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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死
2015-05-16 08:51:11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德里达、米勒:“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
 
在当代中国,文学曾经有它非常“火”的年代。大家还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曾经接连不断引起“轰动”,为全社会所注目,似乎它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作家成为时代的骄子。然而,曾几何时,文学头上的光环慢慢黯淡下来。到了九十年代之后,文学似乎打蔫儿了,作家成了“边缘化”的人物,失去了昔日站在社会舞台中央的英雄光彩。而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命题传到中国来:“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将要终结”。比较集中和明确地传达这个讯息的是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2000年金秋,他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借德里达的话阐述了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的“悲惨”命运,引起了与会者不小震动和争论,鄙人有幸在场。当时我对米勒教授的观点虽然有些疑惑、不解,甚至还有些不满,但对他发言的苏格拉底式的循循善诱和雄辩,十分佩服。这个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
米勒一开始就引述了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中的一段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然后,他的整个发言就围绕这段话的思想加以发挥。米勒说:
“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道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德里达的话对于文学工作者、文学爱好者、甚至所有惯于以文字表达思想感情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米勒在转述德里达的话时,也尽量照顾人们的这种情绪,说得委婉、退让,但他是赞同德里达的,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明白:“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儿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1] 那么,“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是怎样被“改变”的呢?——“照相机、电
 
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就渐渐造成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如下状况:“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
米勒还引用了麦克卢汉“媒介就是信息”的话,说如果用德里达的独特方式,这句话就是“媒介的变化会改变信息”,换一个说法即“媒介就是意识形态”。保罗·德曼曾说,我们所称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语言和自然现实的混合体。米勒补充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所接受到语言或者其他符号。手抄稿和印刷文化是这样,今天的数码文化也是如此。就是说,“电信技术王国”通过形成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使得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甚至情书走向终结。
具体地说,譬如,印刷机渐渐让位于电影、电视和因特网,且越来越迅速,所以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也日渐模糊起来,也就是说,“距离”消失或者趋“零距离”了;当今世界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且出现多个不同层面的自我——这些就成为情书“走向终结”的一个原因:在电话或者因特网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写情书,然后再通过邮局邮寄到那个人;而且直接打电话或用因特网更方便,干吗用文字写情书?
再如,因为电影、电视、或者因特网的屏幕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一线相连的主体性的延伸,所以,从笛卡儿一直到胡塞尔的哲学所赖以存在的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也被极大地削弱了,这可能是德里达所说的新的电信时代将会带来哲学的终结的内涵之一。
还有,多媒体的产生使得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日渐消逝,虚虚实实,幻象丛生,精神分析的基础——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而今也不复存在。
如果上述所言是实,即电信技术、电影、电视、因特网、多媒体……取代了印刷机,文字被电子媒介挤兑得无路可走,等等;那么,以文字为基本媒介的文学,其命运就的确很可悲了。
但是,米勒又并非完全肯定文学终结的命题。在文章最后,他以黑格尔作为回转的由头:“黑格尔说,就艺术的终极目的而言,艺术属于,而且永远属于过去(关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我在下一节专门讨论——杜)。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包括文学)也总是未来的事情。艺术和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就文学和文学研究而言,我们永远都耽在中间,不是太早就是太迟,没有合乎时宜的时候。”米勒还说:“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息在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在这里,现在。”
又两年,2003年9月米勒再访北京并带来新作《论文学》,其中仍然说:“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这话的意思很明确:因“不同媒介”而转到“不同纪元”了,因此“文学的时代”马上就接近“尾声”了,文学即将“终结”了。但在这时,米勒又把话头一转:“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2]从“文学
 
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这话看,既然文学可以作为“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那么文学又怎么可能“终结”呢?永远不会“终结”的。
不知我们是否理解有误,或者翻译不准确。假若无误,那么米勒教授,正如有的朋友戏言,是否有点“滑头”?他的表现,他的上述言辞,是否“首鼠两端”?让我们摸不清他的真实的和确切的意思和意图。
也许这件事情本身就根本说不清。
 
黑格尔:“终结”不是“灭亡”
 
既然米勒提到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思想,那么我们也必须弄清怎么回事。
大家知道,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提出一个“艺术终结”(后来有人说是“艺术的消亡”)的命题。按他的哲学,艺术是他的“绝对精神”发展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或阶段,是绝对精神通过人进行反思或观照的方式之一,必将被高于它的方式(宗教和哲学)所扬弃。
黑格尔的体系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奇迹。他构造得如此精妙。虽是人造的,虚构的,但巧夺天工,像真的似的。这个体系的灵魂是绝对精神。起点是绝对精神的逻辑阶段,之后是自然阶段,再后是精神阶段。逻辑阶段是纯概念,是事物的本原。逻辑概念发展为自然阶段,在自然万物和现象界表现出来——先是无机界,后是有机界,再后是人。出现了人,精神得以显现,于是进入精神阶段。精神阶段又有三个环节:主观精神(个体意识),客观精神(社会的法、规章制度),绝对精神(理念通过主体即人进行的反思、思考、观照)。绝对精神的这种反思、观照有三种形式:艺术的直观形式,宗教的表象形式,哲学的思维形式。
在黑格尔那里,艺术-宗教-哲学,是绝对精神发展中的三个环节,是辩证转化的三个步骤,是后者对前者的扬弃。后来人们似乎有点误会,把艺术向宗教和哲学的这种发展、转化、扬弃,认为是艺术的消亡,好像艺术从此消失了,灭亡了,不存在了。其实这是对黑格尔的曲解。黑格尔说过:“艺术在自然中和生活的有限领域中有比它较前的一个阶段,也有比它较后的一个阶段,这就是说,也有超过以艺术方式去了解和表现绝对的一个阶段。因为艺术本身还有一种局限,因此要超越这局限而达到更高的认识形式。”[3]黑格尔又说:“我们诚然可以希望艺术还将会蒸蒸
日上,并使自身完善起来,但是艺术形式已不再是精神的最高需要了。”[4]虽然不是“最高需要”、不是最高
 
的“认识形式”了,但并非从此不存在了,死了。只是艺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能不向‘后’面的宗教和哲学转化,自己超越自己。或者说,艺术在宗教和哲学中扬弃了自己,从而也保存了自己,成为宗教的一个方面,也成为哲学的一个方面(黑格尔说,“从艺术向宗教的这一进展可以这样来表示,即说艺术对于宗教而言只是一个方面”[5];黑格尔又把哲学界定为宗教与艺术的统一)。
 
但是艺术依然存在,它是艺术的另一状态,即近代艺术的阶段。黑格尔没有把它同象征艺术、古典艺术、浪漫艺术并列起来;但也承认它是一个阶段。此前,“艺术曾以意义和形象的统一,以及艺术家与其内容和作品的统一为基础。更切近地说,正是这种结合的确定的方式,曾给内容及其相应的表现提供实体的、贯通于一切作品结构的规范”;此后,“……我们就到达浪漫艺术的终结,到达新近时期的立足点,其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是艺术家的主体性统驭自己的材料和自己的创作,因为他的主体性不再是被内容和形式上一种本身已确定的范围给定的那些条件所支配,反之无论是内容还是其表现方式都由艺术家的主体性来选择和控制。”[6]在黑格尔看来,过去艺术表现绝对、表现原则,现在的艺术则表现主体,表现主体的个性、性格、感情和生活,表现人和人性的东西。他肯定近代仍然有一种艺术,肯定近代艺术是一种人道的艺术,一种直接从人出发、以人为对象而又回到人本身的艺术。[7]这样的“近代艺术”,以荷兰风景画和小说(小说是真正史诗的终结)为代表。这就是说,所谓“艺术终结”并不是说艺术死亡。艺术没有死亡,也不会死亡,——除非人类死亡了,地球毁灭了;浪漫艺术“终结”了,还会有新的艺术出现。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对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作过这样的阐述:“黑格尔决不想否认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潮。”[8]
黑格尔“艺术终结论”提出后也有不少应者,上个世纪的现代艺术研究家中讨论“终结”者亦有人在,如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他讨论现代艺术的著作《艺术的终结》[9]中就重新讨论了黑格尔的命题,不过实际上他认为艺术既
 
有终结,也没有终结。他说:“艺术会有未来,只是我们的艺术没有未来。我们的艺术是已经衰老的生命形式。”[10]这种相信艺术有未来、有终结的观点,是“以线性历史为先决条件”的:“如果我们认为艺术有终结,
 
我们就需要一种线性的艺术史观,……现在,黑格尔的理论满足了所有这些需要。他的思想要求有真正的历史连续性。”[11]但是,假如认为历史是非连续性的(历史相对主义),那么,艺术也就无所谓终结,因为一时代有一
 
时代之艺术,你方唱罢我登台,旧的去了,新的又来了。现代艺术终结了,后现代艺术又新生了。上面阿瑟·丹托所说的“我们的艺术没有未来。我们的艺术是已经衰老的生命形式”是指以线性历史观来看的某一种“艺术”,如现代艺术,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艺术终结于现代。
在黑格尔之后差不多二百年,“终结”的问题被“后”学大师们提出来。黑格尔当年“终结”于浪漫艺术,其中包括诗。后来,也可以认为“终结”于现代艺术。而按照那些“后”学大师(如德里达等人)的观点,则“终结”于电信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或者说后现代,而且“终结”的也不只是文学,连情书也不能幸免,还要搭上“哲学”和“精神分析”……。
然而,我们又得重复上一节把不定的问题:第一,对德里达、米勒的意思是否理解得准确?他们是说文学真的要“终结”吗?第二,按我的理解,黑格尔的“终结”不是说艺术从此消亡,那么,这儿的“终结”就是消亡吗?
不。文学不死。
 
文学受到威胁,但不该“终结”
 
我的一位年轻的同事彭亚非写了一篇文章《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发表在《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上,坚持认为文学不死。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彭亚非认为,现代社会是个为大众消费文化所覆盖的社会,而图像社会的出现,使传统文学的中心地位和权威身份被颠覆,整个文学界普遍滋生强烈的挫败感和生存危机感,尤其是那些所谓纯文学的写作,由于迅速的边缘化而弥漫着浓郁的怀疑论与悲观论情绪,以至于文学正在走向终结与消亡的观点再次甚嚣尘上。而实际上,这样的情绪和观点的风行,与对图像社会和文学的本性都缺乏足够清晰的理解是分不开的,故而具有某种过甚其辞的虚幻性。但是,“图像社会”的出现尚不足以使文学消亡。
近一个世纪以来图像符码与图像信息在我们文化生活中大密集度地涌现,甚至被一些人描述为图像爆炸。我们现在的文化运作方式与文化生活形态主要是由图像的呈示与观看来构成。大体可以将这些图像现象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为视像部分,即包括摄影、摄像、电影、电视以及由真实影像所拍摄而成的各种广告等等;一为图画部分,即由人绘制的各种图像,主要包括漫画、动漫、卡通制品、电子游戏等等。它们包围着我们,并构成了当今的图像文化统治。最能说明视像文化在今天生活中所具统治地位的媒介则要数电视。光是中国,现在每年就要生产一万余集电视剧,其他的电视节目与广告量当可想而知。因此今天我们几乎可以说,人类创造了影像文化,也就创造了被影像所包围的生活。有人作过一项调查,证明我们今天所掌握的社会信息,有60%到70%是通过图像的方式获得的。英国学者约翰·伯杰在《视觉艺术鉴赏》一书中写道:“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曾经出现过这么集中的影像、这么密集的视觉信息。”[12]这些围绕着我们的影像和视觉信息,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视觉化生存,也构成了后
 
现代的所谓“眼球经济”和图像文化模式。
在电子技术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已有图像文化。人类实际上一直没有放弃过通过图像来感受和理解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的努力。只是这个基因需要一个契机才能被全面激活。上个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为信息的公共化和图像消费的全面普及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图像正是大众话语最合适的传媒与载体,图像化为大众化的意识形态表达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图像霸权也是对传统精英性的话语霸权的一种解构和颠覆。现代图像文化的消费性也使之具有将一切图像信息泛审美化的特性。但是必须看到,狂轰滥炸而又瞬息万变的图像文化消费培养了一种文化惰性。丹尼尔·贝尔说:“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13]使人们忽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深刻本质。尤其是图像文化中的广
 
告文化,往往便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表达的主要途径(但不要夸大其词——杜)。广告虚构着生活,掩盖了生活中的不完善之处(当人们知道广告是怎么回事儿时,广告还会有这么大魔力吗?——杜)。因此,在图像社会的视觉大餐面前,我们有必要对视像文化有可能一味成为权力话语、金钱话语与大众消费性话语的共谋这一图像社会的负面性保持足够清醒的警惕性和批判意识,而这一意识对于我们理解文学的当代命运与未来使命则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将前图像社会看作是一个由语言-文本的活动与运作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就是说,数千年来人类社会中基本的文化内容:知识、历史、意识形态内涵、社会生活信息以及主要的审美意象的传播,主要都是由言说与文本来实现的,言说与倾听、书写与阅读构成了我们文化运作的基本模式。这个基本模式使得话语(包括言说与文本)成为最主要的人文资源与人文场域,成为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中最主要的支配者和掌控者。而文学正是这个基本模式中最主要的构成,其话语活动渗透和覆盖了整个文化领域。但是今天电视(将来也许就是互联网)取代文学成为社会文化消费的宠儿,文学文本的创作与阅读,在图像社会中必然会受到更大的排挤,它的传统影响也必然会被大大削弱和消解。——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它合理的一面。
既然图像社会给文学的生存带来如此巨大的压力,那么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自然就出现了:文学是否正在走向消亡?从人们的一般心理而言,都不愿文学消亡,因此,在压力面前,想出一些变通的理由加以缓解,如:有人认为精英文学或者所谓的纯文学也许确实衰落了,但消费性的大众文学却实际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有人认为文学现象性的“缺席”并不影响它实质性地“在场”,文学依然在后现代的文化运作中以一种“隐蔽形态”处于支配性的乃至统治性的地位,这样一种存在形态可以直白地描述为“大文化领域内人文活动的文学性体现”;还有人提出了所谓“大文学”或“泛文学”的概念以说明文学实际上也并未消亡,今天的文学不过是已经“化整为零”,“变异”为大众文化消费中一种日用化或应用化的文字产品,比如说以广告词、新闻叙事等等文体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种种文化活动之中。[14]但是,以上各种说法对于我们理解图像社会中文学的归宿与未来命运,对于我们认清文学将永存于人类文明中的
 
必然性与必要性,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永存的理由和它不可抗拒的未来,事实上牢牢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因为决定文学命运的终究是它固有的、特定的人文本性和人文价值。
 
文学的人文价值与图像的局限性
 
有个我们习焉不察的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接近文学最基本的美学本性: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似乎永远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假如我们事先已经熟悉这部文学作品的话。事实上没有一部影视改编作品能真正呈现出优秀文学作品文字背后那些深刻的意味与涵义。我们观看到的总是不如文学经典已经让我们在想象中体验过的,这正是文学辉映下的影像的宿命。事实上任何一个影像或任何一系列影像,都只是对原始景观的复制或再现,它们失去了更多更丰富的意义再生或意义深化的可能,使我们的审美收获受到很大的限定。(指出影像的局限性,这一点很重要,虽然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但注意它,无疑对解开“文学用存”具有重要意义——杜)因为完全真实的形象具有存在的不容置疑的个别性,而且它的感觉实在性使它的全部意义和意味都集中在完全为它自身所限定的所指上,而不大可能形成更大的审美能指空间。所以一般来说,影视演员表演得再好,充其量也只能展示他个人所可能具有的和可能表现出来的魅力,而更多的审美可能性却消失了——而这种可能性总是在文学的阅读中存在于千百万个读者的想象之中的。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将自己限定于一个可观看的世界之中,我们实际上也就会被观看所规定、所决定。我们不可能自己来决定观看对象的主观合目的性。而内视性的想象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想象总是内在地伴随着人的感情倾向与心理体验,并且潜在地为这种倾向与体验所引导。文学的内视形象本身就已经超出了现实形象的客观实在性,它已经是对可能的审美形象的更为理想的再创造,以使审美对象的存在意义与意蕴更为有效地呈现出来,所以,文学的内视审美总是给审美想象的可能性留下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另一方面,与文学的阅读所获得的内视美感相比,影像的观看使我们外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使我们消极被动地在感觉诱导的满足中,与审美对象建立起一种轻率的同时又并不牢固的现实联系。因此,观看虽然能更直接、更当下、也更轻易地获得感性的愉悦,但它也必然要付出深刻性、丰富性和恒久性的代价。比如电视画面一闪而过的瞬间流动特征就受到人类记忆的限制,它迫使你迅速而感性地接收它的每一个画面,而无法深入体验对象的美感底蕴。长期这样被动的浅层次观看会使人形成一种惰性的信息接纳方式,从而丧失深度的审美感悟能力和内心生活的丰富性。相比较而言,文学活动中的内视审美却使我们在精神上拥有整个影像。阅读会逼迫我们自己去创造出、去建构起内视的对象,使心灵“观看”到的一切充分内化于我们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从而使我们更为积极主动地同时也更为深入地领悟文学意象的内涵和意义。因此,文学总是能使我们达到更为深刻的历史深度和人性深度。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与其他审美活动的本质区别所在了:所有的艺术样式——美术、音乐、戏剧,更不用说今天的影视文化了——都是诉诸视听感官的物性形象。它们都必须借助于审美者生理上的、感官上的直接愉悦性来达到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审美收获。(难道都是这样吗?——杜)但文学就不同了,它实际上并不提供任何物质性的视听愉悦感受——它提供的只有通过想象建立起来的心理形象,我们可以将它叫做内视形象。我们是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来审视这些审美对象的。因此,文学为我们创造的是一个内视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看起来由语词符号组成,其实它只能由我们每一个读者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创造出来。它就像梦境,像幻觉,像我们内心深处的回忆与想象,是一个无法外现为物质性的视听世界的所在。就此而言,即使我们有心用某种艺术样式或某种生理性的感性满足来取代文学所提供的审美世界,它作为一个永远不可能为感官所感知的精神性的存在,又如何能被取代呢?因此,无论图像社会怎样扩张,无论图像的消费如何呈爆炸性地增长,它对文学生存的所谓威胁其实就人文诉求方式而言并不存在。文学是唯一不具有生理实在性的内视性艺术和内视性审美活动,因此与其他任何审美方式都毫无共同之处(这话说得太绝对了!——杜)。说到底,我们所拥有的全部艺术和所有的美,都不过是对人类生存诗意的呈现与揭示。人类是唯一具有主体性的生物,文学的内视性想象和对存在诗意的内在体验使人类超越了物质性空间生存的制约而进入了时间性的存在之中。文学是关于人类生存本质的艺术。在文学中,人们把美交还给美,把实存交还给实存。在文学的阅读过程中,人因为获得时间性而得以进入本质性存在,人也由此而获得对人本身的信仰和超越现实生存的精神力量。文学超越了感性空间的束缚,因此它也远离了其他审美活动的空间角逐,在纯时间性的内视世界中开拓着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审美疆域。不用说,只要人类还需要在生存意识中体验纯粹的时间本质,那么即使是图像社会的完美风暴,也不足以使文学丧失掉只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这块世袭领地。因此,说到底,没有什么文学终结的问题。文学的未来将为它自己优越而深刻的本性所指引。在图像文化成为历史新宠的后现代社会,它仍将持之以恒地将我们带往时间的深处,在尽显语言和内视世界的能指之美的同时,通过深刻的内心体验开掘存在的诗意,共享人类灵魂探险的无穷可能性,并以此构成人性的全面而立体的交流,使失去家园的人类精神在新的信念的询唤下,在灵与肉的主体性升华中,重获救赎,直达彼岸。
这是我所看到的彭亚非写得最有深度的一篇文章。对他的许多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他也有夸大其词之处。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各有优长。不能以文学之长衡量其他艺术之短并从而洋洋自得不可一世,甚至认为文学是至高无上的,蔑视其他艺术门类;反之亦然。各种艺术,不管是文学,还是影视艺术、绘画、音乐、舞蹈、建筑……,既有长,也有短,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谁也不能取代谁。彭亚非是否把文学优点扩大了,甚至文学的局限也看成优点;而把其他艺术的缺点扩大了,甚至把它们的优点也看成缺点?
我觉得在电信时代、电子媒介时代、“全球化”时代,文学受到巨大冲击,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新形态,从创作到接受都与以前大不一样,需要思考,需要研究,需要给予高度关注,而不必忙着下结论。但是,我心目中有一个信念(姑且先说是信念吧)还是很强烈的:文学离“八宝山”还远,文学应该会“活下来”,它不会就这么无情无义的撇下我们一走了之。
文学,我爱你。世上千千万万人将会用爱挽留你。
 

 
[1]米勒2003年9月再访北京,带来了他的新作《论文学》,仍然申述原来的观点:“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
 
[2]米勒《论文学》中的话,此书尚未译成中文。这段话转引自金惠敏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趣零距离、拟像逻辑与语言主体》一书中《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一文。
[3]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31页。
[4]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32页。
[5]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32页。
[6]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374-375页。
[7]参见薛华《黑格尔与艺术难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43页。
[8]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原》,见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两卷本)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301页。
[9](美)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0](美)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第97页,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重点号原有。
[11](美)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第97-98页,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2](英)约翰·伯杰《视觉艺术鉴赏》,戴行钺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53页。
[13]《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
[14]陈晓明《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问题》第一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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