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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专访杰姆逊:“理论已死”?理论何为?
2015-03-22 09:42:27   来源:文艺学网   点击:


 

张旭东
内容提要 从“上帝已死”、“作者已死”、“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到最近的“理论已死”,眼下的全球化进程的时代一方面缺乏理论激情、理论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明显地需要理论。理论是否“已死”?理论又能“何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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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帝已死”、“作者已死”、“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到最近的“理论已死”,眼下的全球化进程的时代一方面缺乏理论激情、理论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明显地需要理论。理论是否“已死”?理论又能“何为”?

    1985年,当代理论大师杰姆逊首次访问中国,为中国学界送来“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开启了中国批评理论界的新时代,深刻影响并推动了中国批评理论的进程。杰姆逊先生的著述已成为国内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文学和文化批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时代文化政治分析领域的基本文献和共同的知识参照系,其本人也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理论标本。12月12日,年届八旬的杰先生将再度造访北京大学。这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本报独家刊出先生弟子、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对杰姆逊先生关于“理论消逝”时代“理论何为”的访谈,以飨读者。

    张旭东:很高兴您能再次访问中国。这次访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由一个以理论为核心旨趣的学术同仁组织——国际批评理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ritical Theory)策划和安排的。您知道,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思想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得到了纽约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支持,在这四所大学设立了联合研究机构,而它灵感来源和组织原型,正是您本人创办的杜克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Duke Institute for Critical Theory)。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是打算依托这个平台,把批评理论进一步同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基础教育、专业训练和社会思想时间结合起来,为积极介对当代文学、文化、社会、思想现象做些准备。比如我们目前正在编辑一本批评理论的基本读本;同时准备2013年夏天起在纽约大学马德里中心、北京和上海举办一系列暑期训练班、工作坊和专题讨论会。为此,在过去一两年里,中心成员做了一系列准备,围绕有关康德《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阿多诺《美学理论》、关于“启蒙”概念的理论反思、小说理论、社会主义审美现代性等一系列话题,组织了一些课程、研讨会和读书小组活动。

    您上一次来访是10年前,那时候“学术”压倒“思想”、“国学”取代“西学”风气还比较盛,同那时相比,今天大学校园里的理论兴趣有了明显的增长。不过,同27年前您第一次来中国、在北大开课时“文化热”、“方法论热”的氛围相比,理论恐怕还不是中国知识和思想生活的核心和热点。我想,这一方面同中国学术自身理论积累和兴趣的相对薄弱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和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性“理论时代”的退潮有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在思想文化领域似乎并没有带来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恰恰相反,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批判和想像力方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单一化和保守倾向,是实证主义和经验论。眼下这个时代一方面似乎缺乏理论激情、理论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明显地需要理论。我们是否需要对“何为理论?理论何为?”这样的问题做些思考?您能就批评理论在当代西方语境里的定义和自我理解跟中国同事们谈几句吗?

    杰姆逊: 你问的虽然是关于批评理论的问题,但我想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之总称为“理论”的问题,以及有关理论在如今存在和活动的形式的问题。我的回答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是理论本身的性质。我认为理解理论最简易的方法是将它理解为对于英美经验主义的攻击。无论何种理论都旨在质疑下述观念:存在着可规定的单纯“事实”;观念(甚至语词)是“物”,也就是说它们是与真理对应(或不对应)的种种再现。这些根本而言属于经验主义甚或实证主义的立场,忽略了“中介”或“表征”的观念。在我看来,所有形式的理论都预设,在思想方案与其语言形式或恰当观念形式的表述之间,存在着一个要经历所有“中介”或“表征”的过渡环节。因此,理论的任务在于展现这些中介或表征,并从其本身出发对这些中介或表征进行考察。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理论”成了一个补充性学科?不是。就所谓“理论”诞生的时期而言,我想将战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及其种种变体作为起点。当然了,理论的基础要比这深得多:比如牵涉到存在主义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但姑且让我们将结构主义作为一个有用的起点。我认为,一个历史事实是理论逐渐向各种不同学科转移并改造这些学科。很可能人文学科是最早接受理论影响的领域,理论往往质疑老式的文学解释方式,并提出新的结构主义解释方式。但结构主义的这层质疑逐步被文学体制本身所吸收,因而在十年或十五年前出现了由老式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发起的针对理论的反动浪潮。

    张旭东:反理论的思维一方面似乎是延续一种“终结者”的思维方式,从“上帝已死”、“作者已死”、“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到最近的“理论已死”。但另一方面,是否二十世纪理论运动自身也形成了种种体制化、经院哲学化、官僚化倾向,迫使新一代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在今天美国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很难想像完全拒斥理论的学术路径,因为理论已经渗透进各个学科和研究领域,即便口头上反理论的人,其实也不得不接受许多“理论”带来的学术前提和思想前提。

    杰姆逊:今天,所有这些都已经被体系完美地收编整合了,以至于有年轻学者从左派立场而非传统立场出发进一步攻击所谓“旧理论”。同时也要看到,理论在各种不同学科中的批判性干预是不均衡的。在我看来,接下来应用理论的是社会科学——取决于其向何种方向发展,我的看法是人类学是结构主义的阵营,比起社会学来接受理论更快,最后才是自然科学把理论用在所谓“科学研究”或检验科学范式等方面,虽然托马斯·库恩无疑是发明物理学“范式”一词的人(大概在1950年代吧)。

    总之,当人们问及理论的位置时,需要面临的问题有两个:第一,理论是批判性的,而且总是与某个既有的科学或学科领域挂钩。第二,非常明显的是,各门学科都有复兴理论的趋势。

    张旭东:“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而言,当然是反经典化的。但“理论”自身作为一个知识结构和训练程序,是否也有自己的“核心文本”和思想资源呢?比如早被宣布寿终正寝的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如今在学院里仍然以经典文本的形式延续香火、为一代又一代学者提供教职和学术地位,继续生产出新的柏拉图专家、康德专家、尼采专家。理论自身的批判倾向、历史化倾向和去经典化倾向,会给自己在学院环境里的生存带来麻烦吗?

    杰姆逊:我认为存在“理论经典”——但它很容易和哲学经典搞混,因为有些我们所谓“理论”发端于哲学,德勒兹就是个显然的例子。当然也有很多理论并非如此;相反,它们起源于其他学科,如布迪厄之于社会学。不过“理论经典”不仅包括那些基本著作,如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理论,而且包括过往的经典——回溯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及各个不同理论家们自己的经典文本。因此,如果你要解读德勒兹,那么你的经典文本中就得包括伯格森和斯宾诺莎;如果你要解读海德格尔,那你一下子就面临所有那些古希腊哲学家。传统文本重新在理论经典中出现,但如我曾经谈到的,这种新的出现方式颇有诙谐色彩,因为它形成了如此之多可以替换的“经典”;也就是说,经典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不可移易的,它们并不僵化在纪念碑式的传统之中。相反,它们是在不同理论场合下可资利用的抓手。

我确实认为有些著作需要一直不断地被这样或那样地阅读,而且我要说,虽然理论的起源是语言学,语言学本身并没有强加给我们同一种理论必然性(虽然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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