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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专访杰姆逊:“理论已死”?理论何为?
2015-03-22 09:42:2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我确实认为有些著作需要一直不断地被这样或那样地阅读,而且我要说,虽然理论的起源是语言学,语言学本身并没有强加给我们同一种理论必然性(虽然其他因素或许会如此)。但可以肯定地说,想要在理论著作中回避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涉及到整个人类经验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现实和心理现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回到经典的弗洛伊德主义甚或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早期形式),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两种思潮的历史。显然政治一直存在,自我考察的努力也一直都存在,这些对理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而哲学资源则可能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我已经提到的德勒兹)——如今斯宾诺莎就显得比笛卡尔重要得多。复兴是各种各样的,如目前我认为也有黑格尔哲学的复兴。对于经典来说,它们在各种当代理论那里不断地变换着形象。因此我不想提出任何特别的经典,只想说:理论同样具有自身的历史,正如其他学科有其自身的历史那样,而理论除了本身关注的问题之外,还必须面对这一历史。

    张旭东:“批评理论”不但要去分析和批判现象,同时也要随时保持一种自觉、反省和自我批判,否则它的理论含量就会大打折扣。一些反对理论的人似乎觉得只要攻击理论具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就可以借“普世真理”的力量解除它的理论武装了,大概这种倾向在非西方社会更明显。但真正的理论立场,都会明确承认自身的意识形态性质,而不是去可以掩饰它,不是吗?

    杰姆逊:在我看来理论归根结底可以被等同于所谓“意识形态分析”。这一说法可能让有些人觉得出乎意料,他们觉得意识形态是个很简单的东西,无非关乎进步立场或反动立场等等。我认为理论依靠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向我们展现了相反的一面: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建构,与牵涉其中的人们的历史处境休戚相关;它既在意见和观念的领域发挥作用,也在文学领域本身发挥作用——如文学的叙事和形式建构等等。我本人相信,重新确立“意识形态”这个词是有益的,因为不论它是否具有颠覆性,至少它对于学者而言具有警醒作用(如果不是令人恐惧的话)。它让这些学者意识到,我们的理论工作不仅要揭示某个作家或思想家的基本观念,更要探究形式实践或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系统或某个特定理论建构背后的意识形态。

    张旭东: 二十世纪出现的一批理论家都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和个人风格,比如德国的本雅明、阿多诺;法国的萨特、拉康、福科、巴尔特、德勒兹等,读者对他们理论文本的个性了如指掌,就像对现代派作家、诗人甚至古典音乐作曲家的风格一样熟悉。其实您本人的理论作品也具有这样风格意义上的个别性。这是否会给人一种印象或错觉,觉得理论其实也就是个人意义上的写作或“作品”,是一种个人风格化的文本游戏?而其实理论话语的理论性和历史性,更不用说它接入社会的力量,不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一些大问题,比如生产方式,上层建筑,阶级、国家、种族、性别之类的社会性、集体性因素吗?

    杰姆逊:对,这是我想谈的关于理论的第三个主题。理论和某种集体性分析(甚或精神分析)有关。要说文学和观念有什么神秘的话,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些文本的流行和对它们的集体兴趣。在某一时刻,某些文本出人意料地受到人们关注;某些观念体系似乎突然能够对所有需求给出回答——有时候是某个群体的需求,如知识分子的需求,有时候是更一般的需求。当然,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不仅仅是考察文本,更需要考察对于文本的接受以及它们对应的历史社会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的是,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理论分析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即便它处理的是文学和文化,因为理论分析——虽然我认为它对于文学和文化的处理首先应该是形式分析,因为至少就我个人实践而言,意识形态是通过形式展现的——为我们提供了种种症候和模式以进入更广阔的历史社会情境,而这一更广阔的情境也总是一个矛盾结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这些。

    张旭东:面对这些集体性、历史性矛盾,“理论”的理论意识固然是总体性的,但在具体分析和处理上,它也不是万能的、包打天下的知识形态和写作方式。您本人写作的涵盖面很广,但仍然基本上限制在文化领域。您能谈谈批评理论最直接、具体的对象,或者说它的思想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吗?

    杰姆逊:我认为成熟的理论分析的特征在于,它是对表征的研究。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表征。我不同意当下很时髦的做法,即区分“表现”(presentation)与“表征”(representation)。我认为我们所处理的文本——无论是概念文本、叙事文本还是语言建构或语言实验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以通向理论分析的具体实践。

    之所以“形式”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让我们得以考察社会的自我理解的边界,或社会本身的边界——换句话说,你只有在某些特定社会情境下才能讲述某些特定的故事。因而探究这些边界以及为什么在某一特定社会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出现某些文学形式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历史上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悲剧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据说在法国现代经典悲剧之后,悲剧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就不再有效了。虽然作家们还在写悲剧,但悲剧作为形式本身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就很有趣了;这本身就是考察现代社会性质的一个线索。比如卢卡奇就在他早期的小说理论中处理了相关问题——我用这个为人熟知例子来说明理论分析的作用。你也可以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哲学体系的问题上:需要考察的是,哲学在哪一点上无法继续创造一个体系,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诸如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转而致力于批判哲学体系。无论如何,人们或许可以从这些例子中更具体地了解到理论分析应当如何进行。      

    张旭东:所以理论在面对外部环境、问题和自身话语范式变化过程中也会生成不同的、新的理论生产方式。这不应该被视为理论的终结,而是理论的继续发展。在今天的中国重提理论,我想不是要在学院体制内为这种或那种理论流派争得一个地位,而是理论中国化过程的一个环节。“理论”从二战前后的欧洲向作为后现代发源地的美国转移,本身也是一个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新的问题的过程吧?

    杰姆逊: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所实践的那些理论和理论分析在流行趋势上的变化。我认为这一点和当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有关,与后现代的兴起有关,并且根本上与所谓“高等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关。我感到如今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达到了20世纪初期(例如现代派的黄金时代)不曾达到的程度,所以它们需要一种不同的分析模式。十分清楚,随着社会的变化理论关注的焦点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毫不奇怪,理论也需要有新的任务,旧的理论形式会显得过时,或至少与新任务不相称,等等。中国的历史与西方极其不同,但理论在中国的任务显然也要相应调整——尽管我认为随着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兴起,西方有关媒介、大众文化的理论用于分析中国也变得很合适了。      

    张旭东: 理论要保持自身对历史矛盾的敏感性、善于抓住时代的问题,并在分析和阐释过程中具有对自身话语运作和形式构造的批判反思。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和古往今来的思想形态一样,是以“追求真理”为其终极目标的。但它与传统思想形态——比如哲学体系——又很不同,因为它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并不想占有真理或以真理自居,其实理论正是一切以真理自居的话语方式的对立面,不是吗?

杰姆逊:任何理论著作都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媒体社会尤其无法回避这一问题:物化。我认为我们也可以说,理论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哲学在许多种真理上的物化。但就像其他事物一样,理论本身也有可能被物化,我们往往会把理论和某些物化的专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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