上。
所谓“确定一个中心点”,就是指把“意境”作为一个中国美学的范畴来研究,并作为全书的中心点确定下来。这与本丛书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当然,我们也不会忽视它在诗学和文艺学方面的一些成就,因为这些与中国美学原本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意境作为一个中国美学的范畴,在理论上能否成立?这个问题似乎不能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目前学术界同人公认意境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合理性。但实际情形并不是如此。所谓的学术界同人公认,只不过是你这样说,他也这样说,如此渐渐约定俗成而已。至于意境如何由诗学范畴、文艺学范畴转化为美学范畴,以及它作为美学范畴的合理性等问题,还没有人来对此进行论证。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意境今天是诗学范畴,明天是文艺学范畴,后天就是美学范畴了。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就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反正话儿由你说,你说它是什么范畴,它就是什么范畴。这不有点强加于人、太主观了吗?因此,提出这个问题,并予以论证,是十分必要的。
我认为,在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的盛唐,既写诗又评诗的“诗家天子”王昌龄,根据他的诗学经验,自铸伟辞,最早提出了“意境”范畴。所以,“意境”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范畴是不成问题的。在古代中国,“诗”与“乐”合构一体,形成了政治与审美兼而有之的文化形态。于是自商周以降,在朝野上下普遍形成了一种“尚诗”的风气。“诗”由于它的特殊地位,也一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和灵魂。此后中国人的一切文化创造都充满了诗学精神,文艺创作更是如此。“画中有诗”(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书法“取会风骚之意”(孙过庭《书谱》),至于音乐、舞蹈、戏曲和园林等艺术,也要具有诗趣。实际上,诗学精神也就是艺术精神。这是意境由诗学范畴向文艺学范畴转化的主要依据。
有人说,在中国古代没有美学,那么,意境又怎能成为美学范畴呢?这话看来似乎有理,其实不然。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到现在也只有250年的历史。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美学,那西方古代也同样没有美学。但是,无论在西方古代,还是在中国古代,并不缺少关于“美”的观点、思想和理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审美是人类共同的心理需求和普遍的文化现象,也是人类文明结构中的基本内容。这些古已有之的关于“美”的观点、思想和理论,是形成美学学科的渊源和基础。正因为有了前者,才会出现后者。所以,后者是美学,那么前者也应该是美学,是一种“潜美学”。尽管,西方有西方形态的美学,即重思辩的理论形态的美学;中国也有中国形态的美学,即重感悟的经验形态的美学。但是,两者都是美学,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自古以来,“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 [3]从原始彩陶、敦煌壁画到明清园林,从锦衣锈服、红木家俱到雕梁画栋,大到长城、故宫,小到扇子、耳坠,都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饱经沧桑的美感存在。至于历代文献典籍中所记载的古人关于美的观点、思想和理论,则更是多不胜举。中国人审美的太阳,普照在日常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文学艺术更是其审美光芒的集中所在。“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司马光《赵朝议文稿序》)。梁启超也认为,诗是“人类好美性”的表证,“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诗便要加上人功的美”(《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由此可见,诗便是“美文”,是“人类好美性”的艺术显现。季札观乐,一连用了11次“美哉”的审美判断,就是最好的证明。诗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审美对象之一,因而诗学中便蕴含着许多美学的因素。从本质上讲,诗学精神也就是美学精神。再来看“意境”。先列举一组材料:
“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
“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诗乎,机与禅言通,趣与游道合,……要皆以若有若无为美。”(汤显祖《如兰一集序》)
“言情之词,必籍景色映托,乃具深宛流美之致。”(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这里,所谓的“兴象”、“味外之旨”、“若有若无”、“深宛流美”等,都是对诗歌意境美的描述。可见“意境”不仅是构成诗美的必备条件,而且是诗美的最高境界。这样,“意境”与“美”便有了密切的关系,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艺术境界主于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所以,“意境”由中国诗学范畴转化为中国美学范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将“意境”看作美学范畴,大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在《人间词话》中,他以叔本华的美学思想为参照,将“无我之境”看作“优美”的范畴,将“有我之境”看作“宏壮”的范畴。后来宗白华、朱光潜和李泽厚都把“意境”作为美学范畴来研究。1957年,李泽厚先生就明确指出:“‘意境’是中国美学根据艺术创作的实践所总结的重要范畴,它也仍然是我们今日美学中的基本范畴。”[4]此后,“意境”作为中国美学范畴则不再成为问题了。
“意境”不仅是中国美学的范畴,而且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因为,它处在中国美学的核心位置上,有许多范畴、观点和理论,都与它有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意境是中国美学的灵魂。研究意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范畴美学的建构,而且是在建构整个的中国美学体系。
其次,谈“贯穿一条思想线”。这条贯穿全书的思想线,就是情与景、人与自然的审美统一。
多少年来,意境研究一直徘徊在内涵阐释的“怪圈”里。人们总想寻找一个能够囊括意境的所有内涵的定义。其实这是一个颇具神秘性和诱惑力的圈套。因为,“意境”是一个感性十足的活生生的审美情景,一旦将它提升到抽象的理性层面时,总要丢失许多东西。也就是说,感性的意境与理性的意境之间是无法划等号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对意境进行理性的把握,如真那样,意境就成为不可知的东西了。而是相反,我们不仅能够认识意境,还要能够把握住意
境内涵的本质。意境的内涵是那样的丰富,丰富到人们至今也难以用理论的语言来表述它。正因为如此,本书打算用较多的篇幅,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阐释“意境”的内涵,然后提出我们对“意境”的总的看法。我们发现,这些不同层面的意境内涵贯穿在一条中心思想的线索上。这条线索就是情景交融、人与自然的审美统一。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思想主线。我们将会在本书的第三章“结语”中对此作出详细的论述。
再次,谈“使用一种立体透视法”。意境是一个具有多面体的内涵丰富的中国美学范畴。过去,人们对于意境的研究,大多采用单一的、静止的归纳法来研究意境,故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难以全面把握意境。这是意境研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近20多年以来,人们在研究意境的方法上,有了一些新的突破:一是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二是综合使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我们认为,对于这个具有多面体的内涵丰富的意境范畴,也只有运用“立体透视法”来研究才是合适的。所谓“立体透视法”,就是同时使用多种方法,对意境范畴进行多层的、动态的考察和分析。本书中的“多维视野”、“多层阐释”和“多向探寻”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立体透视”的方法论框架。
总之,以上三点,就是我们摆脱困境所尝试要走的一条出路,舍此则别无选择。


(原载古风著《意境探微》第一章第二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吴战垒:《中国诗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4页。另有赵铭善《评意境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文,也认为:王国维与周谷城有将意境泛化的倾向(《文艺研究》1993年第6 期)。
[2]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1页。
[3]《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4]《“意境”杂谈》,《光明日报》1957年6月16日。

上一篇:21世纪意境研究的基本走向
下一篇:关于当前意境研究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