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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内容和原
2015-05-16 08:53:24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什么是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为基本方法,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
 
一、综合方法的内容
 
综合方法所包括的内容范围应是“批判继承传统的研究方法,利用改造域外的研究方法,汲纳博采邻近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完善的考证手段”[①]。但是,上述这些方法既不是诸方杂呈,偶然堆积,机械拼凑,也不是不分轻重、一视同仁。而是“像所有的系统一样,是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各成分之间合乎规律地发生联系的各种科学的系统”[②]
各种方法在这个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具有的功能,是与依据“研究客体和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有关”。卡冈把研究客体与研究对象区分开来。研究客体是指整个认识客体,而研究对象是指这一客体的不同部分、侧面、层次、因素、阶段等。这样研究客体就是多对象的,当然认识客体的方法也会是多种多样的。“在解决统一的认识任务的过程中,互不重复,但互相补充的这一组科学”方法则可以从不同方面认识客体。但是客体中各对象所处的层次、地位并不是相同的,依据某一对象所产生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和功能是各异的。尤·鲍列夫在分析审美范畴的基本类型时,作了十分明晰的总结。他认为,“每一类型的范畴都是对审美现象、艺术作品或艺术过程进行这样或那样一种类型的分析必需的相互手段”[③]。依据这个出发点,鲍列夫列举了元范畴(审美活动、审美属性和艺术对于现实的关系范畴)、艺术反映论范畴、艺术社会学范畴、艺术本体论范畴、艺术人类学范畴、艺术创作过程范畴、艺术心理学范畴、艺术欣赏范畴、艺术形态学范畴、艺术结构范畴、艺术交换理论和艺术符号学范畴、艺术批评理论和方法论范畴、审美教育范畴、指导艺术文化理论范畴与实践范畴。这些范畴产生了相应的手段:审美认识、认识论分析、社会学分析、本体论分析与风格分析、比较分析、生平分析、艺术过程分析与篇章处理分析、创作心理分析、欣赏分析、艺术门类间分析和历史文化分析、结构分析、符号学分析、艺术政策分析。这些分析手段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艺术是审美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有某种程序、相对独立性,要服从美学的元规律和艺术活动本身的规律;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认识的一种形式,带有社会和历史的印记,所以要服从社会认识形态的规律。依据上述原理,我们可以用图示来标明文学研究方法系统的结构层次。
具体来看: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方法论,是这个系统的基础。之所以说是基础,其一,主要以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指导各种方法的运用,并确保系统的一元化而不是多元化。
其二,坚持了逻辑和历史的方法原则。无论是何种方法的运用,都离不开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到具体等逻辑方法进行科学概括,直接探寻事物的本质。同时也不能不考察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其全部具体实在的现象和细节中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否则任何研究就会成为纯经验的描述和静止的封闭的考察,因此我们说研究的逻辑起点、逻辑原则、历史主义的原则是万不可缺少的。
其三,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文艺学研究和方法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科学地认识文学的各种规律,以促进文学的发展,为此,必须从大量的、层出不穷的、瞬息万变的美学现象的考察中得出合乎规律的认识,然后再回到文学实践中去,指导文学实践,并受之检验。
总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从世界观的高度帮助我们确立逻辑起点,规定方法论体系本体论的性质,分析、研究、判断各种方法的价值,从总体上、原则上产生作用。
2、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是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综合方法体系的第二层次是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文学艺术究其实质是“按美的规律”创造的,属于人类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根本属性是审美属性。它的创作领域、产品领域、主体领域、客体领域、手段领域、艺术感知过程,都应该进行审美分析。[④]因此,美学的方法是揭示文学审美属性、审美价值的惟一一把钥匙,它是属于元范畴(审美范畴)所要求的方法。
系统方法是属于一般科学的方法,为什么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基本方法呢?这是由文学对象的系统性和系统方法的功能所决定的。文学艺术对象是个复杂系统已不言而喻。它的系统性一方面要求多样化的方法,另一方面又需将这些方法在复杂层次上协调统一。卡冈指出:“对艺术的综合研究要做到富有成果,这不取决于认识观点的多样性,而取决于这些观点的协调一致和相互关联。”[⑤]系统方法所能承担的任务,恰恰表现在协调一致、互相关联上。系统方法要求把对象视为相互联系的诸要素有序结合的系统整体,侧重于系统的整体运动和系统质,注意处理系统与要素间的辩证关系,强调综合。这些功能保证文学研究多种方法一方面各司其职,另一方面又要尊其主。所以我们认为系统方法在综合研究中不仅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程序上的重要原则(下面将专题论述),而且起着粘合剂的作用。离开系统方法便不是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符号学、文艺信息学、文艺价值学,而变为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信息学、价值学,文学便丧失了其自主独立的地位。
3、博采各种方法
广为利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探寻文学艺术的奥秘的必要性已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这些研究方法在文艺学研究中的功能。
各种方法运用的可能,必须建立在研究客体对象的丰富性上,因此它们只能从某个方面、某个角度去揭示客体的某方面属性,提供微观研究的空间,而不能从整体上、联系上、发展上揭示客体的总属性。所以各种方法只能起辅助作用。在运用其他学科方法的同时,还要立足于文学艺术对象的特性,以方法适应对象,而不是以对象迁就方法。比如在引进和移植自然科学方法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到“作为人文科学之一的文艺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它们有共同的科学规范、逻辑和功能,以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各门科学都适用的研究方法,诸如观察、实验等感性方法,分析、综合、归纳、推理等理性方法,以及系统等横断科学方法等)把它们配合起来,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这是整个科学走向一体化的必要前提”[⑥]
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文学艺术对象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变量的、主观的、直观的因素,这些因素用精确化、模式化的手段无法测定,无法涵盖。更何况自然科学方法本身并不包含美学分析、直觉体验,它不可能,也根本不能成为美学研究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方法。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它的最高最基础的层次是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基本层次(核心层)是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它的最低层次是引进和移植的各学科方法。它们之间各在其位,各司其职,但又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又不是平均使用,而是以一种方法为主,辅之于其他方法进行综合考察。
 
二、综合研究的原则
 
综合研究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在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分析与综合、直觉体验与定性定量的结合上对文学现象进行综合考察。
1、宏观与微观结合
宏观与微观研究反映了研究空间的扩展。当代科学表明,空间是无限的。就宏观来看,人类的视线(借助射电望远镜)已经能从太阳系、恒星世界、银河系到达河外星系,远离河外星系,还有星系团、超星系团。现在“宏观”的概念已容纳不下广袤无垠的宇宙,而不得不用“宇观”来表明科学的新认识。从微观来看,分子——原子——原子核——核子——夸克,以致科学家们还在探寻更深的结构层次。
随着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文学研究领域也在扩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促进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研究的深化。结构语言学、结构主义又促进了审美客体——作品的精深分析。有人比喻“审美心理研究接近‘分子水平’”,审美客体的分析趋向于“细胞层次”[⑦]。从宏观上看,文艺学研究领域突破了国界,突破了本体,而伸向世界,伸向社会,在一个更大范围、更大系统中考察文学。使文学研究领域由作品——作家——读者——艺术活动——艺术文化——社会文化——社会活动的空间逐级加宽,逐层深入。这样,一方面“钻探微观结构,解剖每一个微小细胞”,将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超然于具体现象之上,高屋建瓴”,将研究建立在联系、整体的系统考察上。微观与宏观的结合正是当代文艺学研究的辩证趋势。
2、横向与纵向结合
横向与纵向结合,反映了文艺学研究时间的延伸与时空扩展的统一。
横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研究领域突破国界,由国内到达国外;二是文学与外部学科的联姻渗透。横向研究要求我们广泛采用各学科的有效方法,从世界文学艺术发展的趋势考察本国文学。
纵向是就时间尺度而言的,它包括了历史的、时代的、当代的、当下的4个时间观念。纵向研究要求考察某一文学艺术现象时,不仅要看到当时的各方面原因,而且要分析文学艺术与当代、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的联系,还要追踪历史的足迹。也就是说要有历史的纵深感、动态感。
横向与纵向结合就能使研究者站在历史、时代和世界的制高点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考察一切变量与不变量、稳态与非稳态、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线性与非线性的因果关系,对文学艺术现象做立体的、动态的研究。
3、分析与综合结合
以往的研究都要借助分析与综合的逻辑方法,但我们现在讲的综合研究,主要是指系统的分析和系统的综合。
“系统分析是运用系统观点,通过思维去分析系统,将诸要素、子系统的属性揭示出来,从中发现对象某一方面的本质”。[⑧]
它有下列原则:
第一,系统分析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系统,确定它的边界范围,并弄清它在所属系统中的层次地位,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定性定位”;
第二,系统分析重视给定系统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
第三,系统分析在重视定量分析的同时,注重非计量因素,这就要求注意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对文艺学研究来说,无形因素往往是重要的方面;
第四,系统分析包括要素分析、结构分析、功能分析和历史分析。
比如,在研究读者的接受过程时,我们首先把它视为一个系统,确定它在整个艺术活动(创作——作品——欣赏)中的层次地位,即它属于艺术消费活动。在进行了“定位定性”之后,开始着手各个要素(欣赏主体、欣赏客体)、结构(感知、体验、理解、审美享受)、功能(对社会、对创作的作用)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除了考虑本文给定的有形条件而外,要特别注意欣赏者之间的个性差异等无形因素。除此之外,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甚至经济政治情况等外部条件也是不容忽略的。总之,系统分析就是从系统出发,通过对系统进行分解,将其诸要素、子系统的属性揭示出来,以发现研究对象的某些方面的本质。
对系统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综合来完成。综合是在思维中将分析时得到的对象各个本质方面按其联系结合为有机的整体。系统综合则进一步,它是从系统整体出发,从综合着手对系统的要素、层次、结构、功能、联系方式、全部环境及其综合效应进行“立体”式考察。[⑨]系统综合有以下要求:
第一,系统综合的思维形式是“综合——分析——综合”,而传统逻辑思维形式是“分析——综合”。这就是说,“我们在综合中,逻辑起点是综合,把综合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在每一步分析中都顾及系统整体,要求分析与综合同步,并在几个阶段上保持反馈,注意调整、修改对认识目标的偏差”。[⑩]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导言》中论及理论思维的科学方法时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采用的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是错误的,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从具体——抽象——具体。马克思为我们指出的科学方法其实质在于强调综合思维的重要性,也就是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形式,它对一切科学包括文艺学都有普遍指导意义。比如过去我们在考察文学的功能时,往往肢解为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结果是互相替代。实际上,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即“社会改造、认识——启发、艺术——观念、预告、信息和交换、教育、感化、审美、愉悦”。[11]这些功能如果离开了文学的审美属性,单方面进行考察,它就不是文学的功能,而是别的什么功能。所以在分析文学各种不同功能时,首先要立足于审美属性,分析其功能的特点、特色,产生作用的特殊途径,然后才确定各种功能的性质,采取分析与综合同步进行的方法,因此就不会得出“认识功能好,作品就好”,或者“教育功能差,作品也就差”的结论。
第二,系统综合是“立体综合”。就是说,要把考察对象放在三维空间(中国、外国、现代、当代;文学与经济、政治、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关系:中外古今各侧面比较)和一维时间(历史的、时代、当代、当下)中,既观察系统的发生发展过程,又考察其横向网络;既坚持历时性研究,又注意共时性探寻,把握对象的立体层次、主体结构和整体功能。
第三,系统综合与扬弃综合、层次综合、全息综合、兼容综合相辅相成。(此问题参考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一文)。所谓扬弃综合,就是一方面剔除非本质、无代表性的东西,保留有价值的;另一方面要注意从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中去挖掘有用的。比如我们在考察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保留模仿说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抛弃模仿是人的天性等不合理因素;保留表现说中重视情感、想象的因素,而抛弃其唯心主义成分,将二者综合起来,就可能做出较符合文学本身规律的结论。
所谓层次综合,就是注意系统各层次的结合。比如我们在分析方法论层次时,既划分为哲学、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又要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所谓兼容综合,就是把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信息,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兼收并蓄,加以综合。比如对某部作品的考察,就需要收集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反映,加以综合比较,做出合乎实际的较为公平的评价。
所谓全息综合,是指“所发现的生物全息律认为,生物体的任何一个独立部分都包含有整体信息,都是整体比例的缩小。一切系统整体信息储存于各相对独立的部分之中”。用这个原理来考察事物,就是要善于抓住典型,解剖麻雀。这在文学研究领域也可以运用,最典型的是表现在分析作家风格、民族风格上。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从他的一系列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统一中表现出来的独特风貌。分析一个作家的风格,有必要考察他所有的作品,但却没有条件逐一考察,这时研究者往往是立足于他的一两部代表作,做精细的分析,以窥全貌。
由此可见,综合的方法是多样的,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在研究中具体采用何种方法,视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定。
4、直觉体验与定性定量结合
文艺学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其独特性。就研究对象而言,“文学通过其特殊的审美特性和文学性,历史地或现实地反映了人的存在,命运、精神和价值等重要问题”[12]。就研究主体而言,它要以自己的全部精神个性(性格、情感、思想、意趣等)介入文学研究之中。文艺学关注的是人,参与者也是人。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他们有千差万别的性格、复杂多样的思想、瞬息万变的情感、捉摸不定的心绪、丰富多彩的意趣。这一切不稳定的多变量在目前还无法用科学手段、工具加以精确化和科学化,主要还是靠直觉的方式、体验的方式去捕捉。从这个角度讲,文艺学研究应该而且必须运用直觉体验方式获取研究资料,参与研究的过程,从而确保研究的审美性和文学性,正因为如此,有人主张“用生命把握生命”的方式进行文学研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通向真理的方式方法可以是多样的。文学研究除了采用必要的直觉和体验方式之外,还需要运用定性定量的方法。
定性,就是对对象的质做出结论,主要运用逻辑的归纳法和演绎法。
定量,是对对象的各种成分的量做出统计和测定,用数学语言精确地描述它们之间的量的关系。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既有质的规定性,又有量的累积性。一定的质总是通过一定的量表现出来,因此,在科学的认识中,定性与定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科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往往开始于对事物的质作描述性的定性,然后再通过定量去证实它的科学性。比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运用定性的方法发现的,因此在定量方面“还很粗糙,甚至还包含一些不能忽视的错误——例如,哥白尼像托勒密一样认为天体只能沿着圆形轨道运动并且其速度必然是均匀的……直到刻卜勒以精确的数学形式建立起行星的三大定律,借助于数学曲线和数学公式阐明了行星运行轨道的空间形式、运动速度的变化规律、运行周期与轨道分布的数量关系,才准确地给出了关于太阳系运动的定量描述,从而使天文学真正形成一个严格的科学理论体系”。[13]牛顿早在1665~1666年间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直到20年后才正式公布,其原因之一是,这20年间他还没有完成用自己建立的微分学对此定律作定量分析。科学认识如此,文艺学研究是否需要定性和定量分析呢?回答是肯定的。
文艺学研究在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上与文学艺术是有区别的,文学艺术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文艺学的对象是“作为物态化客体的创作成果”(王元化:《关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及文学现象;文学艺术的任务是创造“第二自然”,文艺学是探讨“第二自然”的规律和本质。因此,一个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创造活动,一个是以抽象思维为主的科学研究,这一根本区别决定了文艺学研究的科学性、理论性和逻辑性。凡是要建立严格的科学体系,都离不开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文艺学理应如此,实践上也证实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
 
目前有些同志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处理、研究,对版本、作品与作家进行综合比较,在研究作家风格、甄别作品真伪等方面做出了成绩。比如我国用电子计算机对近年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国白话小说、新时期短篇小说进行统计,发现每篇字数均在1万~1.1万之间,以此确定短篇小说字数的长度。还有的同志从版本异文入手,沿着数学逻辑的踪迹探索,并用信息论等交叉研究揭开了百年来《红楼梦》的奥秘——“怡红夜宴图”的奥秘,说明了六十三回给出酒令的点数完全正确。武汉大学将老舍的作品输入计算机程序之中,以研究他的风格。近年来不少同志还运用数学模型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中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作高度的概括,既简化又明了,既清晰又准确。比如《药》的结构图:
从上述的实践成果看,文艺学研究引进必要的定量化手段,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文学活动的内部结构之中,通过获得的比较精确的数据、资料对作品进行系统分析。这种定量化的方法较之直觉体验的传统方法具有明显的概括性、科学性。引进它,对于建立一门严格的科学规范的科学体系是有辅助作用的。
承认定量方法的可行性并不意味将它绝对化。由于文艺学的对象及研究者的独特性,文艺学研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沿袭科学精确化的手段,而且也不可能用数学化的方法对文学活动进行心理分析。正确的是应该把直觉体验的方法与定性定量方法结合起来,互为补充。
 
 

[①]徐文茂:《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综述》,《社会科学》,1985年第7期
[②]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③] [苏]鲍列夫:《美学》,第54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④] [苏]泽列诺夫、库利科夫:《美学的方法论课题》,《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册,第42~4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⑤] [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8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⑥]周宪:《科学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
[⑦]周宪:《现代美学的大趋势》,《江苏美学通讯》,1984年第4期
[⑧]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
[⑨]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
[⑩]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
[11]周宪:《科学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
[12]周宪:《科学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
[13]关士续:《科学认识的方法》,第20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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