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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文艺书信(下)
2015-05-16 08:48:32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话说“新启蒙”
 
高山:
最近我听到一种说法:九十年代“启蒙”已经过时,未来的时代是不需要“启蒙”的时代。你的看法呢?
我认为,“启蒙”并没有完结,只是改变了形态。新时代需要“新启蒙”,而且未来还会不断有新启蒙和新的启蒙理论家出现。当然,未来的时代不需要“高居人上”的“启蒙”家,而需要作为民众朋友的启蒙家;而且,人们还会互相启蒙。因此,启蒙永远是需要的。
前几天我听了几个发言,读了几篇文章,受到触动很大,深深感到自己被“启蒙”。
几个发言是在一次有关文化战略问题的研讨会上听到的。
一个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董光壁研究员谈《信息时代的文化发展》。他认为,人类社会有五种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社会中轴,历时地看,依次是:情意中轴、道德中轴、权势中轴、经济中轴、智力中轴。目前是从经济中轴向智力中轴转化。我们现在仍然处处围绕经济中轴转。在智力中轴时代,要充分考虑到科技对文化的影响,但要警惕科学、艺术、道德的分裂,要注意促使科学的人道化。
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研究员谈传统文化。他提出了几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一、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有数的几个有自己独立起源的民族文化,而且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古一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二、中国古文明是多源的、开放型的,中国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中滚动发展的。三、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要“完整”地发展。何为“完整”?他举来华访问的一位美国大学校长的一句话加以说明:“不要做半个人”。——只懂科技是半个人,既懂科技又懂人文,一才是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
他们的发言,对我们研究文艺学美学无疑是具有启示性的。
几篇文章,主要是谈“知识经济”(或称“智能经济”)和”知识社会”的:一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发表在199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上的《谈谈“知识经济”》,一是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发表在1997年底《科技日报》头版头条的《无限的智能和智能的无限》,一是中国科协科普研究所所长袁正光先生发表在 1997年 12月11日《中国科协报》上的《知识的社会—一我看二十一世纪》。这三篇文章给孤陋寡闻如我者,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二百年前开始以工业经济代替农业经济,而今天,则开始以知识经济代替工业经济了。我们正在走向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正在步入知识的社会。靠知识(特别是电脑、信息、软件知识)致富,把知识作为资本来发展经济,这或许是知识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征。知识经济的“燃料”就是信息。用一片指甲大小的芯片可以存放两年《人民日报》的信息量;用一张光盘可以存储一部大百科全书;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一秒钟可以把两年《人民日报》的信息全部传输完。二十一世纪将是知识的社会,信息的时代。信息化制造技术将导致生产车间无人化,制造过程非物质化。科学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以互联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2005年电视电话将大行其道,2030年汽车将用氢来驱动……
谁说“启蒙”的知识分子衰退了、“边缘化”化了?谁说“启蒙”可以停止了?知识分子虽然绝不应以教师爷自居,但也不能自我放逐。社会越发展,知识越增加,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也就应该越高。当越来越多的人掌握知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将借助于知识而展开思想的翅膀,并且将更多地互相启蒙。有理性的人是不会拒绝启蒙的。
智能经济,知识社会,信息时代,将给文艺和审美,将给文艺学和美学,带来什么呢?
有的人认为,未来的社会,科技将大发展,科技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但科技与人文是矛盾的,科技高扬的是物,而物的高扬就意味着人的贬低,就意味着人文的衰微。我想,这个看法未必正确,至少未必全面。最近获得14项提名、11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影片《泰坦尼克号》的成功,透露了一些信息,表明高科技对文艺和审美发生的影响未必是负面的。恰恰相反,利用高科技手段,可以高扬人、高扬人文精神。英国《金融时报》1998年3月24日电一篇文章中说,“影片中计算机利用数字信息模拟出海洋、海豚以及数以千计爱德华时代的人物”,令人很难找出破绽,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和审美动情力。还有的文章说,观众在影片中所看到的沉在海底的船骸和舱内景象,绝大多数是在3800公尺的海底拍摄的。导演说,他所采用的复杂技术,几可与登陆火星的摄像机比美。因此,这部影片利用高科技创造出来的高度艺术真实,歌颂了人的最美好的爱情,科技与审美联姻,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该片上演,“万人空巷,好评如潮”。它在全世界的票房价值已近12亿美元。
难道技术的发展会导致艺术的灭亡?不会。未来的智能社会、信息时代,可能会产生新的艺术或艺术的新形式,但不会是艺术的灭亡。
文艺学美学又如何与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艺术实践相适应呢?有识者不能不深长思之。我坚信,艺术不会灭亡,文艺学美学也会继续发展。
将来的文艺学美学理论应该特别考虑科技对艺术实践的影响,尤其要促进科技的人文化和人性化。譬如说,电视文化(文艺)、网络文化(文艺)都是科技含量很高的文化(文艺)形式,如何使其中人文因素处于主导地位,而不让科技压倒或淹没了人文,值得高度关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但这个实践需要理论给予有力支持。最近我读到了厦门大学黄鸣奋教授的《电脑艺术学》,我不敢说这是一部十分成功的著作,但其意图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他想为新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智能时代)的艺术实践提供理论支持。黄先生认为,电脑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形态,冲击着似乎天经地义的艺术观念,在造就一批艺术新人的同时,动摇着传统艺术的根基。所有这一切,都呼唤着人们对电脑与艺术关系的关注,为新艺术和新的艺术理论催生。
此外,新时代不仅是信息时代、智能时代,而且是“生态学时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整个世界将从“工业型社会”转向“生态型社会”。在“生态型社会”中,一种新的文艺形态——“生态文艺”或曰“环境文艺”将获得长足发展;相应的,“生态文艺学”或曰“环境文艺学”将建立起来。这将是与以往不同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另一种世界观、自然观、生态观、人生观和美学观。
总之,新时代呼唤新的美学和文艺学。我呼吁学界同仁热切关注新时代美学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
流水
 
 
世纪之交:中国文论从哪里突破?
 
流水:
今天我要同你探讨文艺理论如何突破的问题。
我们即将举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回眸二十世纪,深感近百年间,我们的中国“文”场多半时间几乎变成了“武”场。“打”、“杀”之声此起彼伏,批判口号不绝于耳。虽说我们的文艺学不是没有成绩、没有建树,但常常是形而上学的否定压倒甚至代替辩证的肯定,消极的破坏盖过积极的建设,至“文革”期间达于极至,我们文艺理论数十年取得的不算丰富的成果,也被打着“革命”旗号的“左”爷们扫荡殆尽,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了转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策既定,文苑复苏,理论之花渐绽新蕊。这之后十余年,现代文论新著纷纷问世,国外各种流派的理论著作迅速翻译出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著作和古籍注本竞相推出,各种报刊上文艺理论批评文章铺天盖地。加上美学“热”、文艺观念“热”、方法论“热”……一时“热”浪滚滚;“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了又“新”;“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后”上加“后”,令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可以说,八九十年是本世纪内中国文艺理论最热闹的时期。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终于从简单否定、破坏的怪圈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正常建设的里程。21世纪应该是一个对话、共处和建设的世纪!
但兴奋之余,冷静下来考察眼下文论现状,又觉得有许多问题正困扰我们,使文艺理论裹足不前。我认为在世纪之交我们必须解决好四个关系,并在这四个关系的结合部使文艺理论取得突破:即理论与创作、中与西、古与今、知与思。
就总体而言,目前理论严重脱离创作实际,二者隔了一层厚厚的墙。责任在谁?在理论。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在构想自己的著作或论文时,常常不是从对创作实际的考察研究中抽绎出命题,形成判断,得出结论,而是已有概念、范畴的推论、演绎。这已有的概念、范畴,或来自前人,或来自外国。例如目前正谈得有滋有味的“后现代”就是舶来品,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中国国情,很难说。还有些文章把五六十年代的老命题、老范式反复炒来炒去。这样的理论与作家的创作无关,那么作家自然也不理睬这样的理论。有的作家甚至一提到理论就反感。理论要想突破,必须在与创和实际的结合上下工夫,贴近创作,与作家结下手足情谊,使死理论成为活理论。
中西关系处理得不好也是目前文艺理论界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两种偏向:一是认为一切都是本民族的好(可否称为“新国粹主义”);一是主张全盘西化,对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五体投地地臣服,不加分析地套用、移植。
中西“体”、“用”问题已争论了一个世纪: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在目前,有人又提出“全球化”新论:即“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这无疑比前说更高明。
我认为“全球化”问题必须分清不同学科领域和层次,区别对待。
科学需要全球化,应该全球化。因为科学主要是“知”,“知”的特点是对普遍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重在客观,容易趋同。其中自然科学最易全球化,必须全球化。
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很难全球化,不宜勉强全球化。因为哲学、美学虽不能没有知,但主要是“思”,“思”的主要特点是对人以及与人相关的外在对象的意义进行思考、求索、体认、叩问,重在主观,因此常常更多地表现出不同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历史特色、社会集团(阶层、阶级等)特色、个人特色,很难趋同(顶多达到“和”而不“同”),很难全球化。
最难全球化的是文学艺术。因为文艺虽也涉及“思”和“知”,但根本特质在于“情”,众所周知,“情”是所有精神现象中最难规范、最难同一的,它丰富多彩、变幻无穷,它最富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地域特色、个人特色。我甚至认为文艺的特质是反全球化的,是与全球化根本矛盾的。文艺不需全球化、不必全球化,不应全球化。即使世界大同了,只要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习俗和爱好,不同的自然素质和性格,那就会有不同的文艺,相应地,也会有不同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唯其如此,世界才丰富多采,多滋多味,亲切可爱。
如此说来,中西文论和美学的关系原则也可以这样确定:中西文论必然各具个性,各有特色,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也不能论高低优劣。中西文论需要交流、对话,可以互相启发,互相学习和吸收各方于自己有益的东西,但是绝不可互相取代。我反对美学和文论的全盘西化论,也反对狭隘的国粹主义。中西文论可以做亲密的朋友,友好共处,彼此尊重,达到中国古人所谓“和”而不“同”的状态。总之,互相学习、共存共荣。它们相互之间必须交流、学习,但目的必须是更好地成为自己而不是失掉自己。
古今关系也是本世纪争论最烈、最长的问题之一,“五四”时期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甲寅》、《学衡》与主张“打倒孔家店”的革新派之争;50年代又有所谓“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之争。至今,古今关系仍未解决好,主要表现为古今的割裂。搞现代文论的人对自己的老祖宗两眼一抹黑;搞古代文论的人对文艺实际和理论现状也基本隔膜。而眼下,前者问题更突出。这就使理论很难突破现有水平。我主张,搞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打通古今界限,要知古知今,最好是通古博今,古今贯通、古今融汇。历史是统一的,不间断的历史,不知古的人很难深刻地把握今;不知今的人也很难科学地了解古。古今关系,在今天的中国就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我们的文艺理论当然要现代化,但这是以数千年优秀传统为营养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我们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应该在古与今的结合部找到突破点。
关于“知”与“思”,上面已涉及到。我认为文艺理论既要“知”,更须“思”,是“知”与“思”的结合。“知”主要是把握和认识对象是什么,对象的客观规律是怎样的。也可以说,“知”基本上是科学范畴里的问题。“思”主要是在“知”的基础上对人和对象的意义进行思想、体察、领悟。也可以说,“思”的问题主要是哲学范畴里的问题。文艺理论既关涉到科学层面的问题,更关涉到哲学层面的问题。好的文艺理论是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就其科学层面言,它比哲学要具体,具有形而下的性质;就其哲学层面言,它比科学要抽象,具有形而上的性质。
过去很少有人从“知”、“思”结合的角度来界说文艺理论的性质和特点,也很少以此为标准来考察文艺理论的优劣、得失,但“知”、“思”作为文艺理论的两种固有因素,其结合的好与不好的问题,始终是存在的。当下理论就有“知”、“思”割裂问题。有些著作或文章仅停留在“知”的层面,缺乏哲学深度;有些著作或文章看来很富哲学味道,但令人读来玄之又玄,原因是它们的哲学思考并不是建立在对文艺现实的具体而准确的把握上,而是对古代或外国借来的概念进行思考。它们的思想之花并未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土地上。我们应从“知”、“思”的结合部寻求文艺理论的突破点。
高山
 
 
面对传统:继承与超越
高山:
要突破是对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顾及传统。今天我想同你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眼下,文艺理论界最常谈到的话题大概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了。这是历史赋予一代甚至几代文艺理论工作者的严重使命。
既然是中国特色,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无可回避,即必须面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特别是传统文论。我们是喝黄河水长江水长大的、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的传统实在是太久远、太丰厚、太强大、也太沉重了。当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时,我们的从古代到现代的前人,孔孟和老庄,刘勰和钟嵘,严羽和李贽,金圣叹和王夫之,梁启超和王国维,鲁迅和毛泽东,胡风和周扬,朱光潜和蔡仪,等等,他们瞪着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们。如果无视他们,则谈不上中国特色。你说呢?
外国的东西再好,不是中国特色。外国的古人和今人,再出色、再卓越,可以是我们的朋友、密友,可以给我们以很大帮助,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吸收宝贵营养,我们甚至可以同他们“恋爱”、“结婚”;但代替不了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只能是中华民族自己身上的血肉,它的生命只能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犹如生育和抚养一个婴儿,主要和最好是依靠母乳喂养,母乳营养最丰富,最便于吸收消化。母乳,就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当然也要吃“洋”奶,而且也绝不可拒绝吃“洋”奶——我们俩过去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什么样的“洋”奶都吃一点。古希腊罗马的,古埃及的,印度的,伊斯兰的,欧陆的,英美的,日本和东方其他国家的……牛奶,羊奶,马奶,骆驼奶,甚至是狼奶、老虎奶……只要有营养,都可以吃。鲁迅就吃过进化论的奶,尼采的奶,后来吃得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奶,当然最主要和最根本的还是吃中华民族自己的奶。不要过分听信鲁迅所谓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过激言辞;倘真的不读,也就不会有鲁迅,不会有鲁迅每个毛孔都透露出中国味儿的文艺思想了。大家应该还记得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的一段话:“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还有,他在《南腔北调集》中《“连环图画”辩护》中说的:“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象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
作为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的毛泽东也和鲁迅一样,读得最多的是中国书。不说他早年极力推崇范仲淹和曾国藩,即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直到他逝世,中国书也始终不离身边。你曾对我说过徐旭初《红都风云》〔天地出版社,1996〕中的有关记述:长征路上病中的毛泽东一再轻装以减轻负担,许多心爱的东西和书籍都可以不要,但唯独几本中国书舍不得割爱。他把饭锅、牙刷、牙粉都丢掉了,但铁皮箱里却有《三国演义》、《水浒》、唐宋诗词和路上拣来的地方志。身旁的王稼祥问:“老毛,怎么没见到马列的书呢?”毛泽东说:“马列的书向你们借就行了,我知道你们必带。我这些宝贝在路上到哪里去借?丢了我就要断炊。”另外,从新出版的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可以知道,整个二十四史,他至少读了两遍以上,而且作了许多批注;对于《资治通鉴》,他也读得滚瓜烂熟。请问在中国现当代的革命家和领导人当中,有谁象毛泽东这样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如此熟悉呢?无疑,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德国的,也不是俄国的,而是地地道道中国的,是中国的山沟沟长出来的理论思想。不但他的诗、他的文章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且他的理论、他的文艺思想也是。这就叫做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的根是中国传统。
那种无视传统、不承认传统、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你我所不能同意的,也是不会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
对于传统,我们既有无可选择的一面,又有可以选择的一面。
我们不能不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传统里,不能不受着传统的熏陶甚至煎熬,就这一点而言,你无可选择,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就因为有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规定性,不管传统如何变化,如何吸收外来的文化因素,但终究保持中华民族的本色,谁也无法消除中华民族传统的天然基因。因此,我们不赞成那种全盘否定传统的态度。
但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传统,以怎样的方法接受传统、吸收传统、继承传统,接受和继承怎样的传统,却是可以选择的。就此而言,我们不赞成那种无选择的全盘接受的观点。
事实上,现在存在着某种无选择的全盘接受的倾向。
譬如,有同志提出“告别现代,回归古典”;还有的同志更明确地提出回归儒家传统。这就是在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采取一种无选择的全盘接受“古典”和儒家的“复古”或“厚古薄今”的态度。我不赞成这种态度。我认为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即毛泽东当年所说的“古为今用”的态度。因为“古”不是目的。“古”是手段,“今”才是目的。“古”是为了“今”。继承传统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如果明确了目的在“今”,那么,就会站在今天的高度,用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古”,采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即有选择的态度去对待“古”。
我之所以不赞成回归古典、回归儒家的提法,原因有三——你看看是否有道理。
首先是因为传统并不都是好的,而是有好有坏,有精华有糟粕。
就以儒家传统为例来说吧,一方面,它有其对今天有价值的一面,它的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的古典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它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人格,它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它的“言必信,行必果”的立人之道,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人类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它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以及“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文艺思想,等等,都是精华,都是需要继承的;但是,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又有矛盾。从整体上说,第一,在政治上,它维护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有反民主的倾向;第二,在经济上,它维护自然经济,排斥市场经济;第三,在思想道德上,它提倡忠孝节义,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独立平等、相互尊重、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相去甚远。这些都是糟粕,不能继承。
其次,传统不等于“古典”,也不等于“儒家”。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凡是在今天之前的,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历史作用,并且已经形成为相对稳定精神固块的文化力量,都可以称为传统。这样,不只是有“古典”的传统,还有现代的以及当代正在形成中的传统;不只有封建时代的传统,还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传统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传统;不但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还有三十年代的传统、解放区的传统、建国以后的传统、新时期以来的传统,以及正在形成中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准传统等等。具体说,譬如先秦时代“诗言志”的传统,汉末以至三国时代“建安风骨”的传统,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唐代以至宋代文以载道的传统,宋代以禅论诗的传统,明代公安派倡导独抒灵性和李贽倡导童心说的传统,清代桐城派古文的传统。黄遵宪“诗界革命”的传统,五四反封建的传统、文学写人生的传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统,等等。
从共时性角度来说,不只有儒家传统,还有墨家传统,道家传统,楚骚传统,佛禅传统;不只有封建传统,还有资产阶级传统,无产阶级传统;不只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还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统,等等。我们需要继承古代(古典)优秀传统,也需要继承现代优秀传统,尤其需要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优秀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优秀传统。
再次,传统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这就意味着:
从共时性角度看,没有超社会的完全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万能传统,也没有超民族的完全适用于各种不同民族的通用传统;不同社会形态必然有不同的传统,不同民族也必然有相异的传统。例如,中华民族的“诗言志”的传统,就不同于古希腊的诗要模仿自然的传统。当然,处于同一历史时段的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民族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因此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传统之间,可能会有某些共同的或相通的地方;但是,要想以这种传统取代那种传统,或者要想“回归”到某种传统,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历时性角度看,没有永恒的、凝固不变的超时代超历史的传统,没有完全适用于不同历史时代的通用和万能的传统,只有随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而相应地发展变化着的传统。就以“文以载道”为例来说吧,不同历史时代,文的形态与道的内涵必然会有不同,唐代韩愈所说的“道”同魏晋南北朝时刘勰所说的“道”有差异,宋代二程、朱熹的“道”与刘勰、韩愈的“道”也不会完全一样,而且他们各自时代的“文”也不会完全相同,因而,不同时代的“文以载道”,其形式和内容也都不会相同。而且,从大的历史范围来说,“文以载道”这个命题产生于旧的等级观念大行于世的时代,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都有主有次。显然,那时候,“道”是主,“文”是次,“道”是公婆,“文”是受气的小媳妇,“文”要为“道”服务,“文”要以“载道”为己任。但是,当历史发展到等级观念不那么强烈以至消失的时候,“文”与“道”不再是从属的关系,而是并列的关系,“文以载道”的命题还会不变吗?说到这里,我想起哲学所美学室滕守尧同志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西方审美文化的发展,先是从“核桃模式”走到“苹果模式”,然后从“苹果模式”走到“洋葱模式”。“核桃模式”即摹仿艺术的模式:核桃由壳和肉两大部分组成,它的肉,即被摹仿的现实,是主要的,而它的壳,即艺术形式,则是次要的。“苹果模式”即再现艺术的模式(发展到极端就是形式主义的模式)。苹果由果肉和核组成,二者相比,果肉(即再现形式)是主要的,而被再现的内容,即果核,则变成可有可无的。“洋葱模式”,即后现代艺术的模式。洋葱无所谓壳、肉、核之分,也不存在壳、肉两分或肉、核两分,它的壳就是肉,肉就是壳,没有先后、主次、轻重之别。因此,在这种洋葱式的艺术中,再现形式就是其内容,内容又是其形式,二者高度融合、相互生成,不分彼此。这样,其形式或形象就完全脱离了工具性。这仅是他个人的一种设想,对不对,符合不符合历史实际,还需要研究。但是,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呢?
当然,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的变化也是有根据的;而且,每个民族也有其相对稳定的特点。因此,某一民族的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必然有其内在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也就决定了后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可以继承前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的传统。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会重演,由后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回归”到前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的传统,是不可能的,譬如,要求从现代回归古典、回归儒家,是办不到的。
在某一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其前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之间的连续性,更需要看到其跳跃性,即质的变异和发展。这种跳跃性就决定了后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必须超越
前一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的传统,从而形成和建立新的与当时的历史阶段或历史时代特点相适应的传统。这是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标志。就“超越”性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言,要求现代回归古典、回归儒家,更是根本不可能的。
历史的行进、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由一种社会形态发展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由一种经济体制转换为另一种经济体制),正是连续性和跳跃性的辩证统一。
因其连续性,故有传统的继承。
因其跳跃性,故有传统的超越。
历史的行进是连续性与跳跃性的辩证统一,故传统的演变也随之有继承与超越的辩证统一。
继承中有超越,超越中也有继承。
但是继承与超越又不是一码事。继承绝不可等同或代替超越;超越也绝不可等同或代替继承。
只继承不超越,那是传统的停滞和凝固。
只超越不继承,那是传统的断裂和破坏。
我们既要讲继承,又要讲超越;讲继承和超越的辩证统一。
针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我们必须强调继承;不继承,不可能有现代文艺学的中国特色。
针对“告别现代,回归古典”的复古倾向,我们必须强调超越;不超越,不可能有中国文艺学的现代形态和历史发展。
上面所讲的对中国文论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即在认同传统的同时,使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发展、获得更新。不错,我们有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和骄傲,单讲文论传统,也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能躺在传统上睡觉,我们不能把活传统变成死传统。我们不能把古代文论的研究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学问来研究,把古代文论作为一种死去的遗迹来研究。倘如此,古代文论就不可能作为一种组成因素进入我们现代文论的知识结构,就不是活传统而是死传统。必须走进现代。这是社会大趋势,也是文论大趋势。中国的现代化,也包括文论的现代化。我们讲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事实上就是讲如何把中国文论的传统现代化。八十年代我们曾大量引进西方文论,这是在刚刚打破禁锢之后看到自身落后时,努力学习先进西方的一种反应。到九十年代,经过历史的文化反思,本民族的传统以最显著的位置摆在我们面前。把有价值的文化传统和文论传统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建设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形成新时代的文论思想,这也许可以称作是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和文论革命。
说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的“转换”二字,就必须强调超越和发展。也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超越和发展,就表现在“创造性”上。问题是需要找到这种创造性转换或转化的内在机制和途径,这是一个大难题,需要集思广益、共同探索。我现在几乎是束手无策,正期待着方家高见。不过,也作了一点粗浅的思考,说出来,请你批评,也就教于大家。
首先,要对古代文论的文本作科学的创造性诠释。有的人提出这种创造性诠释分五个层次:1、实谓,2、意谓,3、蕴谓,4、当谓,5、创谓。实谓,弄清本文说什么;意谓,本文表达什么;蕴谓问本文作者可能想什么,或本文蕴含什么意思;当谓,是在本文表面结构下,查出作者也许看不出的深层结构,据此对蕴谓层的蕴含作新发现;创谓,是解释者为救活原有思想或获得突破性的理路,找出我必须践行什么,创造性地表达什么。
其次,在对古代文论的文本进行创造性诠释的基础上,对全部文论传统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辨析。我们的文论传统中,有一部分在形成它们的当时就不科学,例如齐梁形式主义文风和理论主张;另外一些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进步意义和历史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今天已经失去价值(例如,革命文论传统中单纯强调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在当时是有意义的,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就不适宜了。邓小平同志四次文代会的讲话和胡乔木同志的署名文章已明确指出不再使用这种提法),对于它们,我们应该弃置一旁,不要让它挡着我们的进路。我们需要找出的是那些至今仍有意义、能够成为我们现代文艺学中有机组成因素的东西;或者经过改造和重新解释变得有用的那部分东西。这些东西无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还是在现代革命文论中,都是非常多的。例如“诗言志”,“诗缘情”,“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兴观群怨”说,“意境”说,“滋味”说,“兴趣”说,形神说(形与神的关系),虚实说(虚与实的关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气韵生动”说,“立象尽意”说,以及以禅喻诗,“我手写我口”,王国维的“隔”与“不隔”、“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直到毛泽东的典型创造理论,等等。当然其中有些东西需要我们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重新加以解释,使之成为现代文艺学的组成因素。
当今,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历史时期,对于传统的超越和发展显得尤为可贵。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在中国要想超越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能获得一点超越,就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进步。因为中国的传统,如前所说,实在太强大、太沉重了。传统中的精华强大和沉重,当然是好事;但传统中的糟粕强大和沉重,则成为历史进步的阻力,成为建设现代文艺学的巨大障碍。我们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轻装前进。
我们不但需要发掘传统文论中有价值的因素;同时还要不断总结文艺实践的新鲜经验,形成新的理论。这是对传统的真正超越。譬如说,对新近几年十分红火的纪实文学,就需要给以新的理论说明;对于新产生的电视小说、电视散文以至电视杂志(如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北京电视台的“伊甸园”等),以及连同稍早些时候产生的电视剧、电视音乐,都需要有新的理论透析。
这些,光靠继承传统是不够的、不行的,需要文艺理论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新的现实、新的文艺实践的挑战,迎上去,进行理论上的超越和创造。
今天我说得太多了,就此打住。
流水
1996年9月9日夜11时
 
 
文学与道德
 
流水:
前些天我主持召开了一个由首都部分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讨论文学与道德的问题,后来这个座谈会的纪要以《文学:呼唤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新道德》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艺观察》栏目里,占了整整一版;随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可见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想你对此也作了深入的思考,今天不妨再进一步探讨。
大家对当前道德状况说法各异,代表性意见是两种:即“滑坡”说与“爬坡”说。有人认为当前腐败现象严重,拜金主义盛行,见死不救时有发生,因此,得出道德“滑坡”的结论。但也有人认为道德不是“滑坡”而是“爬坡”。就是说,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现实向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发起了猛烈冲击,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正在兴起、发展,并将主导社会生活。因此,从本质上看,道德在“爬坡”。
你持哪种观点?
我认为,目前的道德状况,既有“滑坡”,更有“爬坡”,“滑坡”与“爬坡”并存。看到“滑坡”,我们必须给予严重关注,克服那些不适应或者阻碍社会发展的腐朽道德;看到“爬坡”,我们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并努力促进新道德的生成、发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强调,道德“滑坡”是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他说,我一向是个很乐观的人,但是面临的社会现实道德状况却不能令人乐观。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就走向了本世纪末。世纪末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而言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对当代中国而言则意味不同。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一些人在疯狂:在乳山县的走私案件中,是在疯狂地掠夺;还有一部分人在忧虑,忧患,忧国忧民。可是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写文章,著书立说又有多大用处?干坏事的人根本不看,什么优美崇高,在疯狂的人看来是一文不值。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形?归根结蒂,是过去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他说得有道理。
你前两天对我谈的感受我也赞同,你说,目前全社会都在关注精神文明、关注伦理道德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人文景观;就我们文艺界来说,像现在这样关注文学与道德问题,也很少见。
是少见。
文学与道德这个题目不是哪个人硬想出来的,而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实践把它推到我们面前来的。
当今,世界历史的大潮和中国历史的大潮相汇流,不容分说把我们中华民族这条古老而又崭新的大船从计划经济推到市场经济的航道之中,不管我们这些坐在船上的人愿意或不愿意,思想有准备还是无准备,准备得充分还是不充分。当然,我绝不是说船上的人全都是被动的、无意识的、无动于衷的、任某种力量摆布的。历史,不论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归根结底是人自己的历史,是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历史。也就是说,是有意识、有意志的人自己创造了和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我们所乘坐的这条船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由我们自己建造、自己装饰,破了,也由我们自己修补,并且归根结底还是由我们自己掌舵,自己选择航向。但也应该看到,人的创造物常常并不完全俯首帖耳听人使唤,人创造的历史也有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当我们为自己乘坐的这条船选择航向的时候,并不是人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必须符合总的历史潮流,偏离历史潮流是要吃亏的,逆历史潮流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在我看来,在可预见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着一基本航向,恐怕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
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是极其深刻的社会基础部分的转化,是十分重大的社会基本机制的变换。这个转化和变换,势必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掀起倒海翻江的巨大波澜和细致入微的深刻变化。这里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剧烈冲突。有沉渣的泛起,也有新芽的萌生;有腐朽的丑恶事物趁机作祟,以至在某些局部泛滥成灾,也有新生力量在拚搏中成长,放射出人类希望的光辉;有旧规范的失效,也有新规范的建构;有优秀传统(中国的和外国的)的赓续,也有新的人文精神的创造……。这一切,必将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伦理道德领域之中,因为道德关系是最牢固、最基本的人间关系,道德事关人人、家家、国国,世界没有道德关系,社会就会解体。打开我们的报纸,听听我们的广播,稍微留心一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道德问题多么突出!这自然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之一。
与此相关,上述一切也必将非常突出地表现在文艺问题上。文艺是社会人生最敏感的神经之一。你记得,五十年代曾经讲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如果我们不像过去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把时代内涵理解得过分偏狭和扭曲,那么,“晴雨表”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谈到文艺与道德,我很赞同这样一个说法:从某种意义上看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通过道德为中介的。应该说,文艺与社会的联系可以有好多中介,其中最恒常、最根本、最普遍、最贴近的中介是道德。
对于文艺与道德的关系,前几年我们一些同志(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以及我自己)并没有十分清醒的认识。那时候为了把文艺从以往“工具”和“奴仆”的可怜境地中解救出来,常常主要强调文艺自身的审美品格和区别于政治、哲学、道德的独特性和独立性,突出论述文艺的自律性。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缺点是注意了区别而忽视了联系,就是说,对文艺与道德(以及哲学、政治、宗教等)的联系注意得不够。这是不是造成文艺离道德越来越远的一个原因呢?当然,问题是复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后来这几年由于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出现了“文学不关道德、不论道德、无道德、不道德”的倾向,提倡“零度感情”、“中止判断”,赞赏“价值中立”。在某些作家和理论家、批评家看来,文学不愿、不必也不应再承担社会责任、道德责任,文学不愿、不必也不应再肩负历史使命,于是只剩下了“玩”。当然,文艺常常少不了“玩”(游戏、娱乐甚至消闲的机制和功能),我们的文艺不能像过去那样板着面孔进行政治训诫和道德说教,使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但是,“玩”却不能是、不应是文艺的全部。如果文艺只是玩,那也等于取消了文艺,就像过去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等同于道德从而取消了文艺一样。把文艺看成只是“玩”,违反了中外文艺史的基本规律和基本事实。难道看不出那些伟大作家笑中常含着泪水?看不见他们笔下常滴着血?听不见他们“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文艺不能无关社会、无关人生,因而也不能无关道德。我还是信奉这样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所从事的,是一项人类灵魂的伟大工程。文学通过塑造灵魂、改造灵魂、构建灵魂,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学”,从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灵魂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是道德、人格,因此一个伟大的作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道德家。
文学与道德自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学尤其如此。这也许可以算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中华民族的特色吧,你说对不对?
就全人类范围而言,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管非洲还是美洲,人类的精神宇宙都有三个光辉的太阳在照耀着,这就是真、善、美。只要人类存在,这三个太阳永远不会坠落。但是,因文化传统不同,东方(中国)和西方,人的心目中这三个太阳的地位却不尽相同。中国人更看重善,而西方人更看重真。如果说中国人以善为本位,那么西方人则以真为本位。中国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重心和中心是“诚意、正心、修身”,即道德修养、人格建设。“格物、致知”是以“诚意、正心、修身”为目的的;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须以“诚意、正心、修身”为根基,不然将一事无成。西方自古希腊起就把认识真理放在首要位置,对外,要认识自然,对内,要“认识你自己”。认识真理高于一切,其他精神活动都以此为中心来进行。联系到文艺,中国历来重视文艺与道德的联系、美与善的联系。孔子就是以美与善相联系的标准来评价古乐的,说《韶》“尽美尽善”,而《武》“尽美未尽善”。儒家还讲“修辞立其诚”,这“诚”,是道德范畴(价值论范畴),而不是真理范畴(认识论范畴)。中国古人很重视文学的道德意义。《荀子·大略》中说:“人之于文学(按:此‘文学’有文章、博学二义)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一个“鄙人”,“被文学,服礼义”,就成为“天下列士”,可见文学对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建设的意义。汉代的王充也强调“人无文则为朴人”,“人无文德不为圣贤”,并明确提出“文人之笔,劝善惩恶”。“劝善惩恶”几乎成了中国戏曲、小说创作的根本信条。与此相比,西方更重视文学的认识意义,从古希腊的“摹仿自然”,到十九世纪俄国美学家的所谓“再现现实”、“复制现实”,一根线穿下来。“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个口号更具有西方味儿。
然而,西方文学也并不忽视道德意义。你对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很熟悉,我们就以他为例。托尔斯泰的创作,托尔斯泰的理论,都强调文学的道德价值和道德作用,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根本上应作道德的理解。托尔斯泰在为《莫泊桑文集》作序时,也反复讲文学家必须具有“道德态度”,认为这是一部作品是否获得成功的根本条件之一。这说明,尽管西方与东方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美学主张,但对文学与道德的联系还是普遍认同的。
到近代和现代,中西美学互相交汇,显出某些合流趋向。中国借鉴西方美学,西方也吸收中国美学,真、善、美在中国文艺、西方文艺以至全人类文艺中越来越取得大体均衡的地位,被看得同样重要。这是符合文艺的本性的。优秀的文艺,真、善、美三者缺一不可。针对目前我国文艺中某种忽视善、忽视道德意义的倾向,应该疾呼:文艺不能天德,更不能缺德!作家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高山
1996年6月
 
 
人道与天道
——环境文学与道德问题
 
高山:
你对文学与道德的问题发表了一番宏论,但是没有涉及到环境与道德、环境文学与道德问题的关系。其实,环境文学也与道德问题密切相关。我想从这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环境文学以审美的方式诉诸人们的环境道德意识、环境权利意识,努力唤醒人们的环境道德感、环境权利感,呼吁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受到损害的人们,赶快觉悟起来,保护自己的“环境权”。
“环境权”?直到目前为止,恐怕许多人对这个名词还相当陌生。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说:“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当代的和未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这段话的前一句,就是说的环境权。有许多作品,如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拯救与命运》、《中国;水危机》、《北京失去平衡》、《只有一条长江》、《声环境——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等等,以及小说《消息不宜披露》(写掩盖严重的污染事实)、《小酒馆》(写滥伐森林)、《自杀未遂者的讲述》(以近乎戏虐的方式写这个被污染的世界连自杀都找不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诗歌《款步走出记忆》等等,除了诉诸人们的良知,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之外,还诉诸人们的权利意识,把因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而使人民群众环境权受到侵害的大量事实揭示出来,使人们睁开眼看看残酷的现实,号召大家起来为保护自己的最基本的环境权而抗争。责任和权利是连在一起的。环境权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部分,因而环境权也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保护环境权也是在保护人权。
但是,你知道,以往许多年究竟有多少人为受到侵害的环境权而抗争过?很少。这与人们环境权利观念普遍很低、实际上是公民意识的不觉醒有关。
在上面我给你举出的那些作品中,作家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下笔的。他要把许多尚在麻木中的受害者摇醒,向人们诉说保护自己环境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指出,保护环境权不只是为了自身,同时也是为了他人、为了人类、为了未来。
当然,这几年我国许多人的环境权利意识已经逐渐增强。报告文学作品中对人们为环境权抗争的事例也有所描写。《拯救与命运》写到,辽宁本溪市石桥子地区居民为解决石油化工厂的污染问题,在自救自助的共同意愿下联合起来,三天两头上访有关部门,甚至提出如不治理污染,他们将去法院提起诉讼。一位姓戴的老太太挺身而出:“如果大家信得过我,我戴老太太当石桥子居民的代表。就是赔上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把这场官司打赢。”
这位戴老太大的确是目前我国人民环境权利意识迅速觉醒的代表。
环境文学不但在用血的事实促使人们猛省(一方面唤醒人们的环境责任意识、环境道德意识,另一方面唤醒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而且更重要的,它还用审美的方式,帮助人们培养和树立新的环境观、生态观、自然观,建立新的环境道德观念。是的,人们应该重新审视和确定自己同大自然的关系。应该认识到,爱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就是爱护人类自己。对待大自然,绝不能像过去某个时候那样,只是一个“斗”字,把大自然作为榨取的对象、奴役的对象。大自然是人类的朋友和生存伙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人自尊也要尊重大自然。人的尊严与“天”的尊严、对人的尊莫重与对“天”的尊重、人道与“天”道,是一致的。无数事实证明,伤“天”总是害人,敬“天”即是爱人。损害“天”的尊严,往往导致失去人的尊严;以不尊重“天”开始,往往以不尊重人告终;违反“天”道,最终将违反人道。
为了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环境文学充当人与自然之间友爱亲善的使者,沟通人与自然的感情,倾其全力陶冶和培养人对大自然的挚爱情怀。本来,在“天人合一”悠久文化传统熏陶下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们,对大自然有着一种天然的亲情。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王维……,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描绘自然美的诗篇!文人雅士,向与自然情同手足,文与可与竹同化,米芾呼石为兄,林逋梅妻鹤子,李渔嗜花如命……。但是,现代以来,在部分人那里,大自然似乎由可爱的朋友变成了任意糟践的奴仆。人要骑在大自然头上拉屎拉尿、呼五喝六了。要“喝令三山五岭”,要“让高山低头”,要“让河水让路”,要“征服自然”,要“围湖造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不难找到“战胜自然”的描写和要“与夭斗”、“与地斗”的豪言壮语。结果如何呢?是洞庭湖、太湖、白洋淀等等的面积逐年减少,是森林遭到破坏,是水土流失,是生态失衡……只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人受到惩罚才不得不改弦更张。
是作家们较早感受到事态的严重,并且主动帮助人们与大自然实现和解。新时期的作家同古代的作家一样,也与大自然有一种天生的血缘联系。你读一读他们的作品吧,他们把大自然视为亲人和朋友,并把这位亲人和朋友介绍给读者,使人们都和大自然结亲,他们把大自然写得那么美,那么有人情味,那么纯真,那么可亲、可爱。
但残酷的事实是,到处存在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令你我都很伤心。这是不能容忍的犯罪!这是最大的不人道、不道德!
环境文学在对这些丑恶现象进行谴责的同时,宣扬新的自然观、生态观和环境道德观。
环境文学热情描写和歌颂正在形成和发展着的新观念新道德。纪实文学《拯救与命运》的价值在于,它描绘了本溪人环境意识和环境道德观念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生动过程,表现出本溪人有一种新的生态观、自然观在萌发、在生成,这对当前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许多作品生动描写并热情歌颂了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他们是真正的当代英雄。他们的形象无疑为全社会正在建立新生态观、新道德观的人们树立了榜样。他们当中有联合国环境领域最高荣誉奖——“世川国际环境奖”得主、前中国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几十年来,他奔波于全国各地,为治理污染、保护生态而呼号。
他们当中还有几十年如一日奋斗在三北防护林战线上的农民和干部。徐刚的报告文学《中国风沙线》,描写了华北、西北、东北人民几十年不懈地建设三北防护林的卓越事迹。
还有为保护大熊猫和自然生态,几十年默默工作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田致祥(陈祖芬《一个人,一只熊猫,一座山》)。还有为保护滇金丝猴而奔走呼号的环保作家唐锡阳和四十年一日保护塔克拉玛干胡杨的李护群(均见1997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东方之子”)。他们的哲学是:物我同舟,天人共态。他们的口号是:还我自然。
这样的人,是当今世界和未来世界人格高贵、道德高尚的人,因而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是“生态型社会”的主人翁。
让我们共同关注环境文学,并且向“生态型社会”的主人翁们致敬!
流水
199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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