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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马”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
2015-05-16 09:23:2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不同地域文化的交互影响,是当代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我国当代文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和不可低估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新时期文论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马文论的深层次的影响,中国新时期文论的许多热点问题都与西马文论的核心问题相关(注:关于西马文论的核心问题,参见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导论,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问题》,《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期。)。为什么能够产生这种深层次的影响呢?这大概是因为新时期文论与西马文论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境遇、动力因素和结构因素。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复兴,近30年来成为西方思想文化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它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为了满足复兴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更能面对现实,更有生命活力的需要而产生和复兴的。这就是它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因素。这是一些真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需要。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认为是开拓西马理论的奠基之作。他说他写作此书是出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远大抱负。这种动力因素与中国新时期文论发展的动力因素可以说是相同的。新时期文论起步于对“四人帮”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倒行逆施的拨乱反正。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一要坚持,二是发展,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主流的基本发展方向。
       中国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路径与某些西马理论家在某些思路上是一致的。西马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之一,是发掘马克思思想中长期被遮蔽、未能注意和吸收的部分,就是回到马克思。新时期文论开始于批判“四人帮”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恶劣行径,提倡正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是回到马克思。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研究和探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这部长期被忽略的重要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批评理论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西马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之二,是提出要向马克思当年吸收黑格尔辩证法一样,接受当代资产阶级的文化成果。于是他们把20世纪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中的某些认为可取之处,作为改造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料。在西马中就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一点在我国新时期文论发展中也有突出反映。80年代中期,兴起了一场文艺学方法论研究、讨论的热潮,一些论者热衷于在文学研究中引进20世纪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方法,用以补充和发展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时,较为全面地吸取西方当代批评理论,使之与中国传统文论和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相结合,是新时期相当多的理论家所作过并且还正在继续做的工作。
       西马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之三,是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试图用马克思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和艺术、审美问题。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的原理部分,又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又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应当说也是与我国新时期文论的理论结构一致的。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西方当代思想的合理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再度发掘,等等综合因素的整合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正是由于有上述相同或相似的境遇、动力因素和理论结构因素,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在热点问题的提出,争论的发生,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等方面,都与西马文论有似曾相识之处。下面略述几个问题。
   
    一、艺术与美学的人道主义
 
       西马起源于20年代柯尔施、卢卡契等人用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来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它既否定第二国际把历史规律绝对化的倾向,又反对第三国际在实现历史规律时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忽视,强调在推动历史进步时人的自由选择,形成了一种推崇主体性的文化哲学。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著作中,反复强调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勒斐弗尔提出只有在艺术和审美中,人才有可能成为总体的人、完善的人。把艺术作为人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况下复归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西马文论的基本主张。西马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文论模式的批判,其中就包含了对其忽视艺术与美学的人道主义核心的批判。卢卡契等人的主张长期以来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批判,直到70年代以后才得到一定的肯定性评价。
       西马的美学人道主义的思想,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19世纪德国古典美学的主体性思想的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空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上把毕生精力用于对社会政治、经济、革命问题的研究,他们往往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去对人道主义发表意见,而少有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去论述人道主义问题。他们对人道主义思潮的论述,大多是批判性的,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西马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并不限于在艺术和美学的范围来论述人道主义;美学人道主义的批评理论来源于他们的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事实上,西马是书斋里的理论,它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政治上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成果,似乎只有在美学上才结出了硕果。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西马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观、社会观、历史观,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在美学观、艺术观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却有一定促进作用。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比较符合西马的实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了长期以来在西马研究中的困惑。
       这一认识的获得,应当归功于中国新时期对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的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界长期以来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人道主义一律采取批判、排斥的态度。新时期开始于对“文革”极左路线的批判和长期“左”的失误的反思,特别是从事艺术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在“文革”中陷入非人的遭遇,产生了对极左思潮一概排斥人道主义的行径的怀疑和批判,于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最早在文艺创作和评论中发出了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呼唤。由此进一步引起了文艺学、美学和哲学界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论争。论争中提出和涉及的问题和达到的深度,与西马几十年对人道主义的探索是不相上下的。这里既有一些人用传统思维对人道主义、人性的一概否定,也有一些人完全照搬西马的理论,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上人本主义化的倾向。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一文,把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与作为伦理道德原则的人道主义作了根本性的划分,指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但要宣扬和实行作为伦理道德原则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胡乔木的这些观点也引起了讨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政治上对人道主义的无情批判来看,胡乔木的这些观点是恰当的。用这个观点来分析西马的人本主义思想,是有说服力的,可以清楚地看到西马在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时,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失误和作为美学、文论的成就同时并存的复杂性。既然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和人类有不可低估的价值,那么艺术和美作为伦理、道德自由的象征,就理应把人道主义作为美学思想的重要核心。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也不能例外。卢卡契及其许多西马理论家在当代批评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成就,就与他们在艺术与审美上所贯注的人道主义精神直接有关。遗憾的是,我国新时期的文论还没有对美学的人道主义问题作非常深入的讨论和研究。这里的原因,主要是论争双方,都并没有在实际上像胡乔木那样把人道主义的两个层次的含义划分清楚。提出主体性文学理论的人,往往越出了审美的边界,把人道主义引伸为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观;而批判主体性文学理论的人,有时又忽视了主体性文学理论中,除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失误外,还包含了作为伦理观、美学观的人道主义的合理之处。由于论争主要在政治和社会历史层面进行,这对于澄清一些思想和理论的是非有好处,但又疏于对艺术和审美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深入研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论对美学人道主义问题的深度发掘。目前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西马美学相比,还有逊色之处。这并不等于说,新时期文论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没有任何进展。许多学者在论述艺术本体时,都采用了人学的角度。大家认识到人性是现实的存在,文学艺术不应当回避而应当正确描写人性。在文学评论中,也重视研究作品对历史和人性的关系的把握。一些作家、评论家提出,在历史和人性的经纬交织的网结点上塑造人物形象的创作主张,加大作品对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的描写。这些论述显示了中国新时期文论发展的特色。
       文学可以而且应当描写人物身上拥有的共同人性,这就使我国理论界过去长期争论不休的文学典型的共同性与人性的关系,得到了共识。现在看来,“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典型形象,由于其性格的丰富性而可以使后人感到他就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这是由于他的个性特征含有丰富的人性因素的缘故。这种人性因素,可以使新的生活为他不断提供土壤,推动人们对他作出新的解释,获得后世的普遍的广泛的理解。”(注: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第157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肯定人性是典型形象的共同性的一个基本的方面,这是新时期文论的一个重大进步。何其芳在“文革”以前由于提倡典型的“共名说”,竭力发掘典型形象身上超越阶级性的因素,而被视为宣扬抽象的人性论,遭到不应有的批判。承认人性是现实的存在,承认文学对于人性的描写的意义,并用来讨论典型形象的复杂性问题,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相比,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和突破。
       典型是成功的作品的标志,把人性纳入典型共同性的重要内容,表明人道主义的伦理和审美的目的,使人成为人、成为完美的人的伦理和审美的目的,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价值尺度。人性是一种现实的人的实际存在的品格,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人性的善良与丑恶都是实际的存在,这是中国新时期文论较为普遍的观点。这使一些作品敢于正视社会中的某些丑陋、低级的东西,直面人生的阴暗,但同时又使这些作品往往缺少催人奋进向上的情怀。而西马文论则更注重人道主义对人性复归的历史指向的关怀。人性与其说是现实的人的品格,不如说是现实的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性是人类文化对人的设定,是人之为人的设定。人道主义的光华和人性的魅力构造了一个审美的乌托邦,成为艺术价值的一个来源。人道主义作为审美理想对于艺术价值的意义,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恒久的命题。它在中国文论建设中应当占据什么位置,如何把文学的理想追求同文学对现实的透视结合起来,在追求人道主义的审美理想时如何避免走向另一种假、大、空,也许是我们应当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
 
       当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现代主义艺术刚刚兴起,还没有形成强劲的艺术潮流。他们的艺术评论主要是针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艺术,特别是现实主义艺术而言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美学论述,在他们整个的艺术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20世纪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根据列宁的反映论原理,认为既然文艺从根本上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那么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为己任的现实主义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前苏联于3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美学原则,当时得到了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响应。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潮可以说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但是,现代主义的兴起,却成了20世纪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艺术事实,并在艺术领域获得了迅猛发展,影响不小。这是当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对这一现象,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得并不充分,一度还采取比较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以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的西马,没有回避这一美学事实,于是从30年代开始就表现主义等艺术现象发表了意见,并展开争论。卢卡契在高度评价现实主义时,对包括表现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并在政治思想上予以批判。而布洛赫、布莱希特等人则认为,现代主义不能划归任何单一的政治立场,不能认为表现主义艺术家都是法西斯主义的维护者。而且,单纯用19世纪的艺术标准来评价20世纪的艺术事实,是批评的错位。这场论争涉及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观点分析马克思以后的文化现象的问题,是在经典文本上恪守马克思的字句所表述的观点,还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具体而言,又涉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和如何对待艺术遗产的问题等。
       西马文论关于现代主义有各种见解,有卢卡契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有费歇尔、加洛蒂以现实主义框架来接纳现代主义的宽容,有布洛赫、勒斐伏尔、马尔库塞虽然理解现代主义但却以浪漫主义为审美规范的抉择。自觉维护现代主义,其美学思想具有明显现代主义色彩的是布莱希特、阿多尔诺和本雅明。他们都赞同和采纳了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美学原则,比如自我表现、多元叙述、不确定性、非人格化等,形成了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批评思想。在西马存在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马之间也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这场争论从30年代一直贯穿到80年代的中国的新时期,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可以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世纪之争。
       中国新时期从80年代初开始,几乎重演了西马30年代关于表现主义的争论。但是中国新时期文论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与西马中的类似争论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这就是西马文论所面对的无论是现实主义或是现代主义的文学现象,都是西方本土的文化现象;而中国无论是五四以来被视为现实主义的文学,或是80年代被视为现代主义的新潮文学,都是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之后发生和发展的,是一种跨文化影响的产物。这样,中国新时期文论中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就并不局限于这两种创作方法、风格、流派的得失之争,而把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定于一尊的极端化观点,也少有坚决的支持者。人们谈论得更多的话题是,在当代跨文化的交流中,中国文学如何面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新兴艺术潮流不可回避的影响。讨论的焦点似乎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需要不需要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需要不需要中国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可以不可以产生中国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最终能够产生的是一种什么形态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新潮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横向移植,甚至体系性移入,这是一种非常显眼的艺术标记。某些新潮文学的作者也有致力于推出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意图,但是这究竟是不是现代主义文学,许多人大有怀疑,于是引发了所谓“伪现代派”的讨论。季红真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注:1988年1月2日、1月8日《文艺报》连载。)中指出,与西方产生现代主义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相比,中国在物质生活水平、哲学土壤、文化心理机制上都有很大差别,因此缺乏现代主义赖以繁衍的社会和哲学、文化土壤,尽管先锋文学在不同层面上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本文。刘晓波也有类似看法(注:《一种新的审美思潮——从徐星、陈村、刘索拉的三部作品谈起》,《文学评论》1986年第3 期。)。李洁非还将其称之为“‘伪’现代派”(注:《“伪”的含义及现实——重谈“伪现代派”》,《百家》1988年第5期。)。 新潮文学意欲成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梦想,似乎被理论界所拒绝,而同时又为这个时代的读者所漠视。这迫使新潮文学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自行沉没,或改弦更张。其中一些作者张扬起“新写实主义”的旗帜,引领文学潮流重新走向现实主义。这与五四以后同样是引进西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却在中国站稳了脚跟的情况,形成了相反的结果。意欲在中国建立地道的(西方式)现代主义文学的努力,被跨文化的大山所阻隔。迫切希望中国的新潮文学迅速成为与西方现代主义在观念与手法上都完全一致的东西的想法,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和实现的。许子东指出,“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派倾向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异,就像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一样容易发现:第一,同样是‘意识流’,王蒙、茹志鹃是剥下‘人家的’技巧,由自己的理性剪切拼贴成一种现实政治的错乱感,而没有像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那样沿心理时间线索探究人的潜意识领域的兴趣;第二,同样是隐喻象征,韩少功、残雪的意象是显然更多政治批判民族自审的社会内容,更少对人类命运的形而上的哲理思考……”(注:《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这些差异显然是不容忽视的,也是难以超越的。“‘伪’现代”所呈现的似乎就是中国文学可能达到的现代主义品格。“‘伪’现代”也许就是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色。它提供了我们一个分析西方现代主义及其对民族文学影响的标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的长处和缺失,并更好地从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去评析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世纪之争。
       西马与中国新时期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艺术向前发展的轨迹,在现代艺术创作中也逐渐出现一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观念、技巧融合的趋势。在中国的新潮文学中有并不浅淡的现实主义背景,在近年“现实主义回归”浪潮中,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回荡着现代主义所坚守的现代性的幽灵。有时很难说一个作品是现实主义的,还是现代主义的。21世纪的艺术有可能走向多种创作方法的综合,这也许就是世纪之争的结果。今天,现实已经从传统的观念合理性的中心意识走向了社会运作的各个领域,从社会瞩目的重大事件走向了人们具体生存的日常生活;个体感性生命存活的实在性、世俗性,具有比以往更多的人生内涵和意义。这种新的重视日常生活与个体世俗生活的现实观,就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相互渗透、融合的客观基础。由于我国文学有现实主义的深远传统,在创作方法上可能会出现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多元深度融合,形成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近年“现实主义回归”的现象已经在预示着这一点。
    
    三、艺术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与拯救
 
       人们的价值意识,即什么是好的艺术品的意识,对于艺术价值的实现至关重要。传统艺术价值意识的核心是以人的理性目的为最高追求的人文精神,这是在传统理性主义价值体系中的对人类精神追求的文化设定。20世纪当代学术思潮兴起了对传统理性主义观念的反思与反叛,对传统人文主义价值体系进行了重估。阿多尔诺是当代非理性主义向理性主义挑战的首要人物。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启蒙压倒自然,清醒战胜蒙昧,知识代替想象的历史。它给人类带来了进步和希望,但同时又在制造着新的倒退和绝望。在他看来,启蒙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就是理性文明于社会既进步又倒退、于人类既谋利又加害的辨证的历史。现代社会的最大威胁就是技术理性的高度发展,以其一体化的格局,对人类创造活力、个性追求、生存样态的压制和扼杀。阿多尔诺形成了这种思路: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启蒙走向反面的历史,也是艺术走向由盛而衰的历史。艺术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启蒙的产物,在它出世的那一天,就注定要走向衰亡。艺术沦亡以后,如果还有艺术的话,就只能是反艺术,即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这种思想在西马文论中颇有代表性。它指出了人文精神的沦落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对这一趋势进行无情的批判,希望在批判中获得新生之路。杰姆逊试图重建一种适应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的革命政治文化理论:“认知绘图美学”。所谓认知绘图就是重新绘制一幅当代社会、文化的地图,对整个社会及其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分析。认知绘图美学将赋予个人主体增强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中对自身的位置意识,用一种新颖的方式,公平、正确地评价这个世界。杰姆逊说:“这种新的政治艺术——如果确实可能的话——将不得不坚持后现代主义的真理,也就是说,坚持其基本的客体——多国资本主义的世界空间——与此同时,这种政治艺术试图在获得一种再现这个空间的至今尚不能想象的新的模式方面取得突破。在这一空间里,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把握我们作为个体和集体主体的定位,重新获得行动和斗争的能力。目前,这种能力被我们的空间和社会的混乱状态抵销了。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形式,如果确有的话,将把在社会和空间规模上对全球认知绘图的发明和投影,作为它的使命。”(注:《后现代主义》第128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目前,杰姆逊正在思考建立一种适应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语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模式,他所提出的认知绘图美学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还缺乏具体内容。
       西马批评理论所指出的传统人文主义在当代艺术和社会中的衰落的现象,在我国新时期艺术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出现。许多理论家一直在关注艺术的人文精神是否失落以及失落之后如何对待的问题。1990年前后,以王朔小说为代表的被称为“痞子小说”的作品一度走红。这些小说的人物用若无其事来冲淡和掩饰内心的痛苦,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以玩世不恭的调侃方式来对抗现实世界。他们调侃一切,调侃了虚假和伪善,也调侃了神圣和崇高。这样就出现了对传统价值体系,包括传统人文精神的全面抨击。而这类后现代主义特征较为明显的作品的问世,又适逢社会市场化的转轨,在文化市场的炒作中,王朔小说成了文化市场运作的一种样板,在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左右之下,一批重视感性、情欲、肉体,漠视甚至摧折理想、精神家园的作品,成了陈列在读者面前的文学堆积物。
       到1993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进入高潮。一些学者提出,在当代文学中严重存在着事业商业化、精神痞子化的危机,文学的危机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有人倡导“抗战文学”,以抵抗精神堕落。有人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拥有过人文精神,所以现在也不存在失落的问题,现在大谈人文精神的危机,实际上是当代知识分子边缘化之后,对自身价值失落的哀叹。这种观点与西马对传统理性价值观的否定有一定联系和相似之处,但还略有不同。西马理论着眼于对建立传统人文精神的技术理性根基进行批判,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对传统人文精神作了整体扬弃;而中国理论界对传统人文精神是否存在、是否应当捍卫都有诸多看法,较多的人更为关注历史上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时下金钱至上的商业化对人文精神的践踏和摧残,对传统人文精神有更多的肯定和依恋。许多人指出,当前社会对表现人文精神的高雅艺术的冷淡,对于发展自己精神生活丧失兴趣,人文科学的悬置和失灵,对于人之为人的理性追求的弃置,不能不说存在着人文精神的危机。于是艺术的文化价值的重建的是否可能与如何重建的问题,又成为进一步讨论的热点。从讨论中的各种意见来看,与西马在寻觅人文精神失落原因时,对当代资本主义跨国市场经济的批判不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时期,当前理论探讨应当注意把人文精神回归、文化价值重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协调一致起来,而不能用回避、冷淡甚至批判去抵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西马理论单纯注重吸收当代最新文化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弃置的态度不同,中国当代文化价值的重建,仍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中华民族和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几千年文化价值的简单否定。在这种背景下,钱中文提出,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与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立足点,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建立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注:《论文艺价值、精神的重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剥削阶级、帝国主义列强对人的压迫、奴役是对人的有形的压迫,而由物欲横流、技术至上的社会环境对于人深层的精神生存的挫折,几乎无所不在。这种分析切中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失落的要害。在这种情况下,当今的文学艺术要高扬人文精神,要使人之所以为人的羞耻感,同情与怜悯,血性与良知,诚实与公正,不仅成为伦理学讨论的课题,同时也应成为文学艺术严重关注的方面。艺术应当从审美方式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发展,使人成为人、拯救人的灵魂。这种“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吸取了西马理论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技术至上的批判精神,提出及时地矫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文精神失落的弊端的问题。当然,这种“新理性精神”与杰姆逊的“认知绘图美学”一样,还是初步的设想,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希望这两种理论在共同探讨中为发展当代历史唯物主义作出贡献。
    
    四、大众文化问题
 
       Mass Culture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利用科技媒介手段作为艺术载体,通俗化,大众化,有相当商业利润的艺术文化品种。阿多尔诺把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并且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阿多尔诺看来,表达启蒙精神的正面效应的艺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面临绝境,甚至可以说已经死亡。今天,以艺术之名出现的东西不过是文化工业。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艺术的一般形态,它集中地表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对大众的意识形态的操纵,因而是一种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文化工业用文化产品生产的方式,体现了启蒙走向反面以后的否定个体独特性的同一性思维模式。同时它又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体现了垄断资产阶级既以文化产品牟取高额利润,又以其同一性的方式使大众在思想上认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操纵,把文化工业作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水泥”。
       文化工业的产品随处可见,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思想,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都得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文化工业的欺骗性表现在,它给人们提供纯粹的娱乐和消遣,而并不提供思想和对现实的真实性认识。虽然娱乐和消遣也是人的正常需要,但是“娱乐消遣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劳动的延续”(注:《启蒙辩证法》第128页, 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享乐免去了劳动的紧张,观众没有自己的思想,在松驰的心境中,第二天又心安理得地去从事日常的劳动。它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力进行再生产的手段。而且文化工业虽然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愿望,但是这实际上是些不能兑现的奢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痛苦的规定。文化工业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而对广大饱受压迫的劳工群众则是进一步的统治和压迫。文化工业有巨大的商业利润,资本家一只手付给工人工资,另一只手则用大众娱乐制品把工人手中的钱放回自己的口袋。阿多尔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给予全盘否定和猛烈抨击,确实是对资本主义的罪恶的有力批判。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文化产品的性质,也有一定作用。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也有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大众文化,是西马理论的共同指向。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对文化事业的冲击和影响,一些海外的大众文化制品闯入中国,以其制作的华丽、眩人耳目的感官刺激,吸引了大量受众,获取了丰厚的商业利润。由于利益的驱使,中国的大众文化随之得到迅猛发展,制作形式与西方文化工业是一致的,就是按照统一的模式,成批地进行文化传播物的生产,用大众最能接受的传播媒介生产最流行的电影、电视剧、卡拉OK、广播、书报出版物等。这一方面确实丰富了社会文化生活,但同时又造成了抬高官能享受,淡化和压抑高尚情操的文化倾向。大众文化的风行,是当前艺术的人文精神失落的一种重要现象。面对大众文化对于严肃文化的冲击,理论界开展了关于大众文化的长期讨论。我国学术界认为,大众文化是当前一个突出的带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现象,它所表现的规律,也有属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时代内容的东西,特别是与高科技结合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大批量、模式化的制作与传播,既有促进文化发展的正面影响,又对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在讨论中, 首先对大众文化的概念作了分析。 有人提出, MassCultur这个概念是西马理论家霍克海默与洛文塔尔在1942年的通信中首先使用的,   他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意义是指“文化工业”(CultureImdustry)的产品。这个概念的正确译法应当是“大量艺术”,即“大量生产的艺术,不是大众艺术”(朱光潜1951年语),不是中国革命文化长期提倡的为大众服务的文化。有人则认为,当前的大众文化是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并列。有的学者提请人们注意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认为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它给人类带来许多新的东西,也毁灭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真正多元化的社会里,大众文化应有它的地位,但它对人类文化生态的破坏必须警惕,它的霸权更应加以抵制。要做到警惕和抵制,就必须坚持对大众文化的持续的批判。这些看法与西马理论家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隐含着对现代主义的精英文化的提倡。与西马理论家单纯批判大众文化不同,新时期中国理论家对大众文化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的大有人在。有人提出,大众文化的发展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在文化领域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当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提出了“审美与生活的同一”的新的命题,弥补了传统美学的缺陷。大众文化与高层文化互相影响,形成互补格局。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新时期关于大众文化的看法与西马理论家有所不同。它并不一致地批判大众文化。这也许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在性质上不能完全等同。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大众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崛起和发展,有其社会生活的必然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大众文化的发展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统一格局之中,促进其健康发展。比较西马文论与新时期文论,应当对中国当前的大众文化作更加细致的分析,看到中国的大众文化有顺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发展的积极的一面,有走向现代化社会生活的积极的一面,体现了民众自发的审美需求。这里有与西方国家大众文化相同的东西,更有不同的因素。这个不同根本的是我国文化的整体性质不同,人民大众的文化地位不同。当前大众文化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大体上还是在“二为”方向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当前的大众文化与我国40年代解放区革命文化中的大众文化也有不同,它具有高科技媒介手段,具有市场性,较少教育功能,更多娱乐功能,较少行政干预,更多个体需求、个体行为。这体现了时代变化的特征。比较西马文论与新时期文论对大众文化的论述异同,把握这些区别,使我们在引进海外大众文化制品时更多考虑西马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的性质的分析,防止负面效应。在发展我国大众文化时,更多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使文化投入经济,不仅使大众文化受益于经济,而且让大众文化成为建设新的理性精神,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的有力途径,从而使经济受益于大众文化。
       通过以上粗疏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建设提出了与西马文论相似或相同的问题。这表明现时代世界文化的全球性特征日益明显,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性联系中存在一些不能回避的共同问题。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从根本上说,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西马文论在“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是值得钦佩的,它们对中国文论面临的相同问题所作的探讨也应当受到重视和借鉴。从这一意义上说,西马文论在当代西方文论中与中国文论建设有更切近的关联。当然我们也不能教条式地移植西马文论,奉它为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良方。西马文论有自身的规定性、特殊性,但它们对现代社会特点的体会,对现代文化处境的理解,对于正在建设现代社会的中国肯定是有诸多启发的。
 
原文发表于《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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