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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2015-05-15 20:42:0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摘要: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现代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公开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在国际政治的现实语境下,由于国际法的制衡机制没有得到真正确立,左、右阵营的相互制衡在“冷战”时代主要依靠美、苏之间的是军力对抗,而“冷战”之后则陷于严重的失衡状态。
关键词:左派 右派 激进 保守 政治 制衡
 
尽管“激进”与“保守”、“左派”和“右派”是中国与西方通用的政治概念,但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不同不仅妨碍了我们对其正确的理解,以至于造成了此前学术讨论中的一些混乱,而且影响了其彼此之间相互制衡的正常关系。因此,有必要追根溯源,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以澄清。
在英国,最早具有左、右倾向的政党是17世纪70年代在议会内部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的讨论而形成的。其中反对君主专制、坚持议会制度者形成了辉格党;而拥护王权统治、反对民主政体者形成了托利党。后来,前者演变成了自由党,后者演变成了保守党。而真正在西方世界为“左”“右”二字赋予政治含义的,则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事情,“这两个词起源于1789年革命中法国国民议会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讲演台的左边,而不大拥护革命的成员坐在右边。1815年法国君主制度复辟后,‘左派’表示支持革命,而‘右派’表示反对革命。左派认为主权在民,赞成共和制,反对教士政策;而右派则推崇‘王权与祭坛’,即推崇以教会的价值观为基础以及维护教会价值观的专制和君主制政权”[1]
如果说左、右两派还只是两种不同政见的行为主体,那么“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则是与其交织在一起的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激进“这个词第一次被用在政治上是在英国。一般认为C·福克斯在1797年要求实行‘激进的改革’时首先使用这个词,改革内容包括大大扩大公民权。此后,激进派一词被作为一切支持议会改革运动的人在内的概括名词。”[2]与之相对应的是,“保守主义一词因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而有不同的含义,但总的来说,是指倾向于维护历史形成的、代表着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事物。直到18世纪末,保守主义才开始发展成为反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一种政治态度和运动。这个名词最早可能是在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分子首先使用的。一般认为最早在现代意义上明确地表达保守主义思想的,是英国议会议员和政治家E·伯克。”[3]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分别与“左派”和“右派”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不是一一对应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左派”中会出现“保守主义”,“右派”中也会出现“激进主义”);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度里,“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现实内容、“左派”和“右派”的历史意义也是不尽相同的。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判断。然而从单纯的学理上讲,我们又可以抛开这些历史的、具体的偶然现象,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区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左派”和“右派”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人性”问题的不同看法。激进主义者和左派政治家一般相信人生来是善良的,人类之所以腐败,完全是由于罪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然。这种大约是源于卢梭的人性观念,使他们相信可以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来改善人类的现有状况,并为这种革命行为赋予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浪漫主义理想。与之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者和右派政治家一般对人类的本性持有相当大的疑虑,认为人类的不幸均根植于其自身的罪恶之中,因而是不可能彻底根除的。这种大约是来源于基督教义的人性观念,使保守主义者相信只能通过有限的调整和改良来减少社会的腐败与人类的不幸,而对于那种宏大的社会变革和乌托邦式的政治蓝图不抱任何幻想。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待人性问题的不同态度,往往导致了左、右政党与传统宗教信仰的不同关系。
其次,是对“理性”问题的不同看法。激进主义者和左派政治家一般都对人类的“理性”抱有十足的信心,认为可以通过理性的设计来取代非理性的习俗,并通过合理的计划来控制和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之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者和右派政治家对人类的理性大都没有过高的期许,他们认为任何理性的设计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反倒对非理性的习俗持有相当大的敬意。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待“理性”问题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左、右政党与传统习俗之间的不同关系,及其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态度。
再次,是对“权利”问题的不同看法。激进主义者和左派政治家一般认为人类生而平等,应该具有同等的权利,因而反对贫富悬殊和等级制度。与之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者和右派政治家则大多认为,权利和财富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权利和财富的绝对平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必要的,那会在客观上限制个体发展的自由和社会进步的活力。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待“权利”问题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左、右政党与少数民族、弱势群体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及对待现存秩序的不同态度。
 
左派激进主义与右派保守主义的上述政治理念,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西方世界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相转化的政治变革过程中,二者的矛盾常常集中在王权的取舍、等级的去留等问题上。而当资本主义革命普遍完成,当“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一种公共理念被广泛接受之后,情况便有了新的变化。
我们知道,1789年通过的《人权宣言》不仅是法国革命的产物,而且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理念基石。该宣言共有17条,开头便写道:“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社会区别只能以共同福利为基础。”从而奠定了“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合法性;然而《人权宣言》的最后一条又规定,“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样一来,便给“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说到底,人们自由获得的“私有财产”,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让渡给“公共福利”?如果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后者又将以什么为保障呢?
随着社会的进步,西方人渐渐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其共同追求的社会理想,无论是激进主义的左派,还是保守主义的右派,很少有人公开反对这一理想(公开反对“自由”和“平等”、“博爱”者,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而被视为“极左派”和“极右派”)。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自由”和“平等”、“博爱”之间往往是有矛盾的:过分强调自由,便可导致激烈的社会竞争,社会在充满活力的同时则会陷入两极分化;过分强调平等与博爱,可以限制两极分化,社会在保持平等的同时又会失去竞争的活力。这种“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的矛盾,便为不同的主义和政党留下了新的发展空间。大致说来,所谓激进和保守、左派和右派,无非是针对这一矛盾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而已:凡是为了“自由”而牺牲“平等”和“博爱”者,一般可称之为右派或保守主义者;凡是为了“平等”和“博爱”而牺牲“自由”者,一般可称之为左派或激进主义者。具体说来,它们之间的分歧常常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
“左”:主张平等高于自由;
“右”:主张自由高于平等。
“左”:关心社会公正;
“右”:关心个人权利。
经济上:
“左”:主张国家控制;
“右”:主张自由竞争。
“左”:高税收,高福利;
“右”:低税收,低福利。
文化上:
“左”:强调世界性;
“右”:强调民族性。
“左”:关心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
“右”:关心主体民族和社会精英。
教育上:
“左”:主张国家办学;
“右”:主张私人办学。
“左”:强调人人获得教育的平等机会;
“右”:主张通过竞争来分配教育资源。
国防上:
“左”:强调协商,主张绥靖政策;
“右”:加强军备,喜欢武力威胁。
“左”:鸽派:
“右”:鹰派。
当然了,这种划分是相当粗略的,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很可能出现不尽相同的局面。
在欧洲历史上,左、右差异由来已久。希特勒反对种族平等,主张通过自由竞争来重新划分生存空间,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竞争目的,因而被视为极端的右派;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竞争中所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反对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甚至主张消灭私有财产以建立共产主义,因而被视为激进的左派。
在现实生活中,奥地利的海德尔所领导的自由党反对平等,他们认为日尔曼人比其他民族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效率,因而可以通过自由竞争而将其他民族淘汰出局,所以属于极右派。与之相反,绿党则不仅主张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甚至认为人与其他动、植物相比也不应该有过多的优先权,因而属于极左派。介于这两派之间的是中右派的国民党和中左派的社会党,它们虽然没有自由党和绿党那样极端,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各个方面,也都因基本理念的不同而有着各自的不同倾向。
不仅政党有左、右之分,社会传统也有左、右之别。两德统一后的民意测验显示,如果需要在“平等”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多数的东部人宁愿选择“平等”,而多数的西部人则宁愿选择“自由”。而在欧洲大陆与英、美的比较中则可以看到,相比之下,欧洲大陆有着左派传统,英、美两国则有着右派倾向。据估计,美国的百万富翁已达到900万名,与此同时,每8名美国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官方认定的贫困线以下。与之相反的是,欧洲没有那么多百万富翁,同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穷人;没有那么多发财致富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遭劫被抢的危险。
这种左、右之别甚至可以表现在极为具体的现实政策上。例如,尽管美国不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但却很难禁止私人对枪支的拥有,原因是崇尚“自由”的美国人认为,禁止私人拥有枪支是对其应有权利的剥夺。而这一理由在欧洲人看来,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欧洲虽然也由私人武器,但其拥有的条件却严格得多。再如,欧洲国家一般采取“公交优先”的交通政策,用从私人汽车拥有者那里征得的部分税收来补贴公共交通;美国则注重发展私人汽车,认为过多地征收小汽车的费用是对汽车拥有者自由权利的剥夺……。
导致左、右偏离的原因是复杂的。这其中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利益的考虑。譬如东德有社会主义传统,因而有着往左倾斜的基础;西德有资本主义的传统,因而有着往右倾斜的习惯。欧洲大陆有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因而有相对偏左的基础;英、美两国受英国资本主义革命的影响,因而有相对偏右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东德相对贫穷,在与西德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更珍视平等和博爱;西德相对富裕,在与东德的竞争中处于强势,因而更强调自由的价值。欧洲虽然富裕,但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又常因其不够强大而处于劣势,所以在肯定自由的同时更重视平等与博爱;美、英联盟不仅富裕,而且强大,故主张自由至上则更能体现其国家利益……。
如此说来,正是应了那句老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人也好,国家也罢,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往往会决定其在左、右之间的选择与权衡。
对于这种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现实政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爱好。一般来说,不少欧洲青年希望去美国发展,认为那是一个充满机会并富有活力的国家,不像欧洲这样死气沉沉;而不少美国老人则羡慕欧洲的生活,认为那里更加舒适、更加安宁、也更加人道,不像美国那样动荡不安……。
在民主而富余的西方世界里,人们不仅可以通过迁徙等方式来选择自己喜爱的社会土壤,而且可以通过选举等手段来选择自己所倾向的政治环境。由于不同的党派既代表了不同阶层的现实利益,也代表了不同人群的社会理想。于是,所谓竞选也便成为左、右派别之间的政治较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讲,除了超出“自由、平等、博爱”之共同理念的“极端势力”之外,左、右两派具有完全同样的合法性,任何一派都不会遭受价值观念上的歧视,因而可以公开宣扬自己的激进思想或保守言论。从政治运作的角度上讲,在不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左、右两派都可以认真实施自己的激进主张或保守政策。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竞争是公开的、民主的、程序化的,使得左、右政党一旦上台以后,都不得不对自己所持的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政治纲领承担全部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公开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制衡或彼此妥协。
考察西方的当代政治,左、右政党轮流执政是最为常见的制衡方式,而左、右政党联合执政则是最为常见的妥协方式。前者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它们无论在朝在野,都有足够强大的民意支持,从而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制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执政党出现政策上的失误,那些徘徊在两党之间的部分选民随时都可能转变立场,在下届选举时投在野党的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执政党有较为极端的政治倾向,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不能不慎之又慎。后者如上届法国的政府格局:由全民选举而产生的总统希拉克是右派保卫共和联盟的代表,而在国民议会选举占多数的社会党人若斯潘则以多元左派联盟代表的身份出任了政府总理的职务,这种左、右共治的政治格局显然就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它使得左、右双方都很难产生过激的行为。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左、右两派相互制衡或彼此妥协的政治运作中,才使得西方社会避免走向某一个极端,从而在客观上满足了大多数选民的实际利益。这也正是当今的海德尔无法成为昔日之希特勒的原因所在。
从这一意义上讲,用“左”、“右”二字来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就如同一个人的左、右两侧须保持平衡才能站立、行走一样,其比喻是极为恰当的。
 
不仅一个国家的政治需要左、右制衡,而且国际社会也需要左、右制衡。“冷战”时代,整个世界被分成左、右两大阵营: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试图走一条加强国家控制、减少贫富悬殊的计划经济的道路,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坚持走一条尊重个性自由、鼓励多元竞争的市场经济的道路。这种左、右对峙的局面不仅形成了政治上的对抗,而且形成了军事上的均衡。而正是这种军事上的均衡确保了整个世界的相对稳定。
然而,自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全球性的左、右牵制便出现了严重的失衡。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使左、右阵营变得模糊起来。接下来,苏联的解体,使其失去了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相抗衡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也渐渐放弃了前此以往的“计划经济”路线,在经济领域中使得个性自由渐渐多了起来……。所有这一切,不仅导致了整个世界“向右转”的国际趋势,而且打破了左、右之间原有的力量均衡。
我们知道,在一个民主国家内部,左、右之间的力量竞争是一种体制内部的事情。这种公开的、民主的、程序化的竞争,使得左、右政党即使得势,也不敢做出十分过分的事情。换言之,由于有着法律的约束,使得任何一种倾向的政治团体都不可能随心所欲。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当“冷战”时代的军事平衡被打破之后,又有什么力量来制约美国这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呢?显然,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团体尚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起执法者的角色。果然,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轰炸了南联盟,从而开始了“冷战”之后一个没有国际法约束的国际行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评价这一事件,不是本文的任务所在。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在国际范围内不受约束的军事行为将意味着什么?
显然,任何一种不受约束的军事行为都是危险的。然而,更大的危险还在继续。本来,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它的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有右派倾向的各项政策便对全世界产生着更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代表右派共和党势力的小布什的上台,更使得这种影响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2001年初,当小布什战胜了民主党的戈尔而坐上头号世界强国的总统宝座后,便立即显示出“鹰派”政治家的强硬姿态。上台第二天,他便下令轰炸伊拉克。接下来,他一方面拒绝在有关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一方面坚持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而退出苏美原来制定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他阻扰正在进行的南北和谈。在日本问题上,他听任代表右翼势力的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中东问题一向是世界矛盾的导火索。本来,在具有左派色彩的克林顿和巴拉克时代,“巴以和谈”尽管步履维艰,总还有些朦胧的希望。可是,当美国代表右派共和党势力的小布什和以色列代表右派利库德集团势力的沙龙同时上台后,两种“强硬路线”一拍即合,以色列人便可以“自由”地开着飞机和坦克来对付巴勒斯坦人的自杀性袭击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免会提出这样一种疑问:在当今世界上,谁还有能力来抑制美国的右派政策呢?当正常的平衡机制失去之后,非正常的平衡机制是否会出现呢?——于是,便有了“911”。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上讲,“911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灾难,因而这一事件的肇事者应该为此而付出代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当各国政府异口同声地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我们是否有权利想一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些人能够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以一种同归于尽的决心驾着飞机去撞大楼呢?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作为美国总统的小布什除了进行必要的打击之外,是不是也应该从自身的国际行为上找一找原因呢?
然而,布什政府似乎从“911”事件中总结的不是“教训”而是“经验”。在摧毁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之后,他一方面抛出了“邪恶轴心说”的理论,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对萨达姆政权实行武力讨伐。另一方面则继续纵容以色列的右翼政权对巴勒斯坦人民乃至对阿拉法特本人的军事镇压,而全然不顾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中、俄,乃至欧洲联盟的意见。当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对以色列当局杀害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一事进行谴责时,又是美国动用了否决权而使决议落空。在国防问题上,为了奉行自己以威慑而求安全的右派政策,布什政府不仅大大提高了美国的国防开支,而且通过透露《核势态评估报告》等方式来降低美国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以进行核威慑。所有这一切,不仅使得国际社会无可奈何,而且也表明布什政府将在现有的右派政策的基础上越走越远。
我们常说,辩证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左、右对比的角度来看,如果正常的平衡机制不能出现,那么非正常的平衡机制便必然会出现。而一旦有人以非正常的力量来寻求平衡,将是一种很难控制的事情,这也正是美国及其追随者将面临的最大危险。用所谓“超限战”或“非对称战争”的理论来讲:当今世界,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力量日益悬殊,因而以国家为单位的军事对抗将会越来越少;但由于个人运用高科技手段而造成破坏的程度日益加大,从而少数集团或恐怖组织介入战争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因此,倘若美国完全不考虑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与弱势群体的现实处境,置国际社会的舆论于不顾,继续奉行自己强硬的单边主义的外交路线,其结果必然会遭到非理性的、破坏性的反抗。在这种不择手段的反抗之中,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可能会陷入一种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境地,它甚至会在找不到对手的情况下被拖入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
如何避免这种血腥的战争,不仅需要人类具有足够的勇气,而且需要足够的理智和智慧。在国家范围内,许多人已经学会了通过法律的方式进行公开的、理性的自由竞争,并通过竞争来实现左、右两派的力量平衡,那么在国际范围内,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事实上,在当今面对伊拉克的问题上,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正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们看到,参加反战示威的民众不仅有阿拉伯人,而且有亚洲人、欧洲人、甚至美国人。当那些“911事件”的死难者家属也投入反战行列的时候,人们看到了一种理性的力量。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与自己“冷战”时代的宿敌俄罗斯在此问题上表现出了空前的一致,而“北约”内部却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所有这一切,恰恰显示了辩证法的力量,说明了“冷战”之后国际间左、右格局重新调整的必要性。反过来讲,如果这种新的平衡机制无法建立起来,那对人类社会而言,则将是灾难性的。
总而言之,作为一场人为的灾难,“911事件”不仅是美国人的悲剧,而且是当今人类的悲剧。因而,不仅美国政府,而且全人类都应该从中汲取教训。这教训至少有两点:第一,不同倾向的利益集团必须通过公开的、合法的、和平的方式进行竞争,并通过竞争来实现左、右间的平衡,在平衡中求得发展。第二,无论任何一派有多么强大,都必须给弱势群体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否则的话,本·拉登可以被消灭,萨达姆可以被推翻,但民族矛盾不可能被缓解,恐怖主义也不可能被根除。
 
毛泽东主席有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中国人比西方人多得多,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从而出现激进的左翼派别和保守的右翼群体。只是与西方不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常常只愿意承认自己是左派,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右派。细心的读者们会发现,在国内正规的出版物上,“极‘左’”的“左”字是要打上引号的,而“极右”的“右”字却无须打引号。这似乎意味着“左”就一定比“右”好,如果“左”实在是不好,那也只能是“形左而实右”罢了。因此,与西方人公开站在左、右立场上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不同,中国人中的左派常常是自诩的,而右派则往往是被别人“打”出来的。
与这种左、右概念相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一般认为“激进”是一种革命的进步姿态,“保守”则是一种反动的落后行为,而不像英国人那样,大张旗鼓地挂起“保守党”的旗帜。这种偏见,直到90年代知识界掀起有关“激进”与“保守”的重新反思,才算有所改观。例如,在80年代曾经以激进的姿态而倡导“新启蒙”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就曾这样说道:“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这种认识不止我一个人,大陆上还有别人也对激进主义的思潮作了新的评估。过去我并未接触这方面的问题,也许无形之中对激进主义倒是同情的。仔细分析,这也是由于受到五四以来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如果要探讨进化论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应该着眼于今天仍在支配思想界的新与旧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所以谈论旧的就被目为回瞻,批评新的就被目为顽固。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这种新与旧的价值观念,更使激进主义享有不容置疑的好名声。”[4]另一位著名学者李泽厚也指出:“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在对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过谭嗣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在看来,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于辛亥革命,我从‘文革’起开始怀疑,但没法发表文章,海峡两岸都会反对。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了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5]这种对于 “新”与“旧”、 “革命”与“改良”的价值重估,尽管有利于纠正人们有关“左”与“右”、“激进”与“保守”固有偏见,但却有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
为了将对左派与右派、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反思进行到底,我们既要从学理上弄清它们各自所持有的政治理念,又不能无视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环境,将这种理念绝对化。
首先,一般说来,激进主义者和左派政治家的理想主义倾向常常使其对已有的传统抱有或多或少的反叛情绪,有着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而保守主义者和右派政治家的现实主义态度则常常使其对现存的秩序具有或多或少的维护情结,反对剧烈的社会变革。因此,前者往往被视为革命的、进步的力量;后者往往被视为顽固的、保守的力量。然而在事实上,一种政治行为是否具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不仅要看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理念,也不仅要看其与现存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而且要看其所坚持的意识形态理念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具有可行性,而且要看其所反对或维护的政治制度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下是否具有合理性。从这一意义上讲,左派政党的激进行为并不一定都有进步意义,右派政党的保守行为也并不一定都有消极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讲,上述两位学者的“反思”确乎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反过来说,左派政党的激进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会产生破坏稳定的负面作用,右派政党的保守行为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维护社会的积极影响;更不能不加分析地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同“文化大革命”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从而将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所存在的问题一股脑地算在激进主义者的头上。
其次,一般说来,激进主义者和左派政治家对“平等”和“博爱”观念的重视,常常代表了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现实要求;而保守主义者和右派政治家对“自由”观念的伸张,常常代表了上层社会和精英集团的实际利益。因此,前者往往被视为穷人利益的代言人;后者往往被视为富人操纵的政治家。然而在事实上,左派政党对权利平等的激进诉求,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给下层民众带来直接的好处;右派政党对等级差别的容忍与维护,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给上层社会带来直接的利益。例如,此前在奥地利执政的自由党有着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而该党歧视外来移民的劳工政策,并不利于资本家降低劳动成本的现实利益,而恰恰获得了那些在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下面临失业可能的本国民众的部分支持。因此,那种将左派视为穷人的政党,将右派看作是富人的政党的做法,确乎有些过于简单了。从这一意义上讲,上述两位学者的“反思”并非没有合理性。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反过简单地认为,左翼阵营都是一些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右翼阵营才是一些真正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更不能无视历史上那些代表统治阶级的极右势力,对社会进步所造成的危害。
再次,一般说来,为了彻底变革现存制度,激进主义者和左派政治家常常会采取激烈的行动,甚至会诉诸暴力;而为了维护现存秩序或进行有限的变革,保守主义者和右派政治家往往惧怕或反对暴力革命。因此,前者常常被视为暴力革命的崇拜者,后者往往被视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然而在事实上,一种政治诉求以何种方式实现,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政治主张,而且取决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在历史上,不仅激进主义者和左派政治家采取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而且保守主义者和右派政治家也采用过武力镇压的形式。因此,那种认为激进主义者酷爱暴力革命、保守主义者喜爱安定团结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通常说来,只有在左、右各派无法用民主与和平的方式表达并实施自己之政治见解的情况下,极端性的行为才会出现。从这一意义上讲,“革命”往往是被“保守”逼出来的。因此,不仅革命者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保守者也同样需要承担后果。所以,那种单单去抨击革命的行为,同仅仅去清算保守的做法一样,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说到底,当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否将冲突升级为暴力往往不是由其中的一方单独决定的。在这里,减少暴力的最佳途径不是简单地取消其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民主的平衡机制。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抛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将激进主义与革命、进步划等号,也不应抛开复杂的社会环境,将左派政治家看成是暴力、动乱的制造者;同样的,我们不应将保守主义与消极、反动划等号,也不应将右派政治家看成是和平、安定的守护神。
 
在理论上,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是十分必要的;在实践上,如何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的、理性的、和平的制约机制,更其重要。
迄今为止,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还没有明确的、合法的左右阵营。过去,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确有左、右之别,但它们之间的竞争靠的是武力而不是选票。无论是在国民党掌权期间,还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后,都希望在思想、言论,乃至政治行为上保持一统。然而,表面上的一统并不能掩盖实质上的多元。事实上,即使是在共产党的内部,左、右分歧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于是,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一直数下来,一部中共党史曾经被表述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断斗争的路线斗争史”。其实,即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不能保证永无偏颇,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证明。
冷静地看,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从思想观念上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任何人的思想路线都不可能永无偏差,不同人的思想也不可能永远一致。既然“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因而无论我们如何呼吁统一思想,党内也不可能铁板一块。因此,重要的不是怎样去杜绝不同意见,而是如何以民主的、理性的方式来吸收并整合这些不同意见。从现实利益上看,党内分歧不过是党外矛盾在权利结构中的反映而已。对于特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不同的人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发表不同的意见、表现出不同的期望与要求。当这种期望和要求在党外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们便必然会进入党内,或在党内寻找自己的代言人。这便是“党内有党,党外有派”的道理。因此,重要的不是怎样去压制社会矛盾,而是如何以法制的、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和解决这些矛盾。前者是要在思想舆论上允许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后者是要在法律制度上确保左翼群体和右翼群体之间的竞争进入一种民主的、理性的、和平的程序。所有这一切,说到底,都是一个左、右平衡的问题。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表面上的分歧和竞争并不可怕,在一定的法律制度的监督下,这种思想上的表面竞争往往会导致行动上的相互妥协。与之相反的是,舆论上的高度统一也并不可喜,在缺乏理性程序的控制下,这种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往往会演变为行动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然了,要在中国现有的经济水准、教育程度、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左、右平衡的政治机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短期内所能够完成的,这需要一种长期不懈的建设性努力。在这一艰巨而又漫长的过程中,过于激进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乱,过于保守的行为则必然会失去历史机遇。如此说来,在这种建设“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本身也存在着如何处理左、右关系的问题。
从传统上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整个社会更加注重平等,甚至有过“吃大锅饭”的历史,所以按照西方的标准,当属于左倾社会。事实上,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也大多是以“反右”为主攻方向的。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社会开始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注重生产效率,从而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基尼系数”中看出(基尼系数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1922年提出的测定一个国家或社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为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为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7的高位,不仅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高。专家指出,由于大量富人的收入无法详细统计和监控,所以实际的贫富悬殊,比官方的统计数据要更大些。另一个数据表明,在国内的10亿左右的存款总额中,有80%为不足20%的富人所有。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尚不到总数的10%[5]。因此,若仅从经济状况上讲,中国已经由一个左倾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右倾的社会。
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选择“向右转”的社会发展模式,是由其所具有的自然条件和其所面临的历史境遇决定的。从自然条件上看,中国尽管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众多,从而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从历史境遇上看,中国尽管历史悠久,但由于现代化的转型起步较晚,至今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自然条件和历史境遇的双重压力,中国要想急起直追,弥补自身的已有差距,赶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尽管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仍然是偏左的,但贫富悬殊而又充满活力的右倾社会较之贫富均衡而又惰性较强的左倾社会更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需要。换言之,在没有条件建设一个福利社会的前提下,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可能最终走上共同富余的道路。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右倾的发展模式尽管使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并富有张力,但其负面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从理论上讲,这种“效益优先,公平滞后”的发展模式与我们长期所期望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确乎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从实践上讲,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现实利益,将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同国际关系一样,如果中国内部的左、右关系失去平衡而又无法建立起正常的约束机制的话,那么非正常的平衡机制也会打破已有的和谐,甚至会导致动乱。其实,无论对于哪一个社会阶层来说,社会动乱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从这一意义上讲,谁也不希望动乱的发生。但是,口头上反对动乱并不等于实际上防止动乱,甚至行动上镇压动乱也并不等于从根本上杜绝动乱。真正防止社会动乱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是在政策上防止左、右关系的严重失衡,二是在制度上建立起左、右平衡的约束机制。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尚缺少明确的思想和自觉的行动。
前些年,学术界曾有过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它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效率和人文情怀这对矛盾的不同看法。接下来,由这场讨论延伸出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理论对峙:前者主张自由竞争,强调社会效率,认为暂时的贫富悬殊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代价;后者主张制度创新,关心弱势群体,认为不应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进步。孤立看来,这两种观念各有各的道理,但放在一起,它们又势如水火、针锋相对。显然,这种争论是很有意义的,它似乎表现出中国当代知识界左、右阵营的自觉与雏形。
 
注释:
[1]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卷,第177页。
[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卷,第560页。
[4]王元化:《关于近几年的反思答问》,文汇读书周报》1994,12,3。
[4]李泽厚:《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5).
[5] 参见《“基尼系数”能降下来吗?》,《经济观察报》20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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