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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境研究述评
2015-05-16 08:58:52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现代意境研究述评

古 风


80多年来,意境研究沐浴着现代文化的风风雨雨,虽步履艰难,但却一直进行着、发展着。下文将现代意境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加以述评。
1.现代意境研究的转型时期(1919—1950)
所谓“转型”,是指在以“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大文化背景下,意境研究的观念、方法和语言操作的转型。但有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对“新意境”的理论探求。这个时期的初期,由于处在新旧转型的阵痛之中,中、后期又由于战时形态文化的影响,意境研究呈现出戛戛其难的状况。约有32位学者,发表33篇论文。从研究的问题看,涉及到意境的内涵、意境与禅机的关系、王国维的境界说,以及诗、文、绘画中的意境等问题,基本上奠定了现代意境研究的基础。
胡适先生从1919年10月发表《谈新诗》开始,就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将“新意境”作为一条文学批评的标准来使用。特别是在1926年9月著述的《词选》中,使用“意境”术语多达几十处。诸如“苏轼的词往往有新意境”;李煜“还替后代的词人开一个新的意境”;等等。尽管有人对胡适是否在传统意义上使用“意境”术语表示怀疑,但他毕竟是现代“意境批评”的第一人。
宗白华先生的意境研究也是较早的。他在1920年2月发表的《新诗略谈》一文中,除对意境的内涵作了新的阐释外,并将意境看作诗的本质,要求“新诗的创造”,主要是“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影响较大。他的朋友康白情先生在同年3月发表的《新诗底我见》一文中,支持这种观点,并在发挥宗白华先生的“情绪的意境”的基础上,又提出“想象的意境”。这就是他著名的“两种意境”说。他认为,“情绪是主观的,而引起或寄托情绪的是客观的”,主客观的统一便是“情绪的意境”;而有些诗则主要是靠想象去“构成一个新意境,构成一个诗的世界”,这便是“想象的意境”。这两种意境在多数情况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不好分。这是对王国维意境类型说的新发展。后来,宗白华先生又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一文。这篇文章内容丰厚,论述了意境的本质、意义和种类;谈到了意境创造与人格涵养的关系,以及意境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特别是结合佛禅和庄道哲学,论述了中国艺术意境的结构特点,即讲究深度、高度和阔度,尤其是对空灵飘逸的灵境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论述。此文视点之高迈,内涵之丰富,见解之精辟,是学界公认的。总之,这是一篇为现代意境研究奠基的力作,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着。
还值得一提的是赵万里先生的《王静安先生年谱》。他在按语中提出四个问题:⑴《人间词甲稿序》与《乙稿序》,“均为先生自撰,而假名于樊君者。”⑵又说:“先生之论词,独标出意境二字,此旨于前此所撰《文学小言》及《人间词甲乙稿》序中已言之。至是始畅发其旨,得六十四则,成词话一卷。”指出在王氏那里,“境界”与“意境”是一回事。⑶提出《人间词话》的著述时间及与《文学小言》、“两序”的关系问题。⑷王氏不仅以“意境”论词,并且是意境论的亲身实践者。他的词“意境之高超”,三百年间,少有人比。由于赵先生是王国维的门人,又是《人间词话》原稿的保存者和整理者。所以,他的观点很有权威性,在“两序”的著作权、《人间词话》的著述时间和意境与境界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均成为不刊之论,对于《人间词话》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到30年代,谈论意境的人渐多了起来。老舍先生1930—1934年在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时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第一次将传统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溶为一炉,其中将司空图、严羽、王夫之等人关于意境的观点引入现代文学理论之中,并不止一次地使用了方回的“心境说”,还对古典诗词过分追求“境界”而缺乏了“情感”的现象予以批评。[1]这在意境美学的研究中开了一个先例。1935年,许文雨先生也在《文论讲疏》中以大量的篇幅讲疏《人间词话》,多发挥王氏的意境说,后南京正中书局出了单行本。朱光潜先生在1934年发表了《诗的隐与显》一文,[2]对王氏的意境说多有不同见解,还提出了“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的新看法。在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1934—1935年间文坛对于小品文的讨论中,钱杏邨、洪为法、许钦文和郁达夫等人都对小品文的意境进行了评论,其中也有引用古人观点的。另外,张其春《中西意境之巧合》(1937)一文,是较早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研究意境的;刘佩韦《诗境与禅机》(1940)一文,也是较早从佛学角度研究意境的。还有朱自清、艾青、周振甫、任访秋等人也对意境有所谈论。
40年代,谈论意境的人不多,除了前文提到的宗白华先生之外,还有罗庸、刘永济、伍蠡甫和钱钟书诸位先生的意境研究比较重要。
罗庸先生在解放前的学术界知名度颇高。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期间,曾写过一组广播演讲稿,其中有一篇谈论意境的文章是《诗的境界》。这组文章收入《鸭池十讲》一书,1943年曾由昆明开明书店印行出版。他认为,“境界就是意象构成的一组联系”,“是一切艺术生命的核心。”诗境有不同的类型:物境最低,“无意味之可言”;“略高一筹的是事境”;“比事境再高一筹的是情境”;“驾于情境之上,而求超出,便是理境”;“最后是无言之境”。总之,“诗的境界,下不落于单纯的事境,上不及于单纯的理境,其本身必需是情景不二的中和。而一切物态,事相,都必需透过感情而为表现;一切理境,亦必需不脱离感情,所以感情是文学的根本”。“情景交融,便是最高之境,再—
加以寄托深远,便是诗境的极则了。”[3]这段文字通古变今,笼络百家,又自出心手,成一己之言。在现代意境研究中,这是一段至今令人难忘的精见妙论。
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所著的《词论》中,广泛地引用了况周颐、王国维等人关于意境的言论,并作了精彩的发挥。他认为,“文艺之事,析之有三端焉:一者,人情;二者,物象;三者,文词。”“三者之相资,若形、神焉,不可须臾离也。故偏举之,则或称意境,或称词境;统举之,则浑曰境界而已。”他是努力从文艺美学的高度,解决“意境”与“境界”的关系问题。又认为,“一切文艺,其意境超妙者,皆当用以涵养吾之性情也”,指出了艺术意境的审美作用。他还发挥了王国维的“三种境界”说,即从创作主体的年龄、学力、见识和创作的角度,论述了“文家造诣三境。”[4]比王氏的说法更明确了。这个时期的学者还注意到绘画意境的研究。卓有成绩者,当推伍蠡甫先生。他的《论中国绘画的意境》和《再论中国绘画的意境》两文,皆收入《谈艺录》(1947)一书中。在当时,这是较早研究绘画意境的论文。随后,钱钟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1948)一文中,以南宗禅的“简约”之风,论南宗画的“简约意境”。在同年出版的《谈艺录》中,他更是大谈禅境与诗境的关系。这似乎是钱先生研究意境的一种风格。此外,还有许君远的《论意境》(1943)、叶鼎彝的《广境界论》(1946)、叶竞耕的《释“象外”》(1947)和曾觉民的《论神境》(1948)等,也值得一提。
2.现代意境研究相对停滞的时期(1951—1977)
所谓“停滞”,有三层意思:一是在这个时期的初期,有五、六年时间意境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李泽厚先生谈到这种现象时说:“‘意境’是中国美学根据艺术创作的实践所总结地提出的重要范畴,它也仍然是我们今日美学中的基本范畴。可惜对这一问题我们一向就研究得极为不够。这几年来就似乎根本没有看到过研究分析这一问题的任何文章。”[5]二是在这个时期的后期,即从1966年至1977年的12年时间里,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和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的影响,意境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在现代意境研究史上形成了严重的“断层现象”。三是在这个时期的26年中,共有47人发表意境研究论文51篇,每位研究者也只是发表1篇次,年平均发表不到两篇。与上一个时期相比,并没有发展多少,几近于停滞状态。当然,这只是一个“量”的分析。从“质”的分析看,也是如此。这一个时期的意境研究质量,与上一个时期相比,在有些地方前进了,在有些方面却倒退了,总的来看处于停滞状态。和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这个时期的意境研究的总特点是,“马列化”与“左倾化”并存。先看“马列化”的意境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化的指导思想,自然也是意境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时期,唯物辩证法也就成为意境研究的主要方法,因此,这个时期的意境研究便具有“马列化”的鲜明的时代特色。李泽厚先生是这个时期较早地发表意境研究论文的美学家,也是“马列化”意境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意境”杂谈》(1957)一文,就是运用马列主义唯物反映论观点来研究意境的力作。他认为,意境包括“境”和“意”两个方面,即“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方面和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方面”,“‘意境’是在这两方面的有机统一中所反映出来的客观生活的本质的真实。”(引文着重点为原作者所加,下同)。“所谓‘情景的交融’……等等,就都还是为了更深入地本质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他由此出发批评了朱光潜先生,指出其错误在于“否认艺术的意境只能是生活境界的反映”。还有他明确地将“意境”作为美学范畴,并用西方文论的“形象”和“典型”理论来阐释“意境”。这些在当时的学界来看,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但是,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如果引用他的学生赵士林的话说,就是:“今天看来,他对意境的分析,似还有过分强调‘反映’的痕迹,而对‘表现’的论说似嫌不足。”[6]吴奔星先生的《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境界” 论》(1963)一文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运用马列文论的基本原理来评价王国维的境界说。认为,“‘境界’的涵意是和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谈的是“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所谓“造境”和“写境”,即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因此,“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可以说初步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地,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这些看法虽然显得有些生硬,但却体现了作者运用马列文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意境的良苦努力。
再看“左倾化”的意境研究。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政治热情极度高昂,特别是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造就了一代人的“大批判情结”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果导致了左倾思潮在学术界的长期泛滥,也就出现了“左倾化”的意境研究。具体说,就是主要集中在对于王国维“境界说”的批判上。叶秀山先生在《也谈王国维的“境界”说》(1958)中,追究王国维“境界”说“统一的基础”和“感情的实质”。认为其“理论基础是唯心论的”,其“感情”是“人性论”的,于是进行“彻底批判”。将过去的人拉出来,节外生枝地树立靶子,然后进行“超历史”地批判,无异于自己批判自己。因为王国维连这些罪名都没有梦到。硬要让过去的人为现代人负责,未免太过。至于徐翰逢先生就更走了极端。他在《〈人间词话〉“境界”说的唯心论实质》(1960)一文中认为,王氏的“境界”说,是“蜃楼海市”,是“资产阶级美学观的翻版”。张文勋先生的《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实质》(1964)一文,给王国维定了三条罪状,即“利用‘境界’说,宣扬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利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论调,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用所谓‘赤子之心’,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因此要“加以严肃的批判”。这些文章所表现出的急躁的“左倾化”情绪和失误,并不仅仅是属于作者个人的,也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能不这样做。
陈咏先生似乎是个例外。他在《略谈“境界”说》(1957)一文中,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价王国维的“境界说”,显得十分可贵。他认为,王国维所谓的“境界”,是鲜明的形象、真切的感情和艺术的气氛的统一,也是客观现实与主观理想的统一。“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王国维对意境能“作如此理解,总是为当时人所不能企及的”。[7]在这个时期的意境研究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指出,就是先后有许多报刊对“意境”展开了集中的讨论。诸如,在50年代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里,李泽厚、陈咏、叶秀山和徐翰逢等人发表文章,对意境问题展开了讨论。进入60年代后,报刊上对意境的讨论显得更加热烈。《文汇报》发表了吴彰垒、钱仲联、周振甫、吴调公、叶朗的文章,讨论意境问题;《黑龙江日报》连续发表了问轩的3篇意境论文;《江海学刊》发表了吴调公、吴奔星、端木思敏的意境研究论文;《山花》发表了李德明、陈小平、小高的论文,就“诗的意境与含蓄”问题展开了讨论,等等。
总之,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意境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对王国维的“境界”说批判和讨论是个热点。从50年代开始对王氏“境界”说批判以来,到六、七十年代仍是一大话题,发表了张文勋、黄海章、高海森、叶朗和汤大民等人的一大批文章。不过除张文勋先生的“三个宣扬”论的批判锋芒较尖锐外,总的来看左倾主义思潮在降温,学术研究的气氛在升温,因而讨论问题较前期普遍地深入了。如叶朗先生将王国维的“境界”说,同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祯的“神韵”说和叶燮的“境界”说进行了比较。认为,王国维受严、王二氏“片面地强调文艺创造的主观方面因素”的影响,也“片面地强调文艺的特性,完全忽略了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因而“比叶燮大大退了一步。”[8]还有汤大民先生的《王国维“境界说”试探》(1962)一文,涉及到这场讨论所提出的问题和不同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关于这场讨论的一篇总结性的好文章,因而显得难能可贵。另外一些学者,如吴奔星、钱仲联、周振甫、端木思敏、曾敏之等,则几乎是用纯粹的学术眼光来研究王国维的“境界”说,所以更值得我们注意。其中吴奔星先生的《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境界”论》(1963)和周振甫先生的《〈人间词话〉初探》(1962),是两篇很重要的文章。周振甫先生将王国维的“境界”说与浙派、常州派、《人间词乙稿序》和叔本华的美学观点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王氏纠正了浙派词和常州派词的流弊;《词话》与《乙稿序》的意境观点有三点不同,但都是王氏的见解,只不过有所修改罢了;王氏突破了叔本华的美学观点。这些看法是很深刻的。
二是在“王国维的圈子”外研究意境。由于王国维对于意境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成为意境研究绕不开的一座大山。特别是现代的学者,只要是谈意境,谈来谈去,都出不了“王国维的圈子”。但是,这个时期的一些学者,如吴彰垒的《意境浅谈》、问轩的《谈意境》和蓝少成的《“意境”初探》等,却努力走出这个“圈子”来研究意境。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好的开端。
三是能够结合当时的文艺创作实际来研究意境。“意境”是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它能否走向现代,为现代的文艺实践服务?这是现代意境研究必然要探讨的问题。如傅庚生的《诗词的意境》、程之的《关于意境》和方浦的《意境的追求》等,对此都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还远远不够。
3.现代意境研究的发展时期(1978—2000)
进入新时期以来,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拨乱返正,改革开放,创造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的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于是,学术文化从政治的战车上被松绑下来,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独立品格;也恢复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其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一种祥和、宽松和民主的社会文化气氛中,意境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据我的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约有1452位学者,发表1543篇意境研究论文。平均每年约有69位学者投入意境研究,发表73篇论文。在这支庞大的学者队伍中,有的学者从50年代就开始研究意境,也有从60年代开始研究的,但更多的学者是从80年代以来开始研究意境。由此可见,这是一支由老、中、青三代学者所组成的实力雄厚的学术群体。正是他们创造了持续长达20多年的意境研究的空前繁荣景象。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这是一股罕见的“意境热”,也是现代意境研究全方位发展的黄金时期。所谓“全方位发展”的特点是,多元的课题取向,多角度的学科视野,和多方法的研究操作方式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意境史研究。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在现代意境研究中,形成了一个“王国维圈”。只要一提意境,就是王国维的“境界说”;或者一提王国维,就想到意境,似乎意境史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意境史的研究。进入80年代以来,学界同人努力从“王国维圈”中走出来,探源寻流,将意境的源头找到王昌龄那儿,找到老庄和《周易》那儿,开始了意境史研究。较早发表的论文是蓝华增的《古代诗论意境说源流刍议》(1982),接着便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论著,诸如潘世秀、叶朗、曾祖荫、刘九洲等人的有关论著。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意境的历史轮廓已基本清晰,这是由一组文章的描述所构成的。如胡晓明的《中国前意境思想的逻辑发展》、章楚藩的《“意境”史话》、冯契的《中国近代美学关于意境理论的探讨》、马正平的《五十年来意境研究述评》、张毅的《建国以来“意境”研究述评》和古风的《现代意境研究述评》[9]。这一时期,人们还对意境史上的各家学说进行了研究,诸如庄子、刘勰、皎然、权德舆、刘禹锡、司空图、朱熹、严羽、姜夔、谢榛、王夫之、方东树、林纾、闻一多、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钱钟书等人的意境论,将意境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b.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研究意境。这个时期意境研究的学科视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开阔,有从哲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李林的《诗词意境的哲学思考》;有从美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张少康的《论意境的美学特征》;有从佛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蒋述卓的《佛教境界说与中国艺术意境理论》;有从文化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李悟的《试论意境范畴形成的文化背景》;有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陈洪的《意境——艺术中的心理场现象》;还有从教育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腾碧城的《谈诗歌的意境教学》,等等。人们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对意境研究进行了新的开拓。
c.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意境。从80年代初期以来掀起的“方法论热”,也波及到了意境研究领域。这是对传统治学方法的改革,同时也是学术观念的深层转换。先是一些青年学者竞相尝试,接着一些中老年学者也都赶了上来,为现代意境研究开了新局。这时期,由于受“比较文学热”的影响,所以用比较方法研究意境的较多,发表论文20多篇。或将意境与意象比较,如陈宁的《西方意象与中国意境之比较》;或从中西文化和美学的角度比较,如毛宣国的《“境界说”与中西文化和美学》;或从中外诗歌比较,如吴伏生的《中英自然诗的意象结构》;而大多则是将意境与典型比较,如曹顺庆的《意境说与典型论产生原因比较》,周来祥的《东方的艺术意境与西方的艺术典型》等。此外,有用系统论方法的,如鲁文忠的《中国古代意境系统论》和陈良运的《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有用符号学方法的,如古风的《意境的“语象符号”阐释》和刘庆璋的《文艺“符号”论与“境界”说》;也有用模糊数学方法的,如刘若复的《境界说与模糊性》,等等。这是现代意境研究中的新现象。
d.文学艺术意境研究。这个时期,文艺界和美学界人士联袂对文艺作品中的意境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共约有751篇论文。他们结合作品,或赏析,或评论,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一般,对文学艺术意境进行了有声有色的研究。在文学意境方面,除了传统的诗、词、散文意境的研究课题外,还深入到小说、报告文学、童话和民间文学等领域。诸如,陈尚仁的《论李士非报告文学的意境创造》,李晓湘的《叶圣陶前期童话意境初探》,刘亚湖的《浅谈民歌的意境美》。在艺术意境方面,除了传统的书、画、音乐、戏曲意境的研究课题外,还涉及到舞蹈、影视、摄影、工艺、园林和盆景等领域。诸如,叶林的《舞蹈意境初探》,郭踪的《电影的意境美》,吴正纲的《摄影艺术的意境》,桑任新的《瓷雕的意境·风格·题材》,金学智的《园林审美意境的整体生成》和潘传瑞的《盆景的意境与自然美特征》,等等。这是现代意境研究充分发展的表现。
e.术语新用。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意境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术语,在近年来的意境批评和研究中重新使用,诸如境、境界、意境、物境、情境、境象、意象、情景、心境、幻境、奇境、象外、诗境、文境、画境等。王昌龄的“三境”说,在古代只有“意境”影响大,其它“二境”连古人都不大挂齿。近年来,人们对于王氏的“三境”说重新观照和研究。如范宁认为,“境界本有三种:物境,情境,意境。意境只是境界的一种而已。”[10]还有王洪的《意境:物境,情境》,
陈良运的《论意境的另一种——情境》,也表现出了相类似的思想倾向。彭会资先生主编的《中国文论大辞典》(1990),对历史上的意境研究和术语资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其中“构象说”收43个辞条,有6个术语:“情景说”收65个辞条,有10个术语;“境界说”收47个辞条,有24个术语。就是说,共有40个意境术语被现代学者作了重新阐释。
f.现代意境研究的学科建构。
学科建构,是现代意境研究的最终目标。30年代,老舍先生将意境范畴和司空图、严羽、王夫之等人的意境观点,引入《文学概论讲义》之中。40年代,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专列一章谈“诗的境界”问题。这些是最早将意境研究引向学科建构所作的努力。进入80年代以来,一方面意境研究以突飞猛进之势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一方面意境研究成果及时地建构在各类文艺学和美学著作中,最终形成了意境学科。总体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形:⑴意境被建构在当代文艺理论的体系中,如黄世瑜的《文学理论新编》和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等;⑵意境被建构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中,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和祁志祥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等;⑶意境被建构在当代美学理论的体系中,如丁枫、张锡坤的《美学导论》和杨辛、甘霖的《美学原理》等;⑷意境被建构在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体系中,如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和郁源的《中国古典美学初编》等;⑸意境被建构在部门美学理论的体系中,如肖驰的《中国诗歌美学》、金学智的《中国园林美学》和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等。
在现代意境研究中,最大的收获,则是意境学科自身的建构。近百年来,经过前80年的研究积累,到后20年则使研究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即由个别的、一般的研究进入到全面的、系统的研究阶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有关“意境”的资料蒐集和文献整理。这是意境研究和学科建构的基础。胡经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1988)、贾文昭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1988)和《中国近代文论
类编》(1991)中,都收集了历代大量的意境资料。到陈谦豫等先生编的《意境·典型·比兴编》(1994)一书出来,则更凸现了“意境”资料专集的性质。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选择“意境”资料,并编辑成书,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这些先生发扬“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语)的学术精神,所做的工作为广大意境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其次,关于意境研究论文的选编。80年代中期,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辑出版了《意境纵横探》(1986)一书[11],共收入15篇论文,另附录一篇“建国以来意境研究重要论文目录”。看来这不象是一本“意境论文选”,因为其中有6篇文章注明作于“1984年”。这倒象是编者按“意境专题”约写的论文集。这个论文集几乎涉及意境研究的主要领域,基本上代表了80年代初期的研究水平。在当时,它是人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的一部关于“意境”的专书。它的出现,不仅对80年代后期的“意境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为意境学科的建构放射了一颗“信号弹”,正式宣告了“意境学科建构时代”的到来!
再次,意境研究专著的出版。到目前为止,已先后出版了6部意境研究专著,分别是刘九洲先生的《艺术意境概论》(1987)、林衡勋先生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3)、蒲震元先生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夏昭炎先生的《意境——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研究》(1995)、蓝华增先生的《意境论》(1996)和薛富兴先生的《东方神韵——意境论》(2000)。刘著是现代意境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开辟山林,功不可没。此书前9章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学界谈论较多的。著者将其疏理,建构成一部专著的框架,当然也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该书的创见在于后4章,即分别论述了意境与虚静、移情、通感和灵感等问题,在意境的心理学分析方面有所建树。林著重在历史研究,其第二编的5章内容,实际上是一部“意境史”专著。同时,作者从中国语言文字角度研究意境,精见间出,富有新意。蒲著对意境的研究,有两大贡献:一是结合艺术实践与审美,对意境的历史形态作了独到的分析。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原始形态的意境”一说,将意境研究的触角延伸到了原始艺术领域,论述了原始彩陶、岩画上所表现的“原始意境”,并十分敏锐地指出了“人与生物混形”和“人与自然接合”的现象。这种看法不仅是敏锐的,而且在现代意境研究中是第一次。二是对意境深层结构中“气之审美层次”和“道之认同境层”的内涵、特征,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这是该书最为精彩的部分。夏著虽没有超出人们的研究范围,却做到了材料丰富,见从己出,也是一部内容实在的好书。蓝著有理论研究,有意境史研究,有专著研究等,广涉意境研究的各个领域,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意境研究的成果汇编。蓝先生虽然成书较晚,但起步却很早,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具有影响的一位意境研究者。在该书中,他对艾青和朱光潜“两种意境观”的比较,以及用意境理论分析当代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诗歌作品,都令人耳目一新,对于意境的现代转换具有示范性的学术价值。薛著的作者较为年轻。该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名师指导写成的。虽然所论及的都是现代意境研究中的基本话题,但却作了新的探索。其中最为明显的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宏观的视角,把“意境”范畴置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的网络结构中,予以层层分析,故有较强的思辩色彩,也时有精当的论说片断;二是结合诗歌、书法、绘画和小说的“中国古典艺术史”,研究作为“古典主义的艺术审美理想”的意境的“生成和实现史”。这是一部富有思想的书。
总之,以上六位学者对于意境学科的建构都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这些论著的出版表明,意境研究作为一个专门之学,已经基本成熟了。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后收入古风著《意境探微》第一章第一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 舒舍予:《文学概论讲义》,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1、34、35、62页。

[2] 载于《人间世》,第1期,1934年4月。

[3] 《新人生观·鸭池十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8页。

[4]刘永济:《词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7页。

[5] 《“意境”杂谈》,《光明日报》1957年6月16日。

[6]赵士林:《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7页。

[7] 《光明日报》1957年12月22日。

[8]叶朗:《论王国维境界说与严羽兴趣说、叶燮境界说的同异》,《文汇报》1963年3月2日。

[9]此类述评文章还有阎采平的《近十年来“意境”研究述要》,载《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4期;吴慧洁、黄慧薇的《近五年“意境”研究论文及作者分析评价》,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10] 《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

[11]这个时期,还有一本由马正平编的《意境研究论文集(1934—1985)》,李泽厚先生撰写序文。我多次访求此书,知者甚少。最近出版的《中国诗学大辞典》(傅璇琮等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也未收入。很可能此书没有出版,故无从评论。但是,马正平先生不仅做了编选论文的工作,他还发表了《五十年来意境研究述评》、《50年来〈人间词话〉“境界”阐释述评》等文章,为意境论文的编选和介绍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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