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数据库 古代文论数据库 旧版入口 English
首页 > 学界要闻 >

“文化诗学与童庆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综述
2016-12-22 10:21:28   来源:文艺报   点击:

\    
           2016年10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福建省作家协会、福建省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共龙岩市委宣传部、中共连城县委县政府在福建省连城县主办了“文化诗学与童庆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学者与会,会议围绕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童庆炳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创新、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作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童庆炳先生一直奋斗在文艺理论研究和教学的第一线,他提出的“文化诗学”构想将陷入理论困境的文学研究方法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理论命题,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点呼吁”“三个维度,三种品格,一种追求”“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等等,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努力。同时,童庆炳先生也身体力行,积极投身文学创作,曾写作两部长篇小说和多部散文集,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程正民教授认为,文化诗学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一种有人文情怀的文艺学,一种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文艺学。文艺学研究是复杂的,不能靠单一方法、一种灵丹妙药来解决,而是要通过文化诗学理论去探索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完成内容与形式、文本结构与历史语境的互动互构。他高度评价了童庆炳文化诗学蕴含的“和而不同”的整合性,对与会学者深有启发。
          冯毓云教授着重阐释了文化诗学的“现实性”,并评价这一理论体系立足中国,建构了文艺理论的“中国式话语”。冯教授认为,童庆炳先生文化诗学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归根到底都是要求强化文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品格:“一个中心”是从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出发,强调文学理论须臾不能离开文学的现实;“两个基本点”从人类文化这个大视野出发,强调文学理论研究必须从历史语境出发,既要审时度势地考察与文学和文学理论有关的一切历史条件、历史思潮、历史诉求和历史局限性,又要高屋建瓴地分析、综合、创新。
          马大康教授将童庆炳先生的“文学活动说”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要更为细致地把握和考察“文学行为”,将文学视为一种独特的话语行为,通过对话语行为和人之行为展开分析来揭示话语和人物的历史性,由此推进文化诗学建设。
文化诗学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学者们就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如何就审美问题展开跨文化对话,完成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学术更新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沈金耀教授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对文化诗学的内涵做出了阐释,认为文化诗学的“文化”强调的是其动词意涵,也就是人的自我塑造,倡导的是一种诗意的文化创意。沈教授从儒家“兴于诗”、“性本善”的观点出发,试图从文化的整体意义来把握人生存的可能性,打通传统思想与现代诗学的关系,从而对人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发展这一“文化创意”问题做出思考。
          香港大学的张本楠教授运用文化诗学的方法,结合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语境,对王国维戏曲研究中之“重文章而轻音律”“考显而史隐”“扬元剧而抑明清曲”这三个争议性论题做出了回顾与分析,深入探讨了王国维对中国戏曲研究走向现代的贡献、历史地位以及王国维的内心世界。
          方锡球教授说,不同于传统的“龙学”研究范式,以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现代阐释范式”研究展现了宏观的理论视野、个性化的学术积淀和个人性的理论取向,其所建构的“传统——诠释——新变”双重阐释模式是对文化诗学方法的自觉运用,标志着《文心雕龙》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姚爱斌教授认为,童庆炳先生多年倡导的文化诗学,强调多种研究方法的整合与统一,经过众多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努力和实践,文化诗学已经化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治学理念,渗透于广大学人的学术研究之中。
童庆炳先生不仅是文艺理论家,同时还是一名作家。在童先生看来,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共同产生了意义,都是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都是对于时代的认识,二者所创造的世界同样重要。
          裴亚莉教授深入历史语境,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评析了童庆炳先生的散文创作。裴教授认为,童庆炳的散文创作是学院散文写作的代表,既有非常可靠的学理支持,又能体现出生动鲜活的文学性特征,并且由于个人际遇,其散文写作渗透着丰富的社会主义经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在童庆炳散文中,对新中国经验的描写与对新时期各种文化思潮的反思实现了历史交汇,从这个意义上讲,童庆炳的散文并不仅仅是对小我人生经验的书写,而且是对于民族历史及未来的深刻思考。

 \
            赵勇教授聚焦于童庆炳先生的“故乡散文系列”,并将其中反复吟哦的乡愁、怀旧主题与童先生晚年提出的“物以情观”的美学思想联系起来思考,指出童庆炳的故乡散文完成的是一种学术层面的还乡之旅,并且在这种文学还乡的形式和审美型怀旧中得出了“审美即‘物以情观’”的著名美学论断,文学、经验和理论在此融为一体。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展开跨文化对话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赵宪章教授从学理层面梳理了文学图像论由初具规模到发展成新世纪显学的生长过程,并尝试对文学、图像联姻的必然性作出解释。他提出,如果说19世纪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问题,彼时的文学研究母题是“文学与社会”;而进入20世纪后,意识形态上的表意矛盾在人类社会突显,使得文学研究的母题相应地演变为“文学与语言”;那么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图像取代语言来进行表意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文学研究极有可能演变为“文学与图像”母题。
          傅修延教授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诉诸听觉的叙述方式,以麦克卢汉所说的“听觉人”与“视觉人”来比较中西方文学的不同叙事传统。他将听觉传统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叙事特征概括为“尚简”“贵无”“趋晦”和“从散”,并对明清小说的“缀段性”结构与西方小说“头身尾”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性做出了细致的考察和对照,详尽地论述了西方视觉叙述传统与中国听觉叙述传统的差异。
          作为教育家与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有着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本次大会分组专门予以研讨。《教师月刊》主编林茶居、《文学评论》编审吴子林介绍了《教育,整个生命的投入——童庆炳教育思想文萃》的编选、出版过程,深入分析了童庆炳先生语文教育改革的新思维及其意义所在,并与连城县20余位中学语文骨干教师积极互动,探讨了未来中学教育可能的发展路径。
          李春青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文化诗学作为文化理论研究的一项突破性尝试,是大有可为的,本次会议对文化诗学三十年的回顾和展望,表明文艺理论研究者已经逐渐摆脱研究困境和影响焦虑的纠缠,开始一同沿着文化诗学的路向展开各自的学术突围: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童庆炳先生的基础上去丰富、细化和发展文化诗学,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研究实践中去践行文化诗学,使其变为活生生的、具体可感的研究实践,把文化诗学真正落到实处、落到细处,让文化诗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上一篇:"思想与方法: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
下一篇:【文心讲座】第55期:二十世纪非洲文学的殖民性和现代性