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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地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成果
2015-05-16 09:21:20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在中国进入21世纪之时,进行理论创新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中国是一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创新性研究,应当走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前列。不言而喻,就文艺学的创新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应当首先取得创新性成果,才有可能使文艺学本身的创新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指导。多年以来,我国的文艺学研究者们孜孜以求,致力创新,但是一些人在创新时,有意无意地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结果则新矣,但是却远离了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创新性研究放置在整个文艺学的前沿地位来认识,加大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力度,才有可能使整个文艺学研究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轨道前进。
       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许多思路和问题可以探讨。其中一个是,我们现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能脱离“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也应当在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之中来发展。
       所谓“全球化”的文化语境,指的是在当今中国从事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内的一切文艺学创新性研究,都不能闭关自守,把自己的思维和视野牢固地封闭在本土文化的范围,而首先要考虑到目前国外文艺学发展的现状,提出一些和日新月异的世界相关的问题,作出与时俱进的分析判断。这20多年来,是大开放的时代,我们几乎引进了西方100年来的各种文艺学观念和论著,使我们的眼界大开。但是,从总体上说,许多学者对20世纪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观念,吸收得多一些,其运用到中国文艺学的自身建设上,出现的新的理论形态,也是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居多。这说明,国外文艺学的众多成果,本身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立场的界线。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思路,就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立场相对立的。如果较多地引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就有可能使我们的理论创新出现某些偏颇。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创新应当有开放意识,应当理解“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但是在引进、吸收西方当代文艺学成果,“洋为中用”时,主要应当批判地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成果。这首先是因为无论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都承认自己的理论源头,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的作者罗伯特·戈尔曼在辞典导论中说:“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确实走过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道路。但是,仍然存在几个基本的‘血缘’特征,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替代的核心,是任何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条件。”而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发源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都从马克思那里获取了灵感,因为马克思确确实实激发起了不同倾向的马克思流派。任何思维敏捷的激进的学者和活动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为先验论、经验论、实验论、反思的批判以及革命的积极行动主义找到有关根据——使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每一重要意义合理化”(注: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第32~33页,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而且,20世纪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成为文艺学的显学和重镇。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触及全球文化的主要问题上,一直具有领先地位。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的文化研究,其渊源和学理都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化研究在欧美国家发展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其始作俑者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等,在其发展过程中,葛兰西、阿尔都塞的文化霸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都成为动力性和结构性的指导思想。
       再次,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期,实际上告别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清算斯大林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形态是一致的。中国新时期文艺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动力因素、结构因素。
       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复兴,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是西方思想文化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产生和复兴的动力因素,都是为了满足复兴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更能面对现实,更有生命活力的需要。这是一些真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需要。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认为是开拓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对于他本人来说,这部书所产生的这种效应是始料未及的。他在晚年对于这部著作某些失误曾经作过真诚的自我批评,同时他又指出他写作此书是出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远大抱负,这是一种“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维埃共和国的产生的伟大革命危机在许多国家激发起了一个新的、健康的、没有被社会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传统所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那时从葛兰西到考德威尔有一系列这样的开端。我自己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也是由于这样的抱负而产生的”(注:卢卡契:《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第658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徐崇温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主观上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随便怀疑”(注: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第4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这种动力因素与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动力因素可以说是相同的。中国新时期文艺学的探索,从最初的动力因素来看,也源于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需要。新时期文艺学起步于对“四人帮”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倒行逆施的拨乱反正,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是中国新时期文艺学主流的基本发展方向。这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动机和愿望,也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不可否认的动力因素。
       在当前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时候,可以批判地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路。他们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之一,是发掘马克思思想中长期被遮蔽、未能注意和吸收的思想点,就是回到马克思。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当重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这部长期被忽略的重要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把巴黎手稿中关于人在实践中对自身的建构的论述作为文艺学的理论基础,突出文艺和审美活动在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就是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不少可以借鉴的东西,在20多年中我们也确实吸收了不少。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有突出一种因素和倾向掩盖另一种因素和倾向的问题。我们20多年来在文艺学的发展中,注意突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论著中的美学人道主义思想,但是却忽视和舍弃了马克思许多著作中关于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的思想。这就是说,马克思关于文学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的文艺学思想,在中国又被一些人视为“极左”而被较长时期遮蔽和掩盖起来了。在这个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一直清醒地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和社会的危害,坚持对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进行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析,关注社会现实的状况,这是目前值得中国文艺学研究者关注、思考的。特别是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低潮,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全球化”,在坚定地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选择并不时髦的时候,国外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追求,是值得敬佩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之二,是把目光注视到资产阶级的当代文化成果,提出要像马克思当年吸收黑格尔辩证法一样,接受当代资产阶级的文化成果。于是他们把20世纪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中的某些认为可取之处,作为改造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种吸收并不都是成功的。比如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成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成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种结合,把西方某些哲学文化观念直接和整体地植入马克思主义,抵消和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种失败的理论,也是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资源。这20多年中国也有不少理论探索,走入了这样类似的死胡同。这种负面的教训,可以使我们在吸收当代新的文化成果时,保持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清醒。“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有成功吸收当代资产阶级的文化成果的地方。比较突出的是在20世纪西方哲学文化发生“语言学转向”的大的理论思维方式转型的时候,他们没有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真正地与时俱进,在文艺学中广泛使用了文本分析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分析,有了切实的文本解读的落脚之处。而且,从文学文本的分析扩展到文化文本、社会文本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倡导的文化研究之所以影响巨大,就是因为把社会整体文化作为一种符号文本来进行研究,符合现代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我个人认为,中国文艺学在借鉴西方当代学术文化时,在对“语言学转向”的成果的借鉴上,下的功夫不多,在总体上不太注意对研究对象作文本分析。这一方面容易养成空疏学风,另一方面直接影响对当代西方新的学术成果的理解和借鉴。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之三,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之中,试图用马克思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和艺术、审美问题。无论这种努力是否成功,但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的基本原理部分,又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还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主要特点。社会现实与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使人们觉得过去的传统批评理论和方法在许多地方都难以回答和解决这些新问题。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整个社会处于准现代化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文艺学也处于同样的境遇,而且也必然要接触和回答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的一些突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艺学,它触及的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问题,许多是有关社会的现代化的问题以及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境遇中的新的问题。比如对在现代化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文化艺术的生产——消费、艺术的文化目的、现代主义艺术与后现代主义艺术等等问题,“西马”文艺学都有自己的看法或者对这些问题进行过争论。他们的意见都对在现代化进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启示。特别是,这2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争论中,发表了不少关于现代、后现代、全球化的理论见解,对于当前全球文化共同存在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于我们认识全球文化的整体趋势,与时俱进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都有启发。
       另外,这里谈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谈得多一些,而我们对“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语境的认识上,应当更为宽泛一些。在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格局中,有三种主要的理论形态: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以后,这些国家仍然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研究,这方面的信息目前还注意不够。第三世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我们也还没有什么研究,而现在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世界上相当有影响。比如在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是印度尼赫鲁图书馆、博物馆当代学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艾贾兹·阿罕默德。他在《阶级、民族、文学的理论》(1992)一书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来讨论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当代民族和民族文学问题,同俗称后殖民主义批评“三剑客”的三位重要理论家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芭芭等都展开过论战。他对这些理论家的批评主要是集中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批判的立场是否还适用于对殖民、后殖民现象的分析,种族问题是否与全球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存在关系。在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中,一些像赛义德这样的理论家,一方面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反抗压迫的观点去批判现实,另一方面又在激进情绪里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倾向。阿罕默德揭露了当代某些激进思潮主张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值得我们在分析当代文化思潮时注意。艾贾兹·阿罕默德而且从第三世界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切身感受,又对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提出异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反对新殖民主义文化的侵蚀等等方面,都有共同的立场。显然,我们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成果时,应当时刻关注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展情况。
       我相信,只要我们全面关注全球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批判性地审视,按照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去选择,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借鉴全球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成果,在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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